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知识社会学的几个问题

   当代社会，知识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教育是产业，知识是，学术有市场需求，这是显而易见的。文学学术已经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历程日趋成熟完善和制度化，成为当代人文中知识生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其规模还在日益扩大和。
       俗话说见惯不惊，当我们在文学学术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获得某种习性以后，便往往不再会追问它的合法根据，怀疑它的有效性；特别是当我们从中获得既得利益时，便更少质疑自己该扮演何种角色。恰如老黑格尔有言在先：现实的就是合理的。但俄国形式主义者宣称，习惯了必然导致自动化和机械反应，于是"陌生化"有助于振聋乏聩之必要；布莱希特坚信，"间离效果"可以将被常识经验遮蔽的真相彰显出来。本文正是对习性和习得之物的某种知识社会学的反思和追问，因为现实的未必是合理的。
       首先，我想指出，当前的文学学术生产已发生了深刻的变迁。倘使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学学术活动为参照，那么，以下转变值得深思。变化之一，文学学术的总体性正在消失。越加专业化和细致分工的文学研究领域，已经成为各种专门的话语特权领地，流行的是种种局部话语和局部知识。变化之二，当代文学学术从过去积极参与社会改造和变革，而日益转向从中退却撤离，退缩到自律的狭小话语空间，割裂了文学学术话语和公共领域原有的广泛联系。于是，文学话语和宏大目标（民族国家、、社会关注、道德判断等）的关系，似乎显得不如与学者个人文化资本的积累关系更为密切。变化之三，由于上述撤离，文学学术越加技术化和小叙事，非化倾向越来越明显，规范性、可操作性和方法论等方面日趋完善，但有创见、有思想震撼力的观念和论著却日渐稀少。
       从功能主义社会学观点看，文学学术知识的生产有四个基本要素。不同时代和文化，这四个要素的关系有所不同，因而使得文学学术知识的特性和功能有所不同。第一要素是知识生产的制度形式，如大学、科研机构、出版社、评奖制度、晋升制度等等；第二个要素是生产的主体，亦即文学思考的主体--各类研究者、学者和写作者，他们承担了知识生产者的角色功能；第三个要素是被生产出来的学术知识本身，或者说是知识的产品，它包括各种学术著作、期刊、、课堂教授的东西、会议上交流的话语等种种形态，甚至包括许多尚未物化却以观念形态存在的价值和理念；第四，知识的消费者，以及这些观念和价值的接受者，各种文学知识物化形态的消费者（从读者到观众等）。这四个要素的基本关系可以简要归纳为：制度形式是知识生产的语境和空间，研究者则是主体或行动者，产品是文学学术活动的观念上和物质上的结果，而消费者所规定的行为正是对这些产品价值的接纳和认可。四种关系恰如戏剧表演："舞台"是制度形式，"演员"是研究者，"剧本"是知识，"观众"是消费者。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如今文学知识生产的戏剧与过去的戏剧有何不同呢？这么问也就等于说这出戏剧的四要素与以往有何差异。以下我们将以四要素为核心来展开四个论题。
       知识生产及其制度形式
       中国现代文学知识生产格局的形成，是与大学堂和书局等现代制度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比较的意义上说，没有这些现代制度形式，就没有大规模的现代文学学术生产和传播的可能性。从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头三十年，一大批现代文学学术人以大学和出版社为依托，一方面塑造着自己的新知生产者和传播者的角色，另一方面又不断地深化和拓展着文学的知识生产空间。从康梁师徒，到蔡元培、李大钊、鲁迅、胡适，无不如此。从学理上说，制度形式既给文学学术知识的生长提供了场所，同时又不可避免地限制其发展，这就是知识生产制度化的悖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大学和出版社，到今天相当规范化和制度化的大学、研究所和出版社等制度形式，在集中越来越多的文学知识生产、传播和评价的种种主体角色时，又限制了知识生产和传播的结构和方向。尤其在当前的学术界，对于学术制度和规范吁求的呼声很是热烈，毫无疑问，这种吁求有相当合理性和必要性，它有助于发展学术和形成话语的公共领域。但凡事总有另一面，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如果说过去的制度形式在形成草创过程中给文学学术知识留有某种缝隙和余地的话，那么，今天愈加完善的制度化形式，会不会在某种程度上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形成了遏制？
       晚近文学学术知识的变化，我以为在诸要素中体现出两个较为显著的共同倾向。其一，越来越多的文学学术的相对自律性。历史地看，中国现代文学学术的发展，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前，文学学术说到底不过是一种政治的附庸和工具。正像文学本身扮演这种角色一样。从按经济办事，但按学术规律研究，我们可以清晰地描画出文学学术知识逐渐脱离直接的政治附庸地位的轨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制度对学术制度的影响已经消失，两种制度有时还纠结在一起，或融合成一种合力。但是，我们必需承认，当前学术知识与政治权力直接制约的相对分离，使得知识的探求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也使知识自身的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这就是说，学术制度的逐渐形成，对于学术自身的发展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为文学学术开辟了一个广阔的空间。然而，在我们注意到学术制度自律性的积极一面时，往往忽略了它带来另一方面，即负面作用。上述转变在带给文学学术以自律的探索的同时，反过来是否会导致文学学术远离政治和社会关注，转向个人小叙事和"内集团"（或"学术共同体"），因而与社会公众及其公共领域拉开了距离？尤其是在当前学界呐喊着要健全学术制度和规范的时候，注意到制度化的这另一面，显然是必要的。辩证地说，被政治所强暴的文学学术是"伪学术"，但丧失了政治关注和社会关怀的学术也有自身的局限。于是，我们有必要对文学学术自律性的制度化本身作更加辩证的思考。
       其二，文学学术生产的合理化或工具理性化。自律性使得文学学术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获得发展，而这种发展过程又有赖于自身的不断合理化或理性化。随着四要素诸方面的制度化、专业化、细密分工，知识的技术因素明显地压倒了其他因素，导致了技术主义、实证主义和工具主义的流行，而具有"他性"的、另类的和反叛的话语便被这一合理化所排斥，进而形成了技术官僚式的学者在文学学术场内占据越来越显赫的权威位置，工具性的操作取代灵性的自由思想，专业化的分工使得局部知识过量生产，可通约性衰微。于是一系列矛盾现象便凸显出来：被学术界（内集团或学者共同体）所称道的知识产品，与公众的反映形成鲜明对照，学术与常识距离越来越远；学术知识技术上的优势压倒了思想的偏锋，因为前者在高度制度化的思维中，通常被认为比后者更有价值。
       在当今已经相当制度化的文学学术生产中，制度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规范和诱导着文学学术的生产。大学的科研和教学制度，学位和学衔的晋升制度，学术成果统计评奖制度、以基金制约的科研项目立项和评选制度，科研课题的指南制度，学会和专门委员会的会议制度，专业杂志的论文评审和发表制度，学科分类制度等等，这些业已制度化甚至数量化的指标，强有力地决定了文学学术知识的生产、评价及其文化资本的多寡。毫无疑问，制度化有助于学术的规范化和生产的规模化，有助于文学的学术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但它的局限却不容忽视。这里值得进一步思考的两个关键问题是：第一，高度制度化的各种程序、指标和操作性，是否会扼制了文学学术本来所具有的自由灵性的特征。较之于其他学术知识，可以肯定地说，文学知识更具悟性和体验的智慧成份，它与刻板机械的其他学术技能有很大的区别。但棘手的问题是，当学术生产的制度化一味追求可控制、可统计和可操作等特性时，那些标准化、数量化和程序化的作业，是否会把工具理性带入文学学术之中，进而对文学学术固有的特性形成威胁呢？换言之，如果制度化把灵活多变的文学体验和表达转化为固定的格式和程序，我们有理由怀疑这种知识本身的价值和功能。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来设想，制度化的好处是将一切学术思考置于可操作、可比较的规范之下，但却有可能把那些与规范的操作性不相符的自由活泼的思考和表达排斥出去，并将这些东西视为"异端的"、"不规范的"，因而使之"去合法化"。比如，课题申报和基金资助制度，就将政治与学术纠结在一起，某种程度上强制性地限制文学学术知识的生产导向和价值。获得立项和资助不仅代表了某种社会认可和评价，而且也在制度中增加了研究者的文化资本。当制度内以获得项目和资助数额为文学学术的评价尺度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制度对知识生产所产生的巨大的诱导和限制作用。一个学者本来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来设计自己的课题，但由于制度性的资助及其附加文化资本的诱惑，他可能会投其所好，依照评审者及其规范来设计自己的研究课题，放弃自己原来的设想，结果可想而知。
       第二，文学学术与社会以及文学的关系，也会在越加制度化的过程出现变形。由于评价和学术规范自身的自足性，学术知识有可能置文学的历史、现状以及文学学术自身的特征于不顾，进而片面地选择某些对知识的学术规范自身来说有所"增殖"的课题和话语。换言之，文学学术在高度制度化时，不可避免地产生某些自给自足的要求和尺度，于是，当作为学术知识生产者的研究者追随这些要求和尺度时，恰恰有可能忘却文学特性自身，忽略文学中重要的甚至是难以把握的东西，而专注于在技术上可操作可评估但又没有多大实际学术价值的课题与话语。知识的这种自律性和制度化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过程，它的一个可能的结果是，文学研究逐渐离开了社会关注和公共领域而被学院化；同时，文学研究的话语也越来越非意识形态化或去政治化了。这表明，制度化是专业主义的工具理性作用的外在保障，而专业主义反过来又强化了这种制度化形式，两者之间有一种共生互动关系。
       显然，文学学术在其制度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自身的运行规则和评价标准，它们往往会先在地干预文学学术知识的生产和消费。因此，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学术的制度化一方面越来越完善，方法论越来越精致，研究领域越来越细密，但有创见和有震撼力的成果却并未增加，而是相反，这样的成就有可能越来越稀罕。如此一来，不禁要问：文学学术知识生产的制度化，是否隐含着将文学学术与活生生的文学实践乃至生活实践剥离开来的危险呢？从高度技术化和操作性的知识大批量的生产来看，这样的危险也许并非危言耸听。更深入的问题是，学术制度与政治的分离，的确给学术本身带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但学术制度似乎又有自己的局限性。回到制度层面上来看，完善的学术制度本身是否含有某种自我调节功能？换言之，完善的学术制度是否可以自行调节制度的内在局限性功能，使之倾向于更具活力的发展方向呢？
知识生产者及其角色
       照我看，在文学学术生产的四要素中，生产者是最具动力性的因素。在特定制度化"舞台"上表演的"演员"，不可能不受到舞台的限制和规范。在当前学术知识生产高度制度化的条件下，民间性非制度性的文学学术生产者生存的可能性受到极大的限制，而制度本身也对其内的主体行为角色有诸多限制。当前文学学术生产者角色的最突出特征也许可以初略地概括为：甘于专业化，聚敛文化资本，关注小叙事。
       如前所述，专业化需要制度的保证，而专业化本身既是知识生产的社会分工的结果，又导致了学术人角色功能的相应转变。比较一下过去和现在的文学学者的话语和兴趣所在，差异和区别便赫然眼前。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学的基本功能定位在启蒙与救国上，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国民性的改造，使得文学在更加广阔的社会层面上发挥作用。于是，文学的学术知识也带有强烈的社会功能，而从事学术研究便与社会批判和思想启蒙关系紧密。随着文学学术自身的专业化和细密分工，我们不难发现学术人已经从广阔的社会文化批判角色，蜕变为在具体甚至烦琐的狭隘领域里皓首穷经专业人士。专业化限制了文学学者的视野和思考，这必然导致从宏大叙事向小叙事的转变。所谓大叙事，亦即社会文化的总体性和普遍根据，关注大叙事必然使得学者承担了社会道义的普遍角色。这样的文人学者合法地将自己的学术研究与社会解放的宏大事业紧密联系起来。关心普天下的社会文化问题，从对封建观念的批判，宣传"德先生"和"塞先生"，到对个性主义张扬和国民性批判。而转向小叙事，一个重要的变化是这种宏大视野和普遍社会关注的衰退，学者的眼光集中于具体细致的学术专门问题。这种小叙事成为专业领域内学者共同体的基本范式，由于大叙事的衰微，共识的可通约性和普遍的可交流性也随之消解，一种"局部决定论"（利奥塔）流行起来。小叙事的流行与文学知识总体性的消解密切相关，而总体性衰微又和文学知识本身的零散化和局部化联系在一起。
       转向小叙事的另一个后果是学者-学术-社会之间关系模式的转换。如果说在启蒙和救亡的大叙事中，学者的知识创新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等宏大目标相联系的话，那么，在充分专业化和制度化的今天，文学学术与其说是与宏大目标相关，不如说更多地与学者自身的文化资本增殖相关。换言之，文学学术从普遍社会关怀的实践特征，转向了具体专业话语的的抽象理论特性，这同时，也就为在小叙事范围内将知识转换为个人文化资本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文学学术人的主体角色行为目的论的转变，重新塑造了文学学术人的角色类型和所扮演的行为范式。于是，普遍社会道德关注和人文关怀，日趋转化为个人名声和资本的获取，这必然导致了文学学术范式的深刻嬗变，一种"作为追逐名声的动物"（德布雷）的知识分子及其角色行为便空前活跃起来。他们对普遍的社会和文化问题失去了兴趣和敏感性，对技术官僚化的角色和学术制度本身的局限和问题也失去了反思和批判力。文学学术与公共领域的联系被严重削弱乃至断裂了。当个人文化资本取代社会普遍关怀时，文学学术知识的生产便不可避免地与文化资源的争夺发生关系。在制度化的舞台上，上演的可能剧目也许是学术人在词语资源和文化资本中相互争夺的残酷战争。从成果评估体系，到职称晋升体系，再到各种学术头衔授予体系，甚至到住房、津贴、医疗等待遇制动，种种诱惑和分层的结果使得学者成为名符其实追逐文化资本之徒，而文学学术及其声望则成为聚敛这些资本的门径。成为文学学术人，已渐趋远离宏大目标，不过是在高度制度化的体制中获得一个较好职位待遇和学术头衔而已。有一外国学者的戏言，过去做家意味着启蒙民众和促进社会变革，如今当哲学家不过是在大学哲学系谋得一教职。此言虽有夸大过激之嫌，却也道出几分当代学术人的真实窘境。
       显然，高度的专业化带来了一个悖论，它一方面给学术人以某种确定的位置感、角色意识和行为方式，使之在明确的专业范围内合法化地履行自己的职业功能；另一方面，它又不可避免地限制、约束和压制了他们的创造意识和职业范围之外的冲动。恰如萨义德所言，专业化戕害了兴奋感和发现感，导致了怠惰，形成了一种广泛的专业化的工具性压力，最终将习惯于屈从权威和权力。所以，他极力主张知识分子应该对抗这种专业化，应成为一种"业余者"。这个说法和威廉斯的看法颇为接近，后者认为，真正的文学学者应把文学研究视为一个"陌生者的职业"。什么是"陌生者的职业"，就是不再以制度化的陈规旧习和常识观念来看待文化现象，而是以一种"陌生化的眼光"去透视文学和社会。遗憾的是，我们不难发现，在今天的大学、研究所等制度机构中生存的人文学者，有不少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曾经拥有的反叛性和批判眼光，在制度化中生存就意味着一种职业角色的形成，有人称之为"心理同一感"（伊格尔顿），有人称之为"习性"（布尔迪厄）。总之，这种习得的职业角色使得"顺应的话语"比"反叛的话语"更加容易增加个人的文化资本。（当然，在另一些条件下，虚假的反叛话语也可以用来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加个人的文化资本。）新颖的、另类的话语往往遭到排斥而边缘化。习惯于制度化的知识生产的学术人，难免会在制度的惰性中获得某种满足感和成就意识，越发精熟老道的观念也许越发缺少大胆甚至放肆的创新。
       如果进一步深思制度化所导致的学术人"习性"问题，那么，有几个关节点需要思考。第一个问题是作为知识生产者的学者与制度的关系。在这方面，一种寄生的关系或互相合法化的过程值得分析。制度化使得学者获得了自己的文化资本和权威，反过来，他们在履行自己的角色行为时又在强化这个制度，使之越加合法化。第二个问题是，这种互相合法化的过程实际上又是一个局部共同体所确定的理论范式的合法化问题。即是说，制度化需要一个坚定的学者共同体来论证、解释并实践自身的合法化。然而，正像库恩在发现的范式所具有的特性一样，在人文学科中，一种新知识、新概念和新命题的有效性，有赖于同一解释系统的另一些知识、概念和命题。这就意味着，制度化的有一种惰性，既有的业已确立的知识解释范式会地保护现有的知识的有效性，而各种边缘化的、创新性的话语受到冷落和遏制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在这一意义上说，制度化会助长对问题新解的麻痹，而专注于业已肯定了的各种学说和观念。因为这样可以最好地保护现有文化资本的分布格局，保护那些学术中的"既得利益者"。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在文学研究中步履艰难，部分原因就在这里。
 知识产品及其流通
       在制度化的舞台上，由争夺文化资本的演员上演的是一出知识专门化的戏剧。
       在传统文化中，文学不但可以"载道"，而且还有"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功能。所以，"不学诗，无以言。"学文与做人，成为一枚硬币的两面。然而，今天制度化的学术分工和职业化的学术人角色，其必然结果是文学学术的专门化。这里我们可以设想一种性的和转变。在文学学术尚未充分专业化的条件下，文学学术的范式并不是高深难解的专门性知识。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学学术总是与常识关系密切，而文学研究的著述（尤其是文学批评），是大众看得懂也爱看的东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许多文学研究才能承担其种种宏大事业的某种功能。由于宏大叙事的根据，在这一时期的文学研究中，可交流性和可通约性是显而易见。知识与社会公众的关系也较为密切。
       然而，文学知识生产和传播的高度专业化，必然导致一些新的趋向的出现。这些新趋向正在这样或那样地改变着文学学术的原有格局和发展方向。首先，专业化一方面在内部细分出更多具体领域，这种分化是以专门化、狭窄化和艰深化为代价的，它由许多专门的术语、概念和命题所构成，既使是在文学学术内部，制度化的专业和学科分工，逐渐导致了各自可交流性和通约性的衰退。古代文学和文学距离很远，现代文学与文艺学亦有距离。各说各的，局部的可交流性消解了总体的可交流性。另一方面，文学学术与、社会学、语言学、历史学等距离也越来越远，原本相近的学科也出现了裂痕，可交流性和可通约性消失了。其直接结果是不同学科甚至相邻学科之间少了共同语言。可通约性的衰竭实际上就是文学知识总体性消解的一个侧面，是小叙事流行而宏大叙事衰竭的标志。
       其次，学科内和学科间可通约性的衰竭，不但导致了其内和其间各自的分化和距离，而且也在扩大文学学术和普通非专业人士之间可交流性降低。即是说，文学学术在其自身的专门化历程中，逐渐失去了和普通社会公众的联系，成为高度专业化的知识体系或知识型。这种知识产品缺乏普通的消费者，局限于制度化形式内的少数人。学术产品的流通是一个社会学上所说的"内集团"的事务，与这个制度形式之外的社会一般公众没有关联。只要对眼下盛行的文学研究著述稍作审视，便不难发现，这类知识纯粹是圈子内部（内集团）流行的东西，它不再有普遍的目标公众，也不再是一种总体知识，而是局部知识，专门知识，小叙事的知识，少数人的知识。这和过去的文学知识型有很大的区别。这里的关键所在，是文学学术知识的专业化拉大了它与常识的距离。当专业知识不再以常识或日常经验来作判断依据时，它与社会普通公众之间的断裂便是不可避免的了。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文学学术知识在当代条件下从公众视野和公共领域中退离出来的发展趋势。换言之，没有经过专门的训练，普通公众是无法获得谈学问题的话语权利的。于是，一种文学话语（写作或言说）的资格要求便出现了，用福柯的话来讲，这就是一种"求知意志"，它把合法的和不合法的话语加以区分，进而实现对特定话语领域和形式的权力控制。
       再次，文学学术知识的批量生产和评价，在制度化的形态内必然要求某种合理化，于是，这种知识自身便形成了自足发展的可能性。知识的自律性一方面要求排除外部的干预和作用，另一方面又有可能与外部世界间离开来。这样必然导致文学学术的游戏规则与外部世界的规则的分离。而文学知识自身的生产，我们注意到在制度化条件下，有一种对"经典化"的完全依赖。"经典化"实际上扮演着文学史的筛选和淘汰功能，施行一种民族"文化记忆"的作用。被经典化的作品和解释，便获得了某种研究、解释和把玩的合法性，反之，便被无情地拒之门外。"经典化"的实质有可能是专家的判断与事实的一致，但也有可能形成两者的巨大脱节。这里，有用阐释经典和命名经典权威的专家们，便有可能实施某种程度上的文化暴力，将自己的"求知意志"强加给文学的历史。有时，某种经典化对于增加某些学者的文化资本和既得利益是有利的，于是，一些学者化不遗余力地命名经典；而处于局外的另一些学者可能会作出另一些经典命名，并以不同的策略和方式来抵制文化资本的流向。如果说这种现象是真实的，那么，我们或许有理由追问这些命名的经典是否真的是经典？我们有必要追问这样的关于经典的知识是否普遍有效？因为我们发现，对经典的命名本身似乎有"功夫在诗外"的功能。
       最后，上述这些变化又形成了文学学术价值判断标准的转移，以及文学学术知识观念和论题的变化。文学研究的理性化使得学术自身不再是边界模糊的，它的论题和范畴变得越来越明确。过去有些不属于文学性话题和范畴，尤其是那些曾经占据着文学关注中心的宏大叙事范畴，从启蒙到救亡，从民族国家的命运到国民性批判等，都逐渐地转移出了文学话语空间。而专门化的文学概念和命题，尤其是一些符号文学话语学术规范和技术标准的内容，则成为文学学术知识的主流。80年代文学研究的"向内转"，以及当前文学研究的一些"大师典范"便是生动的例子。更重要的是，文学研究在获得自身自律性和制度化的同时，一种对方法论和话语情境的要求便应运而生。客观论和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在态度的要求下，成为学术知识的基本前提。而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在注重材料、数据和事实的同时，却又隐藏着放弃价值论立场和批判态度的可能性。于是，放弃对社会和文化的判断便成为合法的文学学术根据。这样一来，文学知识的形态转变，其知识型从一种生存的智慧和价值态度，转而成为一种中立的、可操作和技术化的系统。
  知识消费者及其行为
       当我们把当代文学学术知识界定为只限于少数"内集团"时，实际上已经触及到这种知识的消费者问题了。而当我们把文学的思考从一种智慧转变为一种可操作可传递的知识时，实际上又触及了文学知识由体验向解释的深刻转变，涉及到从智慧向学问的转变。这种转变具体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学的制度化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传统的文学的格局和功能。文学学术与人格休养的脱节，导致了把文学学术作为一个可传递和可替代的知识技艺来传授。在高度制度化的大学和研究内，文学中广阔的人生体验与道德精神，凝缩为种种与社会实践关系甚远的独立的知识体系。制度化的知识丧失了个体精神教化的关联。作文与做人不再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了。这里可以看出文学消费者的角色塑造发生了转变。第二，由于以上原因，文学教育及其消费者的培育，逐渐转向了越来越专门化的学者的造就。细密的专业化分工，使得文学教育已从总体化的思考变成为各个专门领域研究。学历层次的提高不再是学术视野的拓展，毋宁说是视野的狭隘化和专门化。越是专门的知识，就越显出功力和造诣，与作为生产者的学者的状况一样，知识消费中小叙事的流行使得宏大叙事逐渐消解了。难怪有人呼吁人文精神的复兴。第三，制度化的文学知识的消费者，其严格的行为方式和学术操作的技术性和规范性的训练，一方面使得文学灵性体验成份被技术分析所取代，另一方面又使得文学知识的受体（学术-消费者）专事于各种文学知识操作的技术性环节。同时，所谓"客观的"、"的"和"价值中立的"方法论训练，使得这些消费者逐渐淡化以致扼杀了自己的鲜明价值判断和思想锋芒。也许可以说这样的消费者的培育，本身就是这个制度化的文学知识生产所需要的。换言之，特定的知识生产类型要求特定的消费者，没有这样的消费者，也就没有这样的知识生产的消费对象。于是，我们可以从学的角度来陈述这种复杂的关系，制度化的文学学术知识，造就了特定的生产者和生产方式，而这些因素又反过来造就了特定的知识对象的消费者。换言之，特定学术消费者的培育，本质上就是这种知识的再生产，因为生产生产出它的消费，而消费又消费着特定的生产。这种互动的辩证关系保证了特定学术知识的延续和及其合法性的存在。  
       很显然，文学教育和研究训练就是这种知识消费对象的培育途径。这里，一个更为深刻的困境逐渐呈现出来，那就是这种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自体循环"，一方面使得文学学术知识有了具体的消费对象，另一方面又反过来延续了此种新的生产者的生产。从某种角度说，特定文学知识消费者的塑造，也就是某种文学学术人的角色和习性的培育。制度性的文学学术生产和传播，导致了生产者（教授）和消费者（学生）之间的某种工具性关系。一方面教授作为学术权威的拥有者对学生构成一种吸引和依赖，另一方面，学生作为消费者在这种权威的制度化操作中，也逐渐养成了对权威的依赖，并反过来使之获得某种合法性和话语资格。习性的培育和资格的获取，最初作为消费者的学生便向生产者转化。由于获得了话语权利和掌握了专门术语，他们便把这种学术作为"学术传统"向新的消费者转移。制度化的学术传统也就在其中确立起来了。正是由于这种制度化功能，文学学术的生产必然会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危机和困境。像葛兰西所言，文化的霸权是通过一种消费者对某种文化的"默认"而实现的，或像福柯所说，权力的对象同时也是权力的传播者和强化者。特定类型的文学知识的制度化正是这样一种过程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