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医思维在高等中医药教材建设中的体现

    现代中医人才培养除部分沿袭近代民办中医教育模式外，基本是仿照西医的办学模式，现代学习中医的人出生就在多元化思维影响下成长，没有学习中医药的传统文化背景氛围。一方面是“西学东渐”影响淡化了我们传统文化思维，另一方面却是我们任其淡化的不作为。学生在校专业思想不稳定，毕业后改行，甚至责难于中医，成为中医药发展的掘墓人也就在所难免。在多元化发展中教授中医药学科，强化传统文化的认识和加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程度是保证中医思维特色的关键，高等中医药教材建设中对此等闲视之就等于放弃。
   
　　目前的中医院校课程体系改革系列教材的《中医思维学》［1］已经开始了对中医思维学研究，但是，其一，目前没有进入必修课程体系；其二，仅仅是一门课的教材，中医思维还没有渗透到临证辨治的教材中去解决中医思维指导选方用药或取穴，没有形成营造中医药文化氛围的系列行为。但毕竟是我们已经有了在教材中解决中医思维的意识，只是远远不足，需要整体教材的反省和改变才可能营造出中医药文化氛围，建立起中医思维。

　　3  在中西医比较中领悟中医思维的优势是中医药发展的动力

    “西学东渐”对中国的影响一直持续到当代而未止。就医学而言,1840年以后，中西医共存是无容置疑的现实。中国人不论是从医者，还是老百姓治病或生病都会面对两种医学办法、手段和思维方式的选择。谁都回避不了的中西医比较，而且也无须回避，客观理智的比较之才会显现优势。

　　3.1  中西医发展背景和中西医课程设置决定了中医教育更需注重学科优势近代医学教育出现的清代（1644—1911），中国自办的西医学校始自1865年同文馆附设的医学科；近代中医学校始自清代后期1885年浙江名医陈虬在瑞安创办利济医学堂。

    中医的近代教育不仅晚于西医近代教育，而且一直是在“西学东渐”的干扰和影响下挣扎生存。中医和中医教育自晚清开始就受到批评和指责，批评和指责多来自于没有学过中医或不懂中国传统思维的人。看现代中西医教育就可见：西医的课程体系中，一门60～72学时的《中医药基础》课程，成就了西医学生对中医药的全部理解；中医的课程体系中西医各门课程学时比例几乎各占50%，甚至于西医还超过中医课程学时。在此不是强调西医课程体系要多增加中医药课程比例，或者是中医的课程体系要减少西医药课程比例。至少说明学习西医的对中医的了解程度不如学中医的对西医的了解程度，加上中医思维所训练的客观态度。因此，多听见西医批评和指责中医，很不容易听见中医批评和指责西医。事业发展离不开政策保护，但政策保护不是万能的，事业发展更注重学科优势。

　　3.2  中西医比较中出优势需转化为教材里的授课内容西医内科是病因治疗，但现代病有许多是原因不明或即便认识病因，对付病因的药物尚未问世，如SARS的治疗无法体现西医内科针对性强的治疗优势；西医外科是病位治疗，但现代病有许多是发病部位不确切，如肝肾综合症等，无法体现西医外科病位准确的治疗优势；而中医的辨证施治却显现出“不认病，只认证”的优势；西医对致病因素治疗准确，却对如何恢复被致病因素损害的器官和各个系统的活力和功能一筹莫展，以至于能治病不能救人。中医依靠恢复和加强气的功能来增强生命活力，体现治病救人的优势；西医注重出问题后的修理，中医更重于出问题之前的调养，尽管西医也有三级预防，但预防手段和办法的绿色自然性不如中医药的取其自然……发展不是批评和指责其它医学，而是在客观的比较之中显现优势。
   
　　我们今天的教材：其一，中西医不做比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知道何为中医药优势，而西医学反而凭借“看得见、摸得着”的直观可信，让学生认可；其二,一本教材里中西医治疗方法同时陈列，但实际上中医和西医的师资谁也讲不清，教材和师资都停留在“是什么”而不解决“为什么”。老百姓把中西药同时吃进肚子里，美其言是中西医结合，学中医越学越糊涂也是自然；其三，我们花了许多精力在争辩中医药优势，却放弃了对事业发展后来人的中医思维教育。既然有优势就扎扎实实写进我们的中医药教材中，转化为教材里的授课内容，干有益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实事。

　　3.3  中医药教材不能只看到“西学东渐”而看不到“紫气东来”学科优势是发展事业的核心，中医药的学科优势就是中医思维。“中医药经过几千年的实践和发展，无疑是补充与替代医学中最为绚丽的瑰宝。中医药一经与现代科学相结合，必将对现代医学发展作出贡献，同时，现代科学发展也将为中医药现代化创造条件。”［2］

    科学多元化发展的今天“西方文化中心论”正在打破。国学大师钱穆晚年在最后的著作《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中提到自己“彻悟”天人合一观“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并“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贡献，主要亦即在此”［3］。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反对把中国传统科学视为失败的典型，认为它保存着“内在而未诞生的最充分意义上的科学”，觉悟到应该按东方的见解行事 ，“因为从中国人的智慧和经验中，我们可以获得医治现代病症的良药，以及推进今后全人类的哲学发展的必不可少的要素。”［4］；美国科学史学家萨顿重视东方思想的巨大价值，力求达到东西方文明相互理解和借鉴，其强调指出：“伟大的思想很可能有机会悄悄的从东方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必须伸开双臂欢迎它”［5］。

    生命和死亡是哲学思考的中心问题，医学最终要归于哲学，传统文化与中医学精神内核的一致性，决定了在高等中医药教材建设中体现中医思维，让学生和授业者不能只看到“西学东渐”而看不到“紫气东来”，这是我们的历史责任和义务。

【参考文献】
  　［1］王庆宪.中医思维学［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6.

　　［2］韩启德.现代医学的回顾与展望.中国科协2003年学术年会上讲话，该文首贴于人民网2003年9月13日.

　　［3］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J］.中国文化，1991，4：23.

　　［4］李约瑟.四海之内─东方与西方的对话［M］.北京：三联书店，1987：94.

　　［5］萨顿.《科学史导论》“萨顿科学史”丛书［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