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政治化与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

国家与农民对于村干部选举和村庄的公共事务有着不同的目标和考虑，在此背后实际上是"国家"和"村庄政治"的区分。农民对村庄政治关注的直接结果是使农民的日常交往行动带有很强的工具理性色彩，从而使村庄政治与农民的日常生活交融，出现"日常生活政治化"的现象。而且，恰恰是因为村庄政治的存在，妇女才可以像男村民一样，通过日常交往去参与村庄的公共事务并得到村落社区的承认和肯定。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这样的视角去关注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从而发现村庄政治背景下农村妇女公共参与的特点，以深化认识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

　　关键词：国家政治；村庄政治；日常生活政治化；公共参与

　　作者杨善华，1947年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100871）；柳莉，1975年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北京100871）。

　　*这里所说的"日常生活政治化"是与村民的日常交往实践连在一起的。指被村民赋予理性主观目的的日常交往活动，它围绕着争夺村庄的权利与公共资源、争取中间势力、明确利益群体边界、损毁另一方利益而进行，并因此获得政治含义。此种活动具有普遍性与频繁性等特征。

　　**在这里，我们对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给予比较宽泛的界定：指农村妇女对村庄政治活动的参与和对村庄公共事务的参与。这种参与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国家所认可的参与范围；另一部分则是村落社区所认可的参与范围。国家所认可的参与范围又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对国家大事的参与和关心；依法参加村干部的直接选举，其中包括乡人大代表的选举、村民委员会委员的选举及村民小组长的选举等；贯彻执行各级政府颁布的各项政令；直接参与村庄事务的管理。这种参与还可以分为几种形式：一种是进入权力体系参与管理（如村委会）；一种是作为村民代表参与村务管理；再有是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参加村庄召开的各种会议并发表自己对村务的意见或者是通过各种渠道表达自己对村务或政府政策的意见等。但在村落社区的实际生活中，农村妇女还参与了村庄政治。这种参与包括妇女为了维护和实现自家的物质利益和政治利益而参加村庄政治活动和公共事务，以及妇女对她们所认为的大事如祭祖、婚丧嫁娶等家族或家庭的重大事务的参与等等。

　　一、背景：关于"国家政治"与"村庄政治"①「感谢刘小京先生于2003年9月在北大召开的关于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讨论会上，就我们课题组关于"国家政治"和"村庄政治"的区分所做的精彩发言。」的区分

　　村民积极参与直接选举的原因，可能与"村庄（包括村民小组）拥有的公共资源多少以及村民对自己能占有的份额的期望值有关。如果村民看到村里有数量众多的公共资源而且又有希望可以得到，即这种参与确实有给他们带来物质利益的可能，他们就会积极参与选举".这意味着村民对选举的参与是和利益的获得（至少是不损害其利益）直接相联系的。"村民对选举的参与带有明显的理性色彩，而且，这种理性色彩还会体现在村民对参与选举的其他利益的比较考虑。比如参与选举必须要有的投入和对这种投入回报的预期的比较，投自己拥护的人的票与该人一旦当选后能给自己何种回报的比较，当选村干部后得到的好处和付出的代价与从事其他职业（比如打工）得到的好处和付出的代价的比较等。除此之外，也有政治利益的考虑，比如维护自己的家族或利益群体在村庄既定权力格局中的有利地位，扩大自己这一方（家族或利益群体）在村庄中的势力，通过选举进入村庄权力中心等。"①「杨善华等：《农村村干部直选研究引发的若干理论问题》，《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6期。」显然，他们对选举的参与是因为他们希望选出能够代表和维护他们家庭和家族（利益群体）利益的村干部。如果对此再进一步加以引申，我们就可以看到，村民对村庄公共事务的关心和参与在很大程度上也出于这样的动机。

　　显然，恰恰是因为这样的动机，村民眼中以及他们所关心的村庄的公共事务和国家所定义的村庄的公共事务并不是一个完全等同的概念。不管是何种村庄公共事务，它一旦与权力结合并通过行政手段加以施行，就成了村落社区政治的内容。在这样的政治当中，国家对作为一个基层政权组织的村庄的政治目标总与村民对这个基层政权组织的政治目标存在某种差异。国家考虑的是从农村获得资源实现积累的同时维持农村社区的稳定，巩固国家在农村的统治基础并保证国家在农村的各项任务的完成；而农民关心的是自家利益的实现和维护，关心的是自家在村落社区中的地位上升和在"婚丧嫁娶、盖房起屋"这样的礼仪活动中的礼尚往来，因为这些日常往来意味着情感联系和人际关系网的建构，进而影响甚至会改变村庄已有的权力格局。因此，农民关心的事情往往"不在国家的视野之内"②。「柳莉：《日常生活视角下的农村妇女公共参与——对宁夏Y 市郊区巴村的个案研究》，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2003年，第34页。」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与村庄内部的利益、地位和目标紧密相连的地方性政治冲突很难由宏观的国家政治给出解释，虽然它们可能会使用国家政治的话语形式，"但这显然是希望得到重视的武器和方法，并不意味着它针对或分享国家政治中的某种价值，或某种利益"③。「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49页。」因此，村落社区政治中的"国家政治"与"村庄政治"是两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融合的范畴。对村民来说，村庄政治显然更贴近自己的生活，更与自己的利益相关，因而也更具有紧迫感和现实性。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与把握"村庄政治"：1.村庄中的家族或利益集团对村庄权力和资源的争夺；2.村庄中的家族或利益集团为维护或改变既定的权力格局而进行的斗争。还有一个与上述村庄政治的内容紧密关联的方面，即农民在日常生活中的迎来送往和婚丧嫁娶的礼尚往来中编织自己或家庭的关系网活动。这样的关系网构成了村庄政治得以展开的基础，它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哪些人能够在斗争中取胜，哪些人能够入主村庄的权力核心④。「柳莉：《日常生活视角下的农村妇女公共参与——对宁夏Y 市郊区巴村的个案研究》，第35页。」

　　这样认识和把握村庄政治的意义在于，发现村庄政治对村落社区日常生活的"入侵"、渗透和交融——村庄中的家族或利益集团对村庄权力和资源的争夺以及他们为维护或改变村庄既定的权力格局的斗争，会将巩固已有的权力基础、争取中立群众和积蓄力量这样的工作与日常生活的交往结合在一起，使本来毫不起眼的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往被赋予明确的功利性的意义，染上浓重的目的-工具理性色彩，并与村庄中各派力量之间的政治斗争连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村民在日常生活中的行动就变成考察村庄政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当然，由于村庄政治还存在着与国家政治融合与重叠的一面，所以，应该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看作是"他们与国家相遇和互动的舞台"①，「孙立平：《迈向对市场转型实践过程的分析》，北京大学2002年社会理论高级研讨班论文，2002年。」这也是我们考察村民日常生活行动时必须注意的方面。

　　这样一个分析视角可以为我们考察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开辟新的领域。在以往的研究中，男村民总被看作是村庄的公共参与的主角，农村妇女则被认为对村庄公共事务参与缺乏自信，不积极，或者认为这种事情与她们无关，除了少数妇女干部是理所当然的积极分子之外，其余的大多数妇女，即使是最有兴趣参与村庄公共事务者，充其量也只能是在家里与丈夫讨论或者出谋划策，抛头露面在外活动则通常是村落的"社区情理"②「杨善华、沈崇麟：《城乡家庭——市场与非农化背景下的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43页。」所不赞成的。但是如果从"村庄政治"这一视角去看，我们就会发现只要事关家庭的利益和家庭（家族）在社区中的地位，农村妇女对村庄公共事务的参与其实是有很高的积极性并愿意付诸实践的。而村落的社区情理也并没有禁止妇女之间在日常生活中的交往，所以一旦村庄政治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妇女这样的行动完全可以为她们在村庄政治中想要达到的目的服务。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和考察农村妇女在日常生活中的行动意义。当我们深入这样的农村妇女的日常生活时，可以明显看到她们的日常生活其实与男村民没有什么不同，即也被"政治化"了。

二、群体边界的明晰与行动的理性化③「本文所使用的访谈资料来自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妇女参政研究"课题组2002年1月、2003年1月、2003年8月在Y 市郊区巴村的实地调查，先后参与调查的有：杨善华、程为敏、喻东、宋跃飞、王利平、柳莉、梁玉梅、田耕、张浩、张婧、俞弘强、孙飞宇及宁夏社会院的陈通明研究员与马丽娟等。这里使用的主要是在巴村7队的访谈资料。」

　　多数农户对利益的期待和他们在这样的争夺村庄权力和资源的斗争中所有的切身利害的关系，使他们会程度不同地卷入进来，因而也会影响村庄原有的关系亲疏的格局。在巴村，这样的斗争建立了两种群体边界，一种是利益群体的边界，另一种是家族的边界。相对于家族边界来说，利益群体的边界是模糊的、暂时的，因为利益群体是"因事而宜"的，其边界会经常发生变化④；「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第247页。」家族边界则是清晰的、稳固的，这种家族边界既包括处于对立状态的孙石两个家族⑤「孙家是过去掌权的家族，石家则是由于他家老大在2001年夏天选上队长成为新掌权的家族。」的边界，也包括与两家利益相关的中间家族所形成的边界，这是因为在巴村，利益分配是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的。而这样的边界一旦形成，就会影响边界内部以及边界内外村民之间的交往。

　　我们注意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巴村7队的住房格局以一条东西走向的马路为界，马路南边住的是孙姓、张姓、郭姓和其他杂姓的村民，马路的北边住的是石姓和另一些小姓村民。

　　我们发现，马路就是一个的边界，石家妇女的来往圈子基本上是在路北，如果我们去访问，她们送出门至多也是到马路边为止，平时也极少看到石家妇女在这一中心地带活动。而孙家妇女都在路南：买东西、打牌、聊天或串门都不会轻易跨过马路。孙老大家在街道正中位置开了一家商店，商店门口是村民开会的地点。孙老大家的边上是孙老二家，因此可以说这个村的中心地带是孙家的地盘。而石家居住的位置在村庄的边缘。路南和路北俨然分属不同家族的势力范围。假如我们将村民的日常生活作为关注的领域，对一个村落做深入的考察，我们就会发现村民之间关系的亲疏其实并不一定非得要通过事件才能认识和把握⑥。「关于通过事件发现村民之间关系亲疏的说法，请参见孙立平《"过程-事件分析"与当代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清华社会学评论》第1期，鹭江出版社，2000年。」如果村落中的家族边界因为利益的对立和冲突已经明晰，那么透过他们的日常交往圈子已经足可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

　　换言之，进入我们视线的交往圈子都不是偶然的，都是村民经过理性考虑作出的选择。

　　比如小黄，她是村民小张的妻子，小张所属的张家是队里最大的家族，我们2002年1月第一次访巴村时，发现小黄通常只是在自家或婆家走动，很少外出串门或去孙老大家开的商店。

　　相隔一年后我们再访巴村时却经常看见小黄去孙家商店打麻将。我们第一次访巴村时曾访过小黄，她说她会（麻将），但不打。在农村社区，小商店通常是村民聚会的公共场所，但在巴村家族斗争的背景下，店主的身份自然会使孙老大家的小商店成为孙家人以及孙家的支持者们经常聚会的地点。我们曾亲眼目睹孙老大、孙老二以及几个男性村民在一起聊天，当时的情景看上去有点像开会。所以我们自然可以认为小黄进出孙家商店并在那里打牌的举动表明了现在她与孙家这边的关联。从访谈中我们得知，这背后实质是孙家和张家的利益关系的变化。孙家和张家虽有亲戚关系（孙老大家这一支祖上姓张，是因为孙家无后过继给孙家的，这件事村里都清楚），但他们似乎互相提防，比如，村上选妇女主任，小黄有文化可以干，但在村里当的孙老大就推荐了小胡，因为小胡丈夫侯家在队里是小姓，不用担心小胡当妇女主任，侯家的势力会膨胀。而2001年队长改选时，张家就选择了石老大，理由是"石老大能干嘛".但事实上，张家与石老大并不怎么来往，用小黄的话来说，是"跟他比较生一点，你问他问不来好话".选石老大的实际理由是因为石老大向他们许诺他当队长给每家盖一栋小楼，而孙老大则不能。但是等石老大当了队长，他做的一些事情在张家人看来则是损害了张家的利益。小黄在与我们谈话时就非常明确地表示了他们的不满。因此，现在他们又后悔当时的选择，想联合孙家把石老大再拉下台。这就是小黄到孙老大家商店打牌背后的潜台词。

　　这种理性行动还表现在村队干部家属从维护村庄既有的权力格局出发，对自家丈夫行动所做的辩护和对对方的诋毁上。比如，石老大的妻子在接受我们访谈时说，"前任队长贪污了钱"，他女儿进一步说，"原来那个队长，他比较腐败，比较懦弱，又无能，又腐败，整个队吧，很恨他，他花了一百多万块钱，就不知道怎么了，就没有了，什么也没有干".孙老三没有维护村民的利益，在村民看来是一种不符合"社区情理"的行为，但石家母女不仅将对孙老三这一行为的议论扩大至对他个人能力和人品的攻击，而且也将村民对孙老三的反感夸大为对他的仇恨（根据我们对其他人的访谈，其实村民对孙老三的不满并没有达到石家母女所描述的那种程度），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反衬石老大的正义和能干。"他也是被农民推上去的，他也不是十分主动，而是村民整体呼吁换队长，（自己的意思）最多占到6分吧，没办法的办法，他就是嫌这个队长太腐败，太无能了，看不惯。他凭能力，口才好，有能力，胆子也大"（石老大女儿语）。他妻子则说："（石老大）是村民选的，社员要求选，不用先确定候选人名单，想选谁就选谁，选最有威信的。没有演讲，直接就选，社员交了张表，有六、七十户，要求改选队长。"但据孙家反映，改选队长是石老大主动操作的，他以向乡里讨还占地赔偿征集村民集体签名，然后采用"偷梁换柱"的办法，将联名信的内容改为要求改选队长，使改选的行动变得有群众基础。接着，他向村民承诺只要他当队长，就将被乡里挪用的钱要回来，给每家盖一栋小楼，从而争取了中间群众的支持。这改选过程中的每一步都细致周密，说明这是经过了精心策划的，但这样的精心策划却被石家母女轻描淡写了，而在她们的讲述中，石老大俨然是一个受村民抬举而不得不站出来为村民主持正义并为大家谋利益的英雄，所以她们的目的非常清楚，就是要改变石老大原来给人的不良印象，这既是在美化石老大，也是在造舆论，让更多的人去支持石老大。

　　透过她们的行动我们可以看到，坐稳队长这个位置已经不再是石老大个人的事，而是与石老大整个家庭的利益以及石家家族的利益息息相关，因此，它变成了"家庭经营"中的核心事务。石老大女儿也成了她父亲的得力与可靠的助手。据她自己说："（我）每次（社员会）都参加，我每次都看着。我关心，观察着，我去看看有谁骂俺爸的。"石老大盖小楼时，她也去给父亲帮忙，"帮爸爸收土，从城里拉来土（垫地基），一车60块钱，我只管发牌子，兑钱。"对石老大女儿来说，她做这种事情完全是自觉的，她非常清楚盖好小楼与巩固她父亲队长权力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她还积极参与队里事务的管理，帮她父亲出主意。正是由于她们这样的参与，家事与队里的事就被搅在一起了，她们的家庭生活显然也被化了。

三、妇女对参与选举和选举结果的解释

　　村干部选举是村庄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但是"村庄选举只构成了农民生活中的一个事件，农民参与选举的态度和行动还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对自己与国家、乡村基层政权关系的实际感受密切相关"①。「杨善华等：《村干部直选研究引发的若干理论问题》。」而且，根据我们对日常时间的划分，"事件时间"仍是日常时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之所以将"事件时间"从日常生活时间中剥离出来是因为事件能凸现"家族成员内部的关系与家族和外界的社会关系的真实情况".②「杨善华、刘小京：《近期农村家族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国社会》2000年第5期；柳莉：《日常生活视角下的农村妇女公共参与——对宁夏Y 市郊区巴村的个案研究》，第21页。」因此，"事件"仍在日常生活的范畴之中。这样的判断构成了我们考察巴村妇女参与选举情况的前提。

　　巴村2001年改选7队队长，虽然规定每户出一个代表，但许多家庭都是妇女作为代表去投的票。有的妇女虽然没有出面，但是她们参与了家庭内部的讨论。应该说，这反映了巴村妇女公共参与的热情。但是我们在访谈中看到，巴村7队的妇女在谈到这件事的时候，她们给出的解释却是带着"村庄"意味的。

　　宁嫂是孙老二的妻子，她毫不隐讳自己对孙家在村庄中地位的赞扬："俺们家里面孙家，他们家从老的到小的全是官，俺们公爹是村支书，乡里的干部，接着下来是俺们老大，在乡上、村上（孙老大在改选前是村里兼7队队长），俺们老三当生产队长去年才下来。"话语中充满了一种身为干部亲属的自豪感和优越感。因此，为了维护家族在村庄权力格局中的已有地位，宁嫂会积极参与选举也是可以想象到的。

　　队长选举那天，虽然她丈夫孙老二是家庭代表，但宁嫂也去了选举现场，"当时别人喊我去开会，俺们就过去看看".但丈夫不想让她去（我们的理解是有避嫌的意思），"俺们家的人他不让我参加".宁嫂不顾丈夫阻拦，毅然去了选举现场，丈夫仍不死心，还想把她叫回来，宁嫂不但没有回来，还替几户村民投了票，"我也识字嘛，有几家男的不在家，女的都不识字，没有主见，不知该选谁，都让我填".投完票，还没公布结果，丈夫再喊宁嫂回家，她就回去了。对于为什么不顾丈夫阻拦参与选举，宁嫂对我们是这样解释的："当时竞争比较激烈，所以别人喊，俺们就过去看看。"如果正是因为关注选举，她就应该等着看结果，但她又不关注结果，丈夫一喊就回来了。所以她的真实意图是替别人写票，给自己家族的候选人再增加几票以确保他当选。

　　而且她对那几家让她写票的妇女的解释也非常有意思："不识字，没有主见，不知该选谁"，所以"都让我填".如果说这几家妇女不知道让宁嫂代写宁嫂会投谁的票，这显然太不合农村的常理，这些妇女再不识字，应该说对村庄的家族界限和人际关系还是清楚的，所以这样的做法恰恰体现出这些妇女的成熟：出让投票权，既将人情给了宁嫂，同时万一不是宁嫂想选的人当选，又可对当选的另一方有个托词：我们不识字，所以让宁嫂代写，她写谁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对宁嫂来说，只要让她投票，确保自己家的候选人当选的目的就已经达到。

　　上文提到的小黄参选又是一种情况。她是作为家庭代表去投票的，理由是丈夫忙，"他一天都忙，他不太管这些事".但事实是，这是小黄一种策略性的托词。因为我们2002年1月第一次去她家访谈时她丈夫小张在场，她丈夫本来以为是"管村、队上这个钱，资金支配问题这些事"，"想反映问题"，后来听说我们是来搞调查的，就"一直没有说".所以其实她丈夫对队里的事情是很关心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选举，是孙石两家对决，张家处于中立位置。小张现在靠给别人开车挣钱，他的资源大多来自村外，所以谁当权对他的这部分利益都不会有影响，不会牵动他投入全部精力和心思，这使得他在村庄事务中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一种超然的态度。但从上面的分析就可以知道，他对村里的利益也不会放弃。当时的权力格局他们都看得很清楚，张家势必成为竞选双方争取的对象。张家想选石老大，因为石老大能给自己带来利益，但张家也不想公开得罪孙家，这不仅因为孙家与张家有亲戚关系，也因为孙家在村里和队里都还有一定的势力。小张夫妇不得不对参加选举的成本和收益进行精细的权衡。结论是只有保持中立才能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益。确定了立场，还要解决如何投票的问题。如果不投票，可能会得罪竞选的双方，而如果只投一方的票，那势必会得罪另一方，假使这一方将来掌权，可能会给张家"穿小鞋"，搞打击报复，所以妇女站出来投票就变成了一个可取的选择。因为根据乡村的传统，家庭的代表是户主，在父系父权家庭制度下，户主通常是父亲或丈夫，他的言行才代表整个家庭或家族，而妇女则不是。虽然现在的巴村正处于城市化的进程中，但"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和"男主女从"的家庭关系仍是大家认可的村落规则。小黄自己也认为妇女在村里根本说不上话，"女的天生就是，男的说女的，妇道人家你在家里呆着。一个妇道人家出面别人也不会搭理".而且小黄在外面造的舆论也是肯定"小张不管这些事".所以在村民看来，小黄投票只是代表了她个人，如果小黄投了一方而没有投另一方，顶多也只是被别人认为"妇人之见"，不会因此牵涉到她所在的家庭。即使孙家知道了有怨言，也无法向小张家发难。无独有偶，小张父母家以及他两个妹妹家（均在村里）都是妇女去投票，虽然小黄的婆婆不识字，还需要别人代写选票。因此，小黄这样的投票可谓是一箭双雕，既使整个家庭和家族免受因为投票有可能带来的来自孙家的指责或伤害，又得到了他们所想要的结果。

　　采取这种藏锋守拙、尽量两面都不得罪的策略来应对选举的也不是小张一家，比如郎大姐，她夫家姓韩，在7队是小姓。队长选举她也是主动参与，"开个会啊，搞个选举啊，都是我参加，反正队里的大小事都是我的，"而她丈夫则"不管，说我不管，你愿选谁就选谁。"但实际上在我们访谈时，她丈夫很在意她与我们的谈话，一个劲催她干活，惟恐与我们说多了。提起投票，郎大姐说对孙家和石家的候选人是"两个都投呢，你一张票上选四个人嘛，选队长就是竞争嘛，谁的票多谁就当嘛，但是我两个都投了。"投归投，她对两边的评价却不同，"石老大这个人当然就是嘴太损了，一张口就骂人，但是他这个人说他好也好，说他赖也赖。反正是，就说俺们大多数人还是服从石老大的，因为啥东西呢，石老大就说是，俺们认为就说是集体盖这栋楼啊，首先就给社员解决了一个最好的问题。（这是）最大的一个利益，"所以"投了石老大这一票我没有后悔过。"而孙家人当队长时，他们社员提出要占109国道路边的地给每家弄个私人门面，"可是队长呢，一说别人不给批，别人不给批。""你不要光喊给社员谋利呢，你要是不做，另外把你抽下去。"从她对双方的评价看，她是赞同石老大当队长的。因为石老大可以给他们盖小楼，而孙家却没有。但她仍然投了孙家的票，这是因为她认为"不必做得这么绝，做过分了，对谁也不好，人没有三十年的河东，也没有三十年的河西。"

　　从代表中立的这两家对选举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选村干部已经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强调村庄精英的个人道德，也不再像集体时期那样强调村干部必须忠于党的意识形态，而是出于一种非常直接的利益考虑。石老大人品虽差，但是他能给大家带来利益，所以就当选了。

　　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愿意因此得罪有势力但没有当选的孙家，因为"没有三十年的河东，也没有三十年的河西".郎大姐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投了双方的票，从这种投票方式来看，她并不认为自己这张票在帮助决出胜负，她所考虑的只是要表达她自己的想法。也许从选举规则来看，她这张票不是有效票，但这对郎大姐来讲并不重要，她要的是对自家、对参与竞选的各方给出一个说得过去的交代。因此，她的做法体现的显然不是韦伯所说的那种与制度、规则相联系的"理性"，而是农民以村庄政治为背景，用以保障自家安全的那种"生存理性"，毫无疑问，这正是在村落社区中生活的农民多年积累的生存智慧的反映。

四、"聊天"：日常生活化的另一具体表现

　　在巴村，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路边、屋前和小商店里聚集着三三两两的人群，妇女也在其中。

　　有时她们和男村民在一起，更多的时候是自成群体，除了家长里短，她们也常聊一些诸如"队里的资金怎么花"的话题。因此，"聊天"变成了她们意见和利益表达的方式。因为她们对村庄所拥有的公共资源（主要是征地赔偿得到的款项）充满着期待，所以在一起聊天时不仅会盘算"今年集体卖了多少钱，社员分掉了还有多少"，还会对这些集体资金如何分配进行议论，比如"队长应该想一想给社员出点力，盖点营业房，谋个啥思路，俺们就说是集体提留的啊，乡政府提留掉了，剩余的全是队上的吧，队上的，要说是对社员有点好处的啊，把这些钱，集体里面的钱还有这些子钱给社员盖些门面房。俺们卖了这些钱，但是这些钱究竟要干啥呢，应该要跟社员想一个办法，给社员还是摸个路还是怎么样的。"正是在这样的聊天中，她们明确了一个想法：当队长应该为社员谋取利益。同时也逐渐积累起她们对不为大家谋利益的队长的不满。"孙老三当队长，有些事情他说了，但不做"，"别（的）社员都提，俺们老卖田，一起都几万块钱，十来万块钱他（指孙老三）都借出去了，都不给讨回要。公社书记借去，队长就给他"，"就是以前俺们队的队长都弄过钱，连着乡的干部，村的干部捞的钱不少"."像石老大那样闹上一片子，给社员一家分上一栋，（给大家）谋了点福利"，在发泄不满的过程中，妇女们也在寻找她们利益的代表并达成一种共识，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在为队里的"政变"制造舆论。"别那会儿，就说选谁选谁，都说呢，俺们队上都说呢，就把他（孙老三）弄掉，都是提石老大。"因此，到选举的时候，那只是投票走程序的问题了，力量的对比早在这样的聊天中明朗化了。

　　村庄财务是农民关注的重点之一，也是妇女聊天中的热门话题。巴村7队在孙家当队长时就没有公布财务状况，石老大后来虽然查过账并公布了结果，但公布的也只是一部分，"就说是集体这个账吧，俺们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石老大公布了多少，俺们也不知道。"因此，"经常是有的人站在一起了，说一说，社员有时候到一起了也就说一说。"但是石老大当上队长之后，也不公开财务，不仅"这个钱一直都没有公开过"，而且"有些那个钱，有些时候因为啥，队里有个啥事啊，队长也不说是把理财小组这些人叫上开个会干啥的，啊，他自己就作主了，这种情况。（他）动队上的资金呢，队上的钱是属于大家的钱，是属于社员的钱，你应该和大家打声招呼啊，结果他就直接把这个钱直接给支了。"石老大的这些行为会引起村民议论。因为是聊天，这些话就传到了石家的耳朵里，引起了她们的不满，石老大女儿就说："他们总认为我爸爸盖楼不知道捞了多少钱，就是这种态度，认为你去当这个队长，干这个活儿，不知道捞了多少钱，农民不讲良心，我爸是真的为他们好。"但是不管石老大女儿如何不满，村民这样的表达方式让当干部的知道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在无形之中也是一种威慑。

　　"聊天"也是巴村村民商讨应对乡村干部的行动策略的一种方式。巴村处于Y 市的近郊，征地补偿是他们经常遇到的一件涉及每个村民切身利益的大事。随着征地规模越来越大，农民手中的土地越来越少，他们开始就被征用土地的价格和附带条件向政府提出要求。村民通常会在聊天交流中对此达成共识。由于事关每家的利益，因此妇女也会积极参与议论。2003年年初，政府征用7队的土地，给予他们的赔偿是每亩2万元，但是7队村民看到与自己只有一路之隔的8队征地所得到的赔偿是每亩3万元时，就有意见了。大家的一致认识是向政府要求更多的赔偿。小黄在接受访谈时提到这件事，"上面的文件说郊区这边的地每亩3万块钱，现在占地，社员就联合起来说给3万，如果给2万块钱，这也不算多，我们都吃什么，喝什么".后来加到2万5千元一亩，但村民仍不干。村民们通过开会、反抗等渠道向乡村干部施压，"（村里卖地开会）全队的社员都跑去了，说遍了公家的人都不听，"宁嫂这样介绍当时的情况，"俺们队上被征过好几次地，也有经验，不先堵着，你让别人拆了，啥也没解决，你到时间你找谁去？不同意就不让你动。怕谁不怕，枪打出头鸟，大家都抱成一团，大家都齐心。"

　　她们在聊天时还相互交流经验。比如市政府建二环路，要征用8队土地，社员们都议论，"现在俺们生产队的地基本上都占完了，一大部分田都占完了。根据社员建议，就是说4万也可以，你给社员在二环路这边给社员田，给社员批点住宅地。社员将来出产，面向路嘛，在路边盖房，将来是社员的吃饭碗。大家一路都说嘛。它不答应，乡上的二环路就不给它建，社员都挡它。"最后乡政府不得不答应了村民要求。所以7队要求增加征地赔偿时，也有类似集体行动。

　　因此，对巴村妇女来说，聊天的意义在于：第一，为她们提供了一个获知乡村各种重要信息的渠道；第二，通过以聊天为形式的沟通，村民可以发现和自己具有共同利益和共同语言的人，从而扩大和重组因为这样的共同利益和语言而形成的利益群体；第三，聊天形成了非正式的公共舆论，从而对乡村干部形成一种非正式的监督，虽然它的有效程度有多大还是一个未知数；第四，聊天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村民公共表达的一种形式，同时它还为村民的集体行动起着酝酿情绪、蓄积力量和商讨策略的作用。显然，以上几种意义，无不与村庄政治相联系，是村民由于利益的驱动主动让村庄政治进入自己的日常生活并与之交融的结果。

五、结语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一些结论。

　　1.应该指出，对妇女在日常生活中与他人的交往行动特征的判断，构成了我们对农村妇女公共参与的讨论的一个前提。我们可以看到，农村妇女的这种行动其实是被行动者赋予了明确的主观意义的。这种主观意义在绝大多数时候具有一种理性色彩，但它不一定是韦伯所强调的与制度和规则相联系，或者是经过投入产出的精密的那种理性，更多时候，它可能只是与社区和文化环境相联系的，受到当地生产方式制约的那种"生存理性".这种生存理性确实是根源于对保障自家生存安全的考虑，但它也不完全是为维持物质生活所引发的尽量规避风险的那种生存理性，①「詹姆斯·斯科特：《农民的道义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第1章，程立显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农村妇女的这种生存理性还有着在村庄政治背景下特有的"多交友，少结仇，尽量不把事情做绝"的那种规避政治风险的安全保障的特点，它的目的在于避免给家庭招惹不必要的"人祸".这是农村社区多少年积累下来的生存智慧的一种表现。

　　2.以往对农村妇女政治参与或公共参与的研究往往将关注点集中在本文所界定的"国家政治"的领域，并由此对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的情况给出一个解释。这样一种关注容易忽略农村妇女在"村庄政治"领域的积极参与，也会对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仅仅从"国家政治"的角度给予解释，这就可能会对农村妇女的实际参与情况给出不切实际的判断。本文将"国家政治"和"村庄政治"加以区分，从而为考察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我们发现，只要村庄中存在公共资源并且村民可以期待从中分得一个份额，或者在一个相对封闭、流动性不足的村庄中，由于和现实原因其权力格局有可能加以改变，或者村民出于生存理性考虑希望扩大自己（家）的势力，这都会成为妇女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一种动力，在村庄政治和国家政治出现某种重叠的情况下，表面上看，村民似乎是在参与国家政治（比如村委会干部的直接选举），但是他（她）们赋予这样的参与的意义则完全可能只是村庄政治层面的。

　　3.在"国家政治"与"村庄政治"得以区分的前提下，农村妇女日常生活中的政治意义就会随之凸显。于是对她们日常生活的考察就增添了新的内容，"政治"也随之进入日常生活的领域，国家和农民也可以在村民的日常生活这一场合相遇。这显然可以为考察国家、乡村基层政权和农民的关系开辟新的领域。在村庄的家族或利益群体有着明晰的边界的前提下，村民的日常交往圈子既可经由他们的理性选择而形成，也可经由他们的理性选择而改变。所以，这样的日常交往圈子可以成为观察村民之间关系亲疏的另一个切入点。

　　进一步地，我们可以发现村民日常交往的种种形式以及他们在国家政治范畴内的公共参与活动都可以被赋予村庄政治的内涵，从而可以在村庄政治层面加以考察，这样我们就可以对他们在选举中的投票给出合乎"社区情理"的一个相对更真切的解释。同样，村民之间的聊天也不再是一种日日重复的、可以不加注意的无显要意义的交往，这样的聊天会变成男女村民公共表达的一种形式，也有可能在其中酝酿着对村庄政治而言有重大影响的事件。而"日常生活的政治化"就在这样的被赋予政治意义的村民全方位的日常交往行动中得以完整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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