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政治文化创新
【内容提要】社会主义文明概念的提出，使人们获得了研究社会主义文明的新视点，这就是文化的视点、文化和文明发展的视点。要正确认识政治文明发展中的文化继承和超越、拒绝和借鉴问题以及文化发展中同一性与差异性的关系，从而适应时代要求，推进政治文化创新。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上的创新，是党能否把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创新的成果转化成制度创新的实践。
【关 键 词】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政治文化/思想创新/制度创新
党的十六大提出并论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问题，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把政治文明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化的目标之一，拓宽了人们的眼界，使人们对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认识更趋全面；而且在于由此获得了研究和理解问题的新视点，这就是文化的视点、文化和文明发展的历史视点，从而把人们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认识提高到了新水平。
文明和文化是互相联系的社会历史现象。无论对文化、文明及其相互关系的说明如何歧义纷陈(注：人类学家阿·路·克罗伯列举了文化一词的161种定义，阿尔基·居维叶指出文明至少有20多种不同含义。)，人们都必须承认，作为和“野蛮”相对立的文明是一种反映人类历史进步的社会实在，是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高级阶段)的产物。在历史长河中，人类改造、社会及自身的积极的文化成果，形成一定社会文明赖以产生和发展的要素，决定一定社会文明的特质和发展水平。人们不能把文化形式的文明要素简单地等同于文明本身，文明应是一定社会精神和物质生产方式，以及精神、物质和社会生活方式的总和，是一定社会的文化共同体。但是，文明是在文化所提供的基础上构成的。尽管一定社会文明形成之后必将深刻影响文化的发展，人们还是需要从文化学和文化史的角度审视文明，不论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还是政治文明。
一、政治文明的发展和文化的继承与超越
“说到文明就等于说到历史”(拉斐尔·阿尔塔米拉)，站在历史的维度看问题，“文明是一种运动，而不是一项条件；是一次旅行，而不是一个港口”(阿尔诺·汤因比)。从本质上说，文明发展的历史就是文化发展的历史，正如恩格斯所说：“文化上的每一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1](p.154)。作为一种历史运动，文明的发展是以文化的传承与超越为前提的。在文化的传承与超越中不断进步，这就是文化发展的一般。文化继承问题的本质在于民族文化精神的传承。不同社会的发展都有自己独特的内在历史逻辑，都有在特定社会关系的历史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民族文化精神。在历史过程中，文化的成果甚至是积极的文化成果或许会随社会的变迁而消失，但是基于内在历史逻辑而形成的民族文化精神——这是一定社会文明的老根——却不顾寒冬和断裂依然存在[2](p.162)。在文明发展的历史中，积极文化成果的积累是走向新文明的垫脚石，也是构筑新文明的历史材料，而民族的文化精神则是一定社会文明进步的力量源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正是这种基于内在历史逻辑而形成的民族文化精神才显现出一定文明的特质和存在价值。民族文化精神的弘扬标志着一定社会文明的兴盛，而民族文化精神的衰竭则预示着一定社会文明的消亡。
然而，一定社会文明发展的根本问题在于文化创新。没有创新，历史就停滞不前，发生断裂，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文化创新不单是指文化产品的创造和运用，更是指民族文化精神随历史发展而不断升华，而且前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后者所决定的。民族文化精神不是脱离历史的抽象存在。每个时代，民族文化精神都历史地发生变化，都有时代赋予的特定历史形式。历史是一个不断进步的上升运动。随着历史的演进，固有文化以及固有文化环境中的民族文化精神必将在不同规模和不同深度上和时代的历史要求发生矛盾和冲突，于是，文化创新和民族文化精神的自我超越，就成了文明发展的历史课题。一定的民族文化精神不仅体现为一定民族的价值观念、心理素质、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而且体现为所有这些方面的创新精神，即民族文化精神对历史的适应性和创造力。有没有这种适应性和创造力，这是一定文化从而一定文明是否富于生机和活力的关键。应当认为，文明的发展不是消极的文化继承，继承的目的在于创新。只有在创新中不断超越自己，实现民族文化精神的升华，文明才能进步，才能不断向更高阶段发展。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也是同文化的继承与超越相联系的，这里主要说的是政治文化。中国有绵延数千年的传统政治文明，其文化基础深厚而且至今仍对现实的政治、社会生活发生广泛影响。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不能不面对传统政治文化及其所体现的民族文化精神。江泽民在论述中国文化发展问题时指出，爱国主义、团结统一、热爱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等，这是我们今天要倍加珍惜、精心培育和大力弘扬的优秀文化传统[3]。这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之所在，它可以使当代中国直面民族振兴、祖国统一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政治历史任务，也是中国人民致力于发展、走向共同富裕的精神动力。因此，中国社会主义文明包括政治文明的发展，需要而且必须对传统文化有所继承。
但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体框架是封建主义的。以政治权威主义、文化专制主义以及等级观念、宗法伦理等等为基本要素构筑的传统政治文明是非现代性的、反社会主义的，是与社会主义的现代政治文明坚硬地相对立的。不仅如此，封建主义的文化环境，还决定了固有民族文化精神的历史内容和特定形式，这不仅使民族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打上封建主义的深刻印记，而且束缚了民族的创造精神。务实而轻理性、内审而非外向、重群体而抑个性，这一整套思想和行为方式已内在地融合于传统文化精神之中。应当认为，务实精神、内审意识和群体观念曾经使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一定的适应性和变革性，在今天也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它对理性的制约、对个性的压抑，它的封闭性倾向，则是对创造力的摧残。这在一个新的时代来临的时候，就成了实现文化创新从而构筑社会主义文明特别是政治文明的精神重负。
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需要政治文化创新，更需要民族文化精神的自我超越。这种创新是与对传统政治文化主体构架的否定相联系的，这种超越是以对传统文化精神的扬弃为前提的。没有否定就不能为创新拆除桎梏；没有扬弃，传统文化精神的合理内核就不能显现并得到发扬。因此，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呼唤批判精神，一种立于时代高度，在批判中审视历史、在创新中超越故我的精神。“五四”以前，这种批判就已开始，但是至今尚未完成，还需要更深入地加以展开。
二、政治文明的发展和文化的拒绝与借鉴
每个时代，文明都是一种“文化场”(马赛尔·莫斯)。在这块场地上，各种文明不断输出文化，相互交流、相互撞击；任何一种文明对其他文明都有所借鉴、有所拒绝。对其他文明的积极文化成果的借鉴和吸取，是一定文明在发展中实现文化批判、创新以至超越故我的必要条件，是一定文明获得新的生机和活力的重要途径。可以认为，只有那些善于借鉴和吸收其他文明积极文化成果的文明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当然，文明交流中的拒绝总是存在的，但是，拒绝只应是借鉴中的选择，有所拒绝只意味着有所选择。选择基于某种价值需求，是一定文明的民族文化精神和存在价值的表现，因而是不可或缺的。
有选择地借鉴从而实现文化创新，这也是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任何时代、任何民族的文明发展史都同时是文化交流史，是或多或少地在交流中进行有选择的文化借鉴，从而推动文明发展的历史。即使是在为经济和条件所局限因而相对封闭的古代社会，这种交流、选择和借鉴也不绝如缕。这里，需要讨论的问题是时代对文化选择的影响。在古代社会，文化交流大体说来并不发达，许多民族固守文化传统，对外来文化的拒斥多于借鉴，但是，文明还是在一个地区甚至一个民族国家的范围内缓慢地然而不可抗拒地形成和发展起来。在现代社会，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文化交流因民族国家的藩篱被打破，而成为一种大规模的国际现象；先进文明的积极文化成果以其大规模的创造和积累，决定着时代文明进步的历史方向，以其大规模的输出改造着各种传统文化，使各种民族文明一个接一个地走进全球“文化场”，成为现代文明的一部分。这种趋势并不意味着对民族文化精神的否定，也不意味着文明的民族差异性的消失，但却意味着每个民族在文明发展中必须进行文化精神的现代化变革，必须适应时代要求进行大规模的文化借鉴。拒绝变革和大规模的借鉴，就意味着拒绝时代的历史要求，其结果可能是某种文明的衰萎。
在当今世界，社会主义文明和资本主义文明都是现代文明的一部分，社会主义文明应当以其先进性代表时代文明进步的历史方向。然而，社会主义文明还处于历史发展的初级阶段，它要能担负起主导和推动现代文明进步的历史重任，就必须在超越传统文化的同时实现对资本主义文化的超越。实现这个历史超越的前提不是别的，只能是对当代先进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包括西方文明的积极成果的大规模的借鉴。就政治文明的建设而言，社会主义在本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政治建立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上，是对资本主义政治阶级本质的否定和超越，因而它在借鉴中必然有所选择、有所拒绝。它不能认同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政治价值取向，不能认同作为资本主义政治文化重要成果的政治多元主义，不能简单照搬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模式[3]。但是，大规模的借鉴仍然是必须的。社会主义本质上是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对资本主义政治的超越不是对现代民主政治的否定，而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对现代民主政治的改造，是使民主从少数人享有的特权变为大多数人实际享有的政治权利。因而社会主义并不一般地否定自由、平等、人权和民主思想，不能拒绝普选和人民选择、政治参与和民主监督、权力分工和权力制约、服从多数和保护少数、宪政和法制等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不能拒绝西方政治形式中的一切有益于实现政治民主的积极成果。这些思想、原则和形式不应视为资产阶级所独有，它们体现了现代政治文明的一般本性。
马克思在批判边沁的效用原则时说：“想根据效用原则来评价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和关系等等，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每个时代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4]用这个观点来看待西方文明，首先是要把握政治文明的“一般本性”，然后是要认识现代政治文明在资本主义时代发生的历史变化。西方政治文明是现代政治文明的资本主义形式，社会主义需要以彻底的批判精神清除它在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以至政治关系上的资产阶级痕迹。但是这些痕迹不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一般本性，因而批判不能走向对西方政治文明的全盘否定，不能在清除资产阶级痕迹时把现代政治文明的“一般本性”一齐舍弃。批判的目的是为了正确选择、更多借鉴，是为了在认识现代政治文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西方政治文明是在现代和市场条件下形成和起来的，它具有现代性，体现了现代政治理念，而且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一种成熟形式——当然不是一种完美形式。发展中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也面对着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面对着现代社会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结构方式等方面的政治要求，面对着现代化的历史课题。同一的历史背景和现代性历史趋向告诉人们，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必须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中汲取文化营养。当然，这种汲取不是消极的。汲取的目的是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成长提供积累，是要把现代政治文明的成果拿过来，变为大多数人的财富。因此，政治文化的汲取应当是同政治文化的变革和创新相联系的。
三、政治文明发展和文化的同一性与差异性
一定时代的政治文明总是在一定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根本上说，时代的历史要求决定了文明包括政治文明在发展中拒绝什么，借鉴什么，如何超越故我，如何实现民族文化精神的升华。文化发展的全部价值“脱离其文明基础，那将是一种幻想”，因此，“必须在每个文明的背景上画出文明和环境的反复无穷的联系”，以确定文明和时代、文明和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2](p.157)。
文化在地域上不受社会疆界的约束，在现代社会尤其如此。现代社会的发展伴随着工业经济和社会生活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日益千篇一律，文化发展日益显现出同一性特征。不单物质生活日趋相似，甚至政治制度的形式——代议制政府，也被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所采用。应当认为，以民主化、法制化为基本文化内涵的现代政治文明已经或正在成为世界性的历史要求。资本主义使科学技术摆脱旧社会的束缚迅猛发展，由此掀起一轮又一轮的工业革命浪潮，进而推动了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全球性扩张，并且把科学技术、工业经济和现代文化强加给全世界。时代的历史性变化导致了几乎所有民族国家内部关系的变化，首先是经济社会关系的现代化，然后是政治关系的相应变化，这种变化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传统社会面对现代科技、现代市场和工业经济发展的政治要求，面对社会关系从而政治关系的变化，其政治价值、政治行为和政治体制遭遇了时代的严峻挑战。它必须与时俱进，接受以民主化、法制化为基本文化内涵的现代政治文明，从而为向现代社会转变创造必要的政治条件。
同一性特征的显现不等于世界政治归于单一，文化的同一性与差异性永远共存。在当代世界，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文明都将随时间的流逝不断超越自己，都将随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意识形态的变革改变自己的文化色彩。但是，基于自身独特的社会历史逻辑，都将走出自己的文明发展道路，保留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特征。决定文明进步的不仅是科技和经济，还有在一定经济背景下结成一定政治、经济、社会关系的人，因此，时代的巨大影响无所不在，而变革和发展的形式、规模及其效应却并不相同。
在当代，政治发展将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决定了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相异于其他国家的发展形式，决定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依法治国”的基本构架[3]。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地确定的，也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要求。贫穷落后的中国一旦通过革命闯进现代文明的发展轨道，就必然面对加速前进的艰巨任务，必然面对内部关系的急剧变动和全部社会生活的强烈震荡，因而就需要有一个强大政治力量来肩负现代化发展和变革的领导责任。源于中国社会的这种内在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具有历史合法性的政治存在，中国政治文明显现出党的领导同人民民主、依法治国相统一的文化特征。
然而，差异性不是对同一性的否定，不是对现代政治文明的民主化、法制化发展趋势的否定。在中国，党的领导将是政治民主化、法制化的保证。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依法治国的统一，只是基于中国历史逻辑对政治现代化变革形式的现实选择。政治文明的现代化潮流是不可抗拒的，当代世界必将走向政治民主化、法制化。问题是在新与旧的冲突中，人们必须立足历史给定的基础，去创造自己的命运，创造自己的“现实”。在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发展过程中，这种新与旧的冲突，就是传统政治文化和现代政治文化的冲突。面对冲突，我们的“现实”只能是遵循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实现对传统政治文明的跨越和对现代政治文明的社会主义改造，不断推进政治民主化、法制化，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政治文明发展道路。于是，我们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场创造自己命运和现实的政治生活变革。这不仅是一场深刻的思想文化变革，而且是一场深刻的政治制度变革，而决定这场变革得失成败的关键是处于中国现实政治结构主导地位的党的领导。
四、政治文明的发展和思想与制度创新
在中国，怎样才能适应时代的历史要求，去创造自己的现实，发展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呢?政治文明作为一种历史运动，是其抽象形式(政治思想观念)、具体形式(政治制度)和行为方式(政治行为，其基本内容是政治决策)之间的互动，这就意味着只有实现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决策等方面的文化创新，才能有政治文明的发展。在政治文明发展中，政治思想创新是前提，政治制度创新是中心课题，政策(政策决策)创新是关键，三者互相作用，是一个完整过程的不同方面。政治文明的发展总要落实到政治制度创新这个中心课题上，而政治制度创新总要通过一定政治思想指导下的决策活动才能实现。在中国，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依法治国的政治构架的确立，表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的有效执政、自上而下地加以推进的，这就显著地突出了执政党的决策活动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和决定作用。
党的决策活动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表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中的思想创新，首先和主要地是指党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创新。党必须在政治上确立现代政治价值观念，坚持政治民主化和法制化的导向，并且形成用以指导社会主义政治改革的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政治理论体系。当代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是在批判地继承民族政治文化优秀遗产和批判地借鉴西方政治文化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建构社会主义现代政治文明的艰巨工程，这需要有适应时代要求的正确思想指导和强大批判武器。否则，我们就不能保证在继承和借鉴中的正确选择，在创造中的正确方向，就可能使社会主义政治脱离民主化、法制化的轨道。应当认为，在中国政治变革形式的现实选择中，党的领导是特点也是优势，但也由此形成了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依法治国之间的矛盾性。因此，如果党的领导失去正确的思想和理论指导，那么，中国政治发展脱离民主化、法制化轨道的潜在可能就会变为现实。为保证党的思想和理论指导的正确，就必须坚持与时俱进，立足时代发展的要求，实现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创新，就必须解放思想，从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和教条主义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权力的集中统一应以充分发展的民主制为基础，政策的实施应受宪法、的有效约束，社会平等的实现应以公民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的保障为前提，党的领导应以保证人民的国家机关真正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权威地位为方向，党和国家权力的行使应当有制约受监督。那些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的政治理念的形成是与特定的历史环境相联系的，客观环境使许多并不正确的政治理念成为教条和某种思维定势，成为思想和理论创新的障碍。当社会主义政治改革提上历史议程之后，人们就一定要冲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实现思想观念的更新。
党的决策活动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还表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中的制度创新，首先和主要地是指党能否把政治思想创新的成果转化成政治制度创新的实践。制度是人类活动有组织的体系，具有普遍性和独立性，制度的文化功能决定了它是文化的真正要素[5](p.19)。思想创新的意义在于应用，政治思想创新的意义在于提供政治价值方向和行为原则，指导政治决策，指导政治制度的建设和运行。政治思想创新的成果如果不能转化成政治制度创新的实践，就将丧失其文化功能，也就不能成为政治文明建设的精神武器。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实践中，制度创新的任务是繁重的。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我国曾长期实行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轻视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价值和原则，忽视政治民主化、法制化的时代要求。随着现代化事业的深入发展，原有体制的弊端日益突出，越来越不合时宜，必须进行改革。改革的基本任务是要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沿着政治民主化、法制化的方向，确立“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依法治国”的基本构架，建立健全社会主义的现代政治体制。为此，我们就要为真正实现人民的政治自由和权利提供法律的和制度的保障，切实发扬社会主义民主，逐步培育和不断增强推进政治民主化、法制化发展的社会力量；就要根据人民民主的原则，在法律和制度上正确规范执政党和人民的国家机关、人民的社会团体之间的政治关系，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从而在人民民主的基础上实现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的统一；就要正确处理党的领导权威和法律权威的关系，实行依法治国，以法律和制度的形式确定并坚持执政党依法执政，从而在法制化的前提下实现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此外，鉴于中国政治结构的特定形式，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应同执政党自身的民主制度建设密切关联。社会主义的中国不实行政治多元主义，但是必须维护和保障人民民主，坚持人民政治选择和政治参与的现代民主政治原则。因此，必须在制度上保证党内民主的发扬，保障广大党员的民主权利，从而以党内的民主选择和政治参与为党的决策取得人民群众广泛认同提供坚实的基础，为党内民主同人民政治选择、政治参与相结合提供有力的支持。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我们党”[3]，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关键也在党。党要围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政治文明和怎样建设政治文明的问题，实现思想创新，推进制度创新，不断开创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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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2]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
[3]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02-11-18.
[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5]马林诺斯基.文化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