《理瀹骈文》针药结合的思想与方法探析
吴师机研制膏药选方用药以气味俱厚及生用为主，认为“虽苍术、半夏之燥，入油则润;甘遂、牵牛、巴豆、草乌、南星、木鳖之毒，入油则化，并无碍。又炒用、蒸用，皆不如生用”[1]8。选用药性峻烈生猛类、辛辣温热类、芳香走窜类、活血化瘀类的膏药外用时对体表穴位可产生刺激作用，利于通经活血，加速药物渗入。
吴师机在膏药的运用中还注重引经配伍。对药性较为平和的外治膏药方，虑其或缓而无力，还要加上引药。“膏中用药味，必得通经走络，开窍透骨、拔毒外出之品为引。如姜、葱、韭、蒜、白芥子……之类，要不可少，不独冰、麝也”[1]8。“升麻引上，牛膝引下，桔梗载药浮中，三承气分三焦，此用药之法也”[1]39。“假猛药、生药、香药，率领群药，开结行滞，直达其所……气血流通，而病自已”[1]24。《理瀹骈文》中，姜、葱、槐、柳、木鳖、蓖麻、石菖蒲、穿山甲、轻粉之类为较多外治方之最常用之药，酒、蒜、桃、芥、椒、艾之属，延胡索、木通、细辛、威灵仙、木香、苏合油及其他行气开窍走窜之品随证加用。
22针灸贴药，合用增效吴师机根据具体病症，特别是对中风、中恶、痧症、劳伤、臌胀、血崩、惊风、喉风、流注等急难危重病症的治疗，在外用膏药的基础上，同时配合针、灸等多种疗法，针药并用，以提高疗效。对急症、热症、痛症多配合针刺放血散毒。无论风火、时邪、喉蛾、喉缠、生珠或生瘤，皆用三棱针刺少商穴出血，并刺委中穴，以泄毒气。喉闭刺十宣穴，皆是火郁发之之意。又急症并刺患处出血。
而膏药外贴配合用灸则方法多样。如治产后流注、五劳七伤等，或“贴膏后熏之”(太乙针)，或用药物“插”“填”法配合用灸，或“熨”后加灸，或用药“敷”法配合用灸。治全身各处痛，还常用隔物灸，在患处隔荷叶，燃艾1~2炷。治产妇痈疽隔生附片灸患处，小便闭采用隔盐灸神阙，乳症用隔碗灸，此外还有隔蒜灸、隔药灸、重脐法、温脐法等。《理瀹骈文》中还记载了太乙神针、百发神针、内府雷火针、治癖神火针、阴症散毒针等，这些治法都是用艾卷药条灸。桑枝法、桃枝针法、灯火爆法、神灯(火)照法，则是用不同燃料与方法烤灼熏熨。另有膏、丹、丸、散、饼、栓、泥等多种剂型的天灸方剂，以及水灸、蜞针。所载的发泡验方更是不胜枚举。灸法应用之多，体现其“艾火能透诸经而治百病”的重灸思想[2]。
另外，吴师机根据不同临床表现，灵活选用不同药物和穴位，如治阳黄用行水膏贴天枢，阴黄用散阴膏贴命门。同是头痛，虽均取太阳穴，但按痛的性质部位不同，用药也有差异。在针灸贴药的顺序上也不尽相同，有先药后灸，如痛风，先敷药，再以桑枝燃火逼之;有先针后药，如唇菌针少商出血，再以地龙捣敷足心等。可见根据辨病与辨证的不同，如何选穴用药及选择针灸贴药的顺序，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古代中医针药并用的历史源远流长，吴师机针药结合的思想更独具特色，既能在单独运用膏药贴法时，注重取穴选药，将针灸理论融会贯通，又能根据具体病情针药并用，力求针药配合，实用性很强，优点较多。正如《理瀹骈文》中所说:“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外治之药亦即内治之药;所异者法耳”[1]5。“外治与内治并行，而能补内治之不及”[1]6，“治在外则无禁制，无窒碍，无牵掣，无粘滞”[1]5，“简而无损”，“可于脏腑无伤”。“膏药治病，无殊汤药，用之得当，其效立应”，不仅“多验于穷苦之人”，且在“诸医束手告退”时“用之有验”[1]11。经穴外敷贴药将针灸与中药密切结合起来，利于发挥两者的双重作用，使疗效相得益彰。相对针灸而言，无创痛，较安全，方法简便，患者乐于接受。但中药透皮吸收、中药穴位贴敷疗法方面的基础研究较针刺疗法的基础研究而言，几乎还是一个空白，这种无创痛穴疗法值得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清·吴尚先.理瀹骈文[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
[2]魏稼.论针灸学家吴师机的学术思想[J].中医药通报，2007，6(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