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如何想象自己的身份——关于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若干定义的反思

[关键词]知识分子，性，后现代性，社会角色，制度，知识社会学

[中文提要]现代知识分子如何构想自己？这既是一个知识分子如何扮演社会角色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实践问题。文章着重分析了西方知识社会学中若干种有影响的理论，进而对知识分子问题中独立与依存、制度化与业余倾向、普遍的与专家的知识分子、立法者与解释者、知识分子与媒介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讨论。作者认为，透过这些关于知识分子身份的想象解析，可以揭示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系列困境，其社会角色面临着深刻的转变是显而易见的。  

ABSTRACT  
How  do  modern  intellectuals  imagine  themselves?  That  is  a  big  question  concerning  both  what  their  social  role  is  and  how  to  play  the  social  role.  The  author  analyses  several  influential  concepts  of  intellectuals  in  the  West  and  then  concentrates  upon  the  key  points  such  as  autonomy/organic,  expert/amateur,  universal/specific  intellectuals,  legislator/interpreter,  intellectual/  mass  media  and  so  on.  The  author  makes  the  point  that  modern  intellectuals  have  faced  a  dilemma  in  which  their  social  role  dramatically  changed.



       人是逻各斯的动物，这个著名的界定意味人是一种善于思考并反思自己的特殊物种。所以，发明这个定义的希腊哲人总爱说：认识你自己！认识自己，也就是想象自己。知识分子对于自身身份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想象，透过这一想象，我们可以清楚地瞥见这一"知识的动物"的诸侧面。
       也许我有理由说，在五行八作中，所谓知识分子恐怕是最敏于思考自己的身份、角色和作用了，这也许是知识劳作本身的特性使然，也许是人类反思自己的内在倾向在他们身上最为显著。尽管如此，但什么是知识分子这一问题却争议颇多，仍是"剪不断、理还乱"，各种学说林林总总，莫衷一是。不过，透过种种不同的界定，我们却可以透视隐含在其背后的不同立场和意识形态。有人说当代社会是知识的社会，有人说是信息社会，也有人是高技术的社会，还有说是知识分子作为新阶级的社会。凡此种种主张和学说，道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当代社会，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积极的社会力量，变得日益重要。于是乎，知识分子关于自身的想象也就变得同样重要了。换言之，"什么是知识分子？"这在今天成为一个问题。难怪萨依德如是说：有关知识分子的讨论"不但范围惊人，而且研究深入。现成可用的有数以千计有关知识分子的不同和社会学，以及有关知识分子与民族主义、权力、传统、革命等等无穷无尽的研究。世界各地都有其知识分子，而那些形成中的每一个都被热烈地辩论、争议。"[1]
       假如说一种界定就是一个问题，那么，讨论一种本身也就涉及到各自所包含的问题。这里，我有意识地选取几种有代表性的定义，藉以触及当代知识分子讨论中的那些重要层面。  
       一、"自由飘浮的"
       曼海姆曾在30年代对知识分子做过一个经典的界定：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特殊的阶级或阶层，他对知识分子的界说给出了两个关键的定语："自由飘浮的、非依附性"（free-floating,  unattached）。这两个定语反映了曼海姆对知识分子特性的基本看法，那就是知识分子具有某种社会的"无根性"，亦即他们疏离于社会各阶级之外。这种疏离是知识阶层可以超越狭隘的特定阶级或阶层的局部利益和意识形态，进而达到普遍的、公正的判断和真理的必要保证。所以，曼海姆坚信，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有着一致经济地位和阶级关系的社会阶层，因此，用社会-经济阶级地位的社会学分析来讨论知识分子问题，无疑是缘木求鱼。假如说有什么把知识分子连接在一起，曼海姆认为那就是。
       在曼海姆看来，现代知识活动是由一个不依附于任何阶级的知识界来承担的。所以，知识分子可以成为意识形态谎言的揭露者，思想的相对主义者和批判者，种种世界观的分析者。"非依附性"恰恰是他们获得"自由飘浮"的前提，是获得思想的公正和自由的条件。所以，曼海姆明确指出："假如观察者和思考者局限于社会中的某个给定的位置，这显然不可能获得对问题的真知灼见。""一个其阶级地位已被某种程度上限定了的群体，便有其服务于其地位的观点。假如不是限定的，就像知识分子那样，就会有选择的广泛领域，以及作出总体取向和综合的相应需要。……我们把现存思潮相互渗透和理解之可能性，归诸于这样一个相对非依附性中间阶层的出现，它对来自各社会阶级和集团并带有各种可能看法的个体之持续流动是开放的。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所说的新的广泛的综合才会出现。"[2]这种看法和解释学所说的"视界融合"的观念很接近，囿于局限的视野和利益，显然难以总揽全局，不免流于偏狭。只有超越这些局限的视野和地位，才能达到一个更大的融合性的总体视野。
       其实，曼海姆的知识分子定义，可描述为一种理想的或古典的知识分子观念。它秉承了古典的关于知识阶层的看法，比如阿诺德在上个世纪就提出，惟有知识分子可以把民众的生活引向真善美，因为他们决不是从一己私利和偏见出发来考虑问题的。历史地看，这种观念所以会出现，又是和西方社会技术的迅猛有密切关系，这一发展使得知识阶层在追求理性、真理和普遍性的过程中，超越了任何狭隘的集团利益。其结果一方面是知识本身获得了越来越大的自律性（比如科学与宗教的分离）；另一方面则是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出现。曼海姆写道：

       现代生活给人以印象最深刻的事实之一是，在这种生活中，与以前的文化不一样，知识活动不再以一种社会上严格限定的阶级（诸如牧师）独立地展开，确切地说，它是以一个社会阶层展开的，这个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依附于任何阶级，它从社会生活不断包容的各个领域中吸纳新生力量。[3]

       曼海姆的这种看法颇为接近传统"士"的观念，亦即"以天下为己任"的观念。[4]从后现代的观点来看，这种观念带有深厚的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理想。从常识上说，曼海姆的论点是成立的，所以历来有一种把知识分子视为"社会良心"和"普遍真理"代表的倾向。知识分子由于其所受的教育和职业的习性，使得他们可以克服阶级、宗教、局部利益、甚至种族的局限性，进而创立可以容纳批判话语的公共领域。不过，曼海姆也意识到在充满了阶级和集团利益冲突的世界里，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完全游离于利益冲突之外的。所以，他进一步指出了知识分子的一个困境：他们正是由于这种漂移和游离的特性，所以极易招致失败。只有通过持续努力地认同某个阶级又被拒斥，他们方才意识到自己其特定地位的价值和意义。或是依附于其他阶级，或是自觉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及其历史使命。[5]
       对这种知识分子观念的批判意见来自几个不同的方面。首先，有人指出，曼海姆所谓知识分子是"无阶级的"或"非依附的"，模糊了社会结构与精神劳动之间的联系。[6]其次，有人质疑道，曼海姆极力主张知识的训练和无阶级性使得知识分子可以获得某种超然的视角和观念，但这位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却无法确定他自己的社会学理论的社会根源。[7]          就这种知识分子界定的立场来看，曼海姆实际上是设定了一个超越性的普遍的知识和真理的可能性，并把局部的阶级利益或事业规定为局限性。鲍曼认为，这种观念的核心是知识分子不属于任何一方，这才是公共的保证，真理的条件，也是知识判断的前提。不过，曼海姆骨子里，他是以知识阶层的名义企盼权力，或者说至少是企盼拥有权力的权威咨询家和控制者角色。[8]假如我们从福柯的观点来看，曼海姆的这种理论是有问题的。首先，所谓超越性的普遍性和真理是否存在？用福柯的观点来解释，这不过是权力的产物而已，或者说是"求真意志"的结果；其次，知识分子超越特定阶级局限而追求知识的权威性，说到底不过是某种权力的作用而已。从后现代的视角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立场来看，曼海姆关于知识分子的想象带有明显的启蒙现代性意味。
     二、"有机的"
       显而易见，曼海姆的知识分子界定过于理想化，在充满了阶级和集团利益纷争和复杂阶级-权力关系的社会，超然于各种利益集团之上的"自由飘浮的"的知识分子是难寻踪迹的。我们看到的总是与特定社会运动及阶级关系密切的具体的知识分子。在这方面，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界定最具代表性。以至于萨依德把这种界定视为二十世纪关于知识分子最著名的两个描述之一。
       在某种程度上说，葛兰西的界定是和曼海姆的界定对立的，后者强调知识分子的个体性和超然性，而前者则关注在现实社会中知识分子的集体性和阶级有机性。葛兰西认为，新的资本主义现实造就了新型知识分子，他们不同于那些以教师、僧侣和官员式"传统的知识分子"，其角色和功能与特定的社会阶级和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机知识分子"角色的出现，是与社会的、和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他认为，统治阶级地位的确立不仅总是在生产方式变革的产物，同时也是意识形态霸权确立的结果。而意识形态霸权的并不是以暴力的方式确立的。他的一个重要发现是，意识形态霸权通过各种制度形式（诸如国家、、出版、大众媒介、文化等），来使广大社会公众，甚至是被统治阶级"默认"统治阶级的观念和价值。这就意味着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在确立意识形态的霸权过程中具有某种极其重要的功能。他指出：

       任何朝向统治的集团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在于它从"意识形态上"来同化和征服传统知识分子的斗争，但是，这种同化和征服越迅速越有效，该集团同时在塑造自己的知识分子方面也就越成功。[9]

       这里，葛兰西从工人阶级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塑造工人阶级自己知识分子任务。因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在反对和颠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霸权方面，具有不可取代的功能。所以他又指出，任何社会集团都会"有机地"创造出某种或更多的知识分子阶层，这些知识分子将会彰显出该集团同质性，并有意识地阐明在经济领域和社会政治领域中作用。[10]
       在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界定中，有几个基本的规定。第一，这种新型知识分子从根本上说并不是有具体职业的个体，他着力强调的是一系列普泛的实践和活动。换言之，在这种理论中作为知识主体的人更多地是和社会实践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一来，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的规定，也就克服了过去传统的理论和实践的对立分离。第二，葛兰西关注的是作为群体而非个体的知识分子。所谓"有机的"知识分子界说，本身就昭示了知识分子与集团的关系，他们是特定阶级或集团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他看来，超然的个体并不存在，只有进入社会关系的个体，所以，"个体也就成为从最简单到最复杂的各种社会有机体的组成部分。"[11]第三，葛兰西提出了一个更加激进的想法，那就是有机知识分子并不局限于少数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只要进入某种精神活动，进入社会关系，善于表达意见，作出自己的文化选择，这样人都是"知识分子"。他以"人人都是家"这样的说法来超越传统的知识分子-大众的对立。
       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论可以作多种解读。首先，这种界说突出了知识分子在维护或解构意识形态霸权以及塑造公众"常识"方面所具有的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他生活的年代，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他敏锐地看到了意识形态和大众意识问题的重要性，发现了知识分子的独特功能。即使是在今天，他所提出的问题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如果我们把葛兰西的理论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结合起来，其深刻洞见极富启发性。[12]其次，葛兰西的理论又可以作另一种解读，即他预见到高度专业化的职业社会中知识分子的新角色，他曾指出："资本主义的在创造自身的同时，也创造出了技术人员，政治经济专家，新的文化组织者，新系统的组织者等。"[13]萨依德认为，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是各个阶级或企业所利用的手段，以此来获得更多的权力，获取更多的控制。今天的广告公关人员，为某家公司赢得更多的市场份额，他们在民主社会中极力获得顾客的首肯，赢得赞同，引导消费者或选民的意见，他们的功能就是努力去改变民众的心意。[14]如果我们把这种解读和后现代关于知识分子功能转变的理论联系起来，不难发现，葛兰西的预见很有前瞻性。[15]
       但是，葛兰西和曼海姆的差异恰好道出了知识分子这个矛盾体的两个侧面，具体的属于特定阶级的知识分子与普遍的超越性的知识分子，这两说法似乎就是知识分子真实身份那一枚硬币的两面。
       三、"新阶级"
       曼海姆对知识分子身份的想象，是一种自由不拘的特立独行者，而葛兰西宁愿强调知识分子与特定阶级和社会制度的依存关系。两种知识分子的想象各执一隅。有别于这两种想象的另类界定，是美国社会学家古德纳的知识分子新阶级理论。在他看来，所谓知识分子，既不是超然的天马行空者，又不是某个阶级的有机成份，准确地说，他们自己就是一个新阶级。  
       何以得出如此结论？古德纳发现，社会的发展正在改变资本的涵义。旧阶级是所谓财富拥有者（资本家），新阶级最先在旧阶级所拥有的公司、商行或机构工作，渐渐地，由于教育系统和专业知识发展，两者分离开来。新阶级逐渐形成了一种其独特的阶级意识或公共意识形态--专业主义，专门化的知识和训练使之获得了旧阶级所不具备的技能和知识，进而超越了旧阶级：

       专业主义是新阶级的公共意识形态之一，是新阶级对旧阶级彬彬有礼的颠覆。专业主义是新阶级的"集体意识"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虽然并未对旧阶级公开批判，但专业主义则是新阶级对技术上和道德上高于旧阶级的优越性的心照不宣的要求，它意味着旧阶级缺乏技术上的可信资格，他们是受制于商业性收买的动机的。……专业主义造就了对新阶级合法性的核心诉求，这悄悄地消解了旧阶级的权威。[16]

       这里，古德纳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文化资本"。在他看来，现代知识阶层与生产方式的特殊关系全然有别于资本家阶级，他们介于劳动和资本之间，因而构成了一种不同于财富资本的文化资本。随着知识的生产和拥有越来越重要（所谓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高技术社会，媒介社会，知识经济社会等等），文化资本必然取代财富资本，这就使得知识分子在社会中处于某种特殊的优越地位。过去拥有厂房和机器的人就拥有资本，如今拥有教育和知识的人同样也就获得了资本。所以，他得出结论，文化资本的拥有既统一了新阶级，又使之与劳动阶级区分开来。（注意，他的这个看法和曼海姆关于教育乃是连接知识分子的纽带的看法不谋而合。）
       但问题在于，任何阶级都会拥有一定的文化资本，那么，作为新阶级的知识分子与其他人区别何在呢？"区别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数量上的区别--新阶级拥有较多的文化资本，他们从中获得的收入之比重较大。第二是质量方面--新阶级的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就此而言，知识分子和知识阶层新阶级是因为以下事实而非同一般，亦即一种言语共同体。他们说着一种特殊的语言学变体，一种精致的语言学变体。他们的言说特征在于朝向某种特殊的言说文化：朝向缜密的和批判性的话语文化（CCD）。"[17]这种批判的话语文化不仅使知识分子作为新阶级而有别于劳动阶级和资本家阶级，而且也使之有别于旧的官僚阶级。总而言之，批判话语是新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他们的共同兴趣。那么，什么才是批判话语文化呢？古德纳深刻地概括出这种话语的三个语法规则：第一，强调对论点的理性证明；第二，证明的方式与论辨以外的任何因素（如权威、社会地位等）无关；第三，在论辨基础上达到自愿地认同而非强制。"批判话语文化是新阶级共有的共同意识形态。……新阶级的共同兴趣在于防止，或反抗对其话语多样性的一切监控，并把这种多样性规定为好的言说的标准。"[18]
       在古德纳的界定中，作为新阶级的知识分子范围极其广阔。具体说来，它包括两个基本部分，即人文知识分子和技术官僚知识阶层。从工程师、技术人员、媒体人士、教师、管理阶层、各种专家，甚至到政府官员，都属于这个行列。毫无疑问，新阶级理论的一个核心观念乃是，在发达工业社会（西方和前苏联），真正具有革命潜能的阶级乃是知识分子新阶级，而他们的基本角色功能就在于发展批判话语文化。恰如美国学者波格斯所言：古德纳的重要贡献是解释了现代性如何导致了话语新领域的诞生，而这个领域又如何塑造了知识分子在政治中的（可能）角色。[19]我以为，古德纳的理论一方面敏锐地发现了知识分子与其他阶级的差异，进而大胆假设了新阶级的重要功能；但另一方面，他的理论中又包含了许多复杂的没有解决的矛盾。这就使得我们对他关于知识分子批判话语文化创造者和专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矛盾，以及知识分子自身的矛盾产生了疑问。从后一问题来说，古德纳自己也注意到，新阶级其实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阶级，"新阶级（像其他集团一样）是一个矛盾的阶级。它的某些兴趣，特别是其对批判话语文化的兴趣，倾向于自由。然而，它作为文化资产阶级的另一些兴趣，却使之成为关心垄断收入和特权的精英阶层。这里所涉及的是一桩交易，其中，为了其他兴趣而牺牲了另一些兴趣。"[20]换言之，知识分子的矛盾就在于一方面关注公共领域里批判话语文化的建构，另一方面又免不了对自己阶级利益甚至个人地位（尤其是名声）的追求。这个矛盾在与古德纳新阶级理论几乎同时问世的法国学者德布雷那里，得到了及其深入的阐发。德布雷一针见血地把知识分子规定为"追逐名声的动物"。从前一问题来看，古德纳虽然正确地指出了专业主义对知识分子自足和自治性获得的积极意义，而"自治性或自身-根据性变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理性观念的核心理想"。[21]但他对专业化、科层化和合理性所带来的问题，特别是对批判话语文化的限制，以及理论自律性与社会实践和运动的脱节，甚至与社会公众的距离，理性趋向于工具性等现象，显然认识不足。这在后来的知识分子理论中成为一个重要主题（如雅各比等）。他对技术知识阶层和人文知识分子的区分过于理想化，对技术知识分子转化为技术官僚的可能性认识不足，所以他关于技术知识阶层与官僚的区别是很不充分的。[22]历史的发展证明，所谓的新阶级也极有可能转化为旧官僚式的社会角色，这个问题不但是可能，而且已经有所表现。晚近对知识分子问题的一个重要思路，就是对在专业化、职业化、科层化和合理化的制度中，知识分子究竟该如何承担其社会角色。古德纳过于乐观地认为专业主义给予知识分子自由的活动空间，而且会扩大其批判话语的公共领域。这个观点也值得疑问，媒介、教育、出版、图书馆、学术会议等等公共空间表面上看是扩大了，但遗憾的是知识分子的批判话语的空前萎缩了，正像哈贝马斯所指出的公共领域的"重新封建化"现象一样，我们不可否认，专业化制度不可避免地限制甚至强暴了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和批判话语。专业化把知识分子驱赶到狭小的知识领域，割断了或至少疏离的他们与大众和社会运动联系，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四、"业余者"
       在某种程度上说，萨依德的知识分子理论，好像是对古德纳理论偏误的一个必要的补充和修正。从后者到前者，十几年间，发生了许多变化，其中知识分子命运始终与性的危机错综纠结，新阶级的现象倒是很明确，不过，他们的社会批判力量似乎一直在衰落，这与一个问题关系密切，那就是学术的专业化和制度化。
       萨依德曾问过一个参加过越战的学生在军队里作什么工作，这个学生的回答使他感到震撼--"目标搜索"。这一回答是极具象征意味。现代社会中专业化显然已把知识分子限制在狭窄的专业领域里，使之成为各种专门家。所以，他深有感触地说道："今天对于知识分子的特别威胁，不论在西方或非西方世界，都不是来自学院、郊区，也不是新闻业和出版业惊人的商业化，而是我所称的专业态度。我所说的’专业’意指把自己身为知识分子的工作当成为稻梁谋。朝九晚五，一眼盯着时钟，一眼留意什么才是适当、专业的行径--不破坏团体，不逾越公认的典范或限制，促销自己，尤其是使自己有市场性，因而是没有争议的、不具性的、’客观的’。"[23]如果我们从萨依德的描述来看，古德纳所说的新阶级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演变成了技术官僚式的知识分子。萨依德对当代知识分子困境的描述并不是空穴来风，应该说，这恰恰是晚近越来越趋向于专业社会的真实写照。
       萨依德以其敏锐的感受揭橥了知识分子在当代专业化条件下所面临的四重压力：第一，专业化导致了知识分子在体系中爬得越高，就越是受制于相当狭隘的知识领域，越倾向于技术上的形式主义，就越少历史意识，"陷入专业化就是怠惰，到头来照别人的吩咐行事，因为听命于人终究成为你的专长。"[24]第二，对专业知识和合格专家的崇拜。要成为专家就得有适当的权威证明，因而知识分子便遵循并引证权威的语言，进而自觉不自觉地压制和削弱了正确的理论探究。第三，无可避免地流向权力和权威，流向权力的要求和特权，流向被权力所直接雇佣。第四，市民社会的集中化，大公司、财团、基金会、利益集团等，雇佣并控制了知识分子的研究和计划，知识成为商业和政治的一部分。面对这四重压力下，萨依德明确地提出了他所想象的知识分子身份是什么样的：

         尽管这些压力普遍可见，但都可以用我所谓的业余性来对抗。而所谓的业余性就是，不为利益或奖赏所动，只是为了喜爱和不可抹煞的兴趣，而这些喜爱与兴趣在于更大的景象，越过界限和障碍、拒绝被某个专长所束缚、不顾一个行业的限制而喜好众多的观念和价值。
       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者"、搅扰现状的人。[25]

       面对这些压力，萨依德认为要紧的是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所以，业余性的另一种说法是知识分子是"流亡者"和"边缘人"。他进一步把知识分子想象成这样的角色："根据我的定义，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使建立共识的人，而是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辞滥调，或平和、宽容的肯定权势者或传统的说法或作法。"但这并不总是要成为政府政策的批评者，而是强调知识分子时时维持着警觉状态，不至于被陈见和似是而非的东西所蒙骗。[26]
       我以为，萨依德的知识分子理论，可以视为对古德纳理论的一种补充和修正，他和古德纳一样，坚持知识分子的批判话语文化，但他清醒地意识到，在古德纳所坚信的那种作为新阶级意识形态的专业主义，并不能确保批判话语的空间，而是相反，知识分子越来越消失在琐碎的细枝末节中，沦为专业社会大趋势中的鼠目寸光的专业人士。于是，在古德纳那里作为批判话语前提的专业主义，在萨依德那里则变成了压力、危险和限制。所以，业余者或业余态度才是超越专业主义限制的必经途径。  
       那么，作为业余者的知识分子如何行动呢？这里，我们又看到了曼海姆的影子。萨依德有两个观念值得注意。首先，他似乎对后现代主义的反本质主义颇有些微辞。在他看来，首先是确有普遍真理和知识；其次，他坚信知识分子实际上仍是普遍性和真理的代表，就是"尝试固守普遍、单一的标准"。他坚决反对以双重标准或多重标准来衡量社会现象。但这种说法带有普遍主义和绝对论之嫌，所以他又补充说，"我的主题是普遍与局部、主观、此时此地之间的互动。"[27]他一方面承认任何知识分子都处于特定的语言、传统和历史情境之中；另一方面，他大力提倡超越这些局限来追求普遍标准（他把普遍设定为超越这些局限），这是一个难解的矛盾。另外，他在指出没有什么定则来来规定知识分子该说和做什么的同时，又坚持存在着普遍的超越的标准的看法。这些矛盾反映出当代知识分子在后现代社会和文化中的真实困境。其次，萨依德深刻地剖析了专业主义的对知识分子的危害，反复强调要超越专业主义，提倡对社会和民众的普遍关怀和公共交往。他直言："知识分子的重任之一就是努力破除限制人类思想和沟通的刻板印象和化约式的类别。"[28]这当然包括突破自己专业的局限。但问题在于，知识分子如何在自己的专业和普遍关怀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显而易见，知识分子如果没有自己的专业成就，他的普遍关怀会怎样呢？就他自己的个案来说，如果萨依德不是因为在文学领域的出色成就，他的普遍关怀有会有多大的社会影响和号召力呢？[29]这个问题似乎又回到了古德纳的"文化资本"概念上来了，文化资本越大的知识分子，其社会影响力越大。根据萨依德的界定，知识分子是一种代表和表征的人物，他们公开表明某种立场，并向公众表达，所以他们是"以表征为业的个人，不管那是演说、写作、教学或上电视"。[30]这就构成了一个令人困扰的悖论：一方面，知识分子要突破自己的专业领域进入公共角色的普遍社会关怀；另一方面，为了使得这种进入以及表征的号召力更有影响，他又必需从他所反对的制度化和专业化中获得某种必要的言说资格和文化资本。我以为，这个悖论对任何国家的知识分子都是普遍存在的，而萨依德的知识分子理论的启发性，也正在这里。关于这个问题，法国家福柯提供了另一种值得注意的解答。
    五、"专家"
       萨依德的思想渊源之一是来自福柯，就知识分子问题而言，萨依德有一点似乎没有秉承福柯的思想，那就是福柯的反本质主义和反普遍主义。较之于萨依德，福柯的知识分子理论显得既激进又现实。因为他注意到专业化带来的限制和压抑，但他并不想超越这种局限回到传统的知识分子角色理论上去，而是如何在专业的范围内鼓励"反叛的话语"。这就意味着，福柯是以清醒的眼光来看待专业化对知识分子的限制并寻求反抗的。
       1968年五月风暴以后，福柯提出了一个关于知识分子极有影响的看法，他认为，"以真理和正义之宗师"的身份向公众说话的知识分子已经消失殆尽了，那种作为普遍大众代言人，作为社会意识和良知代表的知识分子衰亡了。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另一种知识分子形象：          知识分子现已不再以"普遍性代表"、"榜样"、"为普天下大众求正义与真理"的方式出现，而是习惯于在具体的部门--就在他们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把他们置于其中的那些地方（寓所、、精神病院、实验室、大学、家庭和性关系）进行工作。无疑这赋予他们一种更为直接和具体斗争的意识。[31]

       福柯把这新旧两种不同的知识分子称为"专家型知识分子"和"普遍知识分子"。在他看来，68年以后，普遍知识分子已经转变为专家知识分子，这种角色的转换不但是外部社会情境的作用，同时也是知识分子自身的趋势。前述古德纳和萨依德的理论，已涉及到这一问题。较之于曼海姆的理论，福柯的想法似乎是另一极端。曼海姆想象的是一种作为普遍代表的知识分子，而福柯则彻底解构了这种角色的知识分子。从呼风唤雨的启蒙英雄，转变为专业领域里局部知识的专家，在福柯看来，乃是的必然。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退守到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的批判职能的消失。作为激进思想的领袖，福柯仍然坚持在专业领域里如何捍卫边缘的"反叛话语"，进行"游戏战式"的对中心和霸权的颠覆。假如我们把福柯的观念与整个后问题联系起来，有一个倾向昭然若揭。知识分子从社会普遍代表位置上的消失，不但是知识分子自己角色行为的转变，更是知识状况所致。福柯认为，我们所生活的现代社会实际上是依照特定的话语形态来塑造的。而话语实践又总是与权力的运作纠缠在一起。并不存在超越权力影响和独立自足的话语。权力通过"求真意志"（或"求知意志"）来控制着具体的话语实践。知识分子不是天马行空的"超人"，他们总是处于这种一方面受权力影响，另一方面又传播或扩张权力的二重情境之中。换言之，福柯发现，现代知识活动总是体现出某种权力功能，霸权性的话语不断地排斥和抵制着开放性的对话性的和多元的话语诉求。所以，知识分子总是处于各种压力和利益的相互冲突抵牾的情境之中。假使我们把这种理论与古德纳的理论结合起来，就会发现一个矛盾现象：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另一方面，制度化和专业分工的合理化，又使得他们不再以公共知识分子的面目出现，退守在局部专业领域而作用有限。福柯要寻找的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中的知识分子策略。  
       看来，福柯与一些怀念总体性和普遍知识分子角色的人不同，他清醒地意识到知识分子在权力话语和专业分工的条件下所面临的困境。在福柯那里，知识分子理论是由三个部分构成的[33]：第一，批判作为权力体系一部分的知识分子的传统代表功能。在他看来，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更多的是同那种把他们既当作控制对象又当作工具的权力形式作斗争，即反对’知识’、’真理’、’意识’、’话语’的秩序。"[34]这就是他所说的"反话语"形式。第二，构造一个作为特殊群体特殊知识领域的对抗性专业主义概念。在福柯看来，专业主义和知识从总体化转向局部化并不是件坏事。他认为理论就是区域性和局部性的，"最微小的抵抗都将演变为颠覆"（德勒兹语）。从某种意义上说，福柯与利奥塔一样，都有一种对总体性和现代理性的恐惧，强调差异、断裂和非连续性，就是在局部专业领域里对抗权力话语排斥功能的一种现实策略。在这里，尼采所提倡的"视角主义"可以派上用场。笛卡儿意义上的超验的和我思的主体之消失，其实正是总体知识消解的另一种表述。在权力无处不在的话语和学科活动中，局部性和零散性反倒给了专家型的知识分子以从事"反话语"或"反记忆"的自由和可能。因此，从普遍代表角色，退缩为局部领域的专家顾问，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并未丧失。他自己的谱系学和考古学的研究，正是这种对抗权力话语控制的局部解构的典范。；第三，揭示某些用新观念来加以解释的问题。
       然而，  有一点似乎需要提出来，那就是专业性对知识分子反抗性和颠覆功能的限制。虽然这种知识分子可以在相对狭小的学术空间里自由地迂回，但一方面他们的角色行为及其实践究竟有多大效果是值得疑问的；另外，专业的限制和压制，差异的合法性，以及局部知识的状况，不但有可能湮没知识分子的反抗冲动，而且有可能把他们驯化为制度化的礼赞者。这一点在晚近关于知识分子和现代性危机的讨论中，显得尤为突出。制度化和专业化不啻是当代知识分子的镣铐，更是巨大的诱惑和冲动。也正是从这一点来看，萨依德的"业余者"立场代表了一种与之方向相反的思考路径。当然，"业余者"并不是回到"普遍代表"的老路上去。于是，问题是"专家型"知识分子能否与"业余者"协调起来呢？从理论上说，两者是对立的，对在当代现实的知识中，业余者的立场眼界和专家的学识修养能否结合？这显然是一个尚未解决矛盾问题！
      六、"解释者"
       在鲍曼看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最初出现在左拉就"德雷夫斯案件"致法国总统的公开信之后的争论中。其基本含义是："知识分子是这样的人，他们拥有（或宣称拥有）如下能力和责任，即担当一个国家’集体良知’，进而在国家内既超越他们所从事的专业分工，又超越党派的利益集团的划分，他们捍卫和鼓励的是国家的最高价值。知识分子是通过他们职业责任之外的所做所为来体现其特征的。因此，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就意味着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履行某种特殊角色。"[35]鲍曼认为，知识分子是社会产物，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他们的出现是和资产阶级现代国家密切相关。在启蒙时期，知识分子与的关系极为复杂。鲍曼认为，现代知识分子从出现到合法化有赖于三个基本观念。首先，启蒙时代的哲人坚信，人性乃是不完善的。而人性的完善具体体现在如何协调好其"生理方面"与"社会方面"的关系。其次，人的社会化（文化）也就是抑制人的动物倾向（本能），这个社会化的过程必然导致"天性"和"社会规范"之间的对立。最后，人性完善在启蒙家看来，唯一的途径就是和学习。因此，如果说人性的完善通过教育的话，那么，教育和教师便是文明进步的重要环节。文明与野蛮，教养与愚昧，与迷信，理性与非理性，这一系列的二元对立，便赋予知识分子某种合法化权力，同时也就提出了启蒙的要求。
       鲍曼认为，知识和权力的关系体现为权力依赖于知识，有效的权力依赖于有效的知识。这种关系必然导致一种双重现象：一是"合法政府"的概念，它旨在管理社会并鼓励"善"的行为，并遏制"恶"的行为；二是"合理行为"的概念，它导致了对认识范式、价值观和个体行为动机的控制。在启蒙运动中，两者是互相作用相得益彰的。这里的核心范畴是合理性，以及依据理性概念运用立法和教育来塑造社会现实。合理性涉及到知识，而知识又是有知者通过教育来完成的：

       比喻地说，在某种权威中，这种对世界的看法确立了有知者的地位，而这一权威可以描述为"立法的"，它涉及到这样一种权利，即要求整个社会都服从的各种规则；而它本身又是依据由其生产的合适方法所保证的更好判断力和卓越知识而被证明合法化的。由于社会及其成员寻找着所需之物，有知者新的立法权威也就确立了他们自己的必要性，并被赋予某种资格。[36]

       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分子的这种立法者角色的获得，是与启蒙现代性的普遍主义、本质主义和绝对主义的观念相一致的。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坚信，社会和存在着某种普遍法则，历史总是依照特定的因果律的。把握了这些普遍规则，也就是为世界立法，为社会立法。此乃知识分子与启蒙现代性的内在关系。由此出发，鲍曼提出，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带有战斗性和流动性的概念，他们不断地与两种倾向作斗争：一方面是由于职业专门化所导致的知识阶级不断增长的分裂；另一方面则是对抗随着政治变成一个独立的职业之后，知识分子的政治意义在不断地衰竭。[37]
       倘使说在资产阶级现代国家的确立过程中，启蒙知识分子曾扮演了极其重要的立法者角色话，那么，鲍曼发现，随着资产阶级权威的确立和现代国家的完善，知识分子与国家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道理很简单，早期现代国家介入了许多未开发的领域，需要民众的忠诚，于是不得不依赖于有价值的新思想的传播来动员民众。这样一来，知识分子作为专业知识的生产者和教育传播者的双重角色，满足了现代国家的发展需要。但这种依赖是短暂的，因为现代国家发展起来的政治技术很快把越发多余的知识分子变成为次要角色，变成为单纯服务性的角色。这是因为第一，早期知识分子培养了大量专家，他们有较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寻求权力的失败可以在其他方面得到满足。更重要的是，这些人逐渐变成为制度化的官僚权力的一部分，变成为权力系统运作不可或缺的一个零件。第二，现代国家通过对话语的政治控制，逐渐使得知识分子非政治化了。知识分子在越加制度化的学术中求得的自由表达，已经与社会现实和大众有了距离。"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有权活动的领域，就在那些失去了社会秩序再生产的意义进而脱离国家直接监督的社会生活领域之中；……文化看来成为真正的和独特的知识分子而然的活动领域。所以，正是在这个领域中，知识分子那种立法的雄心遭遇了最终的和决定性的打击。"[38]于是，知识分子便从"立法者"转变成为了"解释者"。
       在在鲍曼看来，知识分子从立法者转向解释者，恰恰就是现代和后现代的分野。现代性，以及那种立法者的角色一方面无可挽回地衰落了，另一方面又促使知识分子自己对其想象的身份反思：他们究竟在一个变化了的社会中扮演何种角色？现代性的普遍主义和本质主义，被后现代的多元论和相对主义所取代，知识分子在批判现代性的同时也在塑造者自己新的解释者角色：

       解释的策略孕育了一种依照知识模式来使之合法化的本体论：在这种本体论中，只有语言被认为是现实的本质。依据这种本体论，世界是一个交往的主体间性的世界。就像在舒尔茨（舒尔茨和卢曼，1974）所做的那样，"作品"构成了一系列事物中不可逆转的变化，亦即对话主义者令人尊敬的认知图，知识的谱系，或相关性的周延。在这样一个世界中，知识绝无超语言学的正确标准，知识只能在其成员知识共同认可和共有的谱系中才能被把握。多元论是这个世界不可撼动的特征。[39]

       鲍曼进一步指出，把文化研究界定为一个解释的事业，不仅是认识的一切知识的相对性和文化多元论的永恒性，而且整个地改变了文化的观念。这就是将启蒙运动的文化观念，那种强调权威和教育者的文化观念，转向了文化的非个人性。"传统"、"意义的世界"、或"生命形式"这类概念，取代了启蒙现代性所强调的教育者（知识分子）和受教育者（大众）的文化话语二分范畴。知识分子回到了文化领域，与政治的关系日益疏远，"从今天的知识分子观点来看，文化不再呈现为了实践而’被塑造’或’重塑’的事物；它实际上是有权自身存在并超越了控制的现实，是一个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只能在认识上作为意义加以把握的事物，而非在实践上作为任务加以把握的事物。"[40]
       在我看来，鲍曼的知识分子问题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他是依据现代和后现代的区分来把握知识分子角色的转换，亦即从立法者向解释者的转变；第二，在其知识分子理论中，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关节点。从政治主角蜕变为对政治关注的衰微，这个变化和前面讨论过的几种理论有相似之处。但他更加深入地讨论了后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的困境和策略。退守到文化领域使得知识分子摆脱了国家政治权威的直接控制，但与社会实践和群众运动也暂时脱节了，这样一来，后现代的知识分子就面临着疏远和介入矛盾，他不可避免地被"非政治化"了。更值得关注的是，鲍曼发现，在后现代社会，消费社会的导向使得文化在摆脱了国家的直接控制的同时，又落入商品交换的逻辑之中。于是，对知识分子来说，摆脱政治权威的制约却又陷入商品化的威胁。在这种条件下，知识分子还能做什么呢？他借用美国学者杰米森和埃耶尔曼的看法，那就是知识分子的主要任务不是宣布真理，而是帮助人们参与真理的集体性建构；因此，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为批判的话语敞开并保持一个空间。但他同时注意到，在后现代社会，批判话语的空间正面临着危险，而且这种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41]这表明，在后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由于"带着镣铐跳舞"，其角政治干预将变得更加艰难。     七、"统治者中的被统治者"
       在以上所讨论的诸种知识分子对自己的身份想象中，我们已经触及到一个深刻的矛盾，比如说曼海姆坚信知识分子是"自由漂浮的"，因而他不依赖于任何阶级或集团，而葛兰西强调知识分子是"有机的"，是社会集团的一部分。其实这两种看法标志着知识分子总是处于一个自由与依存的矛盾之中。而战后的制度化，文化生产的商业化，使得知识分子的这种矛盾更加突出了。古德纳的"新阶级"理论中非常强调知识论辩的自主或自律性，萨依德坚持知识分子是"业余者"，其实，他关注的是知识分子如何游离于制度之外起"反抗"和"颠覆"作用。问题是，知识分子需要自身身份的自律自足，恰如利奥塔所言，后社会的技术和知识，已使他们脱离了社会运动和社会关怀。于是，知识分子重返社会实践变得十分紧迫起来，尤其是68年以后。
       关于这个问题，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看法尤为值得关注。在他看来，知识分子是一个盛满矛盾的人：

       知识分子是一个矛盾的人。他只能在如下条件下想象自己，即他怀疑纯粹文化和干预的传统方案。他是在越过这一对抗或在经由这一对抗而地构成的：法国作家、家和科学家何时称自己是知识分子，是在"德雷夫斯案件"出现时他们作为知识分子干预政治生活时，即是说，他们是以一种特殊的权威来干预的，这种权威的根据是他们属于相对自足的艺术界、科学界和文学界，所有这些价值观都是和这种自律性--德性、无功利性、能力等相联系的。
       知识分子是一个二维的人。当他被赋予知识分子这个名头，一个文化生产者就必须符合两种条件：一方面，他必须属于一个自足的知识界（一个场），即是说独立于宗教、政治和等权力之外，必须尊重知识界的特殊规则；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赋予自己在知识场以政治行动所需要的某种能力和权威，这不管怎么说都是在知识场之外来运作的。[42]

       在布尔迪厄看来，知识分子的这种矛盾性，在他诞生伊始便存在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此乃知识分子之本性。这种本性不断地在知识场的演进中反复出现，亦即知识分子对政治的态度总是处于一个摇摆之中：干预现实或退守"象牙塔"。其实，这个矛盾在传统乃至现代知识分子中也普遍存在，所谓"仕"与"隐"的矛盾；这种矛盾我们一再在屈原、陶渊明、李白等中国文人身上看到。从启蒙运动以来，这种矛盾在西方知识分子那里也表现得十分显著。
       从历史角度来看，知识分子的这种自治与政治干预的矛盾纠结，既塑造了知识分子自身的特性，又导致了其角色践履的摇摆：或是退守的自律的学术或艺术领域实现某种纯粹的角色，或是进入社会层面履行简单的政治活动者角色。在热心和冷漠政治的两种态度之间的摇摆，说明在文化生产场中的自足性要求必须考虑到现时权力的种种形式，从教会到国家，从大工商到对生产和流通的特殊控制等等。这些现时的权力形式多种多样，它与知识场的自律性关系因而变得十分复杂，有时甚至是一种对抗的关系。所以，布尔迪厄指出，不同国家的知识分子都必须明白与确定他们自己密切相关的那种现时权力状态，无论是极权主义还是暧昧的社会运动，甚至是新闻出版中的权力和控制。[43]依照布尔迪厄的分析，知识分子的这种矛盾性或二重性不可避免地传递出一个双重信息："一方面，这是一个强化脱离现时权力的自律性问题，尤其是通过确保文化生产者自治的经济和社会条件（首先是在知识活动产品的出版和流通领域），通过强化每个场中最自足的生产者的地位；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使得最自足的文化生产者脱离象牙塔的问题，亦即通过创造出某些制度或机制。这些制度或机制可以赋予他们以其特殊的权威性来集体地干预政治的手段，至少是努力控制知识和认可的手段。"[44]这两方面的工作都服务于一个知识分子的首要目标，那就是必须通力合作地捍卫他们自己那些对保持自足性至关重要的特殊利益和手段。正是在这里，布尔迪厄深刻地指出了历史上知识分子理论中常常混淆不明的问题，那就是知识分子常常优先去捍卫最普遍根据，拒绝去捍卫自己的特殊利益。其实，捍卫普遍性正是通过捍卫普遍性的捍卫者来实现的。从这个角度说，知识分子便有一种类似于曼海姆所说的"自由漂浮的"特征，因为他们越出了自己利益的窠臼，转而成为社会普遍道德良知的代表。但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布尔迪厄发现，文化生产者必须承诺捍卫文化生产的不同场域的自律性所需要的经济和社会条件，正是在这些"特权化"的领域中，我们所谓的科学、艺术、和等物质和精神的手段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这里，布尔迪厄所要捍卫的其实是一种理性原则，而理性本身又是历史的产物，它不断地通过旨在保证理性思维可能性的社会条件的历史活动来不断地再生产出来。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布尔迪厄提出了知识分子捍卫自律性的策略，这就是反对导致对外部经济的、政治的或宗教的权力依赖的种种制度和机制，无论它们是服务于商业的目的还是与外在权力联系的特权关系。如此以来，文化生产可以按照自身的逻辑和合法化来生产，从内部引入霸权的"特洛伊木马"功能也就无法影响那些依照内在原则和标准来判断的文化生产者，而依赖外部权力来臧否文化生产的人这时也无所作为。布尔迪厄提到的几个对文化生产的自律性威胁有：国家的控制和敌视，艺术和科学相互渗透，以及金钱世界的威胁等。
       由于知识分子本身的矛盾性，形成了两种常见的知识分子类型。布尔迪厄概括为"帮忙的"和"批判的"两种角色。前者"为统治者提供象征性的服务"；后者是"自由的、具有批判性的思想家，他们赢得了反对派的角色，他们是一些运用自己独特资本的知识分子，这些资本是他们依据自主性力量而赢得的，并得到文化生产场的自主性的庇护，他们的确对政治场作出了干预，这是一种左拉或萨特模式。"[45]在布尔迪厄心中，后者才是理想的知识分子角色，因为他们才真正捍卫了文化生产的自治性和独立性，恪守了文化的内在标准和优秀价值，并超越权力的制约而对社会文化进行了批判性的建构。
       一言以蔽之，所谓知识分子，总是处在文化生产和权力关系的复杂结构之中，他们说到底不过是"统治者中的被统治者"。他们是"统治者的一部分"，这是因为他们手中掌握了相当的文化和象征权力（或手段），他们拥有相当的文化资本；但他们又是"被统治者"，因为相对于掌握这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人来说，他们的影响是有限的和受到制约的。这就是知识分子的真实处境，也是他们一切困境和迷惑的根源。
       "追逐名声的动物"
       与以上种种对知识分子肯定角色和积极的社会行为的看法不一样，法国学者德布雷的思考有所不同。他关心的是权力、体制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他对法国知识分子批判力量的衰落忧心忡忡，因而极力主张以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这个武器就是他的媒介学（mediology）。
       他认为，"教师、作家、名流"是法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三个阶段。所谓知识分子，亦即传播、重复或改变文化象征和形象的人，他们控制着这些象征、符号和意义的系统。这类人包括教师、作家、政府决策人士、行政官员、媒介人士等。德布雷有一个基本的观念，那就是知识分子不是一个内在团结一致的群体，他们总是处于彼此争夺权力的斗争之中。  
       依据这样的观念，德布雷具体分析了法国知识分子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所走过的三个阶段，及其所扮演的不同角色。第一阶段是大学阶段，即从1880年到1930年。在这个阶段，大学作为主要的制度形式对知识分子具有重要作用。它曾是对抗教会、捍卫第三共和国的力量。这时的巴黎大学成为教会和拿破伦暴政的世俗避难者的活动场所，他们以各种学科的专家和教授的名义而得到保护。因此，大学本身也就成为吸纳自由的、进步的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阵地。大学与资产阶级现代国家的密切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大学在资产阶级国家合法化的过程中，同时也在实施某种自身合法化的功能，尤其是它不断地生产出合法的文化价值。  
       第二个阶段是1920年到1960年，在这个阶段对知识分子及其活动有重要影响的社会制度形式是出版社。1930年代以后，出版社成为知识分子重要的言论阵地和庇护所，而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突出代表异军突起。这一时期，法国许多著名的知识分子有许多都是作家，从萨特、波伏瓦、马尔罗，到卡缪、罗布-格里耶、莫里亚克等，他们组成了一个          "精神家族"。作家取代教师成为知识分子的突出代表，意味着出版社作为一种制度形式，开始发挥重要的文化功能。同时，这也意味着作家这种话语形式与教授有所不同，一方面是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另一方面他们的表达既不同于以前教会严格刻板的表达形式，又有别后来流行的大众文化商业化和媚俗文风。  
       第三阶段是1968年  "五月风暴"以后，知识分子的角色似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德布雷发现，知识分子开始转向大众媒介，成为电视、报纸、杂志、广告等行业中的各种角色。他把知识分子与媒体的亲近关系当作较高和较低的知识阶层的一个标志：

       允许区分较高和较低知识阶层的界限是每个成员是否有能力接近大众传媒手段。这种能力决不是个人的：而是社会上被决定的。它并不是侥幸的：它预感到各种严格的规则的遵从。它也不是次要的或片面的问题：它涉及到知识活动本身，以及其观念的实现或未实现，这个观念亦即一个人的活动通过作为影响策划之象征传播来影响他人。[46]

       媒介取代大学和出版社转而成为文化和知识制度化的主要手段，说明了社会的巨大变迁。正像法兰克福学派所持的立场一样，德布雷的基本看法是，大众媒介是现代社会的象征权力，知识分子自60年代以来转向大众媒介，这无疑说明了大学和出版社作为文化合法化重要形式的衰落。这是知识分子的一种道义上的背叛，是法国现代文化的堕落，因为他们已经蜕变为"追逐名声的动物"。假如说大学作为文化合法化手段，而教师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尚能为社会提供一定程度的自律性和高雅文化的话，那么，大众媒介便消解了这种可能性。大学的衰落直接导致了两个后果，其一，作为批判的人文学科的瓦解；其二，知识阶层在另一霸权条件下重新组织起来。道理很简单，大众媒介所依循的是严格的"市场逻辑"，这必然使得民众"同质化"，进而消灭了各种独立的声音和判断。尤其是资本对知识阶层的直接控制，最终将瓦解古典知识阶层的根基。所以今天的学院里，流行的做法是如何满足学生就业的需要，而不是思想的开启和诱导。这个问题也是西方知识界晚近的热门话题。知识的生产和学术的导向越来越多地受到大公司、财团、基金会、政府基金等外部资本的诱导和限制。那种传统的自由思想和个人兴趣的研究日趋衰落。
       "教师"和"作家"的衰落，则是"名流"的崛起。在德布雷看来，"名流"乃是知识分子追求"影响的权力"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只要看一看热门的电视节目中频频出现的知识分子，畅销书的作者，或成功研究的学者，他们频繁地出现在屏幕上，又不断地被其他媒介反复提及和再现，于是，他们便获得了向公众谈论公共事物的权力，并随着出镜率和收视率的上升，其权力、地位和商业价值也不断上涨。就与媒体的关系而言，他们并不是把各种媒体合法化，而是相反，他们从媒体中获得了自身合法化。当然，这个过程中他们本身也同时进一步强化了媒体的合法化。这里，我们不禁想到了法国另一位学者布尔迪厄的看法，他在颇具争议的《论电视》中，深刻地剖析了媒介和知识分子"互搭梯子"的共谋关系。一方面，媒介为知识分子提高自己文化资本提供了场所；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又利用媒体来提高媒体的收视率。其结果是双方的互惠互利。  [47]德布雷的看法很明确，在大学和出版社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文化与知识的自身价值尚存在，而在媒介主导时期，市场化价值取而代之。  
       这里，德布雷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知识分子和媒介的关系是什么？换言之，知识分子与大众媒介结盟会导致什么行为方式和后果呢？他的基本思路是，由于任何文化产品的价值都必须通过一定时间内的消费才得以实现，所以，知识分子的成功有赖于推销他们的产品，进而使得更多的受众认识和接受这些产品。所谓知识分子的成功也就转而成为与媒体的接近程度，以及利用媒体所获得的文化资本的多寡。这样一种文化生产必然引起残酷的竞争，"媒介的内在特性就在于它是作用于个体，因而它毫无例外地作用于新奇，而不是作用于一个群体的团结。这种特性驱动了追求名声的永恒战争，这便使知识分子陷入一个为了部分媒介而战斗至死的命运。"[48]"为了影响民众，首先必需能够使自己被别人被听见（或被看见），这就意味着要使自己能够接近那些带有最佳受众的场所和形式，其他事亦复如此。对人们’言说’的欲望是永恒的，公开演讲有一个历史，亦即不断地回响的演讲厅的历史。……正式通过这种音响学，这类知识分子成为他们自己，并有权留在这个知识分子动物园里。"[49]
       由此，德布雷得出了一个极端的结论，知识分子实际上并不存在，如果说存在的话，那么，这不过是说他们的形象和声音存在于公众之中而已。于是，各种通过媒介来获取名声和资本的方法，也就是确保知识分子存在的手段。在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分子是社会中反对人民利益最危险的因素。[50]这种危险并不来自他们自己的自恋或追逐名声，而是因为他们成了公众的"思想公司"，成了耗尽公众社会和文化想象力，限制他们争论和扼制他们想象"另类现实"能力的因素。知识分子关心的是如何在媒体上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形象，因而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自己社会关系的扩大再生产，而不是自由的文化价值的再生产。
       毫无疑问，德布雷对知识分子"去魅式的"分析，揭橥了这种特殊的"动物"的某种本性。尤其是在媒介日益渗透进或越来越控制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的条件下，知识分子所作所为的危险的可能性。倘使我们把这种分析与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的讨论结合起来，把知识分子与媒介的关系，置于消费社会的语境之中，进而和符号、象征和意义的"商品式的"消费关联起来，似乎可以透视到更多的意味和启迪。较之于曾担当道义和社会良心的启蒙知识分子，较之于启迪民众动员社会来反对封建社会的"启蒙英雄"，与媒介结盟的知识分子恐怕真的是彻底变质了。
注  释:
       [1]  萨依德：《知识分子论》，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47-48页。
       [2]  Karl  Mannheim,  Ideology  and  Utopia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36),  p.  p.72,  pp.143-144.
       [3]  Ibid,  p.139.
       [4]  余英时发现，近代西方知识分子的观念其实和古代的"士"的看法很接近，详见他的《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自序。
       [5]  同[2],  pp.141-142.
       [6]  参见Carl  Boggis,  Intellectuals  and  the  Crisis  of  Modernity(Albany:  SUNY  Press,  1993),  pp.92-94.
       [7]  Paul  A.  Bové,  Intellectuals  in  Pow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26.
       [8]  Zygmunt  Bauman,  Life  in  Fragments  (Oxford:  Blackwell,  1995),  p.232.
       [9]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p.10.
       [10]  Antonio  Gramsci,  The  Modern  Prince  and  Other  Writing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57),  p.118.
       [11]  Ibid,  p.77.
       [12]  Paul  A.  Bove,  In  the  Wake  of  Theory  (Hanover: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98.
       [13]  同[9],  p.4.
       [14]  同[1]，第42页。
       [15]  在后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中，有一种分析值得注意。比如，英国社会学家费尔斯通指出，后现代社会的消费主义是和一个"新中产阶级"密切相关，它同时又被称为"新的文化中间人"，诸如广告人、媒介人、大众文化经营者、形象设计师、影视人、家等等。他们在后现代社会中担当了消费意识形态的倡导者和诱导者的角色，鼓励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参见Mike  Featherstone,  "Towards  a  Sociology  of  Postmodern  Culture,"  in  Hans  Haferkemp,  (ed),  Social  Structure  and  Culture  (Berlin:Walter  de  Gruyter,  1989),  pp.162-166.
         [16]  Alvin  W.  Gouldner,  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la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19.
       [17]  Ibid,  p.29.
       [18]  Ibid,  p.28-29.
       [19]  同[6],  p.95.
       [20]  同[16],  p.81.
       [21]  同[16],  p.34.
       [22]  古德纳认为，新阶级是在旧的官僚阶层的庇护下起来的，但两种截然不同。差别在于新阶级拥有比旧官僚更广泛的促使自己变动的文化资本，这些资本在商品和服务方面更具多产性。旧官僚采用的是"命令和禁止"方式，而新阶级则采用使人服从自己期待的方式。(同[16]第51页)我以为，古德纳显然对于两者区别关注较多，而忽略了两者转化的可能性，尤其是新阶级在职业社会和科层化的条件下，随着合理化的工具理性作用的增强，他们转化为和就官僚别无二致的社会角色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后现代理论对知识分子的思考足以说明这一点。
       [23]  同[1],  第112-113页。
       [24]  同上，第116页。
       [25]  同上，第115页、28页。
       [26]  同上，第59-60页。
       [27]  同上，第31页。
       [28]  同上，第29页。
       [29]  这种情况同样适合于说明美国知识分子的另一个代表任务乔姆斯基。试想一下，如果乔姆斯基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毫无建树，他作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影响力便会大打折扣。这显然是知识分子的一个悖论。
       [30]  同[1]，第49页。
       [31]  原载Paul  Rabinow,  (ed),  The  Foucault  Reader  (New  York:  Panthon  books,  1984),  译文载《东西方文化评论》，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32]  从利奥塔的观点来看，后现代的知识状况是局部知识的流行，是可通约性的消解，是局部决定论大行其道。既然总体性的知识已经瓦解，那么，随之而来的必然是那种基于总体知识的知识分子的消解。所以利奥塔得出一个和福柯相似的结论："很显然，一种知识分子的形象（伏尔泰、左拉、萨特）已经随着现代性的衰微而消失了。60年代某种批判的暴力在学术界曾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随后而来的是所有现代国家中教育机构的无情衰落，这些都足以说明知识和它的传播已经不再起权威作用，而这种权威正是知识分子登上讲台时所必须的。在一个把成功视为节约时间的世界中，思考是一种不可避免的错误，因为它浪费时间。"从利奥塔的观点来看，后现代的知识状况是局部知识的流行，是可通约性的消解，是局部决定论大行其道。既然总体性的知识已经瓦解，那么，随之而来的必然是那种基于总体知识的知识分子的消解。所以利奥塔得出一个和福柯相似的结论："很显然，一种知识分子的形象（伏尔泰、左拉、萨特）已经随着现代性的衰微而消失了。60年代某种批判的暴力在学术界曾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随后而来的是所有现代国家中教育机构的无情衰落，这些都足以说明知识和它的传播已经不再起权威作用，而这种权威正是知识分子登上讲台时所必须的。在一个把成功视为节约时间的世界中，思考是一种不可避免的错误，因为它浪费时间。"(引自Connor,  S.,  Postmodernist  Culture,  Cambridge:  Blackwell,  1989,  pp.41-42。)从利奥塔的观点来看，局部的和专门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令人沮丧的转变，而是值得欢呼的变革。因为在他看来，总体性的知识是暴力，而总体性的知识分子当然也在实施同样的暴力（这方面的例子本世纪已经在世界各地出现过多次）。差异成为普遍合法的现实知识状况时，局部知识和专业知识分子获得正是自由，他们可以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作合法的抵抗和颠覆工作。这一观点和福柯的见解非常接近，可作为福柯理论的另一注释。
       [33]  Peter  Osborne,  (ed),  A  Critical  Sense:  Interviews  with  Intellectuals（London:  Routledge,  1996）,  p.xvi.
       [34]  福柯：《知识分子与权力》，载《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页。
       [35]  Zygmunt  Bauman,  Life  in  Fragments:  Essays  in  Postmodern  Morality  （Oxford:  Blackwell,  1995）,  pp.224-225.
       [36]  Zgmunt  Bauman,  "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Culture  as  Ideology  of  Intellectuals,"  in  Hans  Haferkemp  (ed),  Social  Structure  and  Culture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89),  pp.320-321.
       [37]  Ibid,  p.225.
       [38]  同[36],  p.325.
       [39]  同[36],  p.329.
       [40]  同[36],  p.330.
       [41]同[35],  p.242.  
       [42]Pierre  Bourdieu,  "Universal  Corporatism:  The  Role  of  Intellectuals  in  the  Modern  World,"  in  Poetics  Today  12:4  (Winter  1991),  p.656.
       [43]同[42]，pp.659-660。
       [44]同[42]，p.660．
       [45]包亚明编：《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6页。
       [46]Regis  Debray,  Teachers,  Writers,  Celebrities:  The  Intellectuals  of  Modern  Franc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81),  p.32.
       [47]Pierre  Bourdieu,  Sur  la  television  (Paris:  Liber,  1996).
       [48]同[46],  p.121.
       [49]Ibid,  p.128.
       [50]Ibid,  p.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