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政党政治发展的新趋势

来源:岁月联盟 作者:佚名 时间:2010-08-10

  在代议下,人民的利益是通过代表来表达和反映的;利益的聚合、表达则是由政党来完成和实现的。可以说,近民主政治是以政党为主角、桥梁和纽带的。所以,民主的政党制度已经成为决定政治民主与否的关键。在主要西方国家,迄今为止,大致经历过五种政党模式:十九世纪封闭型的「密室政党」(caucus party),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群众性政党(mass party), 1945年以来的「全民党」(catch-all party),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卡特尔政党」(cartel party),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媒体党」或者「领袖支配型媒体党」(media party or leader-dominated media party)。政党模式的变化,是社会,政治关系发生变化的直接反映,也可以说是西方政党政治发展的一个缩影。

一 西方政党政治演变的历程

  早期的政党成员只限于政治精英,包括政府核心成员和议员,而政党的活动则只在立法机构中进行。因立法机构或议会的党团会议闭门召开,故而政党被称为「密室政党」。由于没有实行普选制,政党无需进行政治动员,当然也就没有必要向全社会渗透。随著选举权的扩大和普及,从1880年代起,精英政党向大众化政党转变,政党从属于市民社会,发挥代表和政治动员的作用。二战后民主化浪潮、民权运动一再席卷西方世界,政党间的竞争趋于激烈,争取来自不同背景的人民的支持成为政党获得权力或政治影响力的主要途径,因而各主要政党都以「全民党」的面貌出现。70年代西方开始进入后社会,政党的运作模式相应地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卡特尔的管理技巧、效率被引入政党管理体制,政党精英与党员相互自治,政党成为国家的一部分。到了90年代,媒体在人类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中的影响愈来愈大,西方国家的主要政党进而发展成了领袖支配的媒体党(leader-dominated media party)1。这是因为媒体为持续的选战确定框架,公共关系成为政党的主要议程,政党领袖越过党员和地方组织而直接面对公众,一方面直接与公众沟通,另一方面,也为自己树立良好亲民的形象,并以此为资本直接支配全党。

  当然,这五种模式并不是截然分开或者对立的,除了第一种已经成为外,其余各种模式在今天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而且各国的主要政党基本上都同时具备上述政党模式的某些特点。但总的趋势是政党的组织化程度降低,政党与党员的关系更趋松散,而与非党群众的联系则趋于密切。与这种趋势相联系,近二十年来,西方主要国家各政党党员人数减少,来自党员的选票所占各政党的得票比例大幅度下降。这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对政党组织、政客的信任度大为降低,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政治精英、政党上层无论在争取公职候选人提名,还是在竞选筹款方面都不再主要依靠铁杆党员,而是要争取尽可能多的民众的支持。这在美国更为典型。

  随著社会文化的变迁,特别是二十世纪末期主要西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传统的政党在选民中的忠诚基础已经动摇,政党的组织形式、规模、政治影响力都在发生明显的变化。政党之间的竞争,愈来愈多地表现为政策、政党领袖(公职候选人)个人魅力和风格、集合和调动各种政治物质资源的能力的竞争,而不再以意识形态、理想、信念之争为主──「非意识形态化」成为政党政治发展的又一趋势。当今西方国家,纯意识形态的政党是成不了大气候的。政党的纲领以迎合选民为主,而不太在乎甚么主义。这是因为,任何一个政党,不管是在台上执政还是在野作反对党,如果不能为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或者带来希望,便得不到广泛的支持,便上不了台,或者在台上坐不稳。所以,在西方国家,没有一个重要的政党是为理想而存在的。即使一些国家合法存在的共产党,近年来也在修改党纲,淡化意识形态色彩。比如,在主要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中,已经没有一个继续在其党纲中保留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或者对议会民主制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还有原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大多分裂,主流派改头换面而演变为社会民主党,非主流派坚持共产党的名号,但纲领、路线、目标等都发生了变化,以适应这些国家政治上全盘西化以后的新形势。虽然一些「前共产党人」在这些国家掌了权,但他们是在肯定、支持或者至少是认同新的社会制度的前提下,通过激烈的竞争上台执政的,一旦失去了选民的信任和支持,他们都得下台。这同以前的法定执政是完全不同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欧美风靡一时的「第三条道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非意识形态化」(de-ideologization)之路。

二 西方政党政治发展的新趋势

  人民对政客、对执政党愈来愈不信任。这种趋势正在动摇如下观点:政党是政治集合与合法性的关键因素。一方面,传统的政治上对立的主流政党的政治路线日益「趋同」──都以迎合选民为工作重点。另一方面,新型的非主流政党不断涌现,从不同的侧面挑战主流政党的垄断地位。这在义大利尤为明显。面对新的形势和新兴政党的挑战,传统的老牌政党天主教民主党和社会党节节退让,几乎被边缘化。名不见经传的义大利「力量」(Forza Italia)党却异军突起,其党魁贝卢斯科尼领导的中右政府已经成为战后义大利掌权时间最长,最稳定的一届政府。

  首先,主要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野日益模糊,「全民党」、卡特尔党和领袖支配型的媒体党日益成为政党模式的主流。主流政党日益大众化,乃至于「全民党」的出现,是各政党适应竞选政治,最大限度地争取支持和选票的必然。

  政党的大众化、「全民化」现象已经或正在改变政党的「左」「右」两极分化的格局。当今政党政治的突出特点是,左翼政党右倾化,右翼政党左倾化。在西方国家传统的保守主义政党和自由主义政党中,都存在左翼和右翼之分;保守主义政党中的极端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政党中的极端自由主义,都没有市场,而保守派政党中的左翼──「温和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政党中的右翼──「有限自由主义」则成为这两大传统政党中的主流。这样一来,两种主要政党都倾向于奉行中间路线,在全体选民而不是局限于某一种信念、某一种宗教、某一个地域的选民中寻求支持者,因而形成了所谓的中左、中右政党或者政党集团。对于这种以「全民」为争取目标的政党(全民党)来说,群众组织、党员资格、意识形态等等,相对于妥协、说服选民支持、挑选出易为大众接受的公职候选人来说,在政治市场上已不再那么重要。的确,意识形态的纯洁、铁杆党员的主张对于「草根政党组织」(grass-roots organizations)来说已经成为有效游说选民和获取权力的障碍。而走大众化的道路,迎合选民的需要,则势必淡化某些长期坚持的政党理念或者原则。如果不能成为执政党而长期处于在野的地位,那么不管多么纯正的意识形态、多么美好的理念,多么崇高的原则,都不大可能有效地影响现实政治的进程,而且还会牺牲许多实实在在的现实利益。这对于一个国家中任何一个主要政党来说,都是不可取的。一个政党如果不能为其所代表的人群谋取利益,就必然失去存在的意义,就必然被边缘化而无足轻重。这是普选权的普及、选举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欧美国家的主要政党,包括法国的戴高乐党(Gaullist UNR Party)的这种转变始于60年代,但以美国政党政治的转型最具有代表性2。这是因为美国选举中较为普遍的开放式直接预选(open direct primary election)导致支持不同政党的选民可以交叉投票(crossover voting)。根据这种选举规则,一个党在决定公职候选人时,其他党派、独立人士也有投票权。有的州甚至将来自不同政党的候选人随机排列在同一张名单上,由选民自由选举;结果是两大党中的温和派往往受益。根据这种选举规则,独立派人士在全国大选的预选提名中也有发言权3。在正式的选举中,除了各政党的铁杆党员外,大多数人并不是以党派划线投票,而是以其对候选人的判断投票。一个党的传统支持者投票给另一个政党的候选人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比如在1972、1984年的大选中,都有相当数量的民主党支持者将票投给尼克森和雷根。在1992年大选中,许多保守的民主党人和温和的共和党人投了克林顿和戈尔的票。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选举中,而且在国会的投票中也司空见惯。「在美国国会中,只有在涉及两党根本利益的问题上,或者在权力分配上,才出现以政党划线的局面,而很少在政策问题上发生两党间的全面对立」。比如支持弹劾克林顿的都是共和党议员,而支持克林顿贸易政策的共和党议员甚至多于民主党议员。这是因为政策所涉及的是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涉及权力分配或者党的形象的问题时,则往往是你之所失便是我之所得,即所谓「零和博奕」。各政党对权力和利益的考虑,往往超越了意识形态的鸿沟。在英国,左、右翼政党之间的主要意识形态分歧已从政党对抗的辞汇中消失,选民也不再效忠于某一特定的政党。其两党制得以维持,完全在于简单多数小选区的选举制度4。所以,在二十一世纪初,政党制度中意识形态的差异对政党的地位、对政党相互关系的影响,已不如政党经费的来源、政党顾问团队的构成及素质、以及政党领导层与选民和潜在选民的沟通。

  传统左、右翼政党趋中,是因为多数选民讨厌走极端。中派选民(median voter)造就了中派政党。一个政客如果只在乎在竞选公职中获胜,在政策上居中是最佳选择5。归根到底,对权力的渴望和对本党所代表的人群的利益的实现,是主要政党之间权力角逐取代意识形态之争的根本原因。

  不过在典型的多党制国家,如法国、义大利、西班牙等,情况又有所不同。在这些国家,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依旧严重,共产党、法西斯党、绿党、分离主义政党与主流政党比肩并存,相互竞争。而且,只要选举制度不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只要多党政治的社会土壤还存在,这种情况就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其次,「单一问题党」(single issue parties)、反复无常的抗议党(transient protest parties)、平民党(populist parties)层出不穷,极端派政党兴风作浪。

  在英美这样的典型的两党制国家,特别是美国,从来就不缺少单一问题党、抗议党。美国社会有史以来的众多小党(第三党)大多可以归入单一问题党和/或社会政策方面的抗议党──更确切地说是两党制的反对党。美国的第三党,除了少数意识形态型政党,如共产党、自由主义党(Libertarian Party)、法党(Natural Law Party)寿命较长外,大多昙花一现。其中,一部分是某些人为了表示向两大党抗议,或者表达某种诉求临时组党参与竞选──借助竞选这场大戏推销自己的主张或诉求;当他们的主张被大党部分地吸收后,目的也就达到了。一部分是某些政客为了参选总统又无缘被两大党之一提名的情况下临时组织起来,或者由大党分裂而来的,大选后总统候选人晏旗息鼓,众党徒也就树倒猢狲散。在近两届美国总统选举中,1996年参选政党超过二十个6,2000年约三十位候选人代表五十多个政党角逐总统职位(有的候选人在不同的州注册不同名称的政党)7。许多政党只在一两个州活动,甚至没有甚么活动,其名称连美国人也没听说过。从性质上看,它们大多是因为不满现行的两党制度及其政策而扯起党旗的。罗斯•佩罗(Ross Perot)及其领导的政党(1992年大选期间为「坚定团结美利坚」──United We Stand, America;1995年改组为改革党──Reform Party)就属于典型的抗议党。克林顿当政时他曾对其保健改革议案大加挞伐,后来又一直是布希内外政策最严厉的批评者之一。

  二十世纪后期最有影响力的单一问题党非绿党(绿色和平组织)莫属,其触角遍及欧美。 在欧洲一些国家,绿党已经或者将要成为第三大党。英国近年来出现的主要单一问题党和抗议党有热爱生命联盟(Pro-Life Alliance)和反欧元公决党(anti-Euro Referendum Party)等。从名称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些党是围绕某一特定社会、经济问题而成立和存在的。

  极端派政党可以说是源远流长。挑起二战的德意日法西斯党,至今阴魂不散。传统的左翼极端派政党,如义大利的红色旅、秘鲁的光辉道路党、日本的赤军组织等,近年来趋于沉寂或已经解散。与此相反,右翼极端派政党却相当活跃,先后在欧洲和澳大利亚攻城掠地。法国的极右政党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在80、90年代议会选举中屡有斩获(1997年议会选举中25%的蓝领工人投它的票),不但法国政坛左右翼政党和民众为之震惊,整个欧洲也为之不安。世纪之交,奥地利自由党(Austrian Freedom Party)──右翼大众化工人阶级抗议党(在工人阶级选民中的支持率高达47%)8,一连两次(1999和2003年)在大选中获胜而成为该国的主要执政党──尽管在1999年那次选举后奥国遭到欧盟的制裁,该党领袖海德尔被迫辞职退居幕后,但并未能改变该国为数不少的选民对其极右政纲的狂热支持。德国的共和党(Republikaner), 义大利的北方联盟(Lega Nord),澳大利亚的单一民族党(One Nation Party),俄罗斯的日里诺夫斯基党等极右政党或民族主义政党在各自国家的势力也常常令人不安。欧洲有的国家甚至有法西斯政党死灰复燃。在亚洲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不但从来没有被肃清过,甚至在右翼主流政党中也不泛同情者。当今世界政党政治中的这种逆流,值得世人警惕。
  再次,「分投选票」,怨恨执政党的现象趋于普遍;多党一极政党体制受到冲击。

  近年来,在一些典型两党制和多党两极政党体制的国家,「分投选票」(split ballot)9的趋势愈来愈明显。选民乐意将政府的不同分支或者不同层级的政府交由不同的政党来控制;以防止某个政党擅权,加强和保证政府不同权力机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制约与平衡。因此,左右翼两党「共治」不仅出现在法国,欧美其他国家也不罕见。1986年至2002年,法国三次出现「共治」,在社会党人密特朗担任总统的十四年间,大约一半的时间由对立的右翼政党领袖出任总理,而在右翼的希拉克总统的第一个任期的七年中,则有六年是左翼的社会党人若斯潘任总理。在美国,从1969年以来的三十六年(迄至2004年底)中,共和党主政白宫二十四年,但国会山却多由民主党把持(也是差不多二十四年)。克林顿做八年总统,国会山却有六年由共和党控制。2004年加州选民上半年罢免了民主党州长,下半年却在总统选举中投票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克里。可见,美国也经常出现「政府分裂」(divided government)的现象。在英国和德国这样的议会内阁制国家,虽然不可能出现一个政党(或政党联盟)控制议会,另一党派控制政府的情况,但控制中央(联邦)政府的党派,往往在地方政府中不占优势──执政党往往在地方选举或补缺选举中大败亏输,甚至溃不成军。比如,在2004年英国补缺选举和地方选举中,执政的工党惨败,得票率大幅度下降,沦落为英国第三大党,失去了对许多县市的控制权。选举结果出来后,布雷尔本人及其高级阁僚不得不公开承认,伊拉克战争使选民疏远了工党。但是,在2005年5月的全国大选中,工党仍旧获得了稳定多数方议席继续执政。德国的斯罗德在2003年大选中谋求连任成功,但由于经济低迷、拟议中的福利制度改革引起选民不满,他所领导的社民党在后来的州和地方选举中节节败退。控制中央政府的政党不能在地方执政的情况愈来愈普遍。

  此外,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总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或者危机,政府稍有不慎或应对失据,或者在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中成效不彰(不一定都是政府政策失当所至),执政党都可能招至选民怨恨而在新的选举中被赶下台。任何一个政党(政党联盟)如果在台上干得平庸,少有建树,就可能被选民抛弃。美国的老布希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大获全胜,在外交上也颇多建树,却因国内经济陷入低谷而在1992年谋求连任的大选中惨败给克林顿而抱憾离开白宫。在法国1993年的国民议会选举中,执政的社会党惨败,议席从282锐减至70。政府在政策或者外交上的失误,执政党往往会在选举中付出沉重的代价(在一党专制的国家,执政党的失误都是由人民「交学费」)。

  有时执政党被「选」下台,并没有明显的理由,就是选民中存在强烈的「将混蛋撵走」(throw-the-rascals-out)的情绪──觉得该换换政府了。在2004年的印度大选中,执政的人民党及其盟友虽然在经济改革中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选举前也一致被舆论看好,但还是败在国大党手下而失去了执政地位。这反映了选民「喜新厌旧」的一面。

  普遍的不满执政党的情绪也使一些国家的多党一极政党体制受到了冲击。除了新南非,其余事实上的一党统治的民主国家的执政党在过去十来年中无一幸免。单独执政七十年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2000年总统选举后下野。日本的「五五体制」于1993年终结;虽然自民党仍然在日本政坛拥有巨大的优势,但在2004年参院选举后,多党两极的趋势更加明显。印度1987年结束了国大党一枝独秀的局面,迄今多党两极体制已基本形成(国大党及其联盟属于中左,人民党及其联盟属于中右)。战后在义大利政坛一直唱主角的天主教民主党(简称天民党),到1994年便风光不再。连续执政四十余年的瑞典社会民主工党也在1991年受到了狙击。

  一党支配型政党制度多是历史因素使然。不过,除了极少数国家,没有由规定执政党的。如新南非的非国大(ANC)尽管在长期的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中建立了历史的功勋,但它也没有通过宪法规定自己为执政党。它能在议会选举中连续稳获三分之二以上的席位,一是因为它的历史功绩,二是因为它十年来良好的执政业绩。如果它不能继续使人民满意,就随时有可能被选下台。革命党在革命成功后成为执政党,其合法性基础在于革命的成功;但它能否继续执政,则要取决于它能否不断提高执政能力,不断取得建设的成功,给人民带来实际的利益。法律上规定的执政地位并非一劳永逸,永久合法。日本的自民党则因领导日本成功地进行战后重建,特别是60年代到80年代初的经济奇迹而备受国民信任。当然,日本事实上的一党统治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具体地说,一是议会内外反对力量太小,二是党内合法的派别斗争取代了议会内的对抗,三是党政一体、党的偏好被当作国家的目标,四是执政党党员的「统治权」(right to rule)情节,五是宿命论和反对势力、选民的玩世不恭10。但是最近十多年来,一党支配型政党制度受到很大的冲击,又是为甚么呢?一方面,这些政党由于长期执政,自身建设问题日益暴露,如腐败、执政能力低下、不能与时俱进,等等,引起选民的不满;一党掌权而没有强大的反对派制约本身会使民主更加脆弱,或者容易威胁到民主政治的根基。另一方面,时代在变,人民群众中的迷信、盲从大为减少,对民主的要求愈来愈高,对执政者愈来愈挑剔;人民群众的自主意识、权利意识增强;人心思变,渴望革新。另外,人们愈来愈现实,世界上一些更具竞争性的多党制或多党两极政党制的国家相对腐败较少,发展得更加平衡──这是冲击一党统治的外部原因。

  最后,「反政党政治」的倾向日益明显。政党是十九、二十世纪社会现代化的产物。随著发达国家进入后现代(post-modernity)社会,不同的需求在积累,政治动员、政治沟通、政府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更加尖锐,而作为仲介组织的政党却不能有效地因应。因此有了政党在衰退的说法。的确,党员人数在普遍减少,投票率在降低,对政客──不仅是政党政客──普遍缺乏信任,以至于选民也更加反复无常,抛弃执政党(或者如前所说「将混蛋撵走」──throw-the-rascals-out)的情绪相当普遍,政党在政府中的作用被驾空,等等。这些现象也许是暂时的,但也可能表明不少国家的公民的政治意识在转变,或者是民主政治运作方式变革的重要信号。西方甚至有学者称这种现象为「反政治」(anti-politics),或者至少是「反政党政治」(anti-party politics)11。比如,贝卢斯科尼的「视觉统治」(videocracy)──让媒体主导政治的方向,布雷尔喜欢避开党的干部和议会党团直接与选民交流,就常常被视为损害政党民主和议会政治。新的诸如在环保、人权领域的社会运动,单一问题党和抗议党的不断涌现,也在动摇政党组织和议会代表制的基础。人们对传统政党和代议政治评价很低,也会有朝一日危及现行民主政治。

三 结 语

  这一切都表明西方现行政党政治正面临严峻的考验。一些老牌政党能否继续在政坛呼风唤雨,关键在于它们能否适应急剧变革的社会,不断地自我革新和完善。一个政党成功与否,归根到底取决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尽可能多的民众,或者说能在多大程度上将选民的诉求集中起来,表达出来;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选民日益增长的各种不同需求。

  在西方国家,现行的政党政治虽然正在受到严峻的挑战,但是,它仍然具有生命力。人民可能不喜欢政党,甚至痛恨政党,但是政治现实却是离不开政党。没有政党唱主角,没有政党间的竞争,现行的民主政治就难以为继。不断涌现的新问题,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能够应付这种挑战,抓住机遇的政党,就有机会在政治舞台大显身手。反之,则将被边缘化,或者只能在政治舞台唱配角。


注释

1 所谓「媒体党」,是指传统的政党功能如、动员选民,社会化等,已经和正在受到媒介的影响,如邮件轰炸、电视讲话、资料库、英特网等。这使政党领袖在竞选中不必依靠党的活动分子而直接面对选民;党员在竞选筹款和其他竞选活动中的作用在下降,而竞选经理、媒体顾问、甚至互联网专家则成了「持久选战」中的关键角色。这种新型的媒体党或职业化政党使党的领导日益脱离党员甚至议会党团,而更多地依靠媒体推销政策,树立讨人喜欢的形象。这种趋势不利于维护竞争性的民主,而是在创建一种庶民民主(plebiscitary democracy)。目前世界上最典型的媒体党当属义大利现总理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领导的Forza Italia。该党创立时没有正式的党员,主要依靠地方组织者和Fininvest雇主进行政治动员,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思想基础,表现出明显的民族主义-平民主义作风,强调通过媒体直接与选民沟通。这种新的政治动员和行事风格,导致人们谈论贝氏所津津乐道的「视觉作主」(videocracy)。──参见Barrie Axford et al.,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2002, p.362-4. 在战后义大利历届政府平均寿命不上一年的情况下,在义大利乃至欧洲政坛颇具争议的贝氏,不仅在2001年连任总理,而且至今地位稳固。这不能不说是义大利政坛的一个奇迹。

2 Barrie Axford et al.,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2002, p. 361.

3 James MacGregor Burns et al., Government by the People, 7th ed.,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98, 254. 又见宋玉波.民主宪政比较研究[M]. 北京:出版社,2001. 369-75.

4 Barrie Axford et al.,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2002, p.370.

5 Peverill Squire et al., Dynamics of Democracy, 2nd ed., Chicago: Brown & Benchmark Publishers, 1997, p.273-5.

6 Benjamin Ginsberg et al., We the People: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p. 280.

7 Kenneth Janda, Jeffrey M. Berry and Jerry Goldman, The Challenge of Democracy, 7th ed.,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2002, p.246.

8 Barrie Axford et al.,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2002, p.365-6.

9 Barrie Axford et al.,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2002, p.369.

10 Barrie Axford et al.,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2002, p. 368-9.

11 Barrie Axford et al.,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2nd ed., London: Routledge,2002, p. 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