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当前国内腐败特点及其根源

　　（四）多样性。腐败的形式多种多样，且不断翻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每每制定一项反腐措施，又会有新的腐败形式出现，且新腐败都带有一定迷惑性、“合理性”、“科技”

　　含量高。在上世纪80年代，国家推行价格体制改革，生产资料价格实行双轨制，大量寻租性腐败机会也由此而产生。顿时，通过“走后门”“、批条子”而争相“寻租”的行贿受贿、投机诈骗、倒买倒卖和“官倒”等腐败现象一度猖獗。上世纪90年代后，随着价格双轨制的逐步取消，与此相联系的腐败现象也随之逐渐消失，但以贷款谋私利，以贿赂求“上市”，贪污或挪用公款从事“炒房”、“炒地”、“炒股”、“炒期货”等现象日益严重起来。[5]当前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腐败分子的腐败手段更加高明，腐败方法更加隐蔽，腐败形式更加复杂，由经济腐败升华为生活腐败，个人腐败上升为集体腐败，衣兜腐败转化为嘴上腐败。当然任何腐败都是人制定的游戏规则，群众的眼睛是亮的。只是打击滞后，措施不力。事实证明只靠自上而下的打击和预防腐败是远远不够的。

　　二、腐败的根源探究。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要求“把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政策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那么腐败的根源在哪里？目前对这个问题讨论的多，但没有取得共识。见诸于报刊杂志上的论点更多的是枝节问题，网路上的一些讨论更有见地，但不被作为正统接受。腐败的根源不能解决，腐败的根基就不能动摇，就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腐败问题。笔者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认为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认识腐败的根源。

　　（一）私有制存在是腐败产生的最根本原因。普遍的共识是人类社会第一阶段，即原始社会是不存在私有制的，因为那时生产力低下，产品没有剩余，私有制产生的条件不存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提高，产品有了剩余，私有制才有了产生可能。随着私有制出现，人类社会过渡到阶级社会，出现了国家，社会分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剥削阶级利用国家机器剥削压榨被剥削阶级，这本身就是腐败。当腐败到了一定程度，必然引起被剥削阶级的反抗；同时剥削阶级内部也分为不同等级、不同阶层，也存在矛盾冲突，矛盾冲突必然伴随着腐败产生，其最终结果：要么是统治阶级实行自身改良，要么是产生旧统治被推翻的革命。纵观阶级社会的历史朝代的更替，社会制度的变迁，根本原因就是私有制引起的矛盾，直接表现就是社会对腐败的容忍度。

　　当前，我国仍然存在着私有经济，并有一定的蔓延趋势，私有观念越来越根深蒂固，这是不可否认的社会现实。这一方面固然有历史传统的影响，更主要的是当前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不完善的原因。我国正处于改革的关键时期，一方面经济增长迅速，国力增强，人民生活得到改善：

　　另一方面，原有计划经济体制被打乱，新的市场经济体制没有完全建立，各种利益冲突更加突出，为腐败滋生提供了温床。过去，我们强调计划和市场作为经济调控手段各有优缺点，正确的是发挥各自优点，克服各自缺点。但现实的情况是，计划的优点没有被显现出来，而市场的弊端却不断扩展，这是必须引起注意的地方。

　　当然有人否认把私有制看做腐败的根源，而认为权力才是导致腐败产生的根源。笔者认为私有制和权力是不可分的，没有必要分孰先孰后，但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是以私有制为前提的，并非一切公权力的合理运用必然导致腐败。也有人以西方发达国家腐败程度较轻，而否认私有制根源。其实西方国家也必然存在腐败，一些国家腐败程度较轻是其自身改良的结果罢了。而国内的一些腐败显然受国外腐败的生活方式影响。

　　（二）“关系型”社会是腐败产生的根本机制。从近几年国内发生的腐败案例来看，腐败分子的成长离不开一层层的社会关系网，如：家庭关系、亲戚关系、同学关系、战友关系、朋友关系等，而腐败分子的落网也和某一“关系”的破裂有关系。这给我们的启发是，尽管我们处在一个民主法制不断进步的社会，但潜在的规则使人们更多的遵循着“关系”而不是法律办事。在做某一件事时，人们的思维倾向是找“关系”（“熟人”），没有直接关系，就找间接关系，没有“关系”就想办法建立“关系”。这就必然给腐败提供了机会，让权力成为个人、家族、小集团谋私利的工具。由于这种“关系”建立在某一利益基础上，必然使其基础不牢固，一旦某一环节出现问题，这种“关系”必然要破裂。正所谓，这种“关系”成也“利益”败也“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