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和东亚国家发展模式中政治与经济的关系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8-10
一、拉美国家：军人独裁与经济高增长有着天然的联系？
在比较拉美和东亚的发展模式时，很容易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在一些国家（如巴西、阿根廷、智利和韩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在军政权或文人政府的高压政治下取得的。
在拉美历史上，尤其在19世纪初的独立战争后，名谓“考迪罗”的军人独裁在拉美司空见惯。20世纪60年代，军人当政再次风靡拉美。但是，阿根廷政治学家奥唐奈发现，60年代上台的拉美军人与历史上的“考迪罗”大不相同：（1）历史上的“考迪罗”统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个人之上的行为，而新的军人政权则是由整个军人体系控制。（2）“考迪罗”大权独揽，尽管它不知道如何治理经济。但新的军人政权在经济管理上则大力依靠技术专家，以弥补军人在这方面的经验的欠缺。因此，军政权的专业化和知识化程度较高。（3）“考迪罗”关心的只是如何用武力手段来满足自己的权欲和财产欲。新的军政权虽然在政治上也为了提高政府决策的权威性而实行高压统治，但它非常注重努力发展经济，以增强自己的统治地位和统治的合法性。
由于20世纪60年代后出现的军政权不同于历史上的“考迪罗”统治，奥唐奈将前者称之为官僚威权主义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又译“官僚权威主义”) 政权。他在其70年代初出版的《现代化与官僚威权主义：对南美洲政治的研究》一书中，对60年代处于军政权统治之下的巴西和阿根廷的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1] 在奥唐奈研究的基础上，其他学者对巴西和阿根廷等南美洲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析和论证，从而使官僚威权主义理论变得更为完善和引人注目。
在官僚威权主义政权领导人的眼中，传统的政治格局是导致国家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之一。这些手中握有实权的军人以一种敌视的眼光看待文人政治家，认为所有文人政治家都是无能、腐败和自私，政党政治则使整个社会进一步分化。官僚威权主义政权还认为，国家安全面临的风险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国内的左派力量，而左派力量的日益发展壮大则是由于国家缺乏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全面发展。因此，在文人技术专家的帮助下，军人对整个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并为自己的统治作出长期的安排。与此同时，这些有权有势的军人还抑制政治活动，取缔民众政治组织，以消除他们眼中的那种所谓国内政局动乱的根源。
可见，一般而言，官僚威权主义政权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将政府部门的职位交给具有技术专长的文人。第二，在政治上排斥民众。第三，抑制或完全取消政治活动。第四，积极谋求与国际经济机构（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欧美的银行和跨国公司改善关系，以振兴国民经济，提高自己的合法性地位。[2]
巴西曾经是最为典型的官僚威权主义国家。正如斯基德莫尔等人所指出的那样：“在1964－1985年期间，统治巴西的是一个接一个的专制政权，其领导人都是四星将军。尽管各个政权的结构和人员不同，但它都是由军官、有一技之长的行政管理人员和老资格政治家组成的联盟构成。”[3] 一方面，巴西的军政权强调政治稳定，用高压手段压制民主；另一方面，军政权把稳定经济、控制通货膨胀和改善国际收支视为自己首要任务，并为此而启用了一些文人担任经济部门的要职。例如，在布兰科将军当政时期，经济学家和外交家罗伯特·坎波斯被任命为计划部长，成为巴西政府经济决策中的关键人物。坎波斯拥有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学位，在巴西的银行部门担任过重要的职务，甚至还做过大学教授。他上台后对银行体系进行了改组，修改了劳工法，简化了出口贸易的有关规则，并使股票市场和政府债券市场变得进一步体制化。
皮诺切特统治时期的智利是或许可以被认为是另一个具有官僚威权主义特点的拉美国家。1973年9月皮诺切特上台后，“立即在智利强制推行官僚威权主义政体”。[4] 皮诺切特解散了国会，废除了宪法，并实施“党禁”和加强对新闻媒体的控制，甚至还命令军人接管大学。军政权“在使用镇压手段方面从不犹豫不决，对发生劳工动乱和民众抗议的任何苗头尤其如此。”[5] （由于智利军政权特严重违反人权，镇压了大量左翼人士，其中包括旅居智利的西班牙人，1998年10月16日，英国警方应西班牙政府的引渡请求，将正在英国治病的皮诺切特拘留。这一“引渡”风波直到2000年3月才得以解决。）然而，就在皮诺切特军政权不断强化专制统治的时候，一批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受过的技术专家（即芝加哥弟子）在经济领域中实施了深刻而有力的改革。他们为智利经济开出的处方是：减少国家干预，扩大对外开放。皮诺切特曾说过：经济改革的目标是使智利“不成为一个无产者的国家，而是成为一个家的国家。”[6]
应该指出，尽管智利在80年代初曾遇到过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是，总的说来，在皮诺切特当政期间，智利的经济增长是令人瞩目的。智利甚至还被认为是拉美经济改革的“先锋”。
二、“软威权主义”或“亚洲特色的民主”的特点
在东亚，韩国的朴正熙政权也具有官僚威权主义的特点。一般说来，朴正熙政权从70年代初起开始向官僚威权主义过渡。朴正熙对民众的民主化要求进行了有力的镇压。尤其在1972年推行“维新体制”后，朴正熙用军法限制工会活动，禁止政党活动，禁止罢工、罢市、罢课和游行，并加强对新闻工具的控制。但是，在经济领域，韩国的历届军政权都把加速经济增长作为其追求的首要目标。为了加强政府对经济生活的管理和调控，朴正熙于60年代初成立了经济企划院（Economic Planning Board ），由副总理直接主管其工作。在这一近百人的机构中，20％的成员是经济学家，其他成员则是政治、工商管理和教育等方面的专家。正如朴正熙本人所言，“资本主义方式下的经济发展，不仅需要钱和物的巨大投资，而且还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和有能力的管理者。为了实现稳定，军事革命政府暂时中止了大学生、工会和其他社会、政治组织的政治活动。这些活动在民主党统治时期曾引起政治危机和社会不安。同时，我们组织了一个由教授和专家组成的经济委员会，动员大量专家参加政府管理和决策。我们有意约束军官们的主观和草率。”[7]
除韩国以外，其他一些东亚国家（地区）也曾经出现过军政权。陈敦仁等人更是有力地指出，世界银行的《东亚奇迹》一书所确定的7个发展中“奇迹”经济，都在其二战后的历史中表现出专制(authoritarian)或“半专制”(semi-authoritarian)的特点。例如，泰国在70年代中期的“民主开放”以前曾有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军人统治。80年代出现了“有管制”（controlled）的政治自由化，但1991年又爆发了军事政变，尽管不久以后就还政于民。在印度尼西亚的一党制统治下，军人政治已演变为制度化。在80年代中期的“政治开放”以前，基本上也是一党统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名义上是民主国家，但自独立以来，其政治权力一直被垄断在一个政党（如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或由一些党派构成的联合阵线（如马来西亚的国民阵线）的手中。[8]
总之，许多东亚国家（地区）当权者的统治方式却被许多人贴上了“软威权主义”（soft authoritarianism）的标签，他们奉行的民主被人们说成是“亚洲特色的民主” (Asian-style democracy)。
“软威权主义”或“亚洲特色的民主”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东亚拥有自己的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因此，西方社会信奉的那种民主不适合东亚。第二，不能以牺牲整个团体（community）的利益来换取个人的所谓“自由”。第三，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比个人的权利和民主更为重要，而且民主必须为维系整个社会的秩序和改善经济福利服务。第四，民主必须以政治家之间达成的共识为基础。这一共识就是建立一个好政府，而好政府的概念就是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和巩固政治稳定。第五，尽管“软威权主义”不接受西方民主，但它同样认为，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经济发展。[9]
三、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互动关系？
在任何一个社会，是其政治和经济领域发生总体变化的复杂而漫长的过程，而且两者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亦即政治领域的变化会影响经济领域的变化，反之亦然。官僚威权主义和“软威权主义”可以被看作是威权主义的不同形式。威权主义是介乎于民主政治和极权政治之间的一种过渡性政治形态。它从不放弃民主，而是想方设法地限制民主的发展。[10] 无论是官僚威权主义，还是“软威权主义”，都提出了这样几个问题：政治与经济两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最适合于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如何反作用于经济发展？
对于这些问题，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学者，似乎都有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只有在政治民主取得进步的国家，[11] 才能更快地推动经济发展。换言之，政治上实行专制的国家是难以实现经济的稳步增长的，因为这样的政府不能提高政府的声望，因而不利于保护私人财产，也无法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例如，格迪斯认为，由于民主政权能更好地赢得公众对改革的支持，民主政权同样能顺利地开展经济改革，也能加快经济发展。亨廷顿认为，阻碍经济发展的障碍就是阻碍民主的障碍。[12] 而利普塞特则从另一角度指出，“民主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这意味着：国家愈富裕，它保持民主的机会就愈多。”[13] 与上述论点不同的是，也有人认为，威权主义政权有利于经济发展。例如，萨克斯指出，与民主政权相比，威权主义政权在推动经济改革方面更为成功，因为威权主义领导人不必担心自己是否会在选举中失去选民的支持，尽管有些选民受到了改革的消极影响的打击，如失业和收入水平降低。[14] 库尔斯认为，威权主义政权在推行各种政策时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因而不会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掣肘”。政治上专制的政府能压制工会活动和降低工资水平，甚至还能控制消费者的需求，因而能促进投资和推动经济的增长，尽管这些措施很不得人心。与此相反，民主政府为了最大限度地延长在位时间，常常千方百计地满足选民提出的各种要求，其中包括经济上的要求，如增加政府开支和扩大消费，等等。其结果是，国内资本积累受到很大影响，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就难以成为现实。[15]
库尔斯还从更深的层面上分析了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他认为，欧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大致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生产简单的非耐用消费品；（2）生产资本货；（3）生产耐用消费品。在第一阶段，一些欧洲国家建立了议会制，第二阶段则出现了法西斯专政的德国和意大利，但在第三阶段又重新出现了十分稳定的议会民主制国家。[16] 这似乎说明，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轨迹并非完全一致，而是呈阶段性的反复。然而，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政治民主的到来就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了。[17] 阿尔蒙德则认为，政治经济的增长、发展、化和进步，不论如何称呼，都包含着由4个因素支配的积极和向前发展的运动。这4个因素是2个P和2个W。2个P是政治变量，即政府的能力或权力 (power) 以及人民的参政 (participation) 或民主化，2个W是经济变量，即财富（wealth）和福利（welfare）。能否使上述4个变量都得到同等速度的进步？能否同时增强政府的能力和权力，同时提高人民的参政程度，同时加快经济发展，同时改善福利？阿尔蒙德的回答是否定的。[18]
[编者按：如果阿尔蒙德的回答是正确的，那么所谓的经济发展就是一场谎言。因为这种经济发展的实质是以一部分人的牺牲来换取另一部分人的富裕和强权。在经济高增长的背后，是大批人辛勤的付出与一批人被淘汰。不剥夺一部分人的权利，就不可能获得高增长。要小心这种经济高增长。]
五六十年代颇为流行的现代化理论更为明确地指出，经济增长与民主制度的巩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美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都是政局稳定的民主国家。但从上看，除英国以外的其他西欧国家和日本的化则基本上都是在专制政权下进行的。[19]
四、威权主义的作用与付作用
必须指出的是，巴西、智利和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固然在政治民主停滞不前的一段时期内取得了经济高速增长的佳绩。然而，同样不容否认，许多缺乏政治民主的第三世界国家，却从来没有取得经济奇迹。可见，经济能否取得高速增长，政治民主程度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至少可以这样说：威权主义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正关系并非永远存在，它仅仅适合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变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时期。换言之，影响经济发展的不仅仅是政治因素（如政权的形式和民主的多寡），而且还有其他一系列重要的变量，如政府的经济政策和外部机遇，等等。不过，拉美和东亚的发展进程似乎也表明，每一种发展模式（至少是某一特定时期的发展模式），都有相应的政治制度与之匹配。如果这种政治制度有助于经济发展，那么它就应该被视为是合理的。此其一。其二，政治体制（或政权形式）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包括这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和历史因素在内的特定条件和具体情况。
但是，威权主义政府确实能在一定的时期内、在一定的条件下，利用手中的权力人为地创造出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秩序和稳定，尽管这种统治也使各种矛盾不断积累。因此，从表面上看，社会是稳定的，但这种稳定是脆弱的。换言之，威权主义的高压统治并非能永远消除各种不安定因素，相反，它甚至会制造出一些不安定因素。事实上，韩国在二十多年的威权主义政府统治下，劳工运动和民主运动并没有停止，有时甚至使整个社会非常动荡不安。“光州民众抗争”就是一个例证。这一悲剧最初从光州大学生反对戒严和停课令开始，后来发展到工人、市民、公司职员、店员等民众与军方展开激烈的武力冲突。据戒严司令部的统计，在冲突中共有163人死亡，其中包括军人15人。[20]
此外，威权主义政治容易使政府与之间的关系变质，产生严重的腐败。90年代后期曝光的韩国一些财阀企业的丑闻，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总之，政治与经济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的核心，一是如何认识政府的权威性，二是如何维系政治稳定，为经济建设创造必要的条件。
早在1955年，刘易斯就指出，“软弱的政府不能维持自己境内的秩序。”[2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季刊《与发展》的高级编辑在采访约翰·加尔布雷思时曾问道：“你认为民主对发展和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吗？”加尔布雷思所作的回答似乎是耐人寻味的：“从信仰的角度讲，我支持民主政府，但我同时也意识到，民主政府可能会成为软弱政府或者是无政府的幌子。我们不得不透过民主来看一下治国能力的问题。”[22] 如果政府的政策调整因遭到一些利益集团的反对而无法付诸实施时，政府采用一些强硬的手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朴永泽也认为，“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韩国的决策者是无法实施那些困难的经济政策的（如降低工资水平）。确实，如果韩国政府建立的是一个非干预的、自由的经济体制，在这个体制中由价格决定市场的供求和由市场配置资源，那么，很难相信韩国会取得其经济上成功，也不会实现经济调整。”[23] 他还认为，韩国的一个特点是它的政府具有“集权”的性质（the centralized nature）。韩国政府用一种在西方民主制度下难以行得通的方式来保持政治、社会的稳定和推行其政策调整。它使劳工组织软弱无力，从而使工资处于低下的水平。60年代，政府储蓄和外部储蓄（两者均由政府决定）每年为国内投资提供了60％的资金。在70年代，政府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国民经济中几乎三分之二的投资资金。除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以外，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能支配如此多的可用于投资的资金。此外，政府还对金融部门的信贷分配实行管制。当然，从理论上说，政府决定资源的配置并非总是高效率的。但韩国政府在动员内部和外部资金、并将这些资金用来支持经济的高速增长方面，却是成功的。[24]
与政府权威性有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认识“发展型政府”? 发展型政府的特点是：它对未来的经济增长有一种前后一致的构想，以发展为首要目标，具有强有力的民族主义倾向，拥有足够的相对独立性，不受利益集团的影响或有能力调和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从而达到促进社会整合的目的。因此，它的合法性在于有能力加快资本积累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25] 约翰逊为“发展型政府”的特点是：（1）经济发展是政府追求的首要目标，有时甚至是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而不惜一切代价。（2）崇尚私人财产和市场规则。但政府的决策者常常为了加快发展而制定带有干预性的产业政策。（3）在政府的决策过程中，通常有一发挥着重要作用的部门。该部门的大多数工作人员具有较为丰富的专业知识，而且工作效率高。[26]
许多学者认为，许多东亚国家（地区）的政府是典型的“发展型政府”。这些政府与传统的中央集权制政府有所不同。实践证明，发展型政府创造了远远高于早期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速度，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
与发展型政府类似的另一个概念是所谓“强政府”（strong state）和“软政府”（weak state）。一般而言，“强政府”具有以下特点：高层领导人通常采用专制的统治手段，将工业化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在制定经济计划和实施经济政策等方面向技术专家授予较多的权力。而技术专家则有能力使私人部门和国内各地区的压力屈从于国家的长期发展规划，也能使政府的科层（bureaucracy）变成一个守纪律、高效和可靠的工具。[27] 简而言之，能够在不同利益集团的呼声中制定并实施有利于全社会长期发展计划的政府，就是“强政府“。[28] 毫无疑问，缺乏上述特点的政府则是“软政府”。按照缪尔达尔的定义，“软政府”既无行政管理能力，又无实施发展政策的政治意愿。[29] 琼斯等人认为，韩国之所以能获得经济“起飞”，主要是因为韩国实现了从李承晚的“软政府”向朴正熙的“强政府”转变的过渡。[30]
五、墨西哥经验：政党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
自80年代起，无论在拉美还是在东亚，一些国家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讨论或实施不同程度的政治改革，以强化政府的管理能力和适应经济改革（调整）的需要。这些国家的经验表明，正确把握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之间的先后顺序是十分重要的。墨西哥前总统萨利纳斯曾指出，在完成经济自由化这个任务以前，他不会在政治上放松。他还说过，他决不会犯戈尔巴乔夫所犯的那种错误。[31] 在与美国《新闻周刊》记者谈话时，萨利纳斯明确地表示：“在一些国家，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经济变化失败了，盼望已久的民主变革没有成为现实。……这与两种改革的不同节奏有关，但经济是当务之急。”[32] 但是，1995年8月出版的一期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则认为，“政治改革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政治改革和体制性改革没有伴随着经济改革，那么经济改革在目前来说只能意味着微不足道，在今后来说则将永远处于脆弱的地步。这仅仅是因为民主和独立的司法制度等等本身是好东西。”“虽然总的说来墨西哥过去和现在的痛苦都是经济上的痛苦，但事实上这种痛苦的根源是政治问题。……塞迪略的党（即革命制度党）统治墨西哥已经66年了。只有在它愿意不再统治墨西哥的时侯，这个国家才没有必要去用迷信的方法来求得好运气。”[33]
毋容置疑，萨利纳斯的那种轻视政治改革的必要性的看法是不足取的，而《经济学家》所鼓吹的那种只有革命制度党交出权力才算进行政治改革的论调则更加荒谬。此外，还应该指出，就墨西哥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而言，&127;如何为经济改革创造出适宜的政治环境，才是政府在处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关系时必须要回答的首要问题。墨西哥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固然是过度利用投机性较强的短期外国资本，但这些流动性极大的外资之所以逃离墨西哥，就是因为1994年墨西哥的政治局势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动荡：继恰巴斯州农民在是年元旦揭竿而起之后，又接连发生2位革命制度党要员被害、总检察长辞职和一位银行家被绑架等事件。动荡的政局与一些不良经济因素交织在一起，终于促使大量外国资本逃离墨西哥，从而爆发了震惊全球的比索危机。
在探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时必须要回答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维系加快经济建设所必需的政治稳定。如前所述，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在位70多年，较为成功地保持了国内的政治稳定，尽管60年代末和1994年曾分别爆发过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34]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之所以能维系国内政治稳定，主要是因为：第一，革命制度党具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第二，国家的权力能以和平的方式交接。第三，政府能进行灵活的宏观政治调控。[35]
六、军队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通过比较拉美和东亚发展模式中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还可以发现以下两个重要的现象：第一，在一些拉美和东亚国家，军队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不容忽视。“军队的作用不只是限于用强制手段让人民接受外来而非自己的现代化生产和生活方式。军队很可能在全面的集中制、尤其是协调和控制问题上成为极为关键的力量。”[36] “军队的效率、划一、机动性、组织性、纪律性和现代性使它成为发展中国家最有可能进行社会整合和构建一体化政治体系的力量。”[37] 此外，军队还能以国家利益的捍卫者自居，以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经济为理由，在国家的政治舞台上和经济舞台上扮演着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第二，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长期存在着一党统治的局面，而这种局面是这些国家维系政治稳定的基本条件。在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自1929年起连续执政到2000年，在位70多年，成为世界上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38] 诚然，正如雅凯特所言，一党制在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两国都是“十分有用”的。如在80年代的墨西哥，为了减轻经济改革的代价，革命制度党在工会组织的支持下，实施了针对穷人的扶贫计划（PRONASOL），并与私人部门一起，达成了对付经济困难的“团结协定”。在印度尼西亚，尽管苏哈托没有面临民众的强烈反抗，但他仍然利用一党制来维系和调整政府与企业家之间的关系。
[编者按：经济发展也意味着一场社会成员素质的改造，由自由散漫的农民变成训练有素的工人、职员和市民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或许需要军人来参与和维持这个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军人的组织纪律训练与工人和职员的组织纪律训练都是同样的。]
注释：
1，Guillermo A. O'Donnell: 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 Studies in South American Politic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2，T. Skidmore and P. Smith: Modern Latin America, fourth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57.
3，T. Skidmore and P. Smith: Modern Latin America, thir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80-181.
4，T. E. 斯基德莫尔等著：《拉丁美洲》（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166页。
5，T. E. 斯基德莫尔等著：《现代拉丁美洲》（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168页。
6，转引自T. E. 斯基德莫尔等著：《现代拉丁美洲》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167页。
7，Park Chung-Hee: To Build A Nation, Acropolis Books, 1971, pp. 102-107. 转引自尹保云：《韩国的现代化》，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114页。
8，Tun-jen Cheng, Stephan Haggard and David Kang: Institutions, Economic Policy and Growth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Taiwan Province of China, UNCTAD, 1996, p.4.
9，关于“软威权主义”或“亚洲特色的民主”的含义，见Yung-Myung Kim: “ ‘Asian-Style Democracy’ : A Critique from East Asia” , Challenge, No. 3-4, 1998.
10，俞可平：“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载《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1期，第91页。
11，国外学术界在探讨与两者之间的关系时也使用“政治体制”（political regimes ) 这一概念。这里所说的“体制”（regimes）主要是指政治家用来获取和控制国家权力的“方法”（methods）。（见J. Benson Durham: “Economic Growth and Political Regimes”, Jounral of Economic Growth, March 1999, p.81.)
12，转引自Larry Diamond and Marc Plattner: 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Democrac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3.
13，Seymour Martin Lipset: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March 1959.
14，Jeffrey D. Sachs: Socoal Conflict and Populist Policies in Latin America,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MA :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89.
15，James Kurth:
16，J. Kurth: “Industrial Change and Political Change: A European Perspective,”in David Collier: 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in Latin Americ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17，陈晓律：“家的政党及其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载《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5期，第81页。
18，G. 阿尔蒙德：“发展中的政治经济”，载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经验的再探讨》（中文版），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361－363页。
19，Yung-Myung Kim: “ ‘Asian-Style Democracy’ : A Critique from East Asia” , Challenge, No. 3-4, 1998.
20，姜万吉：《韩国现代史》（中文版），社科出版社，1997年，第267页。
21，W·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中文版），三联书店，1990年，第516页。
2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发展》（中文版），1999年12月号，第3页。
23，Yung-Chul Park: “ Korea” , in R. Dornbusch and F. L. C.H. Helmers (eds.): The Open Economy: Tools for Policymaker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404.
24，Yung-Chul Park: “ Korea” , in R. Dornbusch and F. L. C.H. Helmers (eds.): The Open Economy: Tools for Policymaker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340.
25，James L. Dietz: “ Overcoming Underdevelopment: What Has Been Learned from the East Asian and Latin American Experiences?” in James L. Dietz (ed.): Latin America’ s Economic Development: Confronting Crisis,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5, p. 192；M. Castells: “Four Asian Tigers with a Dragon Head: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State, Economy and Society in the Asian Pacific Rim”, in R. Henderson and J. Applebaum (eds.): State and Development in the Asian Pacific Rim, Sage Publicatioons, 1992.
26，Chalmers Johnson: “The Interplay of State, Social Class, and World System in East Asian Development”, in Frederic C. Deyo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sm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27，David Felix: “Import Substitution and Latge Industrialization: Latin America and Asia Compared”, World Development No. 9, 1989, p. 1459.
28，Ted C. Lewellen: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ird World, Bergin & Garvey, 1995, p.135.
29，G. Myrdal: Asian Drama: An Inquiry into the Poverty of Nations, Pantheon, 1968.
30，Leroy Jones and Sakong Il: Government, Business and Entrepreneuship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Korean Cas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31，转引自Economist, August 26, 1995, p. 19.
32，Esther Wilson Hannon: “The Politics of Mexican Free Trade and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in
33，Lowell S. Gustafson: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Democratic Regimes: Neoliberalism in Latin America, Praeger, 1994, pp.162-163.
34，Economist, August 26, 1995, p. 12.
35，1968年学生运动的导火线是1968年墨西哥主办奥运会。在国内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墨西哥政府投资1. 5亿美元，用于建设新的设施。政府的这一做法被学生认为是炫耀自己的“繁荣”，是“无聊”和“空虚”的表现，因而引起了学生的不满。学生的这一敌对情绪因两所学校的学生斗殴遭警察干预而导致学生与警察发生冲突，最终酿成惨案。1994年的农民运动是指位于墨西哥东南部的恰巴斯州农民暴动。是年元旦，数千农民组成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袭击并占领了该州的一些城镇，扣押了当地政府的一些官员。“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提出的口号就是要争取“工作机会、土地、住房、卫生保健、、独立、自由、民主、公正以及和平”。墨西哥政府紧急调集军队进行镇压，战斗中双方都有人员伤亡。此事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虽然恰巴斯州农民起义不像过去出现在许多拉美国家的游击队或秘鲁的“光辉道路”组织那样经常诉诸暴力或恐怖活动，但他们对墨西哥政局的冲击却是非常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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