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ＣＰＩ构成看中美经济的依附关系

　   2008年的“金融海啸”起因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经过华尔街金融衍生品的放大效应，由一个局部、典型市场的危机，演化成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对于次贷危机的起因，目前有两种比较流行的解释：一种解释认为，太多“没有还款能力”的购房者涌入房地产市场，给金融机构和房贷市场埋下隐患；另一解释是，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刺激并放大了“地产泡沫”。所有经济体的房地产市场波动，都同市场参与者的支付能力和货币政策有关，把次贷危机的根源归因于此，将问题过于简单化。美国房地产市场的起伏波动，同实体经济变化紧密相关：房地产繁荣同经济复苏、居民购买力提高直接相关；房地产市场衰退，则因为其居民实际购买力下降、消费结构失衡。这两个阶段中，都有着中国低价出口商品的因素（笔者已有另文探讨这个问题）。本文试图从中国商品低价格的制度和市场机理，来分析中国经济与世界（美国）经济的关系。
　　
　　中国出口商品廉价的机理
　　
　　2001年，中国加入WTO；其时，美国正经历网络泡沫破裂。美国原本希望通过中国的“入世”，来打开中国市场，但中国商品涌入美国市场的速度，显然超过了中美两国政府的预期。1998年之后，为刺激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经济，中国政府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出口商品的生产基地。从沿海深入到成本更低廉的内地，进一步提高中国商品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力；为迎合WTO谈判并解决国有企业困境，政府实施“国退民进”战略，允许民营企业进入钢铁等规模性行业。这些因素，给中国出口作了产能上的准备，并在2002年后集中释放。
　　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以生活必需类轻工产品为主，且比重很大，因此足以对美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产生影响。低价是中国商品占领美国市场的关键因素。中国的低价商品使得美国消费者产生财富效应，并最终提高其购买力，成为美国房地产市场繁荣的基础条件。
　　低价格是中国出口商品最主要的竞争要素，带来中国外贸及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同时也成为中国和全球经济失衡的关键。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之所以低，除了国内企业相互竞争的压价因素外，还有两个更重要的原因：

　　一是美元在贸易结算中的定价权。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商品（特别是工业制成品）出口到美国后，只能以美元定价（也被看作是美元霸权），出口国货币对美元汇率的波动难以影响到出口商品在美国市场上的价格。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出口商品在美国市场形成竞争，价格成为重要竞争因素，商品提价，就意味着退出美国市场。2007年，在人民币汇率、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都提高的情况下，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却涨不了价。
　　二是中国的自身因素。构成中国出口商品价格的国内因素，包括设备投入和折旧、政府税收、财务费用、原料成本以及劳动力和土地及环保费用。前四项是刚性支出，阶段性的优惠（包括出口退税），难以根本上影响企业的成本。影响中国出口商品价格的变动因素是人工成本及土地和环保费用，这两个变动因素构成中国出口商品价格的竞争力。由于存在非贸易要素及不同经济体之间在环境等政策上的差异，理论上的一价定律并不能体现出口商品的所有制造成本（费用），从而造成同类贸易品在不同经济体生产时的巨大成本差异。即使考虑了劳动力成本差异因素，中国的出口商品中（大部分的工业制成品），土地和环保费用作为非贸易要素构成生产（或社会）成本，却要么没有计价，要么没有经过市场化的定价，其直接结果是提高了中国商品的价格竞争力以及海外投资向中国的转移。
　　另外，中国扭曲的消费价格指数（即CPI，目前，中国CPI构成中，食品权重为33%～35%）通过制度化的安排，最大限度地控制了劳动力成本的上涨，进而压低了出口商品的价格。中国的出口企业，主要以沿海加工企业为主，就业者多是来自内地的农民工。低成本劳动力的稳定供应，除了供求关系因素，更取决于打工收入在其日常支出之后的节余，是否高于其离开农业产生的机会成本，而决定这个机会成本的，是农村的粮食生产。“稳定粮价”（也就稳定了CPI），并让粮价长期处于低水平（低于国际市场价格），使得外出打工者获得的现金收入，远高于在农业生产上的现金所得，这促使农民工前赴后继。
　　打工者就业期间的主要消费是食品，食品价格低而平稳，可以保证这些从业者收入节余的相对稳定。能在所处城市买房、购车的打工者比重不高；同时，长期以来，这些打工者在医疗和教育方面无法奢望同城市居民相当（成为城市居民的打工者，在子女入学时就会明显感觉到收入的相对下降）。而收入在回流家乡后的消费，主要发生在农村市场，充斥假冒伪劣商品的农村市场价格要远低于城市，这符合打工者的支付能力。因此，城市中食品之外的商品和服务价格涨跌，对打工者影响很小。城市食品价格的稳定，可以降低打工者提高工资的要求，进而降低用工企业调整工资的压力，最终达到“降低企业的负担，提高竞争力”的效果。这种格局，在中国1993年允许农民工全国范围流动以来，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据统计，1992～2004年的12年里，农民工平均工资只增加了68元。
　　如果食品价格上涨（CPI就会上涨），打工者的食品支出势必增加，这种情况下，打工者要么要求增加工资，要么回乡种粮。而如果打工者的消费结构发生变化，如80后年轻一代步入劳动力市场，他们追求时尚消费，势必改变其父辈“吃饱即存钱”的习惯，这必然会带来加薪的要求。2007年，沿海地区就出现“年轻人放弃就业加剧民工荒”的情况。这种状况将成为未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常态，利用控制CPI的手段来控制劳动力成本，将越来越难。
　　通过控制CPI来压低劳动力成本，似乎是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企业在其间获得的好处不多，其发挥的作用是解决就业、保障社会稳定、创造税收，解决了政府关心的问题。理论上，打工者创造的价值中包含其社会保障，如果工资定价机制合理，他们拿到的现金工资收入就应该包含这些社会福利。但是，2008年之前，沿海打工群体的社会保障部分，要么被企业转化为利润，要么以税费的形式进入了政府的口袋，或者以利息的名义进入银行的收入中（代表中国优秀企业的很多上市公司，其财务费用要远高于员工工资支出）。但是，从中国出口加工企业的利润水平看，进入企业利润的比例不大，如果让企业来解决保障支出（包括追溯补偿），企业倒闭就难以避免。
　　在中国市场经济价值的分配过程中，存在着政府、银行及企业之间的不合理局面，同时，存在商品出口价格的不合理——产品定价过低。而在这个不合理的分配过程中，创造“剩余价值”的打工者处于最底层，且获利最少。
　　
　　现行价格体系的弊端
　　
　　这种制度安排，在外贸加工企业导致的结果是，让劳动者长期处于低工资状态；而扭曲的CPI体系，却没有让打工者明显感觉到收入的相对下降，这保证了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竞争力，社会、经济和谐稳定。但其负面效应同样明显。最大的负效应，是全社会福利的净损失。为稳定CPI，政府通过行政措施控制食品价格，结果是食品质量的下降。在原料奶的价格比矿泉水还低的时候，消费者按照政府指导价买到不搀假的奶制品，在现代社会是不现实的。牛奶行业的“三聚氰胺”，可以放大到所有食品领域。在农村和城市之间，会交替上演彼此伤害的样本：农村购买工业品，会出现大头娃娃、伪劣药品致死案；农民生产自己不吃，专卖城里人的注水肉、毒韭菜、催熟西瓜。持续性的环境破坏和食品安全问题，降低了社会的生活质量，进而影响到全社会的健康水平。全社会要为此支付即期的医疗费用，及潜在的（远期）健康成本，这将严重制约中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