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回族医药学历史渊源探索

【摘要】  通过查阅古今文献对中国回族医药学的历史渊源进行探索梳理，认为中国回族医药学是我国回族先民在继承古代阿拉伯伊斯兰医学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汲取中华传统医药的精髓，逐步发展为独具回族医药文化特色的传统医药学，是中华传统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出中国回族医药学具有悠远的历史，其渊源可上溯到两汉时期中阿医学的初步接触。

【关键词】  中国回族医药学; 历史渊源

　　中国回族医药学是阿拉伯伊斯兰医学于中世纪后叶随中亚、西亚穆斯林大批迁徒东土到中国后，输入并在长期的发展中与中国传统医学文化交融、结合的过程中形成的，是我国回族先民在继承古代阿拉伯-伊斯兰医学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汲取中华传统医药的精髓，逐步发展为独具回族医药文化特色的传统医药学，是中华传统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兼收并蓄了古希腊、罗马、印度、波斯及阿拉伯诸民族的医学思想与成就，并与伊斯兰哲学密切相关，其医学理论包括“真一”、元气、阴(静) 阳(动) 、四元、三子、四气、四体液与体质禀性、疾病根源等学说,并将上述理论作为生理病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质是自然、社会和身心同源、同构、同步运动和谐统一的生态医学。

　　中国回族医药学具有悠远的历史。无论是从汉时中阿医学的初步接触，到盛唐、五代十国时期中阿医药学的融合与交融，以及宋金时期中国回族医药学的萌芽，到蒙元时期中国回族医药学的形成、明代中国回族医药学理论的提炼，终至新中国回族医药学的进一步发展，无不和本民族的生存、文化等休戚相关。

　　本文仅从两汉至隋代时期对中国回族医药学的历史渊源进行探索。

　　1 两汉时期，中阿医学的初步接触

　　1.1 西汉时期 西汉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张骞奉汉武帝欲联盟月氏，攻击匈奴的军事的使命而出使西域，亲历大月氏、大宛、康居等中亚国家。该时期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交流往来有文字记载的最早时期。《史记·大宛传》记载“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支”[1]，据近代学者[2]考证，“条支”指的就是阿拉伯地区。《汉书·张骞传》的记载与此相同。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通往中亚各国的内陆通道——丝绸之路，为阿拉伯香药的输入中国提供了必要的客观条件。《四库全书·香乘卷一》云:“香最多品类士交、广、崖州及海南诸国，然秦汉巳前未闻，惟称兰、蕙、椒、桂而已，至汉武奢广尚书郎奏者始有含鸡舌香及诸夷献香种种徵异事”[3]。《汉书·博物志》记载，汉武帝时，外国进献返魂香(即苏合香)三枚，大如燕卵，与枣相似。当时正值长安瘟疫流行，使者请焚烧一枚返魂香以辟疫气，一时香闻百里，数日不歇，宫中病者闻之即起，疫死未泊者，熏之皆活，人皆称其为返生神药[4]。当时阿拉伯香药主要供统治阶级焚香、熏香等奢侈享用，如汉武帝在宫中焚烧天下异香，有苏合香、沉光香(乳香)、精抵香(没药)等[5]。《太平广记钞·汉灵帝》中亦记载，宫人用西域所献异香，煮汤沐浴，浴毕，将余汁倒入渠中，美名为流香渠[6]。由此可见，阿拉伯香药的传入，满足了汉室帝王贵族对奢侈生活的需要，而用于医疗的记载很少，《神农本草经》中，仅记载有肉豆蔻的草药名[7](肉豆蔻，产于印度尼西亚的香料群岛，亦为阿拉伯香料商品的重要品种)。同时，张骞的西行，也无疑是中国对西亚特别是对阿拉伯地区的政治、经济、医药、文化的初步接触和了解。

　　1.2 东汉时期至东汉，随着丝绸之路的进一步开通，中阿之间的商贸交流逐步频繁，丝绸之路的商道也由最初的两条开辟为多条。其中陆路南北两条均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河西走廊至敦煌分向。第1条是沿着昆仑山北麓到达大月氏(今阿富汗)、安息(今伊朗)、条支(今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直至印度洋，称为南道。第2条顺天山南侧行走，越过帕米尔高原，到达中亚和波斯湾等地，称为北道。西汉以后天山北路又增加了第3条丝路，通往地中海各国，称为北道，或新北道，原来的北道(即顺天山南侧行走的那一条)就改称为中道了。除了从长安出发运往欧洲的陆上丝绸之路外，还有从扬州、泉州、珠海等港口，经马六甲海峡，抵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 展现了中外之间药物的贸易交流也日趋繁荣[8]。《后汉书·西域传》有“和帝永和九年(公元97年)都护班超遣其使甘英使大秦(包括埃及、叙利亚在内的罗马帝国东方领土)抵条支，为西海所阻，不能西渡，乃还”[9]。此时，阿拉伯香药的输入品种渐次增多，根据史籍相关记载统计，当时香药传入的种类主要为苏合香、乳香、没药、肉豆蔻、鸡舌香等，且仍主要做为奢侈品，供皇家贵族的焚香熏香之用。对中医药的影响甚微，如《金匮要略》中仅有“诃黎勒散”一方中使用了阿拉伯香药诃黎勒[10]。析其原因可能为：一是阿拉伯香药作为外来奇珍，价格昂贵，不能广泛用于医疗实践;二是阿拉伯香药传入时间尚短，当时医家对其性味功效还不熟悉。

　　2 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代 回药滥觞于中药

　　2.1 三国两晋南北朝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横贯亚洲的多条丝绸之路，沟通了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联系，随着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壮大，为了获取商贸之利，尤其是与阿拉伯的香药贸易可课以巨税，统治者多实行开明的对外开放政策。此时期阿拉伯香药的传入逐渐增多，无论数量和种类，都较汉代有明显增长。据《魏书·西域传》记载，梁武帝天监十七年(公元518年)，波斯始通中国，其国产物甚多，有熏陆香、郁金、苏木、雌黄等[11]。《北史·列传第八十五·西域传》记载，“波斯国，……土地平正，出……，郁金、苏合、青木等香，胡椒、荜茇、等物。……恭帝二年，其王又遣使献方物”[12]。大秦国的货物也通过别国的商人，贩运到中国来。据《梁书》记载：“中天竺国……其西与大秦、安息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琥珀、珊瑚……郁金、苏合”，又云“大秦采苏合、先榨其汁以为香膏，乃卖其滓与诸国贾人，是以辗转来达中国，不大香也”[13]。《魏略》中记载了大秦国的65种物产，内有香药12种，其中多产于亚丁湾的阿拉伯香岸(指阿拉伯阿曼佐法尔地区)，如苏合香、狄提(芦荟)、迷迭香、兜纳(没药)、郁金香、安息香、芸胶(阿拉伯胶)、薰草(柔毛薰衣草)、薰木(紫檀木)等。在香药的应用方面，也不仅局限于薰香焚香，中国医家对其医疗作用已有了初步认识，在本草书籍中已有了较多阿拉伯香药的记载。《本草经集注》载：木香“永昌不复贡，今皆从外国舶上来”，谈到其应用时说：“乃云大秦国以疗毒肿，消恶气有验。今皆用合香，不入药用。惟制蛀虫丸用之，常能煮以沐浴大佳”(芜湖医学专科学校印，1963)。说明中国医家没有道听途说相信大秦的经验，而是经亲身体验将其作为制香和防虫药使用。《雷公炮炙论》[14]中阿拉伯香药的输入史亦有阿拉伯香药的记载，共记载了木香、阿魏等十余种香药的炮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