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期中国制度变迁的经济史解释：1956-1996——“体制困局”与改革的内生性和过渡性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8-10
「关键词」历史主义分析/历史逻辑起点/体制困局/生产率竞赛
一、导论：分析逻辑
本文的理论逻辑是历史主义的。本文主要分析过渡期中国制度变迁的决定因素及其政策和经济后果。经济分析史已充分注意到“路径依赖”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历史事件在时间序列里并非是彼此独立的，后起的选择在逻辑上依赖于此前的选择（注：W.Brian Arthur，Yu.M.Ermoliev and Yu.M.Kaniovski（1987），"Path-Dependent Processes and the Emergenceof Macro-Structure"，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30（3），June，294-303.）。技术和制度演化的交互性，组织扩展中的规模效益和制度变迁中的动力惯性都将诱导后起的博弈参与人学习、继承、习惯前人留下的制度遗产（注：Paul.A.David（1985），"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75（2），May ，332-7.）。近年来，许多研究者表现出了对中国转轨经济的过份关注，却在他们的分析逻辑里有意无意地把始自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看作是“开天辟地”的一件事而忽略了它在历史演化过程中的“历史资源”或“前在的制度条件”。“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不仅仅具有逻辑推理的意义而实在蕴涵了极为丰富和复杂的“历史进化的动力机制”。本文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正本清源，揭示这种“历史动力机制”。为此，本文用更能表现历史演化特征的“历史逻辑起点”这个概念来取代略显具体的“路径依赖”这个早已在制度经济学家中取得共识的经典概念。
笔者把中国的过渡期的起始年份推至1956年，因为这一年毛泽东在党内发表了《论十大关系》，既为中共八大政治路线（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确定了基调，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经济建设的独特探索。笔者认为，这一探索影响深远，它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经济体制的变迁轨迹。本文的一个基本命题是，始自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对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注：《论十大关系》只是毛泽东主席一系列相关的“代表”。下文强调《论十大关系》并不意味着不关注他的其他非常有价值的文献。）的基本思想和中共八大确立的政治路线的继承和超越。
“体制困局”是本文特别设定的一个分析性概念。《论十大关系》表现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非凡思考（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此文开宗明义地表明了毛泽东要对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进行吸收、借鉴和改革的愿望。事实上，他在相当程度上做到了这些。）。他意识到苏联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着致命缺陷，希望通过调控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和实行中央与地方行政性分权而探索出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之路。此后，我国的中央地方行政性分权体制、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制经济结构、保留自留地经济、组建社队等等（注：毛泽东：“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注意多种经营（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7），人民出版社，1999.），都是这种思考的具体落实。应该看到，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所显露出来的系列改革思想、政策主张和制度选择尽管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根基”，却不断启示着后来的改革者的政治思维，成了国民经济调整和体制改革思想和政策的“策源地”。但是，囿于国内外若干历史和现实条件（注：这些条件可具体表述为，东欧的政治事变，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以及国内的“反右运动”。），同时也因为毛泽东对于如何搞社会主义一直处于探索之中，加上他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体制的特定认识，使他在构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方面无法全面、彻底地贯彻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所提出的全部思想，而且在实践中也常常偏离《论十大关系》的精神实质和八大所确立的政治路线。例如，1959年庐山会议后他就开始不断地在党内外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长期性和复杂性，认为如果不对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就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注：毛泽东：“在1962年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转引自林源：“三面红旗：毛泽东晚年问题的症结”，《南京大学学报·社会版》，1999年第4期；牛大勇：“冷战国际环境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牛文从政治哲学角度对毛泽东晚年思想的形成进行了探索。笔者更欣赏和同意牛文的客观而又科学的论述。）。这在逻辑上就必然引出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取代“八大政治报告”提出的社会主义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即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需要之间的矛盾（注：刘少奇：“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因此，《论十大关系》所体现的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思想及其由此而来的政策安排和制度安排就与“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持续的、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这个矛盾必然导致1956年-1978年的政策选择和制度安排陷入一种“二难困局”，本文称此“困局”为“体制困局”。“体制困局”表明体制转型需要克服其巨大的制度成本的困难。需要指出的是，“体制困局”有特定的时间范围，在本文仅仅用来表示1956年《论十大关系》发表以后到1978年开始实施经济体制改革这23年内的中国经济体制所处的“内在矛盾状态”。这个概念只具有分析意义，它丝毫无损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历史性贡献，而且这个概念意在提醒人们，实际上，《论十大关系》和八大政治报告所表述的基本思想及由此种思想所确立的一系列政治经济体制格局，在相当程度上，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改革开放路线准备了“历史条件”，前者是后者的“历史逻辑起点”。始自1978年的中国经济改革和制度转型绝不是某些人设计出来的结果，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上帝的礼物”。正是这个独特的“历史条件”使得中国的改革轨迹与前苏东国家完全不同，因此说，“中国的经济奇迹”是有历史根据的（注：有关中国经济奇迹的讨论参阅林毅夫、蔡昉和李周（1994）。）。有必要指出，从时间上看，全面地超越“体制困局”则以邓小平同志1992年的“南巡讲话”为标志。下文我们将看到，“困局”并不意味着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处在一成不变的状态，实际上，随着财政和社会需要，它总是处在不断的调整当中。
基于此，本文将讨论如下两个问题。但要指出，提出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为着表述上的方便，它们在本质上是逻辑自洽的。
（1）“历史逻辑起点”究竟如何影响中国制度变迁轨迹，换句话说，究竟如何对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中后期的制度选择作出基于历史事实的理论评估？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及与此相关的种种政策选择与制度安排究竟与此后的改革开放构成什么样的逻辑关系？
（2）研究表明，“体制困局”客观上为中国的体制改革准备了非常关键的“历史条件”，甚至构就了若干理论的准备，并且决定了中国特色的制度变迁的内生性、增量性和渐进性。但是，要使制度变迁摆脱旧体制的束缚，必须超越“体制困局”。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机制为制度变迁的“成功转型”提供了必要的推动力并使转型不可逆转？
对这两个问题的分析和解答构成了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
应当说明，在本文的分析框架里，“历史逻辑起点”，包括某地（国）的人均耕地面积、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类型和不同性质的所有制经济的组织结构及其在资产分布上的比例关系。实际上，所有这些因素都会“转化”为政府的政策偏好、政策主张和制度选择（注：邓宏图：“转轨期中国制度变迁的演进论解释：以民营经济的演化过程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当把“历史逻辑起点”和下文将要展开讨论的“体制困局”联系起来加以考虑，就会发现两者间存在着逻辑上的因果关系（注：本文第四部分将以1996年的横截面数据来深入讨论这种关系。）。一般来说，与民间的商业力量相比较，政府实际上是制度变迁中的博弈参与方，即使在所谓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过程中也是如此。
二、“体制困局”与改革的内生性和过渡性（注：本节史料如无特别说明均源于丛树海等：《新史：1949-1998》，第一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关键在于，本节对这些史料进行了新的解释。）
我们有必要剖析“体制困局”的意义。“体制困局”使中国的经济改革具有内生性，与此同时，它又使得中国的改革具有过渡性和渐进性的“二元特征”。
中国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政策有其历史渊源。1978年前中国经济建设一直处在“体制困局”状态。1956年苏共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批判斯大林独断专行的政治作风。这次事件引起毛泽东对苏联集中计划体制（即“斯大林体制”）的反思。他认为苏联的失误在于没有认真解决“农轻重”的经济比例关系，对生产经营统得过死，以致国营缺乏活力。由于中央高度集权，以致地方政府缺乏解决问题和进行创造性工作的积极性。在《论十大关系》和1956年召开的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都强调要改革国营企业管理体制，实行中央与地方行政性分权，平衡发展布局，在保证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主体地位的同时使个体经济得到局部发展。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适当地加强能够适应市场变化的（商品）自由生产（注：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毛泽东文集》（7），人民出版社，1999.此篇表明毛泽东非常重视发展商品生产，把它看作是改善社会主义经济和提高人民消费水平重要之途。毛泽东想把商品生产和批判资产阶级“统一”在社会主义制度之内。但七十年代中期他又觉得两者有矛盾。），发挥各个阶层、各种经济组织的积极性（注：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节选，1959、12-1960、2）”，《毛泽东文集》（8），人民出版社，1999.）。
但囿于国际政治和党内斗争的需要，为着建立、强化和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与此相关的公有制经济体系，毛泽东修正了《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和“八大”政治路线，在1957年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结果造成经济的严重衰退。期间，1958年底至1959年上半年，毛泽东意识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所造成的经济困境，逐步采取若干政策措施来纠正过激的政治经济行为。例如，1958年11月，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1959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制定《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这些决议或文件强调了人民公社体制具有过渡性质，即要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首先必须巩固人民公社的“队为基础，三级所有，三级核算”的制度，允许公社社员保留自留地并构建必要的集市以互通有无，调剂消费钢产量由2700-3000万吨调低到1800-2000万吨，原煤由3.7亿吨升至3.8亿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由500亿元降低为360亿元。执政党随后召开八届七中全会，又进一步缩减了计划指标。例如，建设资金由360亿元减至260-280亿元。
1959年7月2日召开的庐山会议，其初衷主要是“纠左”，进一步贯彻八届六中、八届七中全会精神。但这一年的7月13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尽管信的宗旨与当时的中央精神并无相悖的地方，却引起毛泽东对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警觉，从而使会议风向由纠左转向反右。其后中央又通过一系列决议并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重新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做法，调高国民经济发展的计划指标，展开新一轮的经济“大跃进”。结果，使中国经济发展再次陷入困境，而且引发了1960-1962年的“大饥荒”。尽管1960年毛泽东觉察到“经济大跃进”的严重后果，也采取了一系列的纠偏措施，但经济的严重性直到1963年才开始缓解。
“体制困局”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则可归结为以毛泽东为首的执政党缺乏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有关经济体制方面的必要知识。与此同时，由于对传统社会主义信仰体系的刚性偏好，毛泽东无法超越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传统认识，因而面对国内、国际政治经济方面的事变，难以有效地做出前后逻辑一致的“反应”。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每当经济面临困境，中央政府都会在客观上“回归”八大精神和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所阐述的思想；每当经济有所好转，就又重提“阶级斗争”（见表1）。
资料来源：根据魏志达：《体制选择与结构预期（1949-1999）》（东方出版中心，2000，第8-9页）等材料整理。表中关于“政治冲击”的描述是由作者定义并整理的。表内第二、三、四列数据表示各类经济组织在历年所实现的工业产值与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率。从表一可知，集体企业（含社队企业）总体处在扩大过程。
一个不应忽略的基本事实是，《论十大关系》和执政党“八大政治报告”传递了经典的或者说传统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即“斯大林体制”）是可以而且应该改革的“信息”。但是，当政治需要压倒经济建设时，它们便被暂搁一边；一旦经济发展的需要相对于政治需要更为重要时，人们便会重新从《论十大关系》那里汲取必要的政治智慧以便修正现实政策中的偏误。例如，1965年全国农业人口达到6.04亿元，到了1970年上升到7.03亿元，增长16.4％；全国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则由1965年的0.17公顷下降到1970年0.14公顷。人口大量剩余，对农业生产造成沉重压力。于是，1970年中央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强调大力发展社队企业，大办“五小”工厂（注：“五小”企业包括小水泥、农业机械、小化肥、小钢铁和小电力。），为农业剩余劳力寻找出路，增加农民收入，满足长期压抑的市场需要。
从1958-1976年的财政收支情况的变动趋势上看，每次财政紧张，都预示着经济状况的恶化，从而引起中央高层对经济工作的重视，于是新一轮对生产组织、工农业生产的比例的安排和调整又重新开始了。最突出的例子表现在1969年中央政府重新强调“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政策和1971年林彪事件后周恩来要求企业清产核资，加速资金周转，降低资金占用水平，加强企业管理，提高产品质量。而1973年，毛泽东、周恩来决定重新启用邓小平参与中央日常管理工作，则标志着中央财政压力和经济状况恶化，客观要求必须重新重视经济建设（见图1）。
说明：“CZZC”表示财政收支差额。图4、5根据《中国财政年鉴1992》绘制，中国财政出版社，1992.
图2中的"MM"表示的是毛泽东心目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均衡状态，但由于传统社会主义的政治信念，使他在实际的经济建设中总会产生沿着"G-S"曲线向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体制“逼近”的强烈动机。然而，经济状况的下降却又使他重新反思传统的计划经济弊端，按着"S-G"的方向逼近他在《论十大关系》中分析过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均衡状态”。
图2“体制困局”与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蕴：中央地方分权与社队企业的历史逻辑
毛泽东认为，一旦把"MM"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理想目标，意味着商品经济体制将内在地、不可逆转地发展起来，那么整个社会体制就有可能会向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收敛”，这又是他不能容忍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既要求人民“狠批私字一闪念”，又要求加快人民公社社队企业的发展；既要求强化国家的计划经济，又尝试中央和地方实行行政性分权，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即便在文革时期，仍然可以发现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和执政党“八大政治报告”不断地“复活”的迹象。实际上，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恰恰表明毛泽东对历史所呈现出来的非凡洞识，但这种洞识又由于他自身的历史局限性而难以稳固地、前后一致地成为一种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持久选择。
在一定程度上，邓小平1975年对国民经济的治理整顿，是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和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某种程度的“回归”，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某种形式的“预演”（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例如，1975年邓小平部署对国民经济进行整顿的同时，曾要求毛泽东公开发表他在1956年就已写就的《论十大关系》，但毛泽东称《论十大关系》不成热，不便向党内外同志发表此文（注：毛泽东：“对《论十大关系》整理稿的批语”（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三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1975年7月13日，邓小平在送审报告中说：“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此点，请考虑。”了解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就可以体会到邓小平希望借助《论十大关系》走出“体制困局”的良苦用心。）。
1958-1976年一直在总体上保持着增长，但冲击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增长路径中出现诸多不稳定因素。然而，“体制困局”同样给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准备了条件，因为它本身包含了改革的因素，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塑造并决定了中国特色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不同于前苏联的“斯大林社会主义体制”，中国的国营经济与集体经济并存，社队（注：毛泽东：“对社队办企业的三份材料的批语（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卷），中央出版社，1998.从此批语的“注释”得知，1974年浙江省部分财政、银行干部1975年9月5日给毛泽东、中共中央的一封信，介绍浙江省的社队企业的情况。此外，华国锋1974年12月28日给中共湖南省委写信，盛赞社队企业的发展将是中国化的发展方向。《河南日报》1974年12月15日发表《光明灿烂的希望——巩县回郭镇公社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调查》，热情介绍社队企业的发展状况。毛泽东对20世纪70年代初中期社队企业的蓬勃发展持赞赏、支持态度。）与国家计划内的大型企业并存，农村集体经济与自留地经济并存，中央集中计划管理与地方拥有相当比例的国营企业因而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分治性利益并存，这些表明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政治经济体制具有典型的“二元结构”特性，这使中国的改革具有内生性、渐进性、边际性、增量性和过渡性的制度演化特征。
中央地方分权体制肯定了地方利益的合理性，从而使地方政府在1978年后演变成“制度企业家”，杨瑞龙的研究较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注：杨瑞龙：《中间扩散的制度变迁与地方政府的创新行为——江苏昆山自费经济技术开发区案例分析》，载《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二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集体经济与全民经济的并存表明所有制的差异的合法性，这种所有制的差异以及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地区性质”与“部门性质”，即使在计划经济时期也具有经济学意义上的“不同利益主体”的性质，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这种“不同主体”的“寻利者”将通过竞争而使市场不断发育、扩展。社队企业是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组织，它兼顾了集体组织和市场寻利主体的双重优势，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所有这些后来被称为“市场因素”或促使市场经济不断扩展的“推动力”，都构成了始自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成长的“历史起点”。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经营方式，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被安徽等地农民“发明”出来了，70年代末期又被这些农民重新“发现”，此种制度安排在1979年逐步得到推广。社队企业是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就有的制度安排，但在1984年后发展成了乡镇企业，这是一种由历史逻辑起点决定的制度形式。农村基层政权在解决信用约束方面具有独特地位，因之乡镇企业的产权就必然由基层政权、企业经营者和农村居民共同拥有。由于意识形态约束，加上国营企业承担了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等基本的社会职能，国营企业改革就只能从放权让利开始，一步一步逼近产权改革。即便国有企业采用股份制的组织形式，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仍然具有“中间状态”或“过渡状态”的性质和特征。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的中央与地方的行政性分权的政治结构，在80年代演变成了中央与地方的经济性或财政性分权，这使得不同的区域政府成了一级独立的“经济利益中心”，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博弈，不同地区的生产率竞赛，使许多地方政府的领导变成了制度企业家，从而最终完成了意识形态偏好的“转换”，通过政策刺激了一大批民营企业的崛起和发展。这使中国的改革具有“增量”性质。当改革具有增量性质的条件被充分给定之后，也就意味着执政党的政策调整开始沿着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基本精神向前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以此为始点，改革就是一种对《论十大关系》和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超越，这表明图2中的"MM"将跃迁到"NN"，"G"将向"G[1]"转变。"NN"表示新的社会经济体制均衡点。即使这样，在接近“NN均衡点”和偏离“NN均衡状态”的两种趋向间仍存在着意识形态的争论。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不争论”，实际上表达的是一种强烈的改革信号和政治意志。
当然，《论十大关系》也好，“八大政治报告”也好，都不可能由此完全推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逻辑（注：但本文认为，《论十大关系》中蕴涵了许多市场经济的因素。），虽然行政性分权体制、社队企业、自留地经济为构建市场经济体制准备了若干“内生性历史条件”。但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同时也是国与国，即不同社会制度的彼此间的竞赛所激发的，这种外生性的激发与内生性的需要彼此共同构成了推进中国改革进程的“动力结构”。本文强调改革的历史逻辑起点和体制变迁的内生性，是为着在理论上证明中国改革之所以具有独特路径，原因在于《论十大关系》和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在相当程度上提供了改革所需的重要理论资源。与此同时，由《论十大关系》和八大政治报告所确立的政治经济体制，虽然屡次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但在客观上为改革开放准备相应的历史条件（或初始条件）。当然，当中共十四大确立了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现实目标后，中国的制度变迁就已经超越了“体制困局”。
强调改革的内生性，并不意味着不重视改革的外生性约束。实际上，即使某些具体改革是由上而下启动的，相对于别国来说，它也是内生的。因此，改革的内生性和外生性只是相对概念。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分析改革的内生性和渐进性的“历史根据”。有必要强调，讨论改革的内生性并未忽略政府在中国转型过程中的独特历史地位。实际上，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它们都是中国内生性、渐进性改革中的博弈参与方，而且是极重要的参与方。
三、生产率竞赛与对“体制困局”的超越
只要制度变革一旦启动，就会内生出不同的利益主体。不同利益主体间的生产率竞赛将持续地引发不同类型组织和不同地区间的“制度博弈”。正是在一系列的压力和刺激下，开始了改革开放，改善社会生产关系与社会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经济体制。但“体制困局”和文化革命的政治经济遗产使得改革从一开始就处在“二元结构的政治经济体制”状态，这种状态使得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格局，如计划经济的高度集中与中央地方行政性分权并存，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并存，集体所有制与自留地经济并存，国家计划内的国营、集体企业与计划外的社队企业并存，成为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它们本身就具有“双轨”特征。随着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渐次放开，不同“体制轨”（注：“体制轨”的含义是指，依存于传统体制条件下的运行机制或依存于新的（如以价格信号配置资源的）体制下的经济运行机制。这个词只具有时间效用，因为只有转轨过程才存在着不同经济体制的运行机制并同时起作用。转轨过程完成后，体制轨的说法就无疾而终了。最明显的是计划轨和市场轨的“双轨运行”的例子。）间的经济组织和制度就会出现彼此间进行生产率竞赛的强烈趋势。生产率竞赛描述的是不同类型经济组织和经济体制间各自具有的竞争优势的相对程度。在理论上，也许属于某一类型的某个具体的经济组织比另一类型的某个具体的经济组织具有竞争优势，但前一类型的经济组织在总体上，在宏观效应上具有组织效率的比较优势，那么在理论上可以预测前一类型的经济组织将更具有“可模仿性”和“可普及性”。在理论上，一个社会的均衡的、和谐的经济体制结构必然是这种“可模仿性”和“可普及性”的效应趋近于零。
中国自1978年以来进行了一场持久、深刻的渐进式改革。改革使得以中央计划为特征的经济体制逐渐被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与始于90年代初的东欧和前苏联部分地区的激进式经济体制改革不同，中国渐进式经济改革具有明显的比较效率优势。前苏东地区在一段时期均出现了实际产出的急剧下降。相比之下，中国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产生了创纪录的经济增长。城市经济改革或者说国有企业是在承受着两种压力或刺激的“约束条件”下开始其改革历程的。简单说来，这两种压力源于“两种增长”。
第一种“改革压力”来自改革所导致的经济增长，这种增长使农业取得了比更高的经营效率。农村改革的结果是，1978年到1992年期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由133.54元增加到783.99元，扣除物价因素影响后年均增长率为8.86％，是1952年到1978年期间年均增长率（2.38％）的3.7倍。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由316元增加到1826元，扣除物价因素影响后的年均增长率为6.06％，是1957年到1978年期间年均增长率（0.58％）的10.4倍（注：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3》，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第280-281页。）。农民相对收入的提高，增加了城市职工对企业改革的急迫感和对改革后收入提高的预期。图3显示，1978-1986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年增长率高于城市居民的年增长率，期间1982-1985年农村人均收入与城市收入的增长速度相差越来越大，这表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效应”非常明显。此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相对于城市居民的比较优势逐步下降，最终在1986年被城市居民的相关指标所超越。这说明单一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创新效应”有其局限性，必须有其他的改革措施与之配套。另一方面，联产承包制激活了农产的寻利动机，其利润空间不仅依赖于合乎生产力结构的农地使用权方面的制度创新，还依赖于农业生产资料的成本价格和农产品市场的价格走势。
图3生产率竞赛：1978-1986年中国农村改革的效果及对城市改革的压力
说明：此图以1978年为始点（意即假设1980年的人均收入增长率为零）。图2显示，1994-1995年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高于城镇居民，其原因是1994年中国出现了相当程度的通货膨胀，消费品价格上升得较快，城镇居民所受到的影响远高于农村居民所受到的影响。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6》，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
不管怎样，1978-1986年的农村制度变迁使城市居民看到了改革所带来的实际利益，这对国营企业的传统体制产生了“改革”的压力（见图3）。
国营企业所承受的第二个改革压力来自非国有经济的快速成长（注：周其仁：“中国农村改革：国家与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一个经济制度变迁史的回顾”，《中国社会季刊》（香港），1995年第6期。陈剑波：“人民公社产权制度”，《经济研究》，1994年第7期。）。在1978年到1990年期间，第二产业主要由国家垄断经营，是典型的国有经济。非国有经济主要由农村集体所有制、个体所有制和私营企业构成，基本处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第一、第三产业主要集中在非工业部门，也就是非国有部门，第二产业主要集中在工业部门，也就是国有经济部门（注：这里主要指1990年前的情况。）。笔者选取1978年到1990年按可比价格（1978=100）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各13个样本和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各13个样本，以及这三个产业从业人员数量的各13个样本，分别计算非工业部门、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并加以比较，得出两条相对效率变化趋势曲线（见图4中的系列1和系列2）。结果表明，非国经济的效率明显优于国有经济的效率。
图41978-1990年第二产业和非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效率比较
资料来源：本表根据2001年、2002年《中国统计年鉴》（光盘版）有关数据整理绘制而成。具体计算方法如下：用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的和除以这两个产业的从业人数，得非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比上用同样方法计算得出的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即得非工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相对效率（注：笔者为了将变化趋势显示得更为清晰，对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和非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之比做了相应的数学处理，即“放大”了一百倍。）。图中显示的是笔者定义的“相对效率”的趋势图。系列1表示由可比价格（1978=100）计算得出的结果，系列2表示由当年价格计算得出的结果（注：蔡昉、林毅夫：《中国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第156页。蔡昉和林毅夫是从全要素生产率角度考察、比较国有和非国有经济组织间的相对比较优势的。）。
国营企业改革是在集体经济改革、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迅猛的压力和刺激下启动的。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企改革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向农村学习”和“向非国经济学习”。学习的结果是，“承包制”在1984年正式“登录”城市，1986年尝试股份制改革，1993年则要把国有企业改革成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企业制度（注：中共中央第十四届三中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3年11月。）。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个过程，可以理解为不同类型经济组织和不同地区间彼此进行“生产率（制度）竞赛”的过程（注：肖耿：《产权与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第435页。）。但是，这种制度竞赛过程恰恰又蕴涵或说明了不同经济制度、不同类型的经济组织在演进中的“互补性”。正是这种制度（生产率）竞赛使中国经济跳出了“体制困局”并使改革不可逆转。
四、结语
本文认为，以逻辑起点和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组织的生产率竞赛来解释的制度变迁是一个极好的分析框架，但必须有更多的经济史方面的证据来检验相关的理论。本文所构造的“体制困局”分析范式不是对历史上的制度选择作轻易否定，而是从历史角度剖析和评估这种选择对中国制度变迁轨迹的影响。本文的基本观点是，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及其战略选择留给我们丰富的经济方面的思想遗产和体制遗产，非常值得我们慎重对待和认真研究。此外，自1978年以来，许多政策的“GDP 偏好”代替了原来的“意识形态偏好”，这使转轨过程出现了许多值得关注的问题，比如“三农”问题，以及社会收入分配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并不仅仅关系到道德伦理方面的价值判断，它实际上是经济学问题的“内核”，这也正是我们未来必须努力正视的研究主题。
注释：（16）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2月27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卷），中央出版社，1996，第65-75页。毛泽东尽管要求各级干部不要越过历史阶段，而应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但他明确肯定用大约5、6年的时间完成小队和大队所有制向完全单一的公社所有制的过渡，而集体所有制最终又要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种政策本身就已经蕴涵了“体制困局”的若干因素，即尊重生产力发展与政治选择总是矛盾地统一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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