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生态问题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9-05
一 全球化问题思考中的价值失重
全球化问题多年来一直牵动着中国学术界神经，知识分子在为自己定位的同时，大多在思考问题背后的问题，并进而警惕问题的偏向性：一是以西方中心话语为方向，将中国化看作全盘西化，使自己成为分享第一世界学术强势的权力知识分子；二是以狭隘的民族主义为理由膨胀为一种极端的后殖民敏感性，受个体经验和本土经验限制而过分强调对西方的抗拒，在一种不切实际的变形的自我巨型想象中，成为一种新冷战思维的播撒者。这两种方式，看似不同其实有内在的相通性，即都是对自己的民族文化和身份重建丧失了信心，将本土文化独特性本质化了。
究竟什么是知识分子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引发无数争论的问题。《时代周刊》（Time）有人认为：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早已不足看作是知识分子，甚至连大学教授也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至于家，只在有限的条件之下才算是知识分子。换言之，知识分子不是一个读书多的人，而是必须具有独立精神、原创能力和为观念而生存的人。作为知识分子必得以思想为生活，这意味着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的批评者和新价值的创立者。
社会学家曼海姆认为，并非一切受过高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只有那些在教育过程中生命的内在素质获得“质的飞跃”的人，才能称之为知识分子。唯有知识分子不隶属于任何阶级而葆有自由思想的权力，才能在“暗暗黑夜中担当守更人的角色”。唯有真正的知识分子能担当起自己的思想使命，才能真正区分意识形态思想和乌托邦思想。
法国思想家福柯分析了作为一种权力的知识，展示出现代社会中人所受到的压抑和对这种压抑的反抗，揭示了来自人心中的自我压力以及经过社会化而成为了权力的运作方式，从而继承和捍卫了知识分子的参与社会的人文传统，全力反抗来自任何方面的权力压抑，完成“公众知识分子”的自我角色认同。同时，福科强调自己很难认同那种对任何事情都怀有负罪感的所谓“知识分子”，因为这种知识分子无论是思考、写作，还是言谈、分析时事，都是一副真理在握的样子。这种知识分子自身值得清理的问题很多，因为在一种真理话语的膨胀中，在一种虚构的思想理念中，在一种看似辉煌的理想城堡中，知识分子却被禁锢在“思想牢狱”里。只有使别人的思想得到改塑的同时也使自己的思想得到改塑，改变自己的意识的同时也改变别人的意识，才可以称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当代法国社会思想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同样从新的角度对知识分子加以阐释。认为对知识权力的反思性关注，是植根于科学实践并面向社会实践的。知识分子具有反僵化体制性，既反对那种知识领域自恋式的唯我主义，也反对那种纯客观的所谓客观研究，而是张扬一种异向思维，一种揭示社会畸形存在方式的反思性思维。知识分子必得对自身存在的话语空间和所面临的前沿问题做出理论阐释。在这些学术求真中，一大批虚假的争论寿终正寝，而真正的问题却激发本真学者去着手解决。布尔迪厄在《现代世界知识分子的角色》中认为：知识分子是在克服纯文化和世俗化之间的对立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对人文和科学研究的控制在学科中变得日益明显，那些依附于大型文化机构(报纸、电台、电视等)的生产者，也越来越被迫接受和采用按部就班工作的规范，他们往往无意识地将这类规范当作知识分子成就的普遍标准。于是产生了知识分子用自己的标准评价自己和自己生产的特权这样一种危险倾向。知识分子发现，他们越来越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而越来越多的人(技术官僚、新闻记者、负责公众意见调查的人、营销顾问，等等)却赋予自己一种知识分子权威，以行使权力。这些新贵(new madarins)毫不犹豫地声称他们的技术或经济——政治文化具有超越传统文化的优越性。在世俗化进程中，传统文化被贬到无用、琐碎，雌伏的地位。在大众传播的控制下，某些知识分子蜕变为一种狭隘私欲的自我，使公民不再关心公共事务，从而垄断和俗化了公共领域。传统式的知识分子的预言功能被抛弃了，知识分子不必在萨特的“总体知识分子”和福柯“特殊知识分子”之间做出选择，从而丧失了知识分子的基本功能。
思想家哈维尔的说法更为激进：当前最大的问题是，知识分子生活在道德沦丧的环境中，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口不应心对知识分子来说已习以为常。知识分子已学会不相信任何东西，不再关心别人而只顾自己。“我们全都已经习惯了、适应了这个极权制度，接受了这个制度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从而成全了它的运行。换言之，知识分子都多少对这部极权机器之得以运行负有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仅仅是这部机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运行，我们每个人都曾出了一份力。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正因为如此，这种罪行受到的惩罚比任何其他罪行更严厉。”
可以说，当代世界知识分子权力场出现了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当然会折射到中国知识界中，使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要对西方问题加以关注，另一方面要对本土文化和知识现状加以阐释，并且要对文化虚无主义加以拒斥，对自我心性、个人价值、言说方式加以坚持，对民间、庙堂的立场进行自我选择。面对“下岗”的时代，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也正在从思想者的岗位下岗，忘掉了自己的思想、道义、价值、根本归宿和存在意义。但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将在全球化语境与中国问题中，不再以心理变态和脊梁弯曲为代价走向权力中心主义，而是义无反顾地选择自己的个体边缘话语的立场。
二 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态状况
当代知识分子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应答大抵是乏力的。这表征为：一方面总是将思考放入过分高远的理想中，而往往成为与现实脱节的局外人，或者抱怨自己生不逢时，而在这个冷漠的、对立的、冷战的世界中显得那样迂腐、空阔、疲惫而丧失思考和批判的力度；另一方面，他们在这个“与时俱进”的时代，或者不断改变自身的身份，甚至不再以知识分子的思想平台为自己的思想地基，成为无力承担思想重量的“知道分子”，其基本素质和人文关怀的构成出现了惊人退化。可以说，当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在近20年的问题史上逐渐形成今天的众多问题。诸如：心态浮躁，功名心强，学阀作风，门户之见，学术背后的利益关系，唯我独大，近亲繁殖等。这些问题使得知识分子的含金量正在减弱，出现了一些新的思想问题和存在方式的文化变异，值得学界深加关注。
（一），新战国时代立场选择的二难悖反。
20世纪90年代的知识分子，在庙堂与自由、与学术、思想与政治之间进行着选择。这种精神定位的多元性选择，使得对其精神价值建构评价殊异：有人认为，他们是依附权力体系和运作的非独立知识分子，还有人认为，他们是患了“软骨症”、“犬儒病”的知识分子。这些说法不免因情绪化而有诸多偏颇。我在此将这几类知识分子的思想选择中的价值定位归纳为：精神逃逸说、人文精神说、新诸子时代说、理想主义说等，意在关注当代知识分子的分化问题，以揭示当代知识分子的不同价值选择道路。
还有一批知识人既无力面对西方学术话语的当代挑战，也无力回到传统国学的深层，因而掉头进入“市民时代”的狂欢，用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看待国学或西学，只求为我所用。这样一批知识人在消解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方面确实是众所周知的，在语言游戏、价值游戏、生命游戏中也不失为佼佼者。当然还有一种打着解构的旗号的人，为自己的无信仰也怀疑别人的信仰，为自己无操守也怀疑别人操守，对自己无价值追求也怀疑别人的价值追求，为自己的无理想也反对别人有理想而张本。似乎在现实生活中灵魂是无用的，唯有肉体存在才是重要的。强调欲望，追求享受，不惜为这个平庸时代的身体意识和肉欲意识寻找合理性根基。对这类无批判地怂恿大众文化而过分张扬肉欲，清醒地分析其价值误区之所在，实在是知识分子放弃不得的工作。
（二），知识群体的思想分化。
知识分子从90年代开始的思想分化是前所未有的。不管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新左派还是社群主义、犬儒主义等，都在寻求自己的安身立命的小天地。宏伟的大理想正在消失，人们在为一些小理想——房子、汽车以及自己的具体权力话语谋划。同时由于丧失了求同存异的善意理解的前提，人们变得冷漠焦虑起来。知识分子的话语战争在90年代的后期一轮接一轮、一环扣一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使得广大读者对知识分子在诗人之死、小说兑水、散文虚拟之后，对理论思维的含金量持怀疑态度。知识分子在新世纪第一年并没有很大的作为，这是平静甚至有点冷清的一年，但是终将不会停留在风平浪尽，而思想也不会永远停留在无思的港湾。中国的知识分子应在全球化中面对真正的问题，走出自己狭小空间，进行学风转向后的中国思想的重新确立，并且把这种思想波击推行到方针和文化传承中去，使经过性洗礼的中国思想成为人类思想财富中的一部分。
更深一层看，知识分子的分化有“经济”和“权力”两方面原因。想获取话语权的知识分子需要寻求自己的养父，一是西方基金会，二是中国本土的资金。无论是获得西方基金会的承诺，还是利用国内资源，都是为了使自己迅速富起来。这种“权力与经济”的梦想将80年代的“启蒙和超越”的梦想淘汰出局。这当然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有关，人们要谋求有尊严的生活，又没有中产阶级的从容。另一方面，一些知识分子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他们对权力的敏感远远超过对学术的敏感，往往身在学术而心在政治。这是无奈而可悲的一件事。还有些知识分子希望成为新的中心、新的霸主，在谈论学术时，从笔底流露出来的是面对权力的贪婪。这样，其心态自难平衡，评价事物当然也难以公允，文坛风波叠起就成为必然。
(三)，在全球化语境中的知识型价值颓败。
知识型价值颓败，表征为知识分子在学风方面出现了一些新动向，诸如论资排辈、抢夺话语权，学术空疏，不愿意做艰苦细致的工作，热衷于在各地不断的组织各种会议，召开会议发纪要，以此形成自己的学术关系、圈层和大众传媒的紧密联系。在我看来，知识分子是在世界进入危险暗夜中的思考者，用自己的心灵去对当代复杂问题进行真诚对话的静夜的写作者，而不是那种热闹地在各种会议中不断出风头、拉人选、争夺权力，在不同的评比上出风头获取显赫名声的人，也不是那种热衷于经济、夸夸其谈、下海捞钱的那种知识文化人。中国知识分子有着几千年的自我身份书写史，不应该在短短的二十年中把这种身份消失殆尽。在当代公共领域中，全球化可能改变知识分子的部分价值存在功能，但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仍然是关注公共领域价值尺度建构的“边缘性知识分子”。他反抗与任何权力话语（包括商品权力话语和名誉虚荣话语）共谋关系，而具有一种独立的个体存在意识和个体批判精神，同时拒绝世俗欲望中心话语，尤其是打着大众或某阶层旗号的话语，进而审理西方文化霸权话语。如此，才可能既注意本土学术谱系的确立，又注意中西学术的汇通；既弄清现代化历程的历史与问题的“路标”，也弄清诸如学科边界的超越和激进保守问题的等具体“入思角度”，使学术思想成为个体和群体思想嬗变的契机。
在全球化的多元文化和“政治正确”意向中，中国知识分子在对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文化的研究中，注意到后殖民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关系时，往往强调第三世界对第一世界的“文化拿来主义”，而没有清醒地意识到新世纪中国“文化输出主义”的重要性。这事实上提出了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立场问题。在我看来，中国学者的批评精神不可或缺，本土学者应从自己的喉咙发声，用自己的方式介入第一世界的话语中心，使得话语成为可以“分享”的，理论成为可“旅行”的，价值标准成为可以“互补”的。处于边缘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文化理论介入和对中心主义的警惕，对于抵制第一世界思想家的文化帝国主义霸权话语，使其得以考虑不同历史文化和社会差异所制约的观念，审理以西方现代性作为全球唯一标准或道路的知识佞妄，有着不可缺乏的纠偏功能。
(四)，网络传媒使知识分子存在地基产生了倾斜。
在后现代大众传媒时代,整个世界对技术主义的向往和对人文思潮的冷淡,使知识分子少了些浪漫诗性的形而上学之思,而多了一些务实的对当代人生存具体层面的关注。注重研究当代人缺乏交流、闭锁心灵和充满误解误读的现状，不少文化研究学者将思考的焦点放在后现代信息传播的主渠道——电视的研究上，从而为当代信息播撒和心灵整合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重视的文化视点。在这个“新类像时代”，全球机信息处理、媒体和自动控制系统，以及按照类像符码和模型而形成的社会组织，正在取代生产的地位而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在这个由模型、符码和控制论所支配的信息与符号时代，商品化消费（包括文化），都成为消费者社会心理实现和标示其社会地位、文化品味、区别生活水准高下的文化符号。日益重要的媒体重新界定着传播的形式和内容，并打破了表层与深层意义二元对立的深度模式。各种信息图象的纷至沓来，人们在购买消费、感受世界、关注问题或参加社会活动中，受到传媒越来越多的同步性信息获得的制约（如9.11事件的整个过程的报道），镜头的意向性代替了个体的价值判断，知识分子的精神导向性变得更加微弱，新闻报纸和电视板块的导向成为人们的“人生指南”。于是一些知识分子逐渐放弃了独立思考写作，而成为一个在大众传媒中不断言说者。
人文思想书写和传播的方式变化导致人文学者思维和价值上的平面化。伴随着全球化出现的知识分子写作和传播有着重要的转变——新的群体或电脑空间群体的发展导致感知经验变异并产生新的网络交流空间：传媒文化以其强大力量淹没日渐衰退的书本文化，新的电子阅读方式在文学研究域引起了变革，网上杂志的增加改变着文学研究的出版合法性条件。不断被阐释的网络文本仅仅对人产生某种暂时性的记忆，不仅改变了文学作品对批评家的存在方式，而且削弱了批评家的昔日的重要地位。
(五)，知识分子已然从乌托邦退回到保守型。
当代的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群体，出现了微妙的处境性移位和情绪性变化：一方面理性的清醒使其认识到中国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另一方面改革进程中的腐败问题、权钱交易问题、利益分配不公问题、体脑倒挂知识贬值问题，使其渐渐成为改革的旁观者和利益失落者，尤其是在全民下海浪潮中知识分子的迅速贫困化，使一些知识人开始怀疑改革之初那种美好承诺，开始毫不留情地批判拜金主义、消费主义和世俗化浪潮。同时，一批学者退守到纯学术领域，在以修身养性和与国际学术规范接轨的两套法则的协调中，使自己涌动的经济欲望和对政治话语的紧张关系逐渐平息下去，并以在学术跨国语境中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为理由，挣脱国内的政治失语和经济地位的尴尬，而进入新一轮跨国学术交锋中。于是，采用新的国际流行的学术思潮，新理论话语，以所谓“知识先锋”姿态成功地掩饰了自己政治经济日益“后卫”的处境，并在一种新的加入国际学术界的幻象中，为自己贫弱的反思能力和难以面对现实的逃离态度找到心安的借口。不难看到，知识分子在学术思维上能够走在社会的前列，但在实践方面的选择却总是迟疑犹豫，并出现了难以逆转的知识分子角色多元边缘性定位和群体公共性价值意向的丧失。
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要工作不再是“启他人之蒙”，而是“启自我之蒙”。康德在“何谓启蒙？”中强调理性自身的自觉自由，这给“自我启蒙”规定基本方向。在我看来，今天的后启蒙是一种自我精神觉醒（而非启迪他人和大众），对当代人文知识分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必须学会真诚地倾听，宽容地对己对人，并进而追问自己言说和写作的意义，从而使自己的存在成为社会的一种微量元素或尺度，一种具有批判性、前瞻性、示警性的生命存在方式。他注重选择的个体自由和自主多样性，使那些强迫人接受的东西成为历史遗迹，同时也将价值废墟前的新选择推到每个人面前。后启蒙消解知识分子的话语特权，强调每一个体都有资格将自己的意见说出来，但不强求每一个人都和自己有相同或相近的看法，而需要在对话中达到同情地理解。从而在真正的公共空间中，一种在前现代与现代社会之间日渐弱化了的群体主义，变成了现代性信息社会中新的话语——强健的个体自由精神，并由此生化出宽松的公共领域对话的“话语场”。
(六)，知识分子在大学教育中的问题。
“五四”一代知识分子除了自己思想的超前和广泛接纳欧风美雨的启蒙民主思想以外，难能可贵的是，作为当时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先生能把知识分子个体性思考的点滴成果集中推行到整个教育制度上，将思想成果体制化。而今天学者的边缘立场使得他们和教育制度离得很远，他们无兴趣、无心情也不愿意把自己的思想成果教育体制化，因此就出现了一方面是教育问题成堆、教材问题成堆、大学教育学位制度问题成堆，另一方面是教授思想原创性正在消失，人们热衷于一次又一次的评奖、评基地、评重点，人们热衷于反复填表格拉关系。校长、主任、教授的职能，知识分子的职能好像就是就是填表格、找关系、拉帮结派，最后投票，获得各种虚幻名誉和自欺欺人的地位。独立的思考不见了，独立的思想转化为中国思想深层次的东西不见了，独立的思想转播出去变成民众的思想更是不见了。思想和大众文化消费脱节，就像科研与成果的转化脱节一样，人文科研成果就只能束之高阁，变成了文人沙龙里的独白。这无疑是今天的理论思想生产者和大众脱节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时，大众文化研究应运而起，一部分学者注意日常生活，但是在拥抱日常生活、颂扬日常生活时恰好过多地看到日常生活的合法性，而没有注意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日常生活的人云亦云的批判，对日常生活的那种无所驻心的、缺乏反思性的、当下即得的批判。二十年过去了，不少知识分子已经忘掉了原来对日常生活也需要反省和批判的，因为知分子就是反省和批判的别名。
可以说，教育浮夸问题和形式主义问题，不注意改进教学质量，不注意教授的学养和生存环境，不注意量才录用而只看标签和关系，不注意中国人文的持续下滑而一味追求所谓的国际水平，不仅使教育经费浪费很大，而且教学质量不断下降。空洞地要求高学位，而不注意真才实学，使得教育日益形式化、虚拟化、官僚化（当官必须有某种学位）。如何对教授最有新生命力的思想推广到体制中去，注重学术本身而不是学术以外的东西，使教育不仅成为大学知识延续和传递的枢纽，而且成为关心人性发展的重要维度。这正是当代中国大学教育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也是新世纪中国教育实施与科技飞跃产生良性循环的基础。
当前教育改革呼声甚高。进入新世纪，教育作为文化生产中的最重要的动力性因素，起着支撑文化再生产和人才再生产的重要任务。教育改革关系到“中国形象”的塑造，关系到新世纪中国文化的传承和拓展，值得学术界认真研讨。
(七)，人文理想主义的风尚正在终结。
就知识分子的思想功能和精神价值而言，90年代以后的知识分子已经不同于80年代。就文学界知识分子而言，已然发生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裂变。当代知识分子遭遇到诸多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学者们都在寻找新的价值规范尺度，提出各种新的价值设想。当代“学者”的处境和特殊之处就表征为，在对一个对象进行研究时，必须时时提醒自己，任何思考都不能逃逸反思性的自我批判。因此，那种轻飘的调侃性的游戏文字，将使学者的思想重量消解，因为这类低俗化文字只会怂恿人向绝对世俗化倒退。学者的反思性观念，要真切地反思和批判知识分子掩饰自身特殊利益时的那种故作姿态的自我表白，瓦解知识分子的“自恋症”，揭穿文人极其有害的文字游戏。因为反思有助于知识分子走出自我幻觉，摆脱心造的幻影。而学者是自我反省的缩影，以对自己加以揭底的方式埋藏旧我而开掘“新我”，从而把问题最隐密的真象揭露出来。
人文理想在这个后殖民时代应该说是相当重要的，但是奇怪的是：理想主义在世俗化浪潮中很快失效。在文学知识圈层中，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更多——全面阅读诗的时代已经过去。在我看来，一个民族的“诗的精神”是一个民族精神升降的风向标。这不仅仅是诗歌长短句的形式，更指从更广泛的文体中，包括学术著作，流露出来的人文理想和超迈的精神气质。今天，很多人读的写的都是消费性的文字、香甜轻松的文字。编辑向学者约稿也喜欢往这个路子走。那种家园式的、终极追求式的、有着诗意的高迈和升华感的文章已经少见。诗意精神的消逝，使世界成了一个型平面。
从话语递进角度看，形而上的“诗歌时代”过去之后是虚构性的“小说时代”，人们通过小说营造了新的乌托邦。“散文时代”则进一步消解了诗歌的形而上和小说的虚构，把它们变成了一种现实，变成了对当下境遇的描述。散文在这个片面上承袭了诗意散落的碎片，整合了人的感伤，加上市场的炒卖，这是散文时代的景观。散文时代消逝之后是一个无所不在的“传记时代”。基本倾向是作家们热衷于用半自传体写作，渴望写各种欲望。甚至是许多传记都将重新用新的形式改写历史，包括重新写秦桧、严嵩、周作人等。历史中的白脸与红脸也许将在这种新历史书写中角色互换。消失了诗意，即消失了尺度；消失了小说虚构，即消失了理想；消失了散文，即消失了一份闲适。对历史书写成了翻案的新历史。这个时代急切需要有良知的批评家的加入，需要批评家新尺度的建立。否则这个时代将变成一个非尺度或者无尺度的时代，一个私人传记和窥视欲成灾的时代。
(八)，知识分子在世俗的反经典时代的尴尬。
尽管全球化可能改变知识分子的部分价值存在功能，但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仍然是关注公共领域价值尺度建构的“边缘性知识分子”。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并不是只要高雅生活而不要日常生活。人是日常生活的人，同时作为学者来说是学术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怀疑比较少，他要遵守日常生活的游戏规则，但是，在学术领域可能就有一种对前提的怀疑、对既有知识体系的怀疑、对既有的游戏规则的怀疑，还有对命定般的、我们在出生之前都已经决定好的语言规则的怀疑。这些怀疑并不必然导向虚无主义而又可能是对“对虚无的穿透”——对自我思想的清场。这种清场意味着对有些过时知识、错误知识、错误训导的质疑，因为它作为知识体系向我们灌输，成为我们知识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从这个体系上出发去检视世界的话，就可能出大问题。知识分子还要对地基要加以怀疑，对研究方法论进行某些怀疑，哪些是过时的方法，哪些是明明错误的但是不断巩固错误的方法；还要对一些结论加以怀疑。怀疑的根本目的不是怀疑，怀疑的目的是为了不再产生或者说不再全面产生怀疑，但是深信一些在假的、不好的东西祛除以后出现的真的东西。
反经典在当代中国成为知识界的一批“黑马”崛起的坦途。但是在我看来，那种世俗性的单纯地反传统、反历史总有些可笑。传统不管是反还是不反，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经典。简单地否认它，前提是承认它们是经典。所以，新世纪的知识分子面临的问题不是在反传统、反经典中使自己成为经典，而恰好是决裂历史（审父）与选择新路（审己）的双重困惑中自审：跟什么决裂？决裂之后又选择什么？这种选择是否具有真实的意义？是否能够成为自己生命的真实声音？回避这种精神自审，是很多人在20世纪找不到位置或失语的原因之一。
我认为21世纪的痛苦将是“试验的痛苦”。在经典之外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合法性，我们必须找到历史的缝隙，并将自己的心性智慧的思考铸成我们的历史。然而，周遭的一切都变成了偶然的、机遇的，赌博式的心态成为潜意识的甚至被怂恿的，一切都成为不确定中的试验，同时又得承担选择的后果——也许萨特已经先行地告诉我们这一道理。这种在偶然中承担后果的成功率又是非常低的。长年累月众多的文人写了多而又多的书，真正能够留下来的少之又少。历史的淘汰率是非常高的。边缘知识分子在这时只能选择“在守成中创新”。看起来他们是在边缘，但今日的边缘可能是明日的新的“可能性中心”。这种所谓的中心只是一种可能性，是瞬间的“不断被替代的中心”而已。
三 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平台和价值重建
在知识谱系的转换中，知识分子的选择变得重要起来。知识分子既不可能彻底逃离人文精神而拥抱世俗精神，也不能完全在精神流亡中走向单一的传统，更不可能告别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而走入犬儒主义和语言游戏。抱怨时代是无意义的，全球化时代仅仅提供了一个契机和场域，关键在于知识分子的主体和自我选择。如果当代知识分子在这种知识谱系转换的世纪末风景中，使其人文学术的内在生命力日渐枯竭，甚至其学术主题和问题都只能依靠海外引入，跟在别人后面学嘴，自己丧失了提出和解答问题的能力，那是相当可悲的事情。
从全球化角度和知识分子审理的角度透视知识分子问题，有可能使我们能够站在更高的知识价值层面看当代知识分子不同于知识分子的诸多现实境况，以阐释其不同于往昔的精神存在方式,并对其文化生产和传播方式中的问题,做出新的判断和修正。正如胡塞尔所说的那样，家是“人性的担当者”。正是基于这种知识分子的集体无意识和思想平台，知识分子就不能终止投身于普遍价值和知识范型价值重建的倾向,这或许是知识分子的应有之题。
对知识分子而言，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全球化过程中的世界作为一个互动的体系，使得所有世界成员都不可能逃逸社会或衰退所带来的种种存在压力。从“全球镜像”中看当代“中国镜像”，对诸多具体镜像进行审视，有可能对当代知识分子的学术思想形成一种紧迫的问题意识，进而在剥离文化霸权话语的虚妄时，厘定当代最为基本的问题并警惕互相缠绕的思维陷阱。只有抓住的契机，把握全球化构成中的处于低势位的“转型期中国”所具有的流动演化性，追问自我身份认同在价值创构中遭遇到的诸多问题，才能使思想者在话语转型的“苦难历程中”，体认到这种境遇所提出的挑战式机遇，并转变僵化观念抵达多元性对话，从而将前沿性思考推进到新世纪。
知识分子的存在是这个时代存在的一批活跃的因子，知识分子存在的思考的对象是这个时代群体中问题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是问题的提出者，他需要对时代不断提出问题、反省问题，把怀疑和追问放到优先的地位。在我看来，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在“形而中”、“形而上”“形而下”三个层面对社会现实加以关注。就“形而中”层面而言，知识分子强调一切文化制度社会都与人的欲望有关，讨论各种欲望及其压抑和敞开问题有就触及到人的全面发展、片面发展、片断性异化，社会制度和社会公正、社会发展方向是否正确、人类远景是否辉煌，人们日常生活的价值、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人与社会的生态学联系形态等。进入“形而上”层面，将引发关于死亡的看法以及此岸彼岸的宗教问题的思考，对理性的设限和对禁忌的设立，以及关于生命终极意义问题的追问问题。进入“形而下”层面，则关注社会边缘群体，诸如下岗女工、关于边缘人、社会底层处境的思考等等。
知识分子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创新意识已经不可忽略。因为，在前现代时期，经验先行，理论滞后，理论是经验的。在现代时期，根据韦伯和西美尔的看法，经验与理论并行交错，有时是理论对经验纠偏，有时又可能是经验对理论纠偏，两者互补互动。在后现代时期，则要改写歌德的名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也许相反：“理论之树常青，而生活有时是灰色的”。信息社会瞬息万变，时空观念与康德时期已经不完全一样。人们观念的改变可以导致生活状态的改变，导致存在意义的转变。理论因此成了先行者，但危险在于，它可能是空洞的，也可能是游戏状态的，甚至可能是误导状态的。尽管如此，也不能改变理论具有先行意味的事实。所以，在理论超前的状况下，知识分子要对当代和未来的走向先行提出、先行感受、先行体验，甚至先行判断。没有这一切先行判断的胆识和前瞻性，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先见”，知识分子对当代问题和未来走向将是盲视的，即使在自以为“洞见”的时候也有可能产生“误读”。
在话语意义上，当代知识分子不再是以寻求共同性为旨归，而是强调在后殖民主义时代中的个体、民族、国家文化的差异性。传统知识分子过去一般是求同，就是个体与集体保持步调一致、目标一致、思想一致。但今天的思想关键词是“差异性”：个体与他者有差异，这一代学者和上一代学者有差异，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有差异。这种存在于文化、语言、思想方面的差异是正常的，这正是一个知识分子寻找自己个体生存理由、个人学问的出发点的关键。怀疑只是我们清理地基、自我清理思想、清理历史的一个开头，但是，更重要的是清理后，消解了一些累赘物、多余物、剩余物和不重要的东西以外，在剩下“事情本身”的真理后，中国知识分子还要创建或者重建一种新的价值体系。
这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应该从“文化拿来主义”走向“文化输出主义”。一方面，在现代性时代我们还处于知识“求学”阶段，基本上是跟着前沿性学术走。新世纪就更加具有精神自觉，不仅知道跟着走跟着说，还知道如何“接着说”，并且能反思自己言述是否恰当。另一方面是，新世纪的中国毕竟已不再仅仅处于从前现代到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而要面对现代性自身的诸种困惑，面对复杂的后殖民语境。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何去何从的问题就有了与以往不同的背景。其中，不仅有、、文化的转向，还有人们心态的转向，后殖民语境的转向，以及个人学术的定位、定力和转向问题。在这种转型中，有清醒的新世纪中国文化输出意识殊为重要。
全球化时代使中国从“西学东渐”走向“东学西渐”提供了基础。一种东西方知识分子平等对话在多元宽松的文化语境中将成为可能。因此，全球化时代对知识分子不仅意味着要不断创造新的思想，而且要找到新的传播自己新思想的途径。新思想新观念的含量和传播的广度决定学者在“学术文化链”上的位置。那些原创性的思想家诞生了一个时代，而其他人却仅仅在消费他们的思想甚至浅化消泯他们的思想成果。当新时代需要新的阐释时，全球学术话语“文化链”一端的波动，会使得处于另一端的我们措手不及。我们思想的命脉与西方“他者”紧密相关，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现实，也一个急需改变和超越的全球化时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现实。
我对新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关怀持审慎的乐观态度。如果所有的人文知识分子都不再乐观，那么这个世界将成为思想的真正暗夜。真正的知识分子是这凡俗生活中的思想萤火虫，是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时代的精神微光，在暗夜中提供一线光明而使思想得以传递播撒。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一员，是在社会庞大肌体中的一种微量元素，维系社会发展这个大脑、心脏和整个肌体的运行。真正的知识分子承接历史面对世纪的未来是低调而沉稳的，不是趾高气扬充满权力欲的。只有当知识分子群体具备这样的知识状态和精神价值状态，我对新世纪人类前景才具有了某种“审慎的乐观”。正是有了清明的问题意识，我们才能真切审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在问题，意识到问题所在和严重性，才有可能为中国进入WTO和全球化语境中的位置提供真切的知识地基和思想空间。
我坚持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因其对死亡问题和意义的穿透使其不断进行思想冒险，他们不畏文字狱、不抵制报复、倡导宽恕，反对战争、反对毁灭人类与人类为敌的所有乌托邦。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知识分子作为社会意义公正的确立者、阐释者和自由言说者，不仅应该为这个时代提供新的思想可能性，而且应该立足于更为广阔的世界语境中，为人类未来的处境真切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