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架构」的松动解体与北京的对策

一、引言

    八十年代初，北京正式制定「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政策基调，并积极推动两岸经贸和民间互动，其后也逐步放宽对大陆的探亲、、投资等，两岸经贸关系因此而出现蓬勃的，影响所及，两岸过去数十年的和军事对抗似乎也在北京「和平统一」的口号下有转趋缓和之势。然而，进入九十年代，事实证明两岸的政治纷歧不仅并没有因两地的经贸汇合而缩窄，反而进一步扩大。最明显的发展是一九九五年六月台湾总统李登辉获准访美，被北京判断为台北分裂祖国踏出的重要一步，并响应以连串的「文攻武吓」行动，使台海出现二十多年来罕见的军事对抗危机。尽管有关危机因美国派出尼米兹号和独立号两组航空武舰群至台湾海峡附近进行「监控」而终于暂时消散，但迄今年七月台北提出「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定位两岸关系后，北京再次对台作出新一波「文攻武吓」行动以为还击，使得刚从九五／九六年台海危机走出来不久、渐次趋于和缓的两岸关系，又实时处于异常紧张对抗的僵局之中。有论者甚至认为，经过九五／九六年台海危机和「特殊两国论」的冲击之后，北京已越来越认定台北在分裂祖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故此已决心调整其对台政策，特别是从过去对「和平统一」的强调，转移至「以武防独」、甚至是「以武促统」的方向倾斜。

    究竟北京是否真的正在调整其对台政策呢？若然是，甚么原因促使其对台政策的调整？调整的方向为何？本文旨在尝试回答上述的一些问题。然而，要回答上述问题，我们也许应先对北京为何坚持两岸统一的立场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二、北京对统一台湾的三个考虑

    从两岸半个世纪的持续对峙中，较少人争论的一个共识是，北京对统一台湾的立场相当认真、相当执着，较多争议、也时有转变的，应只是其统一台湾的手段（策略）而已。究竟甚么原因使得北京对统一台湾有强烈的执着呢？答案离不开下面三个：

    （一）民族主义。这也是北京一贯强调的观点。其主要内涵是近代经历了世界列强侵凌的苦难，而台湾也是因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战败而丢失的，两岸四九年以后的持续分裂，很大程度上也受制于国际强权特别是美国因素，故此重建大一统的中国，包括推动香港、澳门的回归和两岸的统一，便成为民族复兴、民族自强的基本的前提与信念。这样的信念，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共产党历任领导人如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也同时深刻影响到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领导人如蒋介石父子。这正是八十年代末以前两岸之争主要集中于中国代表权之争而非两岸主权冲突／分割之争的根本原因。尤须注意的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受到新兴的市场的严重腐蚀而快速殁落，以大一统的光荣和民族的复兴为号召的中国民族主义，轻易地取代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中国民间的支配地位，成为中国共产党团结人民的重要手段，从而进一步加强了民族主义在北京对台政策上的影响。

    （二）政权稳定。大一统中国民族主义的认定虽一方面提供了中国领导人在后共产主义时代团结人民的重要手段，但另一方面也限制了他们调整对台政策的空间。如果大一统中国如中国领导人所宣传一样，是全体中国人民必须达成的民族神圣任务，任何中国领导人若然轻率地放弃统一台湾的目标，必然会受到人民的批评或政敌的攻击，其领导中国的合法性也会因此而受到动摇。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便不只一次说过，只要他坐在国家最高领导人位子上一天，就绝不容许国家分裂；别的人坐在这位子上，也是一样。

    （三）国家安全。这里所指的国家安全包含两方面，一是台湾独立对中国维系国家疆土完整的冲击，另一是台湾对中国地缘政治经济的重要性。首先，众所周知，中国西北及西南部均存有不同程度的少数民族民族主义运动问题，对中国维持对这些地区的领土主权的宣称一直构成威胁。从北京领导人的角度看，如果中国容许台湾独立，势必削弱其对这些少数民族地区拥有主权的理据，甚至对这些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运动，产生正面的示范和刺激作用。其次，就地理位置而言，台湾扼中国东南门户之要冲，对中国有异常重要的战略重要性，这正是过去数百年来列强环视争夺台湾的主要原因。在利益争斗仍然支配国际关系发展的大环境下，纵使中国领导人能摆脱民族主义情感和政权稳定因素的影响，考虑到台湾的现实战略重要性，相信在现阶段亦极难从容让台湾迈向独立，因为从消极的角度看，独立后的台湾或与中国为敌，或落入列强（如美日）控制之中，中国东南部的安全便会受到极大的威胁。再者，从积极的态度出发，随着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下综合国力的持续上升，中国领导人的大国意识越来越强，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也相应展现出更积极的雄图规划，这益加强了其统一台湾的自信。与此同时，台湾既扼中国东南门户的要冲，也是中国朝向亚太地区发展的重要枢纽，就地缘经济的角度而言，中国欲将之纳入其控制之下，自乃合乎中国国家利益的顺理成章之事。正是出于同样的国家利益逻辑，中国对蕴藏丰富海洋资源和石油资源的南沙群岛、钓鱼台群岛，也一贯坚持拥有主权，绝不放弃。对这些主权地位相对模糊的荒岛中国尚且采取如此坚定的立场，对地位相对明确的台湾（国际社会对「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并没有太多的质疑），便更难期望中国随便有所松动了。

    上述三方原因究竟哪一个在北京坚持统一台湾的立场上发挥较重要的影响并不容易也未必能够分判清楚，而且当中也存在着时移势易的变量，但我们大抵还是可以这样说，这三方原因的并合互动，使得北京领导人认定，尽管和平统一台湾任务艰巨，但让台湾和平分裂更势难接受，而在后者的思维限定下，当他们感到和平统一的政策无以为继时，武力便可能成为无法回避的考虑手段了。这是探讨北京对台政策的可能转变时必须注意的。 　
 三、维系台海相对和平的架构：「一九七二架构」

    当然，北京有统一的强烈意愿并不等于它有统一台湾的能力，而众所周知，自一九五零年中之后，台湾便在美国的军事保护之下，甚至在一九七八年底美台断交之后，美国随即制定《台湾关系法》，对台湾的安全作出某种形式的承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中美台三方均不满意、但都暂时可以接受的维系台海相对和平的架构在一九七二年开始出现，并于一九七九年大致构筑完成，而构筑的基础就是一九七二年二月和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美两国先后共同发表的《上海公报》和《中美建交公报》，以及一九七九年四月美国国会通过的《台湾关系法》。我们姑且称这和平架构为「一九七二架构」。扼要而言，架起「一九七二架构」的支柱有二：

    （一）美国认识到在海峡两边的所有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上海公报》、《中美建交公报》）。

    （二）美国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上海公报》）；美国之政策为：….（3）明白表示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完全是基于台湾的未来将以和平方式决定之；（4）任何试图以和平手段以外之方式，包括抵制或禁运，决定台湾之未来，将被认为乃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与安全之一项威胁，为美国所严重关切；（5）提供台湾防御性武器；（6）维持美国之能力以抵抗任何可能危及台湾人民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之武力行使或其它形式之强制行动（《台湾关系法》）。

    对中国领导人而言，上述架构最令他们不满意的地方毫无疑问地是其第二根支柱，即美国坚持了两岸和平解决彼此纷争的期望和对台湾安全的承诺，这使得美国保留了一旦中国选择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时它可以介入的理据和空间。但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还是默认了（或起码没有严重挑战到）有关的架构，主要原因应包括：

    （一）美国已认同一个中国，并在《中华建交公报》中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两岸的外交战上北京认为已赢得最重要的胜利，并有信心在未来逐步迫使美国完全放弃对台的安全承诺。

    （二）台北当时也认同一个中国，并在国际社会继续坚持与北京「汉贼不两立」的立场，纾缓了北京对台北寻求两岸永久分裂的忧虑。

    （三）在两岸中国代表权之争上，北京有信心完全压服台湾。也就是说，北京认为时间对它有利，故此可让台湾问题的解决再拖一些时日。

    （四）中国需要美国抗衡苏联之心绝不亚于美国之需要中国，中国愿意为此妥协，暂时接纳美国对两岸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彼此纷争的坚持。

    值得注意的是，在默认「一九七二架构」的同时，北京从没有向美国承诺放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而当它在八十年代初制定「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政策基调之后，更清楚规定出其对台动武的两个前提：台湾独立和外国势力干预台海事务。明显地，北京默认「一九七二架构」的基础是美国和台湾对「一个中国」的认同，如果这基础受到破坏，这架构也就不复存在了，而到时北京便必须以其设定的方式?包括武力?解决台湾问题。这可以说是北京维持和保障「一九七二架构」有效地继续运作的关键。换言之，对北京而言，「武吓」一直是「一九七二架构」的内置机制，尽管美国未必不认同。

    对当时在台湾的中华民国而言，它固然不可能也不愿意公开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全中国的说法，但它还是认同「一个中国」?尽管它所坚持的「一个中国」指的是中华民国。再者，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崛起于国际社会的现实（一九七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取代了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地位）和美国的转向，它对上述架构已无太多讨价还价的能力，美国能在承认北京政府的同时坚持中国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并对台湾的安全继续作出承诺，已是不幸中之大幸。

    至于美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大相对于中华民国之小的极端不对称性，再加上中国对美国抗衡苏联的战略重要性，承认并维持与中国的正常关系，绝对符合美国利益。只是美国在台湾也有相当的经济以至战略利益，美国并不愿意仅为了顾及中国的重要性而将台湾拱手送给中国，故此坚持北京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便成为美国必须向北京设定的、平衡台海利益的重要杠杆。

    七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初约二十年间台海能够维持相对和平的关系，大体上便是「一九七二架构」发挥了稳定作用有以致之，而关键则是一方面美台双方均没有对此架构的「一个中国」支柱作出严重挑战，另一方面中国也没有试图单方面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四、「一九七二架构」的松动瓦解

    然而，必须指出，「一九七二架构」只是一个由中美台三方暂时妥协而产生的过渡性架构，它并没有替两岸如何解决彼此之间的纷争提供任何终极的答案或安排。换言之，只要两岸任何一方不再愿意继续彼此之间矛盾不明的关系而思以突破时，这过渡性架构便实时面临松动解体的命运。另一方面，所谓九十年代初以前中美台三方均没有对「一九七二架构」作出严重的挑战也只是一相对的、粗略的说法，而实质是在这期间，两岸关系和国际形势均出现了深刻的变化，使得七十年代建立的「一九七二架构」，越到后来越难支撑下去。这些变化包括：

    （一）在一九七九年北京推行开放改革政策和一九八七年台北宣布解严并陆续向中国大陆开放探亲、和投资之后，两岸开始从过去的经济隔绝走向蓬勃互动，经贸和民间往来不断加快、加深。如上所说，在八十年代初，北京更制定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政策方针，力图以北京为中央、台湾为地方的统一模式为蓝本，配以经济吸纳台湾的政策，推动两岸迈向统一。两岸经贸的快速成长一方面为台湾经济带来了新的机会，但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华民国代表全中国的意识形态迷思不攻自破；更为重要的是，在北京坚持「一国两制」的统一模式配以经济吸纳台湾的策略指导下，「一九七二架构」未有解决的两岸关系定位问题，实时受到压力而出现变动。这些发展，均迫使台湾极思寻求一个与中国有清晰区隔的政治定位，以为安全的屏障。

    （二）与此同时，八十年代中开始，台湾速迅迈向民主化。这转变使台湾的政治出现数方重大的变化，两岸关系也因而加速复杂化：（1）中华民国中央政权渐次完成在台湾的全面普选，如果国家的主权乃来自人民，全面普选后的中华民国主权势必正式退缩至中华民国在台湾。（2）随着民主政治的开展，对台湾前途的讨论不再成为政治禁忌，结果是不仅强调台湾政治自主性的人数迅速上升，公开追求台湾独立的民进党也持续在中央级的选举中取得约三份之一的台湾民众的支持。（ 3）在国家基础转变、政党政治和民意的多重压力下，加上上面第一点所论及的压力，执政国民党开始放弃与北京的中国代表权之争，改而追求两岸关系上的双互承认和国际社会上的平衡代表。

    （三）中国大陆在八十年代以后的经济崛起，带来了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上升，两岸实力的不对称性不断扩大，北京利用这机会加速其对台湾的外交围堵，使得台北与北京的中国代表权之争更显得没有出路，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台北对台湾政治自主性的寻求。

    （四）八十年代末苏东共产主义的崩溃和八九年中国大陆爆发的天安门惨剧，不仅使中国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大幅消减，而且更使中国的威权政治本质暴露无遗，相形之下，台湾新兴的民主政治和日趋成熟的市场经济便越见可忧。影响所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开始调整对华政策，台湾的地位重新得到更多的重视，而台湾也视此为突破北京国际封杀的契机。

    上述的变化对「一九七二架构」构成强大的冲击。首先，中国的经济崛起强化了其以「一国两制」模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对台湾形成巨大的政治压力。另一方面，台湾的民主政治建构渐次完成，经济也持续发展，政治自主意识快速升高，对来自北京的压力的响应并不是向北京设定的「一国两制」屈服，而是寻求与北京对等的自主性政治地位。然而，有关的寻求并没有得到北京的认同，北京反而认为此乃台北对「一九七二架构」的首要支柱?「一个中国」原则?的挑战与否定，从而引发了两岸「统」与「独」的恶性政治竞争，北京甚至按照其设定的「修复机制」对台诉诸「武吓」行动，直接冲击到「一九七二架构」的另一根支柱：台湾问题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而由于美国在「一九七二架构」中曾作出对台安全承诺，使得由北京「武吓」挑动的两岸可能军事冲突，随时可能因美国的介入而演变为中美军事冲突，整个「一九七二架构」也因此而面临全面松动解体的危机。 　
五、北京对「一九七二架构」松动解体的响应

    现在要思考的是，武力是否已成为北京响应「一九七二架构」松动解体的主导原则？更确切的问，北京究竟采取甚么样的一种策略响应「一九七二架构」的松动解体？目标又是甚么？

    显而易见，「一九七二架构」的松动解体起因于北京将台北九十年代初以来连串的外交和大陆政策变动判定为对「一个」原则的否定，并采取其认定的「修复机制」?「武吓」?迫使台北回到「一个中国」原则的方向去。就这一点而言，「武吓」应只是北京试图修复「一九七二架构」的手段，未必代表它已正式从「和平统一」转向「以武促统」。

    事实上，一九九五／九六年台海危机的爆发，也是北京「武吓」而出现的，当时北京大体认定李登辉访美是台北寻求「和平分裂」的表面化和美国刻意包容（国际干预）的结果，故此以「武吓」的方式警告美国和迫使台湾从「和平分裂」回到「和平统一」的方向。但值得注意的是，当一九九五／九六年台海危机消散之后，北京对台政策明显还是以「和平统一」为主要基调，一方面以大国外交方式力图重构和巩固中美关系，藉中美关系的重构和巩固堵塞台北寻求自主性的国际空间；另一方面继续就两岸「三通」和政治谈判向台北施压，迫使台北与其就统一问题进行谈判。显然地，「武吓」是北京认为当其「一个中国」原则受到挑战后必须发出的严重警告，但「武吓」过后，特别北京认为「武吓」收效后，它似乎还是偏向以和平途径解决两岸的政治纷争。这样的政策思维，在台北推出「特殊两国论」定位两岸关系后，也未见有重大改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周年国庆典礼上，江泽民在对台政策上所强调的，还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问题是，所谓台湾方面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挑战或否定，毕竟只是北京单方面的主观判断或诠释，而「武吓」与真正的军事攻台很多时候也只是一线之差。故此我们必须进一步问，甚么样的「一个中国」原则底线才是北京认为不可逾越的底线，而一经逾越，将会导致北京从「武吓」跃向军事攻台？

    若以前述北京对统一台湾的三个考虑作思考基础，目前而言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底线应还是止于台北公开宣布完全分离于中国大陆的独立，并取得国际强权如美日的支持。今年九月江泽民与克林顿在新西兰会晤时，对此底线也有重申，未见变化。就这一角度看，台北早前提出的「特殊两国论」，充其量只离北京的底线不远，未必已逾越北京的底线，故此北京才会作出连番的「武吓」行动以为警告。但既然是「武吓」而不是直接军事攻台或表示将会军事攻台，也就说明台北的「特殊两国论」与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底线尚有距离，尽管有关的距离可能相当小。事实上，在「特殊两国论」发表后约一个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便曾作出了如下评论：大陆观察到台湾没有因应「两国论」而修宪，也没有修法，而李登辉的言论并没有依据，「两国论」是一个「废案」，迟早要束之高阁。若然我们不认为这是北京面对台北的「特殊两国论」无计可施下自设的下台之阶，钱氏有关的评论应多少透露出北京在「两国论」乃致在「一个中国」原则问题上的底线。

    如果说北京现阶段的「武吓」行动，其着重点仍在于「防独」而多于「促统」，是基于它认为「一九七二架构」的「一个中国」原则支柱受到台北的挑战后的响应，那么它的目的应该最少有三：

    （一）阻止台北进一步单方面寻求完全脱离于中国大陆的客观（法理的）国家地位。

    （二）迫使台北就两岸的政治分歧早日进行政治谈判。

    （三）利用两岸的可能军事冲突迫使美国及其它世界强权不要支持乃至反对台湾任何关于寻求客观国家地位的行动。

    对于上述的目的，北京的「武吓」行动可以有如下三种可能结果：

    （一）台北如北京的预期，在「武吓」下先放弃或暂缓客观国家地位的追求，与北京进行政治谈判或对话，以缓和两岸关系的紧张。

    （二）台北不理会北京的「武吓」，继续追求其客观国家地位，但不获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支持。

    （三）台北不理会北京的「武吓」，继续追求其客观国家地位，并获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支持。

    以目前的形势看，第一种可能性发生的机会较大，但若从较长远的时程看，第二种可能性发生的机会也不小，尤其是在两岸关系重新取得一段时间的和缓之后，因为台湾的新兴政治现实及自主意识已使得它很难接受以模糊未定的身份与北京进行政治谈判，但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为了避免直接挑战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对台湾追求客观国家地位行动应不公开支持。

    如果不久的将来真的出现上述第二种情况，北京会否果决地采取武力攻台以为反制呢？迄今为止，北京的态度仍然相当模糊：它只不断重申，其采取对台动武的前提是台独或外国干预。但台湾以中华民国名义追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殊的国与国关系」，是否等同台独呢？同样模糊的是美国对北京若然采取军事攻台时的可能反应：美国只表示北京任何对台的军事行动均会在美国产生严重后果。这严重后果是否包括美国军事协防台湾？

    上述中美两国在对台动武问题上的模糊立场正是「一九七二架构」面临解体之际最危险也最不能确定的地方：当「武吓」无法迫使台湾放弃客观国家地位的寻求之后，北京会否在民族主义、政权稳定和国家安全的三方考虑下，判定已无路可退而不避美国的可能军事介入选择直接军事攻台之途？

    六、结语

    「一九七二架构」的松动解体催生出台海一场围绕于「统」与「独」的政治豪赌：台北极欲跳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先争取到台湾的客观国家地位，然后才与北京谈判未来两岸关系的终极安排；北京则认定这是台独的追求而以「武吓」的方式迫使台湾重回「一九七二架构」中去。北京的「武吓」又同时使对台海安全有所承诺的美国面对被迫卷进两岸可能出现的军事冲突之中。

    说这是一场政治豪赌，因为我们无法准确预知台北的客观国家地位追求会否被北京的「武吓」吓倒而在北京所诠释的「一个中国」底线前停下来；我们也无法清楚掌握北京的「一个中国」底线为何；我们更无法肯定若然北京的「武吓」无法迫使台北就范时会否断然对台采取直接军事行动；若然会，美国又是否会介入；而若然美国介入，介入的形式为何。

    从任何角度看，这样的一场豪赌牵涉的风险极高，而一旦博奕失败已酿成台海战争，各方所可能付出的代价更是无法想象。「因此，在处理北京与台北关系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在战略思考上避开武力解决。」

    要在战略思考上避开武力解决两岸关系问题，两岸双方也许必须正视彼此的需要，并在二者之间寻求交集和妥协。一方面，对于北京来说，它必须明白和尊重到在新兴民主政治现实下台北对一个客观的自主性政治地位的强烈渴望，并寻求某种制度形式予以包容；另一方面，对于台北来说，它必须理解和体谅到北京维系「一个中国」的多重考虑，同时争取某种联合的方式以安其心、息其疑。无论如何，「一九七二架构」确实已无法处理新浮现的两岸现实和国际现实。但各走极端、互不相让也不太可能导出新的和平架构。说到底，任何和平架构均预设了各方的沟通和妥协。

注 释

    对于有关的论论，可参看《亚洲周刊》，1999年8月16日，页28-37。

    Shulong Chu, "National Unity,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ation," The China Journal, No. 36 (July 1996), pp. 98-102.

    见〈江泽民与沉君山的三次谈话〉，《九十年代》，1996年8月总319期，页 106。

    Andrew J. Nathan, "China's Goals in the Taiwan Strait," The China Journal, No. 36 (July 1996), pp. 87-93.

    中美一九八二年共同发表的联合公报，便反映出北京在这方面的努力，并取得美国某个程度的让步。在联合公报中，美国政府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

    James Mann, Abo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rom Nixon to Clint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9, pp. 47-48.

    Timothy Ka-ying Wong, "The Impact of State Development on Cross- Strait Relations," Asian Perspective, Vol. 21, No. 1 (1997), pp. 171-212.

    辛旗，〈两岸关系僵局之下的理性思考〉，《联合报》，1995年7月25、26日。

    对于北京的「武吓」，美国也明显感到事态严重，故此才有九七年和九八年两次中美峰会出现，中美两国并因此达成了朝向「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方向。对北京而言，这多少是「武吓」的重要成就之一。

    《文汇报》，1999年10月2日。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2, 1999.

    《时报》，1999年8月17日。

    事实上，在「特殊两国论」推出后，美国不仅公开表示有关言论对中美关系造成困扰，而且其后更对台湾企图加入联合国案，首次打破不不介入、不发言的惯例，直言反对台湾加入，并重申「一个中国」原则；而英、法、俄等强国也作出相类似的反应。见《中国时报》，1999年9月17日。

    同注11。

    见黄介正，〈台湾对于两岸军力对比及其挑战的看法〉，载李洁明、唐思合编，张同莹、马励、张定绮合译：《台湾有没有明天？?台海危机中美台关系揭密》，台北：先觉，1999，页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