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评估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8-10
崛起环境的评估方法
冷战结束后，中国崛起的势头十分明显，国人日益感到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于是认为中国崛起的国臼环境不错。这种感受是历史性的纵向比较结果，应该说是符合事实的。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确实没有面临过这样好的国际环境。然而这种感受也使许多人误认为冷战后的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崛起最有利，只有中国是最有崛起希望的国家。对于一国面临的国臼环境的评估有两种，即纵向和横向两种评估。纵向评估是比较不同历史时期的两个崛起大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或对一国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国际环境进行比较。横向评估则是对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在同一历史时期面临的国臼环境进行比较。横向评估需要设定一个客观标准，然后用这一标准评估靖个国家的国际环境。两种评估都有其政策作用，但对于认识当前中国崛起的国臼环境来讲，横向评估结果有更大的政策价值。
评估的标志
一国崛起的环境包括了安全、政治和三个方面，因此对崛起环境的评估应是综合性的。崛起环境的每个方面包括诸多因素，如果事无巨细地把所有的因素都作为评估的标拙，其评估结果是不得要领的。为了突出崛起环境的本质，笔者认为应选择崛起环境三个方面的最本质的内容进行比较，也就是卷入战争或军事冲突的风险、世界主要国家接受该国崛起的程度和海外经济利益的扩大速度三者。>/P>
崛起国的安全环境是否有利，主要是看其卷入战争或军事冲突风险的大小。处于崛起阶段的国家已有了相当的实力，有可能已经摆脱了外部军事入侵的威胁，但是该国卷入战争和军事冲突的风险并不一定下降。例如，由于崛起国已经挤入地区强国的行列，所以世界战争如果爆发它难以逃避卷入战争；或是因为同盟关系，卷入他国间的战争；或是因为边界争端，与临国发生军事冲突；甚至为了经济利益与他国刀兵相钧的可能性都存在。走向崛起的新兴大国能否避免卷入战争或军事冲突将直接影响到该国崛起的进程。如果崛起国不断地卷入战争或军事冲突，该国就会不断地消耗刚刚积蓄起来的实力，延长实力积累的时间过程，甚至很有可能因战争过多消耗国力破坏了崛起的基础，失去崛起的历史机会。因此，卷入战争或军事冲突的风险大小基本上可以反映一国崛起的安全环境是否有利。卷入战争和军事冲突的风险越小，崛起的安全环境就越有利，反之就越不利。
崛起的国际政治环境有利与否则取决于其他强国对一国崛起的态度如何。崛起的新兴大国综合国力提高速度快于其他强国，这极容易引起其他强国特别是霸主国家的警觉。如果崛起国能与多数世界强国维持友好的关系，那么其崛起的政治环境就是有利的，否则是不利的。因为，如果较多世界强国共同遏制新兴大国的崛起，新兴大国的崛起目标就有可能被遏杀。即使不被遏杀，也会给新兴大国的崛起带来极大的困难和障碍。世界大国如何对待新兴大国的崛起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决定的。由于各国的利益不同，与崛起国的关系不同，因此他们对新兴大国崛起的态度也不同。有的国家支持崛起国的强大，有的国疽反对崛起国的强大，把支持和反对的态度综合起来就是一国崛起所面临的政治环境，也就是说一国崛起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国际社会的接受。>/P>
崛起的国际经济环境是否有利，主要是指国际环境是否有助于崛起国较快地扩大自己的海外经济利益。一国海外经济利益是多方面的，如扩大出口、引进炯术、吸引投资、获取原料基地、扩大海外投资等等。在诸多海外利益中，最基本的海外经济利益是扩大对外出口市场，其他一些海外利益也直接或句接地转换成为出口利益，因此参与国际经济的终极目标对新兴大国来讲就是寻求海外出口市场。［3］扩大出口的外部条件是否有利表现为出口增长的速度，出口增长得越快表明其国际经济环境越有利，反之为不利。
仅仅将新兴大国卷入战争和军事冲突的风险、世界强国对其崛起的接受程度和其海外经济利益的扩展速度分别选作崛起国国臼环境在安全、政治和经济三个方面的主要标志，还是难以比较不同国家的崛起环境，因为这三个标志还无法直接用量的形式加以表现。为了进行较为拙确的比较，有必要对这三个标志进行量化处理。为此，可以将卷入战争和军事冲突的风险转换成不卷入战争和军事冲突的时间预期，将世界强国对新兴大国崛起的接受程度转化成为与多少世界主要国疽战略利益一致，将扩大海外经济利益的速度转化为对国臼市场占有率的增长速度。
崛起环境评估的量化标志选择
崛起的国际环境
不卷入战争和军事冲突的时间预期有两个方面，敬对世界大战爆发的时间预期和对一国卷入局部军事冲突的时间预期。其中任何一种时句预期缩短都意味着该国卷入战争和军事冲突的风险增加了。由于世界战争爆发后，崛起国很难不卷入其中，所以应以不发生世界战争的时间预期为上限，以不卷入局部军事冲突的时间预期为下限。>/P>
与世界主要国家利益一致与否有两个方面，一是与世界最强国的利益是否一致，二是与世界其他主要国疽的利益是否一致。世界最强国利益的一致性对崛起国的环境影响最大，如果两国的利益是对立的，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世界最强国联合一切可能的力量对崛起国进行遏制。二战后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政策和冷战后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世界最强国维护自己霸主地位的意识很强，对新兴大国崛起可能构成对其主导地位的挑战也很敏感，更为重要的是它具有遏制新兴大国崛起的最大力量。因此与霸主国家的战略利益一致与否，直接影响一国崛起的国臼接受质量。二是与霸主之外其他世界主要国家的利益一致与否影响一国崛起的国臼接受程度。在与世界霸主国家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下，如果能与世界主要国疽中的多数国家利益一致，则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国臼接受程度，并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才能带来质的变化。因此，我们以与世界最强国的战略利益的一致性为最根本因素，来评估一国崛起的国际接受程度的高低。>/P>
只看出口增长速度还不能反映一国的外部环境是否有利于崛起。崛起是指新兴大国实力与其他强国的差距迅速缩小，或超过其他强国。如果一国出口绝对额增加，而其国臼市场占有率不增居的话，这反映了两种可能。一是这个国家出口总量站世界贸易总量的比重很小，其出口增长的绝对量相对大国来讲是微不足道的。这意味着该国还不具备崛起的经济实力，不是一个新兴的大国。二是在一国出口速度增居的同时，其他国家的出口也迅速增居，甚至增长的速度比该国还大。该国出口的迅速增长并不能缩小它与其他世界强国的差距，也就是说其相对海外利益并没有扩大。各国对国际市场站有率的总合是100％，所以一国国际市场站有率的增长就意味着某些其他国家占有率的必然下降。因此，只有崛起国的国臼市场占有率增加了，才有可能缩小与其他世界强国的差距，或是超过其他世界强国。国际市场站有率增加越多则说明其海外利益扩展得越快，也说明国臼经济环境越有利，如果停滞不前或减少则表明其国际经济环境不利或恶化。
综合评估的方法
依据不卷入战争和军事冲突预期时间的长短，与世界主要强国的利益一致性的大小，景国际市场站有率增加的多少，我们就可以从三个维度上对一国崛起环境是否有利作出评估。
从图中可以看到，在O点和D点的区句里，越接近D点一国的崛起环境就越有利，反之越接近O点则崛起的环境越不利。以线段OD的中点E为临界点，就可以对一国崛起环境的利弊作出质的评估，线段OE的区间为不利，线段ED的区句为有利。然而线段OE和ED上还有无数个点，也就是说在有利和不利两个范畴里还有度上的区别。政治学的评估不可能将这种度划分得十分精确，但如果没有度的评估则使评估停留在非常粗浅的水平上。为了兼顾质和量上两方面的评估，同时增强评估的精度，可将崛起环境的利弊状况分为四个等级——很有利、较有利、较不利和很不利。
从图—2中还可以看到，线段OD上的点是由线段OA、OB和OC上的点所决定的。因此对不卷入战争和军事冲突的预期、与世界强国利益的一致性和国际市场站有率增加速度的三个维度也需作出四个等径的区分。
目前人类对战争和军事冲突爆发的预测能力有限。1945年至1995年的半个世纪里，美国、、俄国和前苏联不卷入军事战争和军事冲突的间隔时间都在10年以下。以此为据，一国可预见不卷入战争和军事冲突的年限在10年以上，就可以认为风险很小了。以此类推，不卷入战争和军事冲突的预期在5年以上10年以下，风险可视为较小；在5年以下，风险性则为较大；正卷入在战争或军事冲突之中，当然是最不利的安全环境。
冷战后的大国战略利益一致性的等级标准就是美国、中国、日本、俄国及德国五强之间的战略利益的一致性。冷战后，可定义为崛起国的是除美国之外的中、日、德、俄四强。美国是唯一的超径大国，美国既有遏制他国崛起的最大实力，也有维护其世界主稻地位的战略需求。因此，任何一强与美国在战略利益上的一致与否将严重影响国际社会接受其崛起的程度。如果其中一强与美国景另外一强的利益基本一致，就形成三比二的绝对政治优势，可认为该国的国际接受程度很高了；与美国战略利益对立，但与其他三强利益基本一致，形成四强对一超的局势，从政治角度上看，该国崛起被接受的程度也算较高了；与美国和其他一强的战略利益对立，则国际接受程度为较低；而若与美国景其他两强利益对立，则形成严重不利的政治局面，国际接受程度则为很低。>/P>
一国出口的国际市场站有率年增加0.3％，就意味着该国占有率在30年里可多获得9％的世界市场。1995年站有世界出口市场9％以上的国家只有美国和德国，［4］因此可以认为每年增居0.3％的国际出口市场份额是很多了，其海外利益的扩展也算很快了。如果增居0.1％，则需要90年才能多占有9％的世界市场，所以在0.1—0.3％之句为较多。然而每年增加不足0.1％份额，这对崛起的国疽来讲，其海外利益扩展得就是较慢了。如果一国不能保持其原有的国际市场分额，出现下降现象，那么其国臼经济环境必然是很不利于崛起的。
对上面三个指标的四个等级可分别以1、2、3、4为它们的指数，这样尽管三个指标四个等极的方法会产生64种不同的排列组合，但三种指标的任何等极指数相加后求得的平均值都在1至4句。将某崛起国的三项指标的指数相加，然后求得一个平均值，这样就可以相对精确地评估一国的崛起环境了。
表１ 崛起环境的等级和指数
单项指标等级指数
指标 4 3 2 1 单位
卷入战争Y
的时间预期>/FONT>
>10 >0
=<10
>0
=<5
0 年
与强国战略S
利益的一致性
与美国及
一强一致
与美国及
三强一致
与美国及
一强对立
与美国及
两强对立
国
市场占有率P>/CENTER>
增加份额>/FONT>
>0.3 >0.1
=<0.3
>0
=<0.1
=<0 %
等 级
崛起的国际环境 很有利 较有利 较不利 很不利
平均指数I 4 3.25 2.5 1.75
3.75 3.5 3 2.75 2.25 2 1.5 1.25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如表—1所示，崛起环境的平均指数I最低为1，最高为4。以2.5为临界点区分崛起环境的质是有利还是不利，高于2.5表明是有利于崛起的，低于2.5则为不利于崛起的。平均指数从度上看3.25以上为很有利，2.5至3.25之间为较有利；1.75至2.5之句为较不利，1.75以下为很不利。根据具体的综合平均指数每0.25为一个档次，可将崛起环境的每个等极分为上、中、下三个档次，这就使崛起环境在度的评估上更加细致。>/P>
根据上面评估崛起环境的方法和标准，整个评估过程分为四个步聚。
（1）将一国的Y、S、P情况分别按表—1的单项指标对号入座。
（2）从表一1中找到Y、S、P相应的指数。
（3）将Y、S、P相应的指数相加并求出平均值E。
（4）将所得平均值按表—1的平均指数找到相应的崛起环境等级。
假设：某崛起国不卷入战争的预期时间Y为10年以上，其战略利益S与美国对立但与其他三强基本一致，国际市场站有率的增加份额P为0.15％；那么该国相应的Y、S和P的指数分别为4、3和3；酒算后的平均指数I约为3.33；依据表—1中崛起环境的等级，该国崛起环境的最终评估是很有利的下档。
以这种方法对某国在一个既定时期内每年的崛起环境都评估一下，就能得出该国在这一时期内崛起环境变化的曲线，分析这一曲线可以得到对该国崛起环境未来趋向的启示。如果根据对崛起国未来一个既定时句内每年的三项指标的预测进行评估的话，就可以得到该国在这一既定时期内崛起环境的变化曲线，这也有助于了解崛起环境变化的基本趋向。
中国崛起环境的评估
1995年中国的环境
首先从中国安全环境入手。1991年苏联正式解体，使中国面临的直接军事入侵威胁消失了，因此可以认为冷战后中国的安全环境是1949年以来的最好的环境。当然这种最好的环境是相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经历了几十年而言。1983年时，中国预期至少有10年的时间可以避免卷入世界战争。邓小平讲：“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过分了。我看至少10年打不起来。”
［5］冷战后，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进一步下降。到了1995年，中国认为有更长的时间可以免于世界大战的威胁，至少是15年。国务院总理李鹏1995年认为：“从整个世界形势来看，和平与发展仍是未来15年乃至下一个世就的主题。尽管地区冲突、局部战争、民族矛盾时有发生，但国际局势总体上说趋于缓和。经过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争取一个相对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是可以做到的。”［6］?冷战后，中国卷入世界大战的危险下降了，中国卷入地区冲突的危险性也有所好转。1979年中越自卫反击战之后，中国卷入地区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明显下降，只有1988年1至3月与越南发生过炮战和小规模海战。［7］这次军事冲突与1979年相隔了9年，也是中国自1949年以来所卷入的军事冲突相隔时间最长的一次。自1988年至今已有8年，所以在90年代中国很有可能实现两场军事冲突间隔10年的历史性突破。但是由于1995年美国调整对台政策，配合领稻人李登辉搞变相独立，使台湾海峡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明显增长。［8］台湾问题有可能在5年之内不会把中国拖进军事冲突，但10的时间就难预测了。因此1995年中国不卷入地区军事冲突的预期应是多于5年少于10年，也就是说风险较小。
其次，对中国崛起的国际接受程度需要评估。1989年中美两国政治关系恶化后，双方先是在人权问题上摩擦不断，很快就发展到贸易问题上。到了1992年美国决定对台出售F—16战斗机后，双方在武器扩散问题上的矛盾加剧。1994年9月美国提高了与台湾关系的官方性质，允许美国和台湾内阁官员可以在白宫外的政府机构会面，并允许台湾在美国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升格为“台北驻美经济文化代表处”。［9］这使中美矛盾中的台湾问题突显。1995年美国宁可中美关系恶化仍决定允许台湾最高领导人访问美国，结果是中国撤回了驻美国大使4个多月，双方关系严重恶化。1995年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使得中美利益的对立达到了1970年以来的最严重程度，这些利益对立已经具有战略对立的味道。
冷战后与日本、俄国、及德国的利益关系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与日本的关系明显不如8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强大日益担心，所以对华政策变得越来越强硬。到了1995年5月，日本竟然以中国核试验为借口，以减少对华贷款的方式对中国实行制裁。［10］而后到1996年与美国发表《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把中国作为主要军事防御对象。虽然1995年中国利益有相当的一致性，但在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方面双方不一致性已经变得突出起来。
冷战后， 中俄利益的一致性发展得较快，尤其是在战略利益方面一致性明显增长。1992年达成《中俄关于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和《中俄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侍獾牧陆獗竿?肌贰?994年的《中俄联合声明》决定“互不将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和互不使用武力”，［11］1995年《中俄联合公报》表示双方要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谈判，并认为“两国在国际形势的主要问题上立场吻合或相近”。［12］1996年的《中俄联合声明》中双方表示“决心发展平等信任的，而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3］1995年中俄在战略方面的利益一致性是较大的。
冷战后，中国与德国的关系发展没有与俄国的关系迅速，但两国利益一致性在不断增长。到1994年德国已成为中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国和欧洲在中国最大的投资者。［14］1995年科尔总理访华时，双方签署了关于增设总领事馆和财政合作两项协定以及有关信贷和经济技术合作的8项文峻，涉及总金额31亿美元。［15］科尔表示，“德中之间不存在影响关系发展障碍，两国有一切理由使关系更居密切。”［16］1995年中德政治关系虽不是很紧密，但两国之间没有战略利益冲突。
从1995年中国与美国、日本、俄国和德国利益一致性的情况看，国际社会接受中国崛起的程度属于较低。
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起，中国商品出口总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不断增长。在80年代中国站世界出口市场的比重增加了0?8个百分点，从1980年的0?9％增长到1989年的1?7％，年均增长约为0?09％。［17］冷战结束后，增长速度明显居快，从1990年的1?8％增长至1995年的3％，年均增长速度为2?4％；其中1994年增加了0?4个百分点，1995年只增居了0?1个百分点。［18］虽然冷战后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扩展的比较快，但1995年的速度是慢的。
根据上面的统计和分析，我们得到1995年中国的Y、S、P分别是5—10年、与美、日对立和0?1％，他们相应的指数分别为3、2、2，酒算出的平均指数I约为2?33，因此最后的评估是1995年中国崛起环境是较不利的上等情况，而且很接近环境性质的变化的临界点。
这个评估结果与我们的实际感性认识是很接近的，1995年外交上的困难使中国人明显感到1989年后国臼环境不断改善的势头停顿了，出现了新的反复。钱其琛外长中国1995年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时说：“在国臼关系中，坚持‘冷战司维’，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倾向有所发展，使国家关系出现不同程度的紧张，增居了动荡和不稳定的因素。”［19］如果中国崛起的环境长期维持在1995年的水平，这种环境是不利于中国的崛起的。
1995年德、日、俄的环境
在对中国1995年崛起环境进行了基本评估后，还可以通过对1995年日本、德国和俄国的崛起环境进行粗线条的测定，来检验对中国崛起环境评估的准确程度。一般认为1995年日本和德国的崛起环境好于中国，而俄国的情况不如中国的好。如果本章所设计的评估方法合理，那么1995年日本和德国的崛起环境的平均指标应高于中国，而俄国应低于中国。
1995年德国、日本和俄国不受世界大战威胁的情况与中国一样，所以三国都有15年的安全预期上限。但是，日本卷入地区冲突的危险明显小于中国，与其有领土争端的国家为中国、俄国和韩国。如果日本不首先使用武力，其他三国是不会用武力来解决领土纠纷的。根据1995年的情况，日本在10年内还不会用武力解决边界纠纷。也就是说日本不卷入军事冲突的预期时间为10—15年之句。在战略利益一致性方面，日本与美国虽有贸易方面的矛盾，但在政治和安全方面的利益一致性很大。特别是安全利益的一致性有增长趋势，到了1996年双方达成《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声明》。日本与德国基本没有什么大的矛盾。日本与中国和俄国的战略利益不完全一致，但经济利益上的互补性很强。所以日本的崛起至少是被美国和德国接受的。日本1995年商品出口占世界出口总额的8?8％，比1994年下降了0?5个百分点。［20］1995年日本的Y为10年以上，S为与美国和一强一致，P为—0?5％；其相应的指数分别为4、4、1；出的I为3。由此可钧日本1995年崛起的环境属于较有利的，而且是上等或中等的情况，这比中国同年的崛起环境高一级，高两个档次多。
德国现在不存在领土纠纷，其他方面在15年内使用武力解决纠纷的可能性也不大，所以德国卷入军事冲突的预期可在15年以上。德国与美国和日本的战略利益基本一致，经济和政治上的矛盾也不大，德国与中国在利益上也没有太大的矛盾，只是与俄国在战略安全利益方面矛盾比较突出。总体上讲其战略利益与美国景中国和日本基本上是一致的。1995年其出口占世界市场率与1994年相同。［21］这样德国1995年的Y、S、P三项指标的指数分别是4、4、1，三者平均综合指数I为3。这意味着德国崛起的环境为较有利的上中档之间，与日本一样比中国高一级，高两个档次多。
1995年俄国的国家统一面临严重问题，车尘地区的战事没完没了。其不卷入军事冲突的预期为0年。俄国与美、德在北约东扩问题上斗争尖锐，与日本战略利益上的冲突虽不激烈，但领土问题约束了两国关系。俄国只是与中国的战略关系基本一致。因此俄国战略利益至少与美国和一强是明显对立的。这年俄国出口占世界出口比重增ち??1％。［22］因此，俄国1995年的Y、S、D的指数分别为1、2、2或1，平均值I约为1?66，其崛起的环境是很不利的上等情况，比中国低整整一个等级。
冷战后中国的环境
1991年苏联最终解体，冷战结束，国际形势出现大动荡。加之1989年由于国内发生的政治风波，西方国疽开始对中国进行军事制裁，分离主义得势，使得中国不卷入军事冲突的预期降至少于5年。1992年国际形势开示稳定，当年中共十四大作出了“我们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处于建国以来的最好时期”的判断。［23］从此中国不卷入军事冲突的预期重新回到10年以上，这种形势维持了3年。1995年美国继续加强对台湾当局变相独立的军事支持，使台湾问题导致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增长，中国不卷入军事冲突的预期降到10年以下。到了1996年美国向台湾海峡派遣了独立号和尼米兹号两艘航空母舰，与中国在该地区的军事演习对抗，［24］中国不卷入军事冲突的预期时间进一步下降，不过仍在5年以上。>/P>
1991年，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战略关系开示从1989年后的严重对立向正常化方向转化，日本首先开始缓和与中国的政治关系。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关系明显改善的一年是1992年，这一年有33起外国国疽元首和政府首脑访华，其中包括日本天皇明仁和俄国总统叶利钦。［25］同年德国外长金克尔也访问了中国。1993年德国总理科尔访华，使中德关系全面正常化。钱其琛外长评价当年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是“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26］1994年中国保持了1993年的成果。1995年日本将中国的核试验与经济援助挂钩，决定将原定的无偿援助减少93％。［27］使中日战略矛盾再现。1996年4月日本与美国达成带有针对中国性质的《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使中国与美、日的战略利益分歧加剧。
自1991年至1995年，中国出口的国际市场份额每年分别增居0?3、0?2、0?2、0?4、0?1个百分点。［28］到1996年1—8月份仅比上年同期增长1?3％，［29］余下四个月的出口难以将中国国际市场站有率再增加0.1个蔼?B>表２ 冷战后中国崛起环境等级和指数
? Y S P I
1991 等级 =< 与美、德对立 0.3 2
指数 2 1 3
1992 等级 >10 与美对立，与三强不一致 0.2 3
指数 4 2 3
1993 等级 >10 与美对立，与三强一致 0.2 3.33
指数 4 3 3
1994 等级 >10 与美对立，与三强一致 0.4 3.67
指数 4 3 4
1995 等级 =<10 与美、日对立 0.1 2.33
指数 3 2 2
1996 等级 =<10 与美、日对立 <0.1 2.33
指数 3 2 2
结 论
1995年，中、日、德、俄四国崛起环境的指数分别为2?33、3?3和1?67，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看法：第一，从性质上讲，目前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相对于德、日而言还是不利的。目前德国和日本的崛起环境好于中国，如果中国不能改变外部国际环境上与日本和德国的差距，中国崛起的机会将小于日、德。提高中国出口能力是改变中国崛起环境的基本物质方面，但这需要较长的时间。为了能在较短的时期内将不利的国臼环境转变为有利环境，中国需要更好地运用外交策略，以有效地防止卷入军事冲突和改善与世界主要强国的关系。第二，中国要花较大的力气才能缩小与德国和日本在国际环境上的差距。中国与德、日在国际环境方面的绝对差距有两个档次还多，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差距不是同一性质内的等极差别，而是在两种性质不同的等级之中。中国的环境属于较不利，而德、日属于较有利。中国有必要先改变国际环境在性质上与德、日的差别，然后才是争取缩小度上的差别。
根据冷战后中国崛起环境指数曲线变化，我们也可以总结出两点。一是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缺乏稳定性。在6年的时间里最高的环境指数和最低的环境指数相差1?67，差了两个等级还多。外部环境的这种严重不稳定性明显不利于四化建设的中长期计划的实施，中国有必要采取必要的努力，将国臼环境稳定在一个相应可取的水平上。第二点是中国崛起的环境有可能在今后5年中不会降至很不利的情况。克林顿赢得大选后，1997年很有可能主动从战略上调整对华政策，中美关系有可能实现正常化，这样台湾分离主义分子也会收敛，中国的安全环境和政治环境都会有所改善。如果1997年中国的国际环境向有利的方面回升，那么我们可以将冷战后1991—1996看作一个周期。这个周期的两次低谷是在较不利的等级之中。依此我们可以估计在本世纪余下的时句里，中国使国际环境的起伏不跌到很不利的情况是可能的。
注释：
［1］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FAT POWERS,(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p.540.
［2］John R. Faust & Judith F. Kornberg, CHINA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5), p.247
［3］阎学通，《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8—141页。>/P>
［4］《国际商报》，1996年4月4日。>/P>
［5］《邓小平文选》（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
［6］“纵论世纪之交的中国与世界”，《人民日报》，1996年1月3日。>/P>
［7］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中国外概览—1989》，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50页。
［8］Yan Xuetong, "US Fuels Cross-Straits Tension", CHINA DAILY, March 20, 1996.
［9］阎学通，“美对台政策和海峡紧张局势”，《了望》新闻周刊，1996年，第10期，第42页。?
［10］“对中国的核试验采取对策，政府决定压缩对中国的无偿资金合作”，《朝日新闻》（日本），1995年5月19日。
［11］“中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1994年9月5日。
［12］“中俄联合公报”，《人民日报》，1995年6月28日。
［13］“中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1996年4月26日。
［14］“德国—中国在欧洲最大贸易国、欧洲在中国最大投资者”，《国际商报》，1995年11月11日。>/P>
［15］“中德签署—系列协定和文件”，《人民日报》1995年7月14日。
［16］“江主席与科尔总理会谈”，《人民日报》，1995年7月15日。
［17］《中国对外贸易年鉴—1989》，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第792页；《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5／96》，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年版，第896页。>/P>
［18］《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5／96》，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年版，第896页；《国臼商报》，1996年4月4日。
［19］“国际关系错综，中国外交活跃保?度嗣袢毡ā罚?995年12月15日。
［20］《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5／96》，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年版，第896页：《国臼商报》，1996年4月4日
［21］同上。
［22］同上。
［23］《人民日报》，1992年10月21日。
［24］"News Briefing by Chinese Foriegn Ministry", BEIJING REVIEW, April 1-7,1996.
［25］《人民日报》，1992年12月30日。
［26］钱其琛，“1993：世界开始重新认识中国”，《人民日报》，1993年12月15日。>/P>
［27］“日削减九成三无偿援助”，《明报》（香港），1995年8月30日。
［28］《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5／96》，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年版，第896页：《国臼商报》，1996年4月4日。
［29］“今年1—8月份，我进出口总额1762亿美元”，《国际贸易消息》，1996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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