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为什么是安全的

　问题的提出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领域最令人吃惊的现象之一莫过于与众多学者预测的相反，东亚国家［1］没有出现战争或是大规模的冲突。虽然在两极体制下，东亚地区爆发了多次战争，比如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但是90年代以来，东亚国家再也没有发生国家之间的军事冲突行为。除了海峡和朝鲜半岛局势的偶尔紧张外，整个东亚的国际关系甚至可以说非常稳定。即使仍有学者对东亚的安全做出了悲观的判断，但东亚享受了10多年的安全［2］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众多研究者们基于的眼光，把发端于欧洲的以政治军事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理论运用到东亚的尝试至少从现在看来，是失败的，而且似乎还会继续失败下去。不可否认，他们预言东亚走向冲突的理由在很长时间内还将存在：东亚国家的和军事极不平衡；它们实行不同的政治制度，既有民主制度也有极权制度；一些国家历来彼此憎恨；东亚的国际机制严重不足，但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东亚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军备竞赛和安全困境的狭隘眼光，正在和平的道路上前进。有人也许会问：用过去10多年东亚的经历来预测不确定的将来是不是很脆弱？答案是：确实如此。可如果通过研究表明保障目前东亚安全的模式有着充分的逻辑和现实基础，并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种模式不会被削弱，而是被加强，那么不敢得出东亚是安全的结论倒是很奇怪的事情了。

　　所以，关键问题在于东亚为什么是安全的。

　　安全模式的分析：4个备选项

　　东亚地区的安全维护不仅仅通过区域内国家的互动而实现。由于该地区的战略性和敏感性，它涉及了诸多的非东亚因素，主要包括三类：美国和俄罗斯等国家行为者、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和能源保障等功能性问题。毋庸质疑，三者之中最具影响力的是美国因素，它是东亚秩序中居于支配地位的国家，所以，离开美国来思考东亚地区的安全没有意义。［3］至于维护地区安全的理论模式，基本上有4个模式可供选择，它们大都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因此各自拥有一批忠实的信徒。

　　霸权稳定模式。该模式认为，一个具有超强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大国存在，是维护地区安全的重要基石。霸权能够产生稳定的原因在于霸权有实力提供安全等公共物品并且创设有利于和平的国际机制。在东亚的安全领域，美国作为最大影响国，霸权稳定模式在其政策选择中占据主导地位。1995年美国国防部的《东亚战略报告》集中体现了这一思想。报告的设计者约瑟夫·奈通过该报告清晰地表明了美国的“在东亚的领导”意图，并认为美国在东亚的领导战略“对于美国和东亚地区各国来说都是最好的选项”。

　　但是，姑且不对该模式进行价值判断，仅从事实而言，该模式不仅在东亚比在其它地方遭遇更大的挑战，而且还面临着失败的结局，因此也就无法解释冷战后东亚安全的真正机制。造成该模式失败的原因很多，其中最根本的是该模式的支柱——双边军事同盟体系——实际发挥的作用有限，以致于不能充分执行霸权国的战略意图。有两个因素直接影响了双边同盟体系作用的发挥。第一个是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方面的傲人崛起。如何与中国接触性共处成为其它东亚国家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比如，由于韩中经济联系的增强，针对中国的韩美联盟变得越来越不可能。第二个因素是50年来美国在东亚最坚定的盟国日本的日益衰弱。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把双边同盟，特别是美日同盟作为其亚太政策的基石。现在，日本虽然仍是美国一个有价值的盟友，但随着过去10年的经济低迷，其在亚洲的影响力逐渐减弱，并导致它对于美国的战略重要性日渐减小。

　　均势制衡模式。汉斯·摩根索认为，“权力均衡和旨在维护权力均衡的政策不仅是无法避免的，而且也是使由主权国家构成的社会得以稳定的基本因素。”［4］均势作为一种对外政策或处理国际关系的手段，旨在维持国家权力平衡并防止一国控制并危害别国的安全。它以维持现状和不改变国际均势体系和格局为目标。具体到东亚，均势制衡的对象是中国，因为中国被普遍被视为一个崛起的并采取修正主义外交政策的大国，而这样的大国往往是地区动荡的源头。按照均势制衡的原理，东亚的和平应该是周边国家联手平衡中国力量的结果。

　　考察下列几个问题对于正确理解均势模式在实现东亚安全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第一个，中国是不是一个希望改变现状的修正主义国家？江忆恩尽管对自己的论点做了特别强调，他还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没有明显证据表明，中国正在付诸积极努力，改变东亚现存格局，抗衡美国力量，从而破坏一个美国主宰的单极体系，并用一个多边体系取而代之。［5］即使有的话，中国的修正主义充其量也是很有限的。第二个，有一部分现实主义者认为，对修正意图的判定是没有意义的，关键是看实力的变化。近3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人震畏的增长，经济实力的增强很容易转化为政治和军事的优势。所以，均势不应该是制衡威胁（balance of threat ），而是制衡权力（balance of power）。但是，假使中国的实力增长引起了他国的恐惧，中国的周边国家是否有针对中国而发生的制衡权力行为呢？事实上，虽然“中国威胁论”喧嚣一时，但周边国家非但没有表现出制衡中国的倾向，而是机会主义地在中美之间采取平衡路线，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采取了追随（bandwagon ）中国的政策。如果说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部分在于某些东亚国家传统华夷等级体系在潜意识中的复归为时尚早，那么这至少说明东亚国家对中国的行事方式还是认可的。

　　民主和平模式。作为一种关于国际安全模式的假说，“民主和平论”的主要观点有：（1）国际关系中的一条经验法则是，民主国家之间从不（或很少）发生冲突；（2）即使它们之间发生冲突，彼此也不大会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因为这有悖于民主的原则和理性；（3）专制国家之间或者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更容易发生冲突，而且更易于以武力解决争端。更有甚者认为，与民主国家相比非民主国家更加好战。［6］经过不断修正，“民主和平论”中的一派分支观点认为，成熟的民主国家才具有和平的倾向，而那些正在向民主国家过渡的民主化过程是一个危险好斗的时期。一个正在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国家更容易引起对外战争。

　　那么，这样一种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最接近于经验法则”的模式在东亚和平的解释力有多强呢？东亚国家的民主化程度差异是显而易见的，非民主国家（朝鲜）、过渡阶段的民主化国家（印尼）和成熟的民主国家（日本）都存在，而且以处于过渡阶段的“危险好斗”的民主国家为主。按照“民主和平论”的说法，民主化差异如此巨大的地区是不可能和平的。

　　经济相互依赖模式。在相互依赖不断加深的条件下，关于经济贸易上的相互依赖能否导致安全这一命题，越来越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但是总体而言，国内研究结果倾向于否认两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或对相互依赖实现安全这一命题进行严格的条件界定，特别是加入国际制度的作用。但事实不是如此。

　　经济相互依赖产生安
全的机理

　　在探讨相互依赖和安全的关系之前，先对安全进行考察。安全的对立面是战争。国家之间爆发战争大致有三种诱因。第一，成本。如果发动战争是没有成本或低成本，国家是不会坐下来考虑和平解决的。第二，信息。不同国家拥有关于本国战略发展的独有信息。这些信息包括意愿、能力和决心等。由信息的保密性所导致的不确定性的存在，可能使国家误发动战争。第三，承诺。即使信息是公开的，由于深晓国家间相对能力会随时间的变化而转化，国家也会拒绝接受目前和平的交易方式，因为这些方式在将来可能是不可执行的。［7］这三个因素的客观存在使得战争的爆发，因此也就是安全的丧失变得不可避免。

　　相互依赖有助于安全的产生，在于它能解决导致战争爆发的上述三方面问题：相互依赖与成本。战争或者侵略的动机在于国家认为这是有利可图的。当战争的成本巨大时，国家会倾向于选择和平的解决方式，而不是危险的引发战争的方式。相互依赖的存在，增加了国家的福利收益，提高了国家发动战争的额外成本。并且，相互依赖也大大扩展了国家获得资源或者实现特定物品生产的途径，从而降低了使用战争手段占取土地等排他性要素的概率。随着相互依赖的不断加深，战争的机会成本不断增长，战争越来越变得无利可图，因此，相互依赖在某种程度上切断了使用军事力量和达成目标之间的联系。当然，即使战争成本高昂，理性国家有时也会发动战争，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信息不完全。

　　相互依赖与信息。信息不完全问题的存在阻碍了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交易谈判。由于缺少关于相对能力或决心的信息，或者有意错误传递这些信息，理性国家也可能不会采纳双边互惠的谈判形式，进而选择战争。［8］这个意义上，相互依赖在抑制冲突方面比增加征服成本更重要的是向有关国家提供了有效的信息，从而消除潜在的军事行动。经济相互依赖在传递有关贸易或者经济信息方面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在军事及安全信息的提供上，相互依赖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作为相互依赖不断加深的结果，经济一体化是必然发展趋势，正如欧洲战后的相互依赖产生了欧洲煤钢共同体一样。最终，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会外溢到高级政治领域，形成在军事和安全领域的合作。最低限度上，这些合作——包括联合军事演习、国防部长，甚至包括维和行动等——都有助于披露合作成员国的军事能力等方面的信息。当这些领域的私有信息变成公开信息之后，就会使得误判变得很不可能，从而减低了战争的风险，并增加了充分的预先谈判的可能性。

　　另外，各国间经济的相互依赖，还向相关国家发出了希望加强合作，表明政策连续性的信号，从而避免战争不可避免的自我实现后果。

　　相互依赖与承诺。如果国家预期监控和实施结果的障碍非常大，使得在任何问题领域的合作协定变得不稳定，那么国家就没有谈判的动机，或者不会认真对待谈判，［9］因此也就不能避免军事行动的出现。解决承诺问题的一条途径是创造信任，让某一国家能对另一个国家现在或将来的行为有着比较充分的预期。在维护安全方面，在潜在敌手之间增强联系是创造信任的关键。社会心的研究成果表明，“通过增加相知，敌对成员群体间联系机会的增多应该降低敌意”。［10］经济相互依赖提供了各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定期会晤和互动的场所，使之有机会表达对包括军事安全问题在内的各种问题的看法。坦率的交谈有利于增加互信。即使国家间高层领导的交往不能产生信任，这样的接触也减低了军事冲突的“误判”诱因，［11］而关于国家军事意图的误判是战争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12］甚至，在非民主国家之间，这样的高层交往也能培养信任，减少战争发动的机会。

　　通过分析，相互依赖得以从上述三方面有助于避免战争的爆发。除此之外，相互依赖还能从其它方面保障安全，促进合作。

　　相互依赖与国际制度。一部分学者质疑相互依赖在实现国际和平方面的作用，认为它忽视了国际制度的效用，因为“相互依赖关系经常发生在使行为正规化和控制行为结果的规则、规范和程序的中”，［13］所以相互依赖只是和平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但是，如果仔细考察相互依赖和国际制度的关系，会发现相互依赖会自动生成国际制度，或者说国际制度是相互依赖产生和深化的必然结果。因此，假如建立在相互依赖基础上的国际制度对和平有一定的促进，从根本上说，这还是反映了相互依赖的作用。

　　相互依赖与国家偏好。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认为国家利益的偏好来源于国内，是国家内生和固有的，但是国际间的互动也能够塑造和建构国家偏好，国际偏好不是自变量，而是一个因变量。经过长时间的发展，相互依赖向国家提供了学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国家认识到了合作的利益，并且相互依赖多次博弈的存在，使得“国家彼此认识过去的行为并能回忆至今是如何行动的。正是持续的互动，使他们基于互惠而稳定的合作成为可能”，［14］从而避免了欺诈和战争等行为。

　　通过以上机理，相互依赖促进了安全的产生。在东亚，由于特殊的现实条件存在，使得东亚国家间相互依赖的迫切性更强，因此对和平的推动作用比在其它地方也更大。

　　东亚相互依赖的原因：三个层面

　　冷战结束后，某些现实主义者预言导致东亚军事冲突的诱因并没有发生大的改观，如军事和能力的不平衡，国内制度的差异以及因素的困扰。但是东亚内部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由于国际层面、地区层面和国内层面环境的转变，变得更为显著，并且有力地保障了地区安全。

　　国际层面。冷战的终结预告了全球化的兴起，世界进入了经济和信息一体化的时代。全球相互依赖的时代似乎已经到来。但这只是一个方面，与之相对，地区经济一体化和地区主义亦有并驾齐驱之势。作为地区主义的表现和结果，国际贸易地理分布出现了新的特点。其中，对世界经济格局影响最大的是贸易的区域化。区域内贸易的增长幅度超过与区域外的贸易，贸易的开放度也因此降低。以欧盟为例，其内部贸易占全球贸易的份额从1960年的13.5％上升至1994的24.5％，而其与外部的贸易额占全球贸易的比例由1960年的20.5％下降至1994年的15.0％。虽然大为便利，但国家的对外贸易更多的集中于毗邻国或者同一区域内的国家。加拿大和美国的双边贸易很好地说明了此点。

　　全球范围内地区主义的盛行导致了诸如EU、NAFTA 和MERCOSUR等众多地区性贸易集团的产生，并形成骨牌效应，促使其它地区争相结成区域性贸易集团以避免本国利益受损，全球多边贸易谈判也因此步履维艰。受上述因素影响，不管是否情愿，东亚国家必须现实地开展区域内的经贸合作以避免在世界贸易中被边缘化的风险。

　　地区层面。1997年爆发的亚洲危机是促使东亚各国加深相互依赖的重要地区性因素。首先，此次危机使得东亚各国产生了共同克服困难的历史感，增进了相互信赖。其次，它表明IMF 等国际组织在解决实质性问题的局限。IMF 开出的削减公共开支和允许货币自由浮动的药方忽略了东亚经济的特殊性，不仅不能克服危机，而且加深了危机。第三，它反映了次区域组织ASEAN 在应对危机时的脆弱，因此要把合作层次上升至整个区域。最后，在危机中，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反对建立亚洲基金组织的态度也激起了东亚国家对其真正意图的忧虑。所以，此次危机刺激和催化区域内国家的合作，并引起“东北亚国家在考虑地区合作方面的戏剧性变化和建立正式的区域机制以应对未来可能的相似危机的紧迫性”。［15］此外，受金融危机以及EVSL（自愿部门提前自由化）事实失败的影响，东亚国家对以APEC为主导方式的开展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失去了兴趣。一方面，东亚成员没有从APEC框架中得到实惠，它们对APEC的期望大大降低。另一方面，EVSL行动失败，使APEC的权威性大打折扣。［16］有意识的区域合作使得东亚区域内贸易大为增加。据统计，2000年亚洲区域内出口达48.9％，区域内进口达56.5％。［17］国内层面：冷战后，东亚各国广泛接受开放市场，强调把经济的好坏作为在政治上是否具有合法性的一个标准，这是促成相互依赖加深并且促成地区稳定的主要因素。很大程度上，经济福利增长已经取代安全成为东亚国家的最优先考虑。由于内需的局限，投资和出口成为东亚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增长推动力。在地区主义盛行的情况下，东亚各国在市场和资金上内部互相支持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最重要保障和源泉。相互依赖会导致相对收益存在差别，但对国内利益集团而言，与国家的考虑不同，它们注重的是绝对收益的变化。事实上，通过相互依赖，多数利益集团会获得越来越多的绝对收益，因此它们越来越支持和要求国家采取相互依赖的战略。反过来，随着对外依赖关系的加强，贸易和金融等与外部经济利益休戚相关的部门和组织可能对政府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更为有力的影响。

　　在以经济为导向的战略下，东亚国家对经济关系的现实关注在一定程度上能超越并塑造其它领域的关系，比如安全和军事等因素。江忆恩敏锐地观察到，“经济增长方面的考虑似乎主宰了对日本经济困境的反应。与希望看到日本经济持续衰退的相反，中国领导人始终关注着日本经济衰退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18］

　　形势更为乐观

　　跨入21世纪，东亚的相互依赖进一步深化，并出现了制度化的保障。

　　区域贸易协定（RTA ）的发展。在历史上，包括东亚在内的整个亚洲的区域性经济组织建制都曾明显落后于其它地区。直到1992年，东盟才率先提出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计划。但进入新世纪，由于担心在区域经济集团化的潮流中受损，东亚国家纷纷找寻RTA 签署伙伴，包括在区域内部。由于容易降低谈判成本，双边RTA 是目前东亚国家签订的主要形式，如日新FTA.但是，多边途径是将来的主要选择。“10＋1”、“10＋3”、东北亚自由贸易区以及可能最终实现的整个东亚自由贸易区对东亚经济的影响是深刻的，这些协定不仅通过降低关税拓宽了市场，而且常常包括成员国之间的地区投资协议、长期信贷条款以及规避双重税收协议。区域贸易协定作为制度化的安排将把东亚各国的关系和利益捆绑在了一起。

　　东亚金融合作的进程。金融合作可以被认为是广义经济相互依赖的一部分。1997年马哈蒂尔首先提出了东亚金融合作的设想。1999年11月，东盟“10＋3”峰会通过了《东亚合作的共同声明》，意在加强金融、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协调合作。经过几年的努力，亚洲金融合作获得了实质性进展，其标志是2000年“清迈协议”的签署。“清迈协议”将东盟10国的外汇储备与中日韩3国的储备联系起来，这些国家之间可以进行货币互换。货币互换协定的诞生唤起了人们对于建立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热情。一年以后，这一构想已经获得了进一步的实质进展：扩展了东盟互换协议（ASA ）和双边互换和回购协议（BSA ）。在此基础上，日本先后与韩国、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中国也与泰国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2002年3月，中国与日本签署了必要时向对方提供最高约3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不论东亚金融一体化最终以何种方式构建，亚洲可以在单一货币制度的建设方面积微成著，结果值得期待。

　　区域内相互投资。东亚国家是世界FDI 的主要吸收地区，尽管来自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增长迅速，亚洲区域内相互投资仍是该地区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举中国为例，日本对中国的投资2001年达到创纪录的43.5亿美元，比2000年增长49.1％。韩国对中国的投资2001年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的21.5亿美元，比2000年增长44.5％。截止2001年底，日本、韩国、香港和地区对中国大陆的投资分别达到321.5、124.8、1870.1、291.4亿美元，占中国大陆吸引外资的8.13％、3.16％、47.29％、7.37％，分列第三、第六、第一和第四。而对中国大陆投资位居第二和第五的分别是美国和新加坡。在资本区域内流动趋势加强的情况下，接受国或是投资国都会营造稳定的环境。

　　贸易、金融和资本领域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大大推进了东亚地区的相互依赖程度，并巩固了东亚地区和平安全的环境。特别是考虑到资本投资对局势稳定性的较高要求以及东亚各国高度依赖地区投资伙伴的现实，任何军事行动都会变得不太可能。未来东亚的安全环境应该更为乐观。

　　结语：未来的挑战

　　如果不是唯一的解释，相互依赖也是目前东亚保持安全的最合理解释：理论上，相互依赖与安全之间存在内在逻辑联系；实践中，东亚国家有相互依赖的足够必要和可能。但是结合到东亚复杂的现实，虽然稳定长期看好，仍然有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而阻碍相互依赖的发展，并进而破坏安全。因此，识别出潜在的危险并加以控制，是继续维护东亚地区和平的重要前提。

　　游离于相互依赖系统之外的东亚国家。绝大多数本区域国家已经参与到东亚合作的进程。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某些东亚国家还徘徊在东亚经济整合之外。这些国家的显著特点是经济的勉强自足、与国际社会的交往缺乏以及政治的专制。经济的自足使得这些国家对相互依赖的利益认识不深，与国际社会的交往缺乏减少它们对他国的起码信任，而政治的专制导致武力使用的轻率。相互依赖对于安全之所以重要，除了能够扩大共同利益之外，还在于通过经济上的多次博弈培育政治和安全上相互信任，并增加争端的解决途径。但缺少了相互依赖的经历，这一切都无从谈起。对孤立的国家而言，一旦与外国产生矛盾或者国内统治遭受重大困难，其领导人在没有外部机会成本的情况下，很容易选择对外军事行动转嫁危机，进而引发激烈的地区冲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朝鲜对东亚安全的威胁要远比台湾问题严重。

　　反对东亚相互依赖加深的重要因素。相互依赖的影响有内外之分。在经济上，相互依赖有利于区域内部成员的经济福利，但由于贸易转移效果的存在，对某些区域外成员而言，这可能是损害。政治上，一方面，相互依赖的加强过程同时是地区意识提升和区域自主性增大的过程，其它国家在东亚的过分存在会招致当然的反感，另一方面，东亚国家通过相互依赖对彼此的行为有了合理的预期和认同，这会降低区域外大国在处理内部关系时的平衡作用。因此，在东亚相互依赖加深的情况下，那些在过去非正常的东亚国际关系中获益最多的国家所遭受的损失也相对最大，反对的动机也最为强烈。而且，由于历史上积累的非凡影响力，它们也最有能力破坏东亚相互依赖的进程。当然不是说，有这个动机和能力就一定会采取行动，毕竟，东亚的安全对其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

　　国内治理失败的关键性国家。［19］长时间以来，东亚的政治基础是威权政治。但在很大程度上，威权模式已经不适应东亚政治发展的需要。为此，东亚国家正在进行艰难的政治转型，并且大都已处于民主化转向和民主化巩固阶段。在这一阶段，由于民众可能对国家意识形态或对国家权力分配规则的认同下降，原本强制稳定的社会会出现动荡，导致诸如民族冲突等问题同时爆发，国家因此面临国内治理失效的困境。印尼等部分东南亚国家在民主进程中的反复以及政权更迭极好地说明了此点。假使此种情况出现在地区性关键国家，至少会在两个方面对地区相互依赖产生严重损害：1、对国内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关注会远远超过对经济利益的追求；2、国内政治不稳定外溢到地区层面，引发国与国之间的民族和历史等问题。无论产生何种可能，地区相互依赖进程都会因此受阻甚至倒退，进而威胁到整个东亚的安全。

　　东亚国家必须对上述三种潜在危险保持警惕。但总的说来，东亚的前景仍很乐观。由于相互依赖不断加深已经成为东亚的现实并将贯穿东亚发展的逻辑，安全不应再是奢望。

　　注释：

　　［1］本文所指的东亚地区为广义的东亚概念，包括东盟、中国大陆、日、韩、朝鲜半岛和台港澳等国家和地区。

　　［2］关于和平、安全和战争之间的关系，阎学通先生有着精彩的论述。参见阎学通，“和平的性质——和平≠安全”，《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8期，第4－9页。为了表述的方便，在本文中，安全与和平等同，特指没有出现政府间的武装冲突行为。

　　［3］毛里和子，“东亚地区的安全保障与非东亚要素”，《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8期，第53页。

　　［4］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21页。

　　［5］Alastair Iain Johnston，“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Security，Spring 2003，pp.5-56.

　　［6］参见Christopher Layne ，“Kant or Cant：The Myth of Democratic Pea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Fall 1994David.Spiro ，“The Insignificance of the LiberalPea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Fall 1994；Edward D.Mansfield and Jack Snyder，“Democratization and the Danger of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summer 1995.

　　［7］J.D.Fearson ，“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95，49，379-414.

　　［8］J.D.Fearson ，“Bargaining，Enforcement，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98，52.

　　［9］bid.

　　［10］M.B.Brewer and N.Miller ，Intergroup Relations ，Pacific Grove Press（CA），1996.当然，并非所有的接触都会产生信任，负面的交往会导致更深的不信任。尽管如此，交往还是为信任的出现提供了必要而非充分条件。

　　［11］R.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

　　［12］J.S.levy，“Misperceptions and the Causes of War：Theoretical Linkagesand Analytical Problems ”，World Politics 1983，36，76-79.

　　［13］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林茂辉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2页。

　　［14］Robert Axelrod，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1984，p125.

　　［15］Kevin Cai ，“Is a Free Trade Zone Emerging in Northeast Asia in the Wake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Pacific Affairs ，Spring 2001，p.11.

　　［16］陆建人，“亚太经合组织存在的问题及其前景”，《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12期，第62页。

　　［17］WWW.aseansec.org/Traed/Files

　　［18］bid ，p46.

　　［19］有重要地区影响力的国家，比如中国、印尼和马来西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