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战略框架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8-10
【关键词】中国；和平崛起；理念变革；国际战略
20 世纪90 年代早期至今，中国崛起在全球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正面者如“中国机遇论”、“中国贡献论”，负面者如“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水分论”等等，不一而足。一时间，中国的未来走向似乎变得扑朔迷离、波诡云翳。在相当长的时段里，中国回应乏力，凸现了中国国际战略的缺憾。
这种不足随着1997 年亚洲危机和“9·11”事件之后中国国际战略的调整而大有改观，中国在国际事务上负责任、积极进取的作为赢得了国际社会尤其是周边国家的认可与赞许，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进一步确立起来。与此同时，中国战略研究界对中国崛起进行了深入思考，于2003 年前后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战略思想，即中国已经开创出一条“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崛起新道路，②以“中国机遇论”、“中国贡献论”对“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做出积极回应。近一年来，“中国和平崛起”已经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外活动的常用语言。中国和平崛起论的提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代表着中国国际战略思想的重大创新，成为中国国际战略由内向性转向外向性的标志。
崛起是一种兴盛现象，但又不是一般的兴盛，而是一个大国从落后转向兴盛；崛起是一种发展，但又不是一般的发展，而是一个大国改变国际、经济、生态和国际格局的发展。概言之，崛起即一个大国成为国际社会举足轻重、受到普遍尊重的最重要国家（或之一）。崛起是亘古有之的现象，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崛起则未有先例。在这个意义上说，和平崛起是一个富含政治意义的理论命题。鉴于崛起“决不可能支持全部的国际现状”，①中国和平崛起战略思想并非单纯的政治性议题，也是严肃的国际关系课题，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
如何在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思想基础之上构建中国新世纪的国际战略，并将之付诸实践检验？这是迫切需要战略研究界做出解答的重大问题，兼具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一中国国际战略理念的变革
世事沧桑，源自观念之变。中国国际战略理念的变革源于对国内发展需求和国际环境变化趋势的认知与把握，也可视为中国实力上升的溢出效应。一个国家总是按照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认识来制定国际战略。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几年来，中国对自己和世界的认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巨大提升和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不再自视为弱国，而世界越来越需要中国，这样的趋势为中国国家战略利益的拓展提供了机遇和空间。②在这样的认识之下，中国和平崛起思想应运而生。这一战略思想成为中国外交思想演进的驱动力、中国国际战略思想变革的基础、中国外交由内向性转向外向性的标志。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外交进一步展现新面貌，③其影响力的迅速提高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中国国际战略理念的变革，首先基于对自身国际地位的辩证认识。一个国家的世界定位往往源自其综合国力，与其所追求的国际目标以及国际社会的反应也有直接的关系。有史以来，中国就是东亚地区乃至亚洲的大国；随着国家实力的上升，中国已经成为亚太地区的大国之一，亚太地区的所有重大事务，没有中国的积极参与则难以获得满意的结果；中国具备了成为世界大国的某些基本条件──如战略资源占世界的比重和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等，但尚缺乏足够的国外利益和被国际社会公认的世界性特权，因此我们将中国定位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亚太大国。①中国的国际地位以区域性为基点，兼具世界性的特征。以上认识摈弃了狭隘民族主义的冲动，具有客观性、前瞻性的特征，为中国新世纪国际战略奠定了国内认识基础。
中国国际战略理念的变革，也基于对世界大势——包括对时代主题、多极化、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平反霸等问题——的认识和把握。一般而言，大国崛起必然伴随着该国在国际认同方面的努力。自20 世纪80 年代邓小平将和平与发展主题纳入中国的国际战略思想层面以来，中国领导人和战略研究界对两大问题进行了多层面的深入思考，对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自20 世纪90 年代提出多极化发展趋势并在国际战略层面予以推进以来，中国既看到多极化进程的局部演进，也意识到与霸权共处、协调乃至合作的必然性。在建立国际新秩序上，我们逐渐认识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处于转型时期，推动建立新秩序不仅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愿望，也是美国单极霸权的战略目标所系、欧洲诸国的战略构想，不过各国对新秩序的设计不同，推动力度也有异，而最终形成的秩序更会是各方合力的结果。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加上对世界文明多样性、国际政治民主化的观点构成了中国推进相应国际认同的基点，也成为展示中国战略思想之影响力的途径。
中国国际战略理念的变革，还基于对国家主权利益认识的深化。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接触和磨合日益增多，中国加入了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公约，传统主权观念遭受挑战、主权相互让渡的问题时有出现，重新认识主权的界定及其范畴很有必要。主权是国际关系的“宪法性的原则”（Constitutive Principle）②，是民族国家生存不可或缺的基石。进入20 世纪下半叶，随着复合相互依赖的增强和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绝对主权观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特别是国际制度的扩展对国家主权构成了制约和削弱。③在当前的国际社会中，参与国际社会必然包含着主权受到限制的代价，这就是国际关系的辩证法。随着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发展，超国家组织在许多领域涉及国家主权范围，许多原本完全一国独有的权力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共有的权力。但是，让渡这些权力并不意味着当事国失去了这些权力，这里的主权让渡主要是管理权的让渡，以对等为原则。对于当事国来说，在出让部分权力的同时，实际上也得到可享有其他国家出让权力的报酬。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的权力向外延伸了。让渡与共享同在，共享是让渡的前提。其次，让渡决不否认国家主权的自由行使，并不意味着可以任意侵犯他国主权。对人权的积极关注与维护、参与东帝汶等地的相关维和行动，都体现了中国在主权观念上与时俱进的精神气质。
以上三者构成了中国国际战略理念变革的思想基础。在这些思想观念的指导下，中国的国际战略理念出现了积极的变革。
(一)中国的安全战略思想出现实质性发展，中国领导人提出新安全观并将之付诸实践。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安全问题的跨国性和综合性日益突出，安全的范畴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军事、政治、经济安全，日益涉及社会、环境、文化等非传统安全领域。鉴于此，合作安全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有效途径，共同安全是维护国际安全的最终目标。过去，中国最担心的是自身安全受到威胁；现在，周边国家以及世界主要大国对中国崛起是否会带来“威胁”充满疑虑。正是这种内外互动，促使中国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通过上海合作组织付诸实践，并将之延伸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建中。新安全观是一种“立体安全观”，它不仅强调国家安全的外部性变革，也扩大到政治昌明、社会安定等国内安全，体现了将国际战略与国内战略综合考虑的高度。新安全观折射出防御性现实主义思想，代表着中国在安全问题与国际认同的深化、合作型战略文化的内化。
(二)中国外交由内向性转向外向性，强调有所作为，积极融入国际社会，拓展战略利益。自20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以来，“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这对矛盾一直是构成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的主导性原则，孰重孰轻，莫衷一是，甚至一度束缚了中国国际战略目标的实现。在对参与国际事务的理论总结过程之中，我们逐渐认识到，“韬光养晦”是一种原则，体现的是思想高度；而“有所作为”是一种实践原则，体现的是进取精神。当然，“有所作为”也有其哲学含义，即根据自己的战略判断，“有所为，有所不为”。
(三)立足临近区域，构建区域全面合作的制度框架，加强地缘政治经济的塑造能力。中国在处理周边国家关系上一贯有着良好的记录，这为中国发挥积极作用提供了历史基础。①近年来，中国改变了过去对区域合作的消极、被动姿态，在经济、安全、军事等方面与邻近国家展开了积极合作。在经济上，中国提议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促动建立区域经济、贸易、投资、安全的合作框架；在安全上，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创建上海合作组织，为中国参与亚洲地区主义提供了一种积极的范式；军事上，中国积极拓宽与主要大国的合作，在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联合军事演习等方面体现出前所未有的积极姿态。中国促动的东亚合作机制代表了中国外交的新思路，即在自己利益攸关的地区培育和建立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平等、合作、互利、互助的地区秩序，在建设性的互动过程中消除长期积累起来的隔阂和积怨，探索并逐步确立国际关系的新准则。中国在区域合作中的积极进取，既促进了区域内国家对中国发展经验和成果的分享，也提高了中国的议程创设（Agenda-Setting）能力。
(四)承担大国责任，塑造大国形象。自1997 年起，中国将“负责任大国”作为其国际地位的标示，积极提供全球性和区域性公共物品，逐步树立起负责任、建设性、可预期的国际形象。在转折时代，基本道义原则的价值不是在泯灭，而是在提高。第一，中国正在从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区域性大国走向世界大国，这就要求中国应该进一步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提供更多的全球性和地区性公共物品。第二，中国将周边地区视为区域合作的重心，继续追求并适当扩大全球责任。中国应首先承担起亚太地区的国际义务，积极参与乃至主导建立亚太地区相关区域经济、安全机制，以此维护和扩展中国的国际利益，维护亚太地区的稳定与繁荣。在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应该着眼于长远利益和战略谋划，积极提供区域共同安全、自由贸易区建设等地区性公共物品，为经济战略带的建立奠定坚实的基础。第三，加强软实力建设。冷战结束以来，文化、知识体系等的作用在上升，软实力正在变得比过去更为重要。①加强自身文化建设和国际社会的建设性参与，在国际事务的处理上强调分享、共荣、双赢，积极提供全球和区域性公共物品，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穷国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增加对国际组织的物质投入，这些都是当前中国为增强软实力而采取的积极措施。
二国际战略的谋划
二十多年来，中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上升幅度为诸大国之最，成为世界大国的潜力充分体现出来，而且也表现出了成为世界大国的积极意愿。鉴于此，中国如何成功崛起，成为世界性、世纪性的重大问题。根据经验，大国崛起往往采取军事战略、搭便车战略、积极参与战略等几种模式。通过军事扩张战略崛起的手段早已被唾弃，而就目前的国际环境和国际社会的趋势而言，中国采取挑战国的姿态也是不可取的。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搭便车战略也是不可行的：中国的现实和未来目标都决定了中国绝对不会选择单方面让渡国家主权的战略；也没有国家能够为中国这样的大国提供“便车”。对中国来说，选择消极参与的方式也是困难的。首先，现有国际游戏规则多反映了西方主导国家的利益需求，其本身就存在种种局限和缺陷，对中国这样后崛起大国的利益存在严重制约。其次，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多是既得利益者，不会让中国自动享有机制权益，必然力图将中国排除在利益安排之外。再次，冷战结束后，重新进行国际制度安排已是大势所趋，作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之一，中国第一次赢得了平等参与国际决策的可能，选择消极参与的战略岂非错失良机？最后，中国在20 世纪70～80 年代的经历证明，消极参与并不真正符合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需要。①中国只能采取积极参与战略，一方面充分认识到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增长，承担负责任大国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及实力的局限，避免国际孤立和被包围局面的出现，以建设性的心态和实际行动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处理，有所作为。
进入新世纪，中国国际战略开始由主要为自己的发展利益服务的和平环境战略转向与世界谋求共同发展与安全的战略，这一战略转变以主义和区域主义为基点，以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加强国际合作为途径，以拓展国家战略利益、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为目标。概言之，中国积极参与的国际战略由如下几个重要方面组成：
经济战略：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争取成为东亚经济的主导性力量，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发动机，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推动世界经济，大力拓展经济战略利益，确保经济发展作为中国和平崛起的核心。中国的经济战略目标不仅局限于为经济建设创造国际环境，拓展经济利益，还需要加强塑造能力，锤炼议程创设和实施能力，以经济战略的成就促进国际战略的整体成熟。第一，我们要牢牢树立经济安全的思想。建立实力雄厚的国内经济是保障经济安全的基本条件，进一步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是保证经济安全的外在途径。第二，改革外贸体制，以促进产业升级的产业政策为中心来构建中国对外贸易战略，使中国的对外贸易战略转到为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服务的轨道上。扩大海外市场，提高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是增强中国经济实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途径。第三，确保并拓展中国获得国外技术和资金的渠道。第四，确保并拓宽从国际市场获得能源和战略资源的途径和能力。能否从国际市场顺利获得能源和原料，不仅关乎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发展，而且事关国家安全利益。第五，加强周边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建立经济纵深地带。应进一步加强周边地区的经贸交流和资源开发合作，形成自己的经济战略带，为中国经济的顺利发展创造良好的战略环境。
安全战略：以新安全观为战略基础，稳步推进国家安全，积极参与国际安全的维护，以维护并拓展中国的安全利益。第一，以陆地边界的和平与稳定为战略依托，在海域疆界上与主要大国合作，确保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稳定中日关系，加强与东南亚的战略性合作，从经济合作入手，积极促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改善中国的战略环境。第二，军事手段仍然是保障国家安全的最后堡垒，为国家安全计，中国必须积极参与军事革命，准备打赢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为此，我们必须逐步稳定地增加军费开支，将经济实力有效地转化为军事能力，建立可靠的核威慑力量，加速常规武装力量的现代化，从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化。同时，进一步加强对外军事合作与交流，既强调中国军队的和平使命，也要适当展示中国的军威。第三，反独促统，维护国土完整。促进两岸认同交流、维护和促进一个中国的共识，大力培育扶持岛内“统派”力量，堵塞“台独”的活动空间，为统一创造条件；同时整军经武，不放弃军事手段。提高警惕，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打击“疆独”、“藏独”，防止新疆、西藏等地区任何形式的分裂。第四，推动多边安全合作，拓展中国的安全利益。国家安全利益的扩展是经济利益扩张的逻辑延伸。为建立更加稳定的亚太安全机制，中国应积极推动多边安全合作，参与并在一定情势下主导构建周边安全机制，参与营造国际安全体系。
文化战略：在坚持文明多样性基础上，弘扬传统文化，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促进普世性文化的认同，增强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并将文化作为中国崛起的坚实基础。在文化战略层面，我们强调：第一，以弘扬传统文化的精髓为根本，加强对其他先进文化成果的吸收，在文化战略上积极迎接全球化的潮流，发展和塑造新世纪的中国文化。第二，加强对外文化传播，建构国家形象。文化被接受的程度是衡量国家兴衰的一个重要因素。①通过文化交流，展示中国文化的魅力，是建构和树立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第三，加强战略文化的重塑，促进国际认同。我们应以新安全观的确立为机遇，重塑我们的战略文化，并通过各种途径加强交流，加强国际认同，巩固并提高中国的国际战略地位。
生态战略：树立“绿色GDP”的观念，实施绿色发展，切实关注环境污染和生态安全，承担起维护国际环境的大国责任。所谓“绿色GDP”，指的是在名义GDP 中扣除了各种资本消耗之后的、经过环境调整的国内生产净值。所谓绿色发展，就是强调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的统一和协调，即更加积极的、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绿色GDP 是一种重要的国际竞争力，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追求的目标。21 世纪世界发展的核心是人类发展，人类发展的主题是绿色发展。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要从传统的黑色发展转向绿色发展，从一味生态开发到注重生态建设。鉴于中国环境污染的负面影响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加强生态和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更应成为中国国际战略的重要内容。
三中国国际战略的实施
在实施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战略过程中，我们首先要清楚的是，这一战略的设定是为更好地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宿愿服务的，中国的和平崛起和负责任大国形象并不一定赢得国际喝彩，我们却不能因为国际疑惧而放慢崛起的步伐。只是我们不仅需要有所作为，也需要更有耐心。其次，“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是确定的，但该战略的具体实施却需要与时俱进。我们应重点关注如下方面：
(一)强调以发展实力为核心。莫德尔斯基指出，世界大国首先是世界经济主导国，即经济规模大、富裕程度高，而且在技术革新条件下主导性产业部门旺盛，并能积极参与世界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增长中心。①中国已被视为继美、日、欧之后的第四大世界经济支柱。然而，中国虽是最具有潜力的世界市场，却尚未成为“世界工厂”，人均GDP 的低下、国内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等都表明，中国要成为世界经济的增长中心尚需时日。由于经济全球化自身的内在逻辑缺陷，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人类从未经历过的发展与不稳定并存的时代。②在这样的时代，人类发展逻辑的优先点应该是自我实力的增强。国家实力的增强，不仅源于国内市场的发展和培育，还源于全球化条件下战略资源的获得。我们必须立足国内、面向世界，在更大范围内获取更多的国际资源、国际资本、国际市场和国际技术，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③同样重要的是，国家实力的增强，不仅以硬实力的稳步上升为标志，也必须以软实力的增强为基础，我们必须将提高软实力作为增强国力的核心之一。
(二)根据崛起战略的目标，调整国家间关系。第一，强调大国关系的关键性，中国崛起首先冲击的必将是现有世界大国的权力和利益分配，而这些大国也会见微知著，对此更为敏感。因此，中国必须与世界主要大国特别是处于霸权地位的美国建立战略关系，促使大国之间的协调、合作关系的常规化、制度化，积极参与既有的大国战略协调机制（包括G8），确立中国崛起与这些大国的战略利益之间的建设性关系。第二，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协调关系为中国地缘战略之首要目标，中国应确立在周边经济合作中的主导定位，以经济合作带动东亚一体化，进一步强调与周边合作之战略利益的长远性，将周边塑造为中国的经济战略带和战略纵深区域。第三，调整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关系将继续是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重要保证。中国应继续采取“不当头”的战略，从本国国家战略利益的维护与拓展出发，采取积极措施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南北对话。同时，应进一步通过经济合作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与发展中国家一道分享中国经济繁荣和改革开放的成果、经验，将共荣、共赢作为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发展的重要目标。第四，对世界上最为贫穷、濒于失败或处于失败境地的国家（Failing or Failed States）等提供更多的经济、政治等援助，以此承担大国责任，并逐步实现国家战略利益拓展的目标，将利益触角延至全球。
(三)学会更好地利用国际机制，使之成为拓展中国国家利益的重要渠道。中国崛起的前提条件之一，必然是了解、遵守、利用、修改、完善和参与制定相关国际机制。中国崛起与融入、改造、完善国际机制的过程相辅相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融入国际社会，对国际机制的作用及其局限性有了更为圆熟的认识，已经近乎是国际机制的全面参与者，并在某些区域性国际机制的建设中承担了主导者角色。中国应进一步学会更好地利用国际规则，积极参与国际机制的修改、完善、创新，且利用实力资源阻止不利于中国国家战略利益的国际机制生成。第一，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意识到全球化不是我们主导的，其规则不是我们制定的。中国必须理解与国际接轨的完整含义，了解在什么程度上与国际接轨最符合国家利益、接轨过程中如何平衡发展与安全、主权的关系等，深化对国际机制的认识。第二，要充分利用国际机制中有利于中国的部分，以国际通行规范开展活动。第三，随着国家实力的提高和更大范围国际利益的需要，中国应根据客观需要，积极主动地倡议或主导国际机制的修改、完善和新机制的制定——即提高我们的议程创设能力，确保中国国家利益更具有国际合法性。
(四)强调国内战略与国际战略的相互协调。国内战略与国际战略相辅相成，而国际战略以国内战略的目标实现为依归。为确保二者的相互协调，第一，强调国家独立自主性的重要。经济和技术力量正在深刻地重构国际事务并影响国家行为，然而，即使在高度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中，国家仍然在运用其自身权力，推行将经济力量纳入到对其自身的国家利益与国民利益有利的轨道中去的政策。第二，要强调将办好国内事情作为第一要务，中国的发展本质上是依靠本国力量，依靠自身改革来寻求和开发发展的动力。应该说，中国崛起的国内基础尚存在诸多薄弱环节，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到了不得不加以解决的地步，最终影响中国能否和平崛起的因素还在中国自身，我们必须强调将重心放在国内问题的解决上。第三，要强调国内政治昌明、社会进步对实现国际战略目标的重要性。鉴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历和全国性思想观念进步和机制机能改善，中国走向强大的历程也伴随着走向法治、民主。中国的国内政治条件、社会条件在逐步增长和优化。进一步促进国内发展的良好态势是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重要保证。第四，要避免将国内政治与国际战略割裂开来的传统做法，强调国际化对国内政治的重要影响，以国际社会的积极动力特别是国际资源、国际市场、国际资本、国际技术等促进中国的全面协调发展。
(五)充分认识中国和平崛起的困难。我们的战略思维仍然停留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迷恋于中国继续崛起为世界大国的前景，但对中国崛起面临的困难重视不够。首先，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决定了中国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发展阶段，国内的重重矛盾和困境难以在短期内获得良性解决。其次，在世界历史上，大国崛起几乎都引致战争，中国超越这一“大国崛起困境”面临的国际压力可想而知。此外，问题事关中国能否和平崛起，也是考验中国国际战略实施能力的重要标尺。我们强调，中国顺利崛起的关键在于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国家统一的逐步实现。在统一问题上，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完整界定“一个中国”内涵，全面表述“一国两制”模式，同时研究准备各种预案，防止危机事件导致两岸关系的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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