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实主义的发展及其命运
【内容提要】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居主流地位的国际关系理论群，包含人性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防御现实主义、进攻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等先后出现的不同分支。这些不同分支体现了现实主义的，但也引起了现实主义内部的争论与批判。争论的焦点就是应该坚持现实主义的“原教旨”还是应该借鉴其他学派的有益假定。对于这样一场关乎现实主义命运的讨论，学者应该提出自己的分析和见解。本文在现实主义演变的基础上，针对现实主义内部的批判，指出现实主义者应向其他理论流派学习，以包容和开放的心态借鉴其他理论范式的长处来改造自身，不排除发展动态的综合理论模型的可能性。
【关键词】现实主义、人性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防御现实主义、进攻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作为国际关系理论中最古老、影响最大的一个范式，长期以来，因其以最简约、明确的表述抓住了国际的本质而备受政治家和外交决策者的青睐。然而，近10多年来，现实主义的地位却受到了严重的挑战。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特别是冷战的结束和国际格局的变动，以及时代主题开始转向和平与发展，现实主义以“权力”、“冲突”、“安全”和“国家利益”为主题的理念已不能解释现实世界中的许多新现象。相形之下，其他理论范式如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则生机勃勃。在与这些理论的交锋中，现实主义显得非常被动。于是，一些现实主义者开始改进和重塑现实主义理论体系，并发展出了防御现实主义、进攻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等理论；但另一些现实主义学者却对这些理论“创新”提出批评，认为它们不但没有捍卫现实主义的传统，反而堕落为其他理论范式的维护者。对于现实主义范式内部众多“变节者”所发动的这一场地地道道的“学术政变”应当怎样看，实际上不单现实主义者在讨论，整个国际关系学界都在关注。关注的中心，就是现实主义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梳理现实主义范式的发展脉络和有关争论，并从中国学者的视角对其理论内核进行评价与批评是很有必要的。
一、现实主义范式的演变及其内核
现实主义不是单一的理论，而是一个理论“家族”。在摩根索人性现实主义和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之后，又先后出现过防御现实主义、进攻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等分支。这些先后出现的分支，其侧重点和对国际关系现实的解释是有差异的。
人性现实主义又称古典现实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有爱德华·H·卡尔（E. H. Carr）、莱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和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等。其中摩根索是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可以说现实主义发展为一门成熟的学说是从摩根索系统、经典的论述开始的。从20世纪40年代末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一书发表直到70年代早期，人性现实主义一直主导着国际关系的研究。
人性现实主义有两个基本命题：第一，人性恶。由于人生来具有权力欲望，因此国家受人性支配， 必然“对权力贪得无厌”。这一点决定国际政治同一切政治一样，是为权力而斗争。第二，国际无政府状态。由于国家之上不存在统治权威，因此国家只能以“自助”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安全，而出发点则是权力与利益。在人性现实主义看来，国际政治的主要驱动力是体系中每一国家的内在权力意志，所有国家都“充满敌意”，因而这一理论认为不存在维持现状的国家。[1]这也正是人性现实主义的局限性所在，因为它无法解释国家间已有的和可能的合作。国际关系的现实是，国家间不但有冲突与对抗，亦有各种不同形式的合作。[2]这些弱点为新现实主义留下了修正的空间。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一些学者认为战后以来的权力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于是开始反思现实主义对国际政治现实的阐释力。1979年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新现实主义理论的产生。新现实主义继承了古典现实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前提，但在引起国家行为的原因上则摒弃了“人性”假说，认为国家的目标是生存，而追求安全是国家最优先的考虑。与摩根索强调人性是安全竞争的深层原因不同，在沃尔兹的理论中，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才是真正的诱因。与古典现实主义把权力看作是目的本身不同，新现实主义把权力看作是一种有可能使用的手段。另外，与古典现实主义相比，新现实主义对国家安全竞争的看法要相对乐观一些，认为国际体系并不鼓励国家毫无节制地进行安全竞争，相反，无政府状态促使国家采取防范措施，使它们维持而不是打破均势。从这点上说，新现实主义的世界相对平静，国家不追求权力最大化，因为潜在的受害国常常会通过建立均势的方式制衡侵略国，阻止后者猎取权力的贪欲。[3]正如兰德尔·施韦勒所说的，沃尔兹的理论有一种“维持现状的偏好”。这也是米尔斯海默把新现实主义划归防御现实主义的原因。[4]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两极对峙消失，国际格局呈现多元化态势，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也涌现出许多新生代理论。在这场冷战后的理论交锋中，现实主义者也在思考和尝试范式的创新。
防御现实主义与进攻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范式中新出现的对应的两支。防御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有斯奈德（Jack Snyder）、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沃尔特（Stephen M. Walt）、波森（Barry Posen）、格里科（Joseph Grieco）、鲍威尔（Robert Powell）、格拉瑟（Charles L. Glaser）等。进攻现实主义与防御现实主义的发展几乎同步，其中2001年12月米尔斯海默出版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是该理论的系统化总结。作为现实主义范式的分支，进攻现实主义和防御现实主义既有区别，也有共同点，共同点在于二者都是结构现实主义，与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一脉相承，但同时又继承了人性现实主义的假定：无政府状态国际体系和物质主义本体论。对于国家为什么追求权力和追求权力的根本逻辑的问题，二者的观点是大体相同的，即国家追求权力是为了生存，因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迫使国家不得不为生存而担忧。然而，由于二者对国际体系的理解不同和对物质力量的依赖程度不同，因而在国家想要多少权力的问题上分道扬镳了。
防御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无政府状态通常是比较仁慈的，安全常常是丰裕的而不是稀缺的，追求安全的理性国家常常是可以放松的，[5]国家对军事征服几乎没有内在的兴趣，军事力量的“进攻—防御平衡”常常向防御的方向严重倾斜，使征服变得极其困难。[6]因此，在防御现实主义者看来，国际体系几乎不为国家寻求任何权力增生的诱因，守住权力而不增加它才是国家的主要目标。[7]进攻现实主义则认为，国际体系是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状态，国际政治中几乎看不到维持现状的国家，生存催生侵略，追求权力最大化是国家生存的最佳选择，最大的力量确保最大程度的安全，一国的终极目标是成为体系中的霸权。[8]在这里，两者的区别也许可以概括成这样，即防御现实主义是根据所受到的威胁发展自己的权力，而进攻现实主义则是基于对手的权力发展自己的权力。
为了说明国家对外行为的不同类别，防御现实主义既依赖于体系变量，也依赖于国内的独立变量，而且更强调后者对外交政策的影响。防御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领导人对于国家的相对能力的感知体现了系统压力与国家外交政策之间联系的统一，领导人无论是为了国防而动员国内资源，还是稍后重新调整外交政策以对外部环境作出回应，都要受国内政治的制约。[9]而在进攻现实主义者看来，无论国家之间的内部差异如何，国际体系的压力足以直接让国家表现出相同的行为。国家以防御动机开始，但体系结构迫使其作进攻性反应。[10]由此观之，进攻现实主义回归了新现实主义关于体系诱导国家安全竞争和人性现实主义关于国家追求权力最大化的假定，防御现实主义则秉承了新现实主义的体系结构论，但弱化了人性现实主义关于物质力量在塑造国家行为中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与国内政治理论学派相似的困境。[11]
90年代中后期，美国一些学者认为，人性现实主义的单元层次理论和新现实主义、防御现实主义、进攻现实主义的体系结构理论都不尽如人意，并开始尝试打破这两种层次理论的分野，谋求一种中庸模式，于是现实主义范式中又出现了一种名为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分支。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罗斯（Gideon Rose）、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沃尔弗斯（William Wohlforth）、沃尔特（Stephen Walt）和克里斯坦森（Thomas Christensen）等。
新古典现实主义者认为，防御现实主义和国内政治理论过于强调国家对外部威胁的感知（perception），忽视了国家的感知很大程度上是由相对物质力量决定的事实。而进攻现实主义的问题在于，单纯的体系压力无法精确地阐释国家对外行为的细节，因此必须分析体系的影响如何通过某种媒介(施动者，agent)呈现出来。具体说，与防御现实主义和进攻现实主义相比，新古典现实主义引进了两个干预性变量：第一，国家决策者对权力的感知。新古典现实主义者认为现实权力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是间接的，物质能力与外交政策行为之间不存在直接的传输带，国际权力分配只有通过影响有血有肉的决策者才能推动国家的外交行为。在这里，决策者对权力的感知是重要的“干预变量”。[12] 第二个变量是，国家能力及其与周围社会的关系。新古典现实主义者认为，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局限在于它只简单地评估国家实力（national power，国家拥有的物质力量）对国家外交行为的影响，而没有考虑到国家能力（state power）的制约性。所谓国家能力，是指政府决策者从国家实力中提取来达到其外交政策目标的那部分国家资源。外交政策总体上来说不是由国家实力而是国家能力决定的，因此对权力的分析必须考查政府领导人对社会资源的支配和调控能力。国家领导人对国家的物质力量的支配是有限的，国内结构不同，其行为亦可能不同。换句话来说，相对实力决定国家的外部意图，但国家内部结构制约了国家实力的有效性。[13]因此，在新古典现实主义者看来，国家的外交政策是受国际体系因素和国内因素的双重制约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不是霍布斯式的，也非温良的，而是模糊且难以辨识的，体系中的国家难以分清安全是稀缺还是充裕。[14]
现实主义范式各分支的理论区别见下表：
人性现实主义
新现实主义
防御现实主义
进攻现实主义
新古典现实主义
引起国家争夺权力的原因
国家内在的权力欲望
体系结构
体系结构和国内因素，更依赖后者
体系结构
体系结构
和国内因素的双重制约
国家想要多少权力？
所有能得到的
追求适度的权力，注重维持均势
根据威胁的大小，以维持生存为限度
使相对权力最大化，把霸权作为终极目标
有赖于决策者对外部环境的感知和对资源的控制能力
现实主义范式的各分支理论虽然存在分歧，但在与其他范式交锋时却常常以一个整体面目出现，并坚持一些共同的理论内核和假定。
假定一，行为体属性：国家是无政府状态下理性、单一的政治单元。现实主义假定一组“集团”（group）的存在，每一集团构成单一的政治行为体，在无政府状态下理性地追求特定的目标。这些理性主权集团处在恒常的无政府状态中，各自遴选最有效的方法达到战略目标，受不确定性的环境和信息制约。[15]正如沃尔兹和吉尔平指出的，在其他历史环境下，人们可以用部落、领地、城市国家、地区政治联盟或任何其他冲突性团体取代国家，而在国际关系中，国家被普遍接受为能追求单一外交政策的主导政治秩序形式。[16]
假定二，国家偏好的性质：一律具有固定不变的冲突性目标。现实主义范式假定国家偏好一律具有冲突性，且固定不变。国家间政治是国与国之间围绕稀缺的资源讨价还价的博弈（bargaining game）。摩根索和沃尔兹认为，现实主义理论中的权力源于国家偏好固定不变这一假定，正是基于这一假定，人们不会从杂乱无章的国内偏好的形成过程或是“道德学家”（moralist）希望观念影响世界政治的物质结构中寻找国家行为的原因，不会接受“乌托邦”思想认为任何国家具有和谐利益的观点，也不会接受“法制主义者”（legalist）认为国家可以把争论让位于共同规则、制度以克服权力政治的观点。[17]
假定三，国际结构：物质能力第一位。现实主义强调国家间的交易结果直接与物质资源的分配发生联系，现实主义的核心是控制世界政治中的物质资源。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通过控制资源胁迫或贿赂对手的能力即为权力。摩根索、沃尔兹和吉尔平等现实主义者把物资能力看成客观、普世而不可分割的政治工具，独立于国内制度、心理、感知（perception）和国家决策者的偏好之外，[18]对现实主义者来说，物质资源构成了一个基本的“现实”，对国家行为施加着一种外在影响，无论国家追求、相信或构建什么。[19]
以上三点，可称为现实主义的“原教旨”，即现实主义者不能背叛或颠覆的东西。
二、来自现实主义内部的批判
冷战结束后，各派理论纷纷崛起。当建构主义等学派质疑现实主义的解释力并吸引大量目光时，现实主义学派内部也出现了种种批评的声音。林恩·琼斯（Sean M. Lynn-Jones）的《无政府状态的危险：当代现实主义与国际安全》（1995年）、弗兰克尔（Benjamin Frankel）的《现实主义：重新表述和翻新》（1996年）、瓦斯克斯（John Vasquez）的《现实主义范式及其堕落与进步的研究计划：关于沃尔兹均势命题的新传统研究评价》（1997年）以及勒格罗（Jeffrey W. Legro）和莫拉弗茨克（Andrew Moravcsik）的《还有人是现实主义者吗？》（1999年）等，都对现实主义主义的最新发展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现实主义的内核由于这些可称为最小现实主义（minimal realism）的理论“创新”而受到损害。[20]
勒格罗和莫拉弗茨克认为，判断一个理论是否创新有两个基本标准：一是该理论的发展必须与原有范式的核心假定保持内在逻辑的一致性（coherence），它不得包含逻辑上的矛盾并派生出明显矛盾的结论。二是该理论范式的核心假定必须具有明确性（distinctiveness），即有别于其他范式的假定。现实主义的三个核心假定是现实主义范式区别于自由主义、认知理论和制度主义等流派的标志。[21]在这些批评者看来，当前的现实主义者都背叛了现实主义：一类是极端的现实主义者，他们只接受现实主义第一个核心假定，即无政府状态下理性行为体的存在。[22]另一类是比较详细的最小现实主义者，接受第一和第二个假定。但总的看来，最小现实主义者都抛弃了最能明确现实主义身份的第三个假定，沦为非现实主义范式的拥护者，堕落为自由主义、认知理论和制度主义理论。[23]
1．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
勒格罗和莫拉弗茨克认为，在传统现实主义的涵义中，国家追求权力这一偏好是固定不变的。但摩根索和沃尔兹之后的现实主义理论不但包含国家行为受权力支配的观点，同时糅合了大量其他变量如国内代表性制度、经济利益特征、国家的身份、社会经济再分配的集体价值以及政治制度等，引进了社会与文化方面的外生变量来解释国家的外部行为，与现实主义的核心假定背道而驰。[24]根据他们的标准，防御现实主义者杰克·斯奈德、斯蒂芬·埃弗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者法里德·扎卡里亚、兰德尔·施韦勒的理论都走上了自由主义范式的路线。
斯奈德是著名的防御现实主义者，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研究中，他引进了“过度扩张”（overexpansion）的概念，即大国的扩张达到引起强大无比的对抗联盟和毁灭性的抗衡压力的程度。斯奈德以翔实的分析证明国内利益集团如何扭曲国家偏好的形成，并导致不是最令人满意的国际行为。他相信，国家过度扩张的根源在于国家内部的“践踏民意”（misrepresentation），如小型利益集团牺牲大量选民的利益发动战争，这一倾向由于政府巧妙地运用意识形态以及“卡特尔化”(cartelized)的利益集团相互捧场而得以加剧；国家出现这类病症很大程度上因为化的定期作用。[25]斯奈德声称他的这一理论实现了对现实主义的再造，同时维护了摩根索的传统现实主义。[26]但批评者指责他的理论过于依赖国内因素解释国家行为，认为这种与现实主义毫无联系的假定和因果机制，已引起现实主义定义上的混乱，使现实主义变得面目全非。因为本质上说，施奈德的理论是古典自由主义关于改变现代化社会中的国内社会关系来影响外交政策的观点：就知识历史而言，它来源于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和左翼自由主义学派；就社会理论而言，它的核心假定与现代的民主和平论的旨趣相投，与关于国内制度在贸易政策中的作用的理论相同，都建立在国家追求外交政策利益和国内践踏民意的内涵之上。因此，他的现实主义标签是与现实分离的。[27]
斯蒂芬·埃弗拉在战争原因的研究中提出一种“进攻——防御平衡”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战争的原因主要取决于国家对权力的感知，具体受四个因素影响：精英的操纵、自私的官僚、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国家走向侵略和战争的过程中，相对权力是基本的独立变量，而感知和观念（ideas）常常充当一种干预过程。[28]不过，批评者认为，埃弗拉的进攻——防御平衡的假定，其核心是国家决策者的偏好而不是客观权力本身，这种“广义”的现实主义已把现实主义范式引向了歧途。例如，埃弗拉把国家行为与特定的国内利益集团相联系的观点正是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践踏民意（misrepresentation）是引发国家间战争和关税政策冲突的原因。因此，尽管埃弗拉的理论颇为时兴，其实不过是20世纪早期自由理想主义者诺马尔·安杰尔（Normal Angell）、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ins）和伦纳德·沃尔夫（Leonard Wolf）等人的知识继承。从总的逻辑机理看，埃弗拉的理论主轴是自由主义或认知理论出乎意料的强力反弹，把业已成熟的现实主义推向自己的对立面。[29]
在批评者看来，新古典现实主义者法里德·扎卡里亚和兰德尔·施韦勒的理论与防御现实主义的缺陷如出一辙：都依赖国内变量解释国家行为。为了解答19世纪美国对外扩张的时间为何晚于其相对权力的变化这一现实主义的不规则现象，扎卡里亚提出一种假定：国家行为的决定因素不只是依赖国家所控制的资源，而且依赖国家从社会中提取这些资源的能力（国家能力），国家的扩张倾向是由于国际体系和国家能力的共同作用造成的，当国家拥有相对权力并能募集社会资源支持其政策时，它们就会抓住机会对外发挥影响。他的结论是，美国对外扩张所以迟缓是因为当时的美国政府自由涣散，权力分散，不能有效的控制社会资源。[30]同样，施韦勒在关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国外交政策的研究中，也采用了与扎卡里亚相似的方法。他在《致命的失衡》一书中指出，20世纪30年代的国家行为变化，关键原因在于国家感知到权力结构从多极向三极变化。这一时期的极性变化不是物质资源分配的外在变化造成的，而在于个别修正主义国家尤其是德国决心建立超出其他国家容忍度的军事力量。德国从一个次大国上升为大国的一极，是由于1933年希特勒上台执政以及他对德国国家利益的怪异看法。[31]施韦勒由此得出，国家行为和国际结果随着国家权力和国家决策者的偏好而改变，但主要由后者决定，人们不可能期望国家一律追求任何特定的目标，有些国家具有冒险获益的内在欲望（他称之为豺狼国家），而另一些国家则只追求维持现状（羔羊国家）。[32]
批评者指出，扎卡利亚的理论虽然弥合了国内和国际政治的鸿沟，但它把把国家提取社会资源的能力既看作是一种与地理上控制物质资源有关的外在因素，也看作是一种特有的内部政治环境的作用。这种结合物资权力与国内政治资源的做法，不恰当地吸收了民主和平论或关税贸易内生理论中的自由主义因素，以及20世纪早期理想主义者的观点，纯粹是自由主义理论的翻版。[33]
对于施韦勒的理论，批评意见认为，第一，他的理论分析颠倒了现实主义假定的因果关系。现实主义主张，无论国家决策者具有什么样的嗜好，国家行为必然受权力分配的影响，但施韦勒却强制国家会调整权力以适应其偏好。第二，像扎卡利亚一样，施韦勒的理论借用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如民主和平、独裁者的侵略本性等解释国家行为，明显地把自由主义理论简化后的版本引入“现实主义”旗下，没有任何价值可言。第三，现实主义理论不是由知识史而是由其基本假定和因果机理确立的，但施韦勒的理论假定却没有与现实主义假定保持一致，也没有与非现实主义理论相区分，而是基本上是依靠自由主义的知识史来阐述其整个理论脉络。另外，关于现状国家，施韦勒像斯奈德和扎卡利亚一样误解了摩根索。摩根索是把“维持现状”与“修正主义”看作“战略”而不是国家的特有偏好。在摩根索看来，看似不同意识形态和意图的政策，其实都是“为权力斗争”的战略。而施韦勒却认为，现状国家与修正主义国家的差异主要取决于反映国内环境和社会关系的不同的国家偏好，与权力没有多少关系。[34]
2．是现实主义还是认知理论？
本杰明·弗兰克尔（Benjamin Frankel）认为，现实主义的分析方法、简约性和明确性来自于通过物质权力变化来解释国际现实的能力。现实主义的理论内核在于“现实独立于我们的思想和经验之外……不接受稍瞬即逝的信念和观念。”然而，斯蒂芬·沃尔特和威廉·沃尔福斯等最小现实主义者却放弃了对客观权力的依赖，而把国家对权力的“信念”和“知觉”看成决定国家行为的关键变量。[35]
斯蒂芬·沃尔特在关于国家联盟形成的研究中，指责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不能精确地解释国家间的权力平衡行为，他提出一种“威胁平衡”理论取代“均势”理论，认为，联盟的形成是由“威胁”失衡而非“权力”失衡导致的。与传统现实主义的权力概念不同，沃尔特的外在“威胁”概念中既包含经济资源、军事技术和地缘政治等传统现实主义的变量，也包括“被感知的国家意图”这一因素。他宣称这一观点是对现实主义均势理论的改进。[36]
在弗兰克尔看来，“威胁平衡”理论不分主次地把权力和对国家的意图感知整合为单一的变量，既损害了现实主义的假定，也无任何理论上的创新。沃尔特的理论中借用了大量意识形态因素来解释联盟的形成：国家结盟抗衡“侵略性”的意识形态，而与“无威胁”的意识形态缔结联盟。[37]实际上，“侵略意图”造成“威胁”的观点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例如，沃尔特认为战后西欧民主国家间的结盟是因为它们认识到彼此之间的威胁小于苏联及其盟国的威胁，这正是认知理论借用战略信念和感知来解释国家行为的假定。因此，沃尔特的理论是打着现实主义的旗号却站在认识范式的阵营，是一种不伦不类的理论。[38]
也许在这些批评者看来，没有哪位学者像威廉·沃尔福斯一样如此看重感知和信念等认知理论概念了。在关于冷战结束的研究中，威廉·沃尔福斯提出一种类似于扎卡里亚的观点：国家行为并不是客观权力的外在变量塑造的，而是出于对相对权力的不同“感知”。不过，与扎卡利亚采用统治精英的感知作为观察国家行为变化的根据不同，沃尔福斯认为，感知是外在变量，有着系统的不对称性和重大的因果意义。国家的对外政策是受根深蒂固的信念引导的，客观权力变化既不能解释冷战的过程也不能解释冷战的终结。冷战的结束是苏美双方对权力认知反应的一段历史，是三个因素促成的：第一，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苏联被一种“力量关联”理论（correlation-of-forces theory）所引导：它不但把资本主义看作威胁，而且主张跟着权力特别是军事权力的强者走，使得后来的领导人忽视了苏联衰落的迹象。到80年代后期，尽管苏联的认知和观念突然改变，但力量关联模型已经成型，这使当时的决策者产生了过度的期望，因经受不起估测失算（failed prediction）的打击而致使苏联解体；第二个因素是美国在80年代的角色改变，它把苏联看成利益必须得到兼顾的崛起大国；第三个因素是，当时东欧国家开始质疑社会主义的生命力，东欧革命使苏联对权力的感知产生了象征性的影响。[39]
沃尔福斯的分析看似非常严谨，但批评者却不以为然。他们指责沃尔福斯结合权力和感知因素来解释国家行为，是以现有的认知论取代现实主义的因果机制。按照沃尔福斯第一和第二种解释，权力变成了国家相信才存在的东西，这与建构主义关于“观念建构权力”的假定是相似的；第三种解释恰恰遭遇到沃尔特联盟理论的困惑，即他不能证明一个扩大的反苏联盟为何形成，为什么政权类型的改变影响国家对权力的盘算，以及苏联衰落并变得温驯后东欧国家为什么没有再次投靠它。因此，沃尔福斯的理论舍弃了物资力量的假定，离现实主义渐行渐远。[40]
3．是现实主义还是规制理论（regime theory）？
约瑟夫·格里科在分析欧洲货币一体化问题时，把现实主义理论拓宽为一种国际制度现实主义理论，提出了一个“约束性假定”（binding hypothesis）：弱国不会组成一个均势联盟抗衡或屈服于一个较大国家的意志，而会主张合法的义务，在国际制度下分配表决权，把强国的权力重新分配给自身。他坚信，欧盟货币一体化是法德之间的交易，德国放弃了权力以满足法国。在格里科看来，国际制度是让渡和转移国家权力的手段。[41]
批评者指出，在现实主义的世界里，物质资源的分配是决定国家行为的关键外在变量，国家行为不受国际制度的制约，国际制度只是反映、认同而不是改变国家的权力关系。格里科把国际制度看作国际政治的原发力量，颠倒了现实主义的因果机制，已寄生于现有的规制理论之下。一方面，他理论中的大多数假定不能回溯到相对权力的外在影响上去。按照格里科的理论模型，制度承诺要么是与国家权力平行的因素，要么是国家权力的决定因素之一。[42]在他的理论中，理性国家的权力盘算并非优先的（privileged），甚至是被排除的。另一方面，他的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强国（德国）在不受胁迫的情况下同意让渡主权。对于这一问题，格里科只好借用“错误感知”（misperception）的假定，认为德国或者所有欧盟国家都错误理解了欧盟货币一体化的真正代价。再有，为了证明德国和其他国家对货币一体化的承诺是可信的，格里科借助“制度加强承诺的可信度”这一功能规制理论的核心观点加以解释。[43]
批评者还抨击了查尔斯·格拉瑟关于军备控制的理论。格拉瑟提出一种合成理论叫“偶发性现实主义”（contingent realism）。该理论的大意是，在一个国家摆出和平意图并参加正式军备控制时，国家间的合作比现实主义者所预期的要多。为了说明这一合作局面何时及如何出现，格拉瑟加进了相对权力的概念：交易成本。按照格拉瑟的观点，正式的国际制度（如军控规制）有助于国家有效地达到这一点，因为默契的调和或正式的国际制度都可实现共同获益。[44]但在勒格罗等人看来，格拉瑟理论中关于制度产生合作的假定乃是盗用了基欧汉自由制度主义的核心命题。总之，格里科和格拉瑟已经演变成为制度主义的代言人。[45]
对于进攻现实主义，批评者的批判锋芒直指该理论对现实主义的“扩容”。例如，瓦斯克斯和史蒂夫·陈（Steve Chan）指责米尔斯海默的进攻现实主义淡化了现实主义均势理论的价值，并以“推卸责任”（buck-passing）、“跟着强者走”(bandwagoning)等策略取而代之，使国家行为变得无所不包。总之，进攻现实主义理论中的许多观点已超出传统现实主义假定的界限，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理论。他们警告当前的现实主义者，在出现一个更好的理论之前，不能歪曲和窜改原有的现实主义理论。[46]
三、关于现实主义的思考
上述的种种批评意见，归纳起来，实际上是表明了这样的观点，即现实主义的发展必须接受范式中三个核心假定的约束，任何其他范式思想的介入都是对现实主义的背叛。如果以这一观点为衡量原则，那么在沃尔兹之后，现实主义就谈不上有什么发展，事实上也不可能再发展。
沃尔兹在回击这些批评者时指出：“有人认为现实主义过时了，时代呼唤新的理论出现……那么究竟什么样的力量如此强大，以致使现实主义完全丧失了地位和解释力呢？如果体系性质改变了，现实主义就过时了，如果只是体系内部单元改变了，现实主义就不会过时。”沃尔兹告诉批评者，现实主义生存的土壤仍然存在，国际体系还是200年前的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自助、国家利益和安全等仍然是国际体系的常态。[47]
沃尔兹和上述批评者一样，出发点都是维护现实主义，但他没有解决如何发展的现实问题：既然现实主义生存的土壤仍然存在，那么现实主义应该忠于其原教旨主义还是谋求发展？国际关系理论各范式之间能否架起联系的桥梁，实现互融？
作为一种流行的理论，现实主义尽管曾长期受到家和决策者的青睐，但随着时代的变迁，确实有越来越多的事实它不能解释。例如，现实主义无法解释冷战的和平结束，不能解释国家行为体之外的政治问题如国际恐怖主义泛滥、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加剧、极端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兴起等。显然，现实主义需要注入新的要素来激活其生命力。
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一种有趣的现象就是，现实主义之外的其他理论学派似乎都是通过挑战并借鉴现实主义的某些前提和假定而崛起的。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通过强调国家利益的多样性、决策者的学习能力以及不同于现实主义的关于权力、冲突和安全困境等概念的解释而赢得关注。[48]基欧汉在构建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时，把现实主义假定纳入了考虑之列，通过克服现实主义结构因素的不足，并补充新的假定，得出了制度可以为国家带来合作、共同利益和互惠机会等结论。[49]温特的建构主义研究在对现实主义进行建设性批评的同时，也采用了结构主义的分析体系。温特承认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状态、自助和充满竞争的权力政治，但他对现实主义的权力、利益、均势、无政府状态等进行了重新解读，认为无政府状态在某些时期可以是单一“逻辑”的，但不是在所有时间、空间之内的所有种类的无政府状态都必然具有这种逻辑，单纯的权力和利益是很难解释国家之间的关系的。因此，他引进了“共享知识”、“观念”等内容，认为权力和利益之所以具有意义和内容并因之产生作用是因为观念使然，观念最重要的作用不是现实主义的因果作用，而是建构作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结构是“国家造就的”，这类结构可以具有合作性质，也可以具有冲突性质。[50]总之，其他范式的理论都不失时机地抓住国际关系现实环境的变化，并或多或少地吸收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假定，表现出博取众长的灵活性。
相形之下，现实主义一直有一种最大范式的优越感，似乎很不情愿接受其他理论范式中的有益成分充实自身。上述现实主义批评者对防御现实主义、古典现实主义和进攻现实主义的批评就是这种情绪的体现。实际上，现实主义者当中就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在考察任何理论的合成时必须先考虑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等理论只有在现实主义规定的解释范围内才有意义。”[51]这种思维模式自觉不自觉地赋予了现实主义一种特别待遇，为现实主义范式的发展带来了无形的阻力。按照上述批评者的逻辑，现实主义借用其他范式的假定已“堕落”为其他理论的维护者，那么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借用现实主义的假定开创的理论体系是不是也成了现实主义呢？那么还有人是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者吗？倘若如此，国际关系理论岂不成了现实主义一家之言？
对于现实主义者来说，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面对世界的变化和自身有限的发展空间，是应该固守自身的假定还是谦虚地向其他范式学习、把自己改造得更符合现实？笔者认为，作为被其他范式经常借鉴的对象，现实主义完全可以尝试反借其他理论范式中有益思想的做法来发展自己。在这方面，现实主义需要新的思维。
其一，必须认识到国际关系各范式之间不是排斥关系，范式之间的交锋不应囿于“门户”之见，而应以解释国际政治现象为目标。现实主义应像其他理论流派一样摆出包纳、开放的姿态。在当代，任何单一的理论都不可能解释世界政治的全部。理论的发展未必是线性的，不一定要建立在否定其他范式假定的基础之上，借鉴也是理论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费丽莫认为，建构主义与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是互补的，不是竞争关系。基欧汉也说，亚历山大·温特的许多观点为自由主义者所接受。他说，“我们应该打破人为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营垒的学术边界，与这种无意义的朦胧进行斗争。”[52]基欧汉这种开放的治学心态应值得现实主义主义者学习。
其二，每一种主流国家关系理论范式在解释国际问题时都具有比较优势，发展动态的综合理论模型是大势所趋。现实主义也可以通过与其他理论的合成，产生一种易于操作、核心假定内在连贯的理论。自由主义范式强调制度与合作，弥补了现实主义“单一”因果论的不足，建构主义的观念本体论和社会本体论则从动态的角度补充了现实主义静态的物质主义本体论的缺陷。进行理论的合成可以产生一种更具说服力和内在统一的方法，而采取动态视角则为理论间的不同要素提供联系的纽带。从欣茨（Otto Hintze）到蒂莉（Charles Tilly），以自由主义范式的“第二意像”（second image）理论解释国家偏好和身份的形成，就是现实主义者的一种新尝试。他们认为，冲突和战争最终塑造国家及其欲望，国家身份和偏好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53]同样，巴里·波森和米尔斯海默认为，集体信念如民族主义可以是国际安全竞争的产物，而不单是大众文化、社会发展或国家内部政治运作的产物。[54]而类似这种关注国家偏好和信念的视角，无疑为现实主义与其他范式间的通约提供了启示。
总之，就现实主义范式而言，尽管防御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和进攻现实主义理论吸收其他范式的某些假定争议不少，但这些现象未必不是理论发展的有益尝试。现实主义的现实发展已表明它不可能保持自己的纯粹形式，而它的未来框架很可能成为涵盖多种思想的“百宝箱”。“现实自由主义”、“现实建构主义”或者“自由现实主义”、“建构现实主义”等新理论综合体的出现并非没有可能。
[1] Hans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5th ed., New York: Knopf, 1973, pp.40-44, 64-73, 208.
[2]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
[3]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p.118, 126.
[4] Randall L. Schweller, “Neorealism’s Status-Quo Bias: What Security Dilemma?” Security Studies, Vol. 5, No. 3, 1996, p.90;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版，第18页。
[5]Stephen Van Evera, “Offence, Defense and the Causes of War”引自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第41页。
[6] Stephen Van Evera, 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
[7] Jack L.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4.
[8]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20页。
[9] 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第42页。
[10] John J.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4 , Summer 1990, pp. 5-6.
[11] 国内政治理论学派强调国内因素如政治、意识形态、民族特性、党派政治和社会经济结构决定国家的外部行为。这一理论有多种变体，每一变体偏重不同的国内独立变量，但所有变量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假定，即国家的外交政策和外部行为源自国内的动机和动力。参见Jacks Levy, “Domestic Politics and War,” in Robert I. Rotbery and Theodore K. Rabb. eds., The Origin and Prevention of Major Wa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2] William Curti Wohlforth, The Elusive Balance: Power and Perception During the Cold War,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301-302.
[13] Randall Schweller, Deadly Imbalances: Tripolarity and Hitler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98, 218-221; Thomas J. Christensen, Useful Adversaries: Gra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 1947-1958, p.8-10; 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51, October 1998, pp.144-172.
[14] Fareed Zak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9-12.
[15] Hans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3, pp.7-8;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 Wesley, 1979, p.94.
[16] Robert Gilpin, “No One Loves a Political Realist,” and Kenneth Waltz, “Realist Thought and Neorealist Theory,” in Robert L. Rothstein, ed., The Evolution of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1, p.37.
[17] Hans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pp.2-12;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18.
[18] Hans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p.5;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75; Michael Joseph Smith, Realist Thought from Weber to Kissinger,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03.
[19] Benjamin Frankel, “Restating the Realist Case,” in Benjamin Frankel, ed., Realism: Restatement and Renewal, London: Frank Cass, 1996, pp.xii-xiv.
[20] 参见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The Perils of Anarchy: Contemporar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5; Benjamin Frankel, ed., Realism: Restatements and Renewal, London: Frank Cass, 1996; John Vasquez, “The Realist Paradigm and Degenerative vs. Progressive Research Programs: An Appraisal of Neotraditional Research on Waltz’s Balancing Propos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1, No. 4, December 1997, pp.899-912; Jeffrey W. 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2, Fall 1999, pp.5-55.
[21]迈克斯·班克斯把国际关系理论分为三个主要范式：现实主义、多元主义和全球主义。见Michael Banks, “The Inter-paradigm”, in Margot Lignt and AJR Groo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Handbook of Current Theory, Frances Printer(Publishers)Ltd., 1985, p.9, 11；勒格罗、莫拉弗茨克、瓦斯克斯等人认为最有影响的理性范式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制度主义和认识理论，把自由主义和制度主义划分为两个范式，把建构主义归为认知理论范式。见Jeffrey W. 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p.9; John Vasquez, “The Realist Paradigm and Degenerative vs. Progressive Research Programs. 制度主义强调制度、规范和信息，例如功能规制理论（functional regime theory）的交易成本分析；自由主义强调经济相互依赖、国内代表制度（domestic representative institution）以及与公共产品如身份、社会经济再分配、主权类型相关的社会妥协等因素的原发影响力；认知理论强调共享信念、文化、观念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关于制度主义核心假定的详细论述，见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1989; Stephen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美]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关于自由主义核心假定的论述，见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77; Michael Doyle, “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0, No. 4, December 1986, pp.1151-1169; 关于认知理论核心假定的详细论述，见Peter M. Haas, “Introduction: 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6, No.1, Winter 1992, pp.1-35; John G. Ruggie, “Territoriality and Beyond: Problematizing Modern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7, No.4, Winter 1993; Judith Goldstein, Ideas, Interests, and American Trade Policy,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eter J. Katzenstein, ed.,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Identity, and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Dan Reiter, Crucible of Beliefs,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Jeffrey W. 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p.20.
[22]例如，罗伯特·格里科主张现实主义只需接受理性和无政府状态，即追求理性的“自助”，就足以生成国家对安全的担心、寻求相对收益和物质权力平衡等现实主义理论的其他成分。见Joseph M. Grieco, “Realist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 Michael W. Doyle and G. John Ikenberry, eds., 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1997, pp.166-168.
[23] John Vasquez, “The Realist Paradigm and Degenerative vs. Progressive Research Programs: An Appraisal of Neotraditional Research on Waltz’s Balancing Proposition,” p.900.
[24] Jeffrey W. 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p.23.
[25] Jack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2-15.
[26] Jack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pp.19-20.
[27] Jeffrey W. 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p.23-24.
[28] Stephen Van Evera, Causes of War, pp.9-15.
[29] Peter Liberman, “The Spoils of Conque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8, No. 2, Fall 1993, pp.125-153; Jeffrey W. 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p.33.
[30] Fareed Zak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p.38.
[31] Randall Schweller, Deadly Imbalances, 26-29, 93-120.
[32] Randall Schweller, Deadly Imbalances, p.22-25.
[33] Jeffrey W. 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pp.28-29.
[34] Randall Schweller, Deadly Imbalances, p.38, 20, 200-201; 摩根索始终把现实主义元素和非现实主义元素区分开来：现实主义元素建立在“以权力定义利益的概念之上”，独立于、道德和经济，而“把政治列为行动和理念范畴”。见Hans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pp.5, 7-8, 12; 批评见Jeffrey W. 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p.31-32.
[35] Benjamin Frankel, ed., Realism: Restatements and Renewal, p.xiii.
[36]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pp.viii, 5, 21.
[37] Benjamin Frankel, ed., Realism: Restatements and Renewal, p.xiv.
[38] Jeffrey W. 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pp.37-38.
[39] William Curti Wohlforth, The Elusive Balance, pp.52-53, 220-229,250; Wohlforth, “Realism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 Brown, Lynne-Joes, and Miller, The Perils of Anarchy, pp.21-23, 32-39.
[40] Jeffrey W. 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Pp.39-40.
[41] Joseph M. Grieco, “Realist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pp.184-186.
[42] Joseph M. Grieco, “State Interests and Institutional Rule Trajectories: A Neorealist Interpretation of the Maastricht Treaty and European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in Benjamin Frankel, ed., Realism, pp.287-290.
[43] Joseph M. Grieco, “State Interests and Institutional Rule Trajectories, p. 304; Andrew Moravcsik, The Choice for Europe: Social Purpose and State Power from Messina to Maastricht,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Chap. 6, p.82.
[44] Charles L. Glaser, “Realists as Optimists: Cooperation as Self-Help,”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 No. 3, winter 1994-1995, pp.50-90.
[45] 关于制度主义的合作思想，见[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第59－68；Jeffrey W. 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Pp.43-45.
[46] John A. Vasquez, “The Realist Paradigm and Degenerative versus Progressive Research Programs, p.891-899; Steve Chan, “Realism, Revisionism, and the Great Powers,” ; 米尔斯海默关于大国行为的论述，见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五章：“生存战略”。
[47] Kenneth N.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5, N.1, summer 2000, pp.5-41.
[48] 见Alder, Emmanuel, and Beverly Crawford, Progress in Postwa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49]见[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
[50]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42页。
[51] Stephen Books, “Dueling Re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1, No.3, Summer 1997, pp.471-472.
[52] 引自门洪华：《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相互启示与融合之道》，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第43页
[53]见Otto Hintz, The Historical Essays of Otto Hintz,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Charles Tilly,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54] Barry R. Posen, “Nationalism, the Mass Army, and Military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8, No. 2, Fall 1993, pp.80-124; John J.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p.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