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ＣＰＩ构成看中美经济的依附关系

　　第二，CPI的缺陷及政策性的物价稳定措施，只是使得通货膨胀隐性化，却不能控制全社会的实际通胀率，进一步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增长质量和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城市居民从住房价格上体会到物价上涨，显然接近于真实的通胀水平；食品“标签”价格的稳定，伴随着食品真实价格的上涨，这实际上意味着食品质量的下降，也就是说，要买到货真价实的东西，需要支付溢价或者根本买不到，“专供”、“特需”应运而生。理论上，商业社会中，低值易耗品和快速消费品的支出费用，已经包含了使用效应和质量安全的保证。如果买一支钢笔需要准备维修费、喝一杯牛奶要准备好住院费，这些商品就已经不是易耗品，而是耐用品，其实际价格，已经远远超出在商场付款处支付的政府指导的“标签”价格。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3.94倍，其中城镇上涨4.33倍，农村比1985年上涨2.69倍。同收入增长幅度相比，通胀率还算温和（1985年后，农民收入实际增长幅度落后于CPI增长幅度），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仍以“三聚氰胺”为例，科技因素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化工原料”则掩盖了通胀真相：CPI构成中，猪肉和鸡蛋占据最重要的比重，但30年间，猪肉、鸡蛋发生了很大变化。1978年的猪肉和鸡蛋，在2008年，要以“有机猪肉”、“土鸡蛋”的名义，高出CPI统计构成中的样本猪肉、鸡蛋（饲料猪肉和饲料鸡蛋，甚至“三聚氰胺”鸡蛋）几倍的价格。“同样”的样本，不同的质量，实际通货膨胀率远不是政府公布的水平。
　　第三，中国为维持经济增长要支付高昂的成本。扭曲的劳动力成本，使得社会财富在中国与世界及中国内部的分配严重失衡。劳动者收入不能提高，无法形成稳定的国内消费市场，“刺激消费”只能是不断被提出的口号；劳动者和企业都无力做到必需的技术投入，人力资源素质难以提高，进而制约产业升级。
　　外贸就如一剂“毒药”，中国全社会的积累，要不断依赖于它，进而形成恶性循环。外贸依存度越来越高，使得中国（2007年GDP全球第四位）越来越像一个外贸中的“小国”。在出口商品价格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出口企业（当地政府）在劳动力成本之外，寻找降低成本的空间，如上述的环境等非贸易要素。寻租难以避免，从而进一步增加企业成本，企业积累困难，始终挣扎在生存边缘。这部分解释了很多外资企业在享受完“三免五减”后迅速转移关闭的现象，因为其目的也只在赚取中国的政策优惠。出口加工企业及所在地区和整个中国，最终难以形成创新动力和行业领先优势。大量出口产生的贸易顺差，造成了进入WTO之后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进一步削弱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
　　
　　中美两国经济的依附和未来
　　
　　中国以现行CPI为核心的价格体系和政策，造成了两个结果：第一，使得美元的实际购买力要高于其对人民币的汇价，因为中国的出口商品中包含环境溢价。如果CPI政策进行调整，中国出口商品的生产成本就会大幅上涨，人民币也会相应贬值。目前的价格政策，造成整个中国对美国及其他出口市场的补贴，这些经济体，成为中国价格体系最大的受益者。第二，中国的城市化只能是一个不断被讨论、却始终难以变现的话题。所谓的产业工人，不过是根据国际市场变化在就业地与家乡之间不断迁徙的候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最终也取决于美国消费者的荷包和消费信心。
　　除了美国等经济体的消费者之外，中国中央及沿海发达地区的各级政府，大城市里的高收入人群，则是中国现有价格体系的国内受益者；而受到负面影响最大的，是那些城市里的无业和低收入者。前者的受益，主要通过税收、各种政府规费、银行等服务机构的中间费用实现。在那些候鸟失去工作之后，国内曾经的获益者也发现，“高端服务业”也需要朴实的基础——随着农民工大量返乡，城市的白领也加入到失业的行列。CPI控制了食品价格，但无法制约住房和服务价格，这增加了城市低收入和无业者的现金支出压力，但政府对低保对象支付的补贴，则会因为稳定的CPI水平而实际上减少。
　　如同全世界只能有一个美国一样，中国也不能有太多的北京和上海，因为通过价格手段从农民工身上获得剩余价值，不足以支持那么多的高端行业和人群。美国爆发危机之后，中国人开始明白美国这种消耗全球补贴的模式不可持续。
　　农产品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形成了农村对城市的补贴；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在工业化进程中，对城市形成二次补贴，同时也补贴了美国。取消农业税及对种粮农民补贴，可以看作是过去几十年农村对城市补贴的返还。而中国被全世界觊觎的1.9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可以看作是农民工及非贸易要素为支持外贸行业而完成的积累，应该用于补偿打工者（打工期间的社会保障）和环境破坏，以及因工业化失去土地的农民。只是，这些储备与积累无关，而且已经变成人民币进入了国内金融市场。而真正的补偿，已经被国内的政府和城市消耗。
　　调整CPI为核心的价格体系，打工者的工资会大幅上升并缩小社会收入差距，但这是加工业主无法承担的。因此，必须伴随税收、金融的同步改革，减轻全社会的运营负担，并在政府、企业、消费者和金融机构间合理地分配利益。
　　WTO之后，中美两国经济上的依附关系越发明显：中国越来越需要美国的市场和贸易顺差，美国则需要来自中国的廉价初级加工品和回流美国资本市场的贸易“黑字”。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对外汇储备的处理方式，一直以持有美元资产为主。随着外贸顺差累积的储备越来越多，中国回流美国市场的美元资产也越来越多。这些资产不同程度地参与了金融衍生品市场，中国美元也因此成为次贷市场和石油衍生品市场的参与者。这形成了中国官员对两国关系的结论：谁都离不开谁。
　　但显然，中国更需要美国，美国在全世界的经济地位和市场广度无法替代；而中国产品可以替代，且中国支持廉价出口品的条件不可持续。如果美国居民减少消费支出，居民消费占其GDP的比重（2003年～2007年该比重一直维持在70% ）和贸易逆差都必将下降（2007年商品贸易逆差占GDP比重为6%，较2005年和2006年有所下降 ），这对中国来说绝不是一个好消息。
　　对中国而言，因为人口众多、初级加工业产能庞大，中国必须有足够的“出口和通路”来消化这些产能。在可预见的未来，外贸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国内需求（包括投资和消费）不足以替代外贸出口的作用。
　　中国2002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是加入WTO后对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大规模出口的结果。外贸出口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因为一半以上的进口（典型如铁矿石）是为出口作准备（即“两头在外”的模式），而不会冲击国内的产能和产业（美国的进口以最终消费为主，因此会冲击竞争部门），甚至提高产能和就业。外贸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远高于依据顺差计算出的贡献率。
　　繁荣的房地产和民间产业投资，是以外贸出口的繁荣为前提。很难想象，2004年作为抑制投资过热典型的“铁本”案例，会发生在1998年或者2008年。没有外贸行业产生的现金流和繁荣预期，房地产投资及主要面向海外市场的生产制造业会迅速降至冰点（2008年之后的两年内，中国房地产市场下跌幅度超过美国会很快变成现实）。而如果去掉房地产和生产制造业的投资，中国2007年超过13万亿的全社会投资将下降近一半。希望政府投资来填补社会投资空缺，“两年内4万亿”的规模显然如杯水车薪，效果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同时，因为没有了收入预期，即使完善了社会保障，居民消费也不会增加。有着比中国完善得多的社保体系的欧洲、美国和日本，也正在经历消费萎缩的痛苦。另外，中国农村东西部的发展差距巨大，且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温饱和争取现金收入边缘，希望农村市场来缓解百年不遇的危机冲击，只是一个幻梦。
　　一个或许有些无奈的现实是，如果不作出制度性的调整，中国经济要走出危机影响，只能等待着美国先行从危机中复苏，再通过出口来制造国内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