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选择什么样的外交哲学？

　一?概念、逻辑与史实

　　“世”文作者重新定义了许多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已有明确定义或已有约定俗成的用法的术语，其中有些定义和用法是不合逻辑的。

　　例如，文章一开头便提出了“世界体系”的概念，称其包括“国际体系” (  指国家间体系 )  和“全球体系”两层含义。如果如作者所说，“全球体系…不仅是国际体系在规模上的扩大，而且具有更加复杂的结构；…是多层次的多元体系，其主体不限于主权国家” (  第 1  ～ 2  页 )  ，那么“全球体系”的概念显然包容“国际体系”并因而等同于他们定义的“世界体系”，为什么要用两个不同的术语来表述同一个概念，造成概念混乱呢 ?  而且，作者所要区别的狭义的与广义的国际关系早有现成的术语可用，根本没有必要去生造一套自己的术语，更不应擅自重新定义现有的术语。在当代国际关系文献中，国际体系 (internationalsystem)  是一个有确定含义的概念，系指一切国际行为主体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总和，包括国家间的关系 (interstaterelations)  和其他非国家主体 (nonstateactors)  之间的关系。虽然早先国际关系的指谓以狭义的国家间关系为主，但随着非国家主体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的增长，广义的指谓在最近二十多年来早已成为普遍接受的用法，反而在特指狭义的国家间关系时使用“国家间关系”一词。全球体系 (globalsystem)  一语与国际体系基本同义，有时与后者混用或换用，只是使用频率要低得多。“世界体系”却是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名词，乱用不得。在国际关系文献中，只要提到“世界体系”一语，就一定是指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ImmanuelWallerstein)  在《世界体系》一书中所阐述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以及由此而起来的以阶级分析为特征的国际关系学说。这一学说是同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并列的国际关系理论三大流派之一，只是影响远逊于其他两派。用这个词来指代国际体系，势必引起混乱无疑。

　　象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例如“世”文对世界秩序与国际秩序的区别也属多此一举，因为它们的指谓基本相同。在西方文献中，“世界秩序” (worldorder)  本是广泛通用的术语，也有人以“国际秩序” (internationalorder)  换用或混用的，倒也并未构成任何问题。过去一直沿用国际秩序一语，意思实际上同世界秩序并无二致。如果要区分局部的、区域的国际秩序和总体的、全球的国际秩序，那也尽可以用附加限制性定语解决，如“东亚地区国际秩序”或“国际秩序”等等，而没有必要作这种无谓的区分，更没有必要去置换一个已经沿用成习的熟语。又如“世”文作者花了不少笔墨援引弗兰茨·舒尔曼的话去用“世界王国”替换早已用熟的“帝国”一词，却不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做。在从中文“天下”译到 worldrealm,  又再从 worldrealm  折回到中文“世界王国”这样绕了一个大圈子后，在整篇文章中除一次作为“或曰”后的附加语外再没有使用过这个新词，而是继续使用“帝国”一词。这样做法似乎有点画蛇添足。

　　术语规范化是任何一门学科存在的前提，不使用统一的术语就无法进行学术交流。在学术发展过程中，创造新术语或重新定义旧术语只有在绝对必要时方可实行，例如在旧术语已经无法包容新观念、新思想，或旧术语本身引致混乱的时候，而且只有在获得学界多数认可后才能确立其正统性。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要与国际同行积极对话就更应该注意术语的规范。正当这一学科在中国起步不久之际，这个问题的意义尤为重大，务必引起高度重视。

　　“世”文作者不仅随意改变一些术语的既定含义，而且在另一些术语的使用上也表现出理解错误和逻辑混乱。例如，在该文第二页上有关世界体系结构的定义中有“世界多极化或称均势结构”一说。首先，“多极化”既可以指一个经过一系列变化后稳定下来的持久的结构，也可以指这一系列变化本身，这是由汉语的多义性引起的，按原文的意思，似应用“多极结构”一词。第二，多极同均势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一方面，多极世界可以存在均势，也可以不存在均势；另一方面，均势可以存在于多极世界，也可以存在于两极世界，如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均势。显然，把多极和均势这两个概念等同起来是错误的。

　　“世”文作者接着又说，“有些学者（指罗伯特·吉尔平）将多极世界进一步分为两类：二元结构…；均势结构，即三个或更多国家…控制相互的行为” (  第 2  ～ 3  页 )  这里问题又不少。首先，吉尔平的原文是把国际体系分成帝国或霸权、两极和均势三种结构，并没有说过把多极世界作“二元”和“均势”之分。 [1]  其次，不管这话是谁说的，把两极和均势对立起来，并且把均势明确定义为不包括两极均势的说法肯定是不对的。这个道理我在前面已经解释过了。再次，如果照“世”文作者先前所说，多极世界等同于均势结构，那么这个均势结构怎么还能分成二元结构和均势结构两个部分呢 ?  这岂不等于说概念 A  包括概念 A  和概念 B  ——一种典型的形式逻辑错误吗 ?  复次，“世”文作者刚引用过“三个或更多国家”相互制约的均势结构定义，转眼又“把二元结构视为均势结构的一种特例”，这里的自相矛盾不是太明显了吗 ?  要是换一种说法，把“二元 (  即两极 )  结构”看成是多极结构的一种特例倒是可以的。

　　“世”文作者的另一个明显的逻辑错误在于他们定义三种不同结构的世界秩序时使用了不同的标准。这是形式逻辑中典型的“杂糅”错误。一般来说，国际体系的结构可以依照组织原则 (orderingprinciple)  分为无序 (anarchy)  和有序 (hierarchy)  两种，或依照实力分布分为单级 (  即世界帝国 )  、两极和多极几种。“世”文作者把世界帝国和多极这两种以实力分布划分的类别与“世界共同体”这一以组织原则划分的类别 [2]  并列在一起，这样做是不够严谨的。

　　除了概念与逻辑的混乱外，“世”文中还出现了大量史实上的错误，令人对建立在这些“史实”基础上的立论的有效性产生怀疑。例如，“世”文作者声称，“在近代欧洲形成国家体系或曰国际体系之前，国家秩序与世界秩序没有严格的区分。在霍布斯所谓的‘状态’让位于‘文明状态’时，国家秩序与世界秩序是结伴而生的。” (  第 2  页 )  这种说法不仅不合史实，而且有悖常识。既然世界秩序是指国际秩序，那么当然先得有国家 (  和国家秩序 )  ，才有国际关系，才有世界秩序，两者怎么可能“结伴而生”呢 ?  再说，在国际体系形成之前，何来世界秩序，又何以同国家秩序“没有…区分”呢 ?  

　　“世”文关于“均势”的许多说法也很成问题。例如，“均势结构在世界上最初以‘欧洲均势’的形态出现”，“均势结构已有几百年的历史”。 (  第 3  页 )  事实上，历史上有记录可查的国际均势的实践和理论，在东方可以追溯到纪元前八世纪开始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纵横捭阖， [3]  在西方则以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记述纪元前五世纪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名著为最早，都远不止几百年的历史。如果远的不算，那么近代国际关系中均势的存在只有在 1815  年维也纳会议到 1914  年一次大战爆发之间的“长期和平”时期和最近的冷战时期，一共不过一百多年历史。又如，说“ 18  、 19  世纪英、法、俄、普、奥五强争雄，都把均势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 (  第 3  页 )  。事实上，整个 18  世纪中真正奉行均势政策的只有被称为“平衡者” (thebalancer)  的英国，以不断变换国家联盟的方式去防止争霸的法国和奥国中的任何一方占据优势。真正到欧洲列强都接受均势为各自的政策目标和共同的关系准则，那还是 19  世纪初维也纳和会以后的事，只有这段时期才能称为均势的“黄金时期”。至于说什么“均势结构如日中天，继续处于从欧洲秩序向全球秩序的百年扩展之中” (  第 4  页 )  更是令人莫名奇妙。自冷战结束后，全球均势早已不复存在，而为单极霸权所取代 (  其判定根据为，当今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可以抗衡美国这个唯一超级大国的实力 )  。即使对此有不同意见，均势结构也远不是“如日中天”，处于“扩展之中”。何况 19  世纪欧洲的“百年均势”早已为两次世界大战所打破，这“百年扩展”又从何谈起 ?  至于它“从欧洲秩序向全球秩序”的扩展，则在冷战时期即已完成，现在已经成为历史了。

　　如果说上述种种都还纯粹出于史实上的错误，那么下面指出的错误就不光是事实上的出入，而且似乎是带有偏见的对历史的曲解了。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作者对中国历史上不平等条约的见解。“世”文作者引蒋廷黼的话说，“不平等条约的根源，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无知，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法制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准。” (  第 2  页 )  我没读过蒋氏的著作，手边一时也没有可以核对原文的资料，无从得知引文的准确性及其上下文，因此我的批评仅限于这段文字而不牵涉原著。中国在近代历史上被迫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其根源在于双方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悬殊。当时清廷对外部世界的无知无疑加重了中国外交的困境，但是如果把这当成不平等条约的根源，便未免有些本末倒置。只要中国抵不住人家船坚炮利的优势，你的外交再能干，法制再发达也是枉然。反过来说，如果中国在当时是世界主要强国，恐怕“近代文明的水准”也会为之改观。

　　其次，让我们再看看“世”文作者对世界大国兴衰交替的的看法。在该文第 11  页上，他们借用莫德尔斯基的话断言，“近 500  年来的挑战者国家统统失败了；新的世界领导者统统是先前世界领导者的主要伙伴”，连“挑战者的合作者”也“将随着挑战者同遭厄运”。看来这霸权是无论如何反不得的，不然，无论主从一律没有好下场。不过出路总还是给的，希望也不致完全破灭：“世界领导者的伙伴…可能…得到领导者的支持、保护和其他实惠，甚至有机会后来居上，成为新的领导者”。只是“世”文作者有一点关键之处没有交待清楚，那就是即便你有心给人家当伙伴，人家凭什么一定会要你，而人家不要你的时候又怎么办。不过这个问题这里暂不讨论，先看看他们对大国兴衰规律的是否合乎史实。

　　大家知道，有史以来真正能称得起“世界领导者”的国家，也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享有霸权的国家，不过英、美两家。查一查这两家世界霸主的兴起，无一不是通过向旧秩序、旧霸主进行挑战甚至战争而达成的。假如没有英国海军大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胜利 (1588)  ，没有摧毁荷兰海上优势的三次英荷战争 (1652  ～ 1674)  ，就不可能有英国的海上霸权，也就不可能有“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对美国来说就更是如此。美国这个国家本身就是在对旧秩序、旧霸主挑战的战火中诞生的。在此后美国成长为世界大国的一个多世纪中，尽管美国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把它同旧世界隔开，使它免于卷入欧洲权力的纠葛，然而它同欧洲列强的关系依然远非和谐与合作，相反却充满了紧张与对抗，甚至不得不诉诸战争。 1812  年，美国在独立战争后仅三十六年就因不堪忍受英国依仗海上霸权对美国海上贸易横加压制而发动第二次对英战争，不惜付出包括首都华盛顿遭英军一把大火夷为平地在内的惨重代价，最后终于反败为胜，为日后跻身列强奠定了基础。此后的一个世纪中，美英关系持续紧张，争端不断，在美国内战时期因英国破坏对南方的禁运再次滑到了战争边缘，直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英国还在对美国的海上贸易百般刁难、横加限制。与此同时，美国在 19  世纪内软硬兼施地把欧洲列强以及墨西哥挤出现为美国大陆本土的疆域后，又在世纪末发动对西班牙战争，夺取了这个垂死帝国从加勒比到菲律宾的殖民地，完成了向殖民帝国的进军。至于世界霸权在从英国向美国转移的最后阶段没有出现新旧霸主之间的殊死搏斗，则是因为适逢两次世界大战替美国把拆除旧庙的脏活给代办了。

　　世界霸主的兴起如此，其他次一等的强国也概莫能外。本世纪初叶德国、日本、苏联都是后起大国，都注定要挑战旧的国际秩序，最后前二者以失败告终，后者一时成功，无不都是战火考验的结果。这个道理，其实就是罗伯特·吉尔平那本《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一书的精髓：“历来解决国际体系结构与国际实力分布之间失衡的首要方式就是战争，或者具体地说，是霸权战争。” (  同注 1  ，第 197  页 )  当然，挑战者的风险是很高的，搞不好会一败涂地，因此如何降低这种风险便是新兴大国必须慎重对待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靠当小伙计“熬出头”而成为世界领袖的，历史上还不曾有过，今后也不太可能出现。今日的德国和日本虽然富有，但在国际政治上却几无独立影响可言，难以摆脱随从美国的地位，恰恰证明了这个道理，而不是相反。

　　在所有“世”文中有关史实的谬误中，最令人费解的就是该文第二页上的如下一段话：“进入 20  世纪后，随着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瓦解，世界性帝国或曰世界王国的历史阶段便告结束。”首先，俄、土帝国的终结在一次大战中间或战后，其时“世界性帝国”的历史还远未到结束阶段，因为英、法、美、荷、比、葡、意、日等一批拥有海外殖民地的帝国还依然健在 (  截至二战爆发前，世界上尚有 2/5  的土地和 1/3  的人口处于殖民统治之下 )  ，其中有些维持到二战结束，有些则一直存在到六十年代非殖民化进程完成。再者，俄帝国垮台后又有新的苏联帝国接班；美国在放弃海外殖民地以后仍以新帝国主义的形式维持其世界帝国的实质。凡此种种，怎么能说世界性帝国的历史阶段早在一战后“便告结束”了呢 ?  

　　其次，俄、土两个帝国在其灭亡之前早已是帝国主义国家中最衰弱的成员，其中奥斯曼帝国的瓦解更是早自一个多世纪前就已开始，到 19  世纪中叶就被称为“欧洲病夫” (thesickmanofEurope)  了，为什么要把它们拉出来当“世界性帝国”的典型呢 ?  帝国主义国家中，与它们同时垮台者月之 (  如德帝国和奥匈帝国 )  ，比它们晚垮台者更有之，为什么单把它们挑出来作为帝国主义灭亡的标志呢 ?  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二 .  世界秩序和理想主义

　　“世”文对 70  至 80  年代家提倡的“国际新秩序”和“世界信息和通讯新秩序”的评论也带有偏见。这两种新秩序的要害，简言之就是要求改变国际经济和国际传播领域中发达国家垄断、操纵的局面，提高发展中国家在这类国际事务上的发言权。这一要求直接关系到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配，按照吉尔平的分类法应该是不折不扣的“系统性变革”，怎么会成了“互动的变化”，“世”文作者又怎么会“不认为它们真正勾画了一种世界新秩序的图景”呢 ?  在旧秩序中，北南双方实力悬殊，北方不仅控制国际市场，而且还拥有操纵国际经贸和电讯体制 (  即游戏规则 )  的关键优势，以致双方差距日益扩大。“新秩序”的经济主张要求北方对南方增加援助、给予优惠，其主张就是要求打破这种权力结构上的恶性循环。这样的要求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况且从这一运动的效果来看，当时从北方国家争取到相当多的让步，改善了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处境，尤其重要的是提高了发达国家公众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怎么能说是“不具有经得起检验的进步作用”呢 ?  难道就是因为它曾经“令少数发达国家难堪”了吗 ?  诚然，这一场斗争最后远未取得预期的效果，但这并不能说明其要求的不合理，而只能说明南方的实力距离有效地挑战现存国际秩序还差得很远。

　　把“国际经济新秩序”同后来中国提出的“国际政治新秩序”作一比较，不难发现两者其实是本质相同而在适用范围上相互平行的主张：一个适用于国际经济而另一个适用于国际政治。它们的实质都是要打破权力的高度垄断 (  前者针对北方，后者先针对美苏，后针对美国 )  而代之以均势。因此，把一个说成“确是一种世界新秩序”而把另一个说成恰恰相反是毫无道理的。至于“世”文作者指后者为“新”的根据更是牵强附会，据说是因为“均势结构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从欧洲均势、大西洋均势扩展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均势。” (  第 6  页 )  照此说来，冷战时期的美苏均势是什么 ?  欧洲均势 ?  大西洋均势 ?  如果是这样，那么除了这两处以外的广大地区在当时是处于一种什么状态 ?  真空 ?  霸权 (  谁家的 )?  还是别的什么 ?  他们给出的另一个根据是，中国主张的多极均势是跨文明的全球秩序，而“历史上的均势体系均存在于单一文明圈内”，而且还特别说明这“共同的文明”包括“共同的宗教、语言和政治体制。”如此说来，美苏两国难道有共同的政治体制 ?  英、法、普、俄、奥又都有共同的宗教和语言 ?  

　　从实践上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影响和成效远不及“国际经济新秩序”，因为国际政治的多极化至今进展甚微，只能说还是一幅遥远的前景。从单极世界向多极世界过渡绝非易事，不是说说就能实现的，美国一极独霸的局面看来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而“世”文作者竭力推崇的世界新秩序，就是从“现阶段…以联合国为中心实现人们久已期盼的世界联盟”最终过渡到天下大同的“世界政府”或“世界合众国”。 (  第 3  、 4  、 8  页 )  很难相信时至今日还会有人重新举起理想主义的旗帜来鼓吹世界联盟甚至世界政府。看来有必要在这里把理想主义的渊源及其在国际关系学中的兴衰作一简单回顾。

　　一般认为，国际关系学中的理想主义可以追溯到 17  世纪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和 18  世纪东普鲁士家康德，其要义就是为了消除国际关系中的无政府状态和由此导致的连绵战祸，人类应当建立世界政府并以国际法来规范国际关系。注意这里的“应当”二字，表明这一主张只是一种规范理论，并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到了一次大战结束，空前残酷的战祸急剧提高了防止战争的迫切性，加上美国学者总统威尔逊的大力提倡，理想主义一时兴旺起来。不过，威尔逊除了学者之外还是国际政治的实际参与者，他的主张不能过于脱离实际，所以他摒弃乌托邦式的世界政府空谈而代之以较为实际的国际联盟，希望以“集体安全保障” (collectivesecurity)  的设计来解决在人类历史上反复引致国际冲突与战争的“安全两难”问题。 [5]  国联的失败和二次大战的迅速爆发使理想主义学说不攻自破，从此一蹶不振。二战以后，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一直占据统治地位；行为主义革命以后，国际关系学迅速向实证转化，理想主义学派更加销声匿迹。即使在 70  年代中出现的向现实主义挑战的自由主义学派，尽管在思想上与理想主义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也急于同它划清界限，甚至把被论敌冠以“理想主义”视为贬低和轻蔑，因为那实际上是在暗示自由主义同理想主义一样，不过是一种规范理论，够不上政治科学意义上的科学理论。

　　当然，理想主义失势的主要原因还不是它在两战之间实践上的失败，而是因为它甚至不能在纸面上解决国际合作和国际组织所无法逃避的一个根本问题，即在维持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如何对付背弃合作的行为 (defection)  ，又如何强制执行国际法规 (enforcement)  。“共同愿望”、“集体制裁”这样的话说起来很动听，实行起来却远非那么简单。集体制裁的一个前提是存在一个集体共识。遇到具体问题能达成共识固然理想，但达不成共识怎么办 ?  联合国在冷战期间长期陷于瘫痪，就是这一困境的最好写照。冷战结束后，有些人以为可以在国际事务中照搬国家内部民主程序中的少数服从多数的程序来解决这一问题，但他们恰恰不懂得国际与国内政治的根本差别就在于前者是无政府状态而后者则有国家机器强制执法。在民主社会中，少数不能不服从多数，否则就得面对警察、法庭、监狱；在国际事务中，少数不服从多数又能拿它怎么办 ?  集体制裁吗 ?  那得看是谁制裁谁。自 1992  年至今，联合国大会连续七年每年都以几近全体的多数 (  仅 2  ～ 3  票反对，数票弃权 )  通过决议谴责并要求取消美国对古巴实行了 40  年的经济封锁。然而美国非但置若罔闻，反而在两年前变本加厉，以它的国内法代替国际法，反过来要对同古巴有贸易往来的国家或公司进行制裁，引起许多国家包括美国最亲密的盟友英国和加拿大的抗议。然而抗议归抗议，美国照样一意孤行，不为所动；谁也动不了它一根毫毛。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如果联合国只是大国、强国制裁小国、弱国的工具，那么这同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又有什么区别 ?  或许唯一的区别就在于联合国为强权政治披上了一层合法、正统的外衣，而这比没有更糟，因为那样至少真相还不至于被模糊。

　　国际合作与国际组织面临难以逾越的障碍，关键在于根据联合国章程和普遍接受的国际关系准则，国家主权迄今为止还具有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地位。一个主权国家可以根据其国家利益决定参加、不参加、或参加后再退出任何国际合作或国际组织，而没有任何凌驾于国家主权之上的权威可以强迫它怎么做。正因为如此，所以国际合作缺乏保障、往往难以维持。冷战结束以来，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一些学者、官员大谈从淡化传统主权观念起步向国际合作以至国际一体化演进，大造主权过时论的声势。但那都是对人不对己的，意在破除 "  不干涉别国内政 "  这一已经确立的国际关系准则的束缚，以达影响他国内部事务进程的目的。对于维护本国主权，美国历来是毫不含糊、不遗余力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美国尽管以世界人权警察自居，却迟至 1992  年才有保留地批准联合国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公约；而且尽管美国不断对中国施压促其加入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公约，它自己却至今没有批准这一公约。如此自相矛盾使美国在世界舆论面前显得难堪，但美国却宁可承受这一政治代价也不轻易妥协，其原因就在于美国传统上对加入国际条约一贯高度戒备，惟恐让美国国内法受国际法的支配而使美国国家主权受到哪怕是最轻微的限制。

　　说到底，“世”文作者憧憬的世界新秩序究竟是什么呢 ?  尽管他们先说应以联合国为中心向世界联盟过渡，但又马上自我否定说 "  全球一体化更可能是局部一体化扩张的结果，而不是全球大小国家平等谈判的结果。 "(  第 9  页 )  所谓 "  局部一体化扩张 "  的意思，就是在 "  一个帝国范围内首先产生一种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然后再扩张到全球范围 "(  尽管他们刚刚说过 "  帝国结构早已成为历史 ")  。如所周知，目前世界上唯一能称得上 "  帝国 "  的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体系。因此 "  世 "  文作者的意思至此已经十分清楚，那就是非西方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在内都应当接受美国的霸权领导地位，争取成为帝国的一员并努力当好 "  忠诚反对派 "  。据说这一帝国在经过内部整合和外部扩张以后就可以达到天下大同的 "  世界共同体 "  的理想境界，而中国在 "  韬光养晦 "  到一定程度后便有可能取代美国成为新的 "  世界领导者 "  。

　　然而事情远没有 "  世 "  文作者想象的那么简单。首先，除非是超强霸主，否则成为世界帝国的一员就意味着放弃或部分放弃国家主权而接受帝国中心 --  眼下就是美国 --  的控制。如果 "  丧失主权 "  这个词组对有些人来说还过于抽象的话，那我们不妨把它设想得具体一点。譬如，交出了政治主权后，一旦帝国中心要求让、西藏甚至新疆、内蒙独立，作为从属国家的中国就不能说不。又譬如，交出了经济主权后，人民币的国际汇率就不再在北京，而是在华盛顿决定了。诸如此类的前景对主张 "  主权过时论 "  的 "  理想主义 "  者也许是无足轻重甚至是可取的，但恐怕不会为多数中国人所容忍。

　　其次，想要通过充当 "  国际体系内合法的忠诚反对派”达到“有朝一日…顺利坐上世界领导者的头把交椅”的目的，实在是白日做梦，而且象“世”文作者的许多想法一样又是自相矛盾的：既然对帝国效忠，就不应私存有朝一日取而代之的“贰心”，不然何“忠”之有 ?  如果说“忠诚反对派”意思是通过“合法斗争”实行“和平演变”，那么成功的机会也是微乎其微。其原因有二：第一，帝国体系内规范各国行为和关系的准则、法规都是依主宰国家的意志订定的，总是有利于主宰国家而不利于其他国家，尤其不会有利于有潜力挑战其主宰地位的国家的实力增长。第二，正因为主宰国家握有“立法”大权，所以当它的主宰地位受到威胁时，它总是可以改变游戏规则使之对己有利。

　　再次，即使奇迹出现，上述障碍能够克服，这一关于中国“战略选择”的设计还有一个关键的漏洞，那就是一厢情愿。冷战以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扩张其势力范围时是非常谨慎小心的，不是谁想进去当顺民都照单全收的。北约东扩，就把一批前华约国家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拒之门外；同样，欧盟不单对一些东欧国家关门，而且对多年的北约成员土耳其也不留情面。“世”文作者凭什么就有把握说人家一定会要你去当什么“忠诚反对派”呢 ?  

　　不过，最不可思议的还数下面这一段：“如果实现了全球政治一体化，在一种民主的世界秩序中，中国十几亿选民的发言权能够压倒美国十几艘航母的发言权。” (  第 12  页 )  既然实现了“全球政治一体化”，所有人类就都成了世界公民，“国”的概念就不再有意义，又何分中国美国 ?  国既不国，又何来“美国航母”、“中国选民” ?  又凭什么假定中国血统的十几亿选民会以统一步调投票 ?  而且既然凡事均由选票定夺，航空母舰还要来做甚 ?  如果世界真有一天会走到这一步，而且真会以民族为单一投票集团，那么人口的多寡就成为争取民族利益的关键所在，而当今世界的军备竞赛就应让位于生育竞赛了，这岂不成了划时代的发现 ?  三?现实主义、美国和中国

　　如前所述，理想主义在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践上均已破产，而且复苏无望。对理想主义的盲目追求，非但与事无补，反而会给民族以至世界带来危险和灾难。戈尔巴乔夫的失败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他在对内试图纠正前苏联体制的弊病、对外试图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时遵循的是纯粹道义原则而不是现实条件所允许的渐进改革，结果使一个超级强国沦落到连生存都无法自保的悲惨境地，使世界从原本相对稳定的均势结构滑落到一个充满动荡、冲突和霸道的局面。
　　既然理想主义此路不通，剩下的选择就只有现实主义了。 [6]  然而在“世”文作者看来，现实主义罪莫大焉，甚至把它和日本军国主义扯在一起。这就造成了为现实主义正名的必要。

　　对现实主义的误解以至歧视，在西方也有，但远不及为甚。这大概同中国至少在口头上“重义轻利”的传统道德观念有关。在一般人心目中，现实主义等同于世俗意义上的“实用主义” (  这对中的实用主义也是不公平的 )  ，或者说白了，就是不讲原则、唯利是图、损人利己。这其实是极大的歪曲。不错，现实主义确实强调利己 (selfinterest)  是包括个人和国家在内的一切理性主体 (rationalactors)  行为的根本动机。但这只是承认现实世界的客观存在，顺应人类行为的倾向。在国际中，由于各国都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而国家利益又表现为国家权力的极大化，且国家权力又具有相互抵销的不相容性，因此国家间的利益冲突便不可避免。这就解释了人类上何以冲突与战争连绵不断的现实。现实主义认为，在没有证据显示人类本性可以改变的前提下， [7]  国际冲突与战争这一问题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而至多只能加以控制、缓解。缓和国际矛盾的主要途径，一是遵循所谓“明智的国家利益” (enlightenednationalinterest)  ，二是按照国家实力分配国际利益。“明智的国家利益”的意思就是审慎地界定本国正当或适度的国家利益，不要过分扩张到别国无法接受的地步；而且在维护本国利益和安全的同时也承认和尊重别国的正当利益和安全考虑。这两条原则实际上也是出于利己动机，只是做得更聪明一点罢了，因为它认识到利己过度就会过分侵害别国利益而引起别国的反弹；而不承认、不尊重别国利益也会引致对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两者都会反过来损害自己的国家利益。至于国家利益如何界定为“正当”、“适度”，而国家利益之间发生冲突又该如何解决，现实主义认为最接近自然法则的按实力分配利益的做法虽不完美，却是可能范围内的最佳方案，比任何一种人为设计的方法都更可行、可靠。如果世界各国都能接受并遵循这两条原则，多数国际冲突就可以通过谈判而不是战争获得解决。

　　表面上，现实主义似乎在露骨追求利己主义和强权政治。实质上，利己主义和强权政治是贯穿于人类历史的客观存在，现实主义不过是正视这一现实，并提出加以节制、引导的办法，这比回避现实、空想误国的理想主义和满嘴里公理正义、满肚子弱肉强食的假理想主义、真霸权主义不知要好多少。在国际关系史上，大国从来都有扩张势力范围的倾向。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这种扩张应当有所节制，因为过度扩张会损害国家利益；但是按照理想主义的逻辑就不会有节制，因为历来的大国都自以为是公理和正义的代表和化身，而公理和正义的扩张自然是多多益善，为什么要加以限制呢 ?  因此，从中世纪的十字军圣战到本世纪的意识形态征伐，都是没有止境的。表现在大国的外交政策上，现实主义代表一种保守的、谨慎的、节制的和稳重的主张。由于它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宗旨，所以在需要为之付出巨大代价时也能获得国内公众的支持而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持久性；由于它以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为准绳，因而进退有据，具有较高的连贯性和可预见性——这对国际政治的稳定是极其重要的。作为对比，理想主义往往不是流于意识形态狂热便是失之伪善，其政策主张往往过激、冒险、扩张性强而且自以为是。由于它所依据的是没有坚实基础也没有明确界限的主观意志或意识形态，所以往往得不到公众的持久支持而摇摆不定、反复无常，当然就谈不上政策的可预见性了。这样的政策既无益于本国的国家利益，也常常给别国以至整个世界带来威胁和灾难。

　　美国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同一般人的想象相反，战后美国外交决策中主张对外扩张、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的，更多的是所谓的理想主义的信徒；而反对海外过度扩张、反对无端 (  指不涉及美国重大利益 )  卷入别国内政的，则往往是现实主义者。越战期间，包括汉斯·摩根索、莱因霍德·尼布尔、乔治·凯南、阿瑟·斯莱辛格、沃尔特·李普曼以及肯尼思·沃尔兹在内的一批当代现实主义大师都是反战的积极分子，其原因不是他们不爱美国，也不是他们不反共产主义，而是他们认为越南的得失不关系美国的重大国家利益，不值得为之付出那么高昂的代价。新现实主义的创始人沃尔兹在评论朝鲜战争时指出，当麦克阿瑟把战线推到鸭绿江边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国都会象中国一样作出同样的反应，而不会坐视在自己的边境出现一个敌对国家对自身安全构成威胁。因此，中国参战是维护本国正当利益的理性行为，而美国则犯了扩张过度的错误。美国要在自己的周边建立安全缓冲区，就得承认别的大国也有同样的权利，否则就不能自圆其说 [8]  。这就是现实主义的逻辑。

　　与此相反，战后时期美国历次海外军事行动最坚决最强硬的支持者，都是那些美国至上的意识形态狂热分子。从 70  年代末起，美国外交政策圈内更出现了一股自诩为“以实力为后盾的理想主义”的新保守主义思潮，狂热鼓吹要用美国的实力去实现以美国的意识形态征服全世界的目标，竭力支持美国从入侵格林纳达到出兵海地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同时也力主用高压手段在人权、贸易、、西藏、武器扩散等一系列问题上逼迫中国就范。

　　对于世界各国来说，现实主义的美国更好对付一些，因为尽管它相信实力外交，但对别国的要求总还有个限度，同它打交道也总还有章可循；不象标榜理想主义的美国，只要哪个国家不合它的意识形态，甚或只要它看不惯哪个国家，就动辄打起主持正义的旗号，对别国实行孤立、封锁等压制措施，甚至不惜进行军事入侵。

　同他们对现实主义的曲解、对理想主义的幻觉一样，“世”文作者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理解也表现出肤浅和无知。说它肤浅，是因为它所依据的仅仅是官方宣言——世界上还有什么能比官方宣言更冠冕堂皇的吗——而不是实际政策，有悖于“听其言”外还要“观其行”的古训。说它无知，是因为它竟以为自威尔逊至罗斯福至布什，美国都是理想主义的“世界新秩序”的倡导者。事实上，美国的外交政策要比这成熟得多，不至于幼稚到真的去相信“世界大同”的神话，而且冷战以后的美国甚至连“世”文作者所热衷的将其帝国“扩张到全球范围”的兴趣都没有 (  因为担心随之而来的义务和代价 )  ，更不用说“以联合国为中心实现…世界联盟”了。美国除了联合国能被用来为自己的政策服务的少数几次例外 (  如朝鲜战争和最近的波斯湾战争 )  ，从来没有把联合国当一回事；自里根时期起更是对之百般攻击、多方掣肘，一直到现在还拖欠了 16  亿美元的会费拒不交纳，企图以此迫使联合国完全顺从美国的旨意。这样的“世界领袖”怎么带领世界走向大同 ?  

　　事实上，除了不时受到理想主义的冲击外，美国外交政策从来都是以现实主义为基调的。从本世纪初美国成为世界主要强国以来，外向型的理想主义宏论虽然高唱如云、不绝于耳，可是一旦这样的政策同美国重大国家利益发生冲突，就会很快被国家理性 (raisond'etat)  的不可抗拒的引力拉回现实的轨道。被许多人奉为理想主义楷模的威尔逊总统，就推行过许多同他鼓吹的理想主义的国际关系准则南辕北辙的政策。例如，在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他代表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一起拒绝把德占山东归还中国的要求，却在凡尔赛和约中明文规定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让与日本，直接违反了他在著名的“十四点”中提出的殖民地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以及一切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均应得到保障的主张。其实，在此之前的 1917  年威尔逊就指令他的国务卿同日本签订了兰辛—石井协定，以美国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权换取日本不反对美国在中国其他地区的门户开放政策；并同时附署一项秘密备忘录，双方承诺不以武力改变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已经划定的势力范围，又直接违反了威尔逊主张公开外交、反对秘密协定、反对划分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的公开立场。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对日、英、法等国的殖民主义和强权政治让步的原因，说来也不很“理想主义”，原来是为了换取它们放弃在和约中写入针对美国的一些条款，诸如降低关税、放宽移民政策、消除种族歧视以及最令美国恼火的放弃门罗主义等等。说穿了，理想主义的威尔逊到头来还是免不了与其他帝国主义列强沆瀣一气，进行了一场肮脏的瓜分世界的交易。也还是这个理想主义的威尔逊，一面唱着尊重民族自决和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的高调，一面却连年对海地 (1915)  、多米尼加 (1916)  和古巴 (1917)  进行武装入侵，干涉这些小国的内政；又两次出兵墨西哥武力干涉该国民主革命，企图扶植亲美政权；还两次派遣远征军与其他列强一起入侵苏俄 (1918  — 1920)  ，破坏了所有那些他所鼓吹的国际关系准则。

　　美国提倡的理想主义国际关系准则往往是对人不对己的。在这一点上，二战时期的罗斯福与一战时期的威尔逊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从德黑兰到雅尔塔的历次三强峰会上，罗斯福一方面同英、苏共同策划战后世界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一方面却又冠冕堂皇地反对英、苏两国瓜分巴尔干。这样明显的双重标准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英国都无法忍受。邱吉尔曾私下攻击美国对强权政治的批评是“纯粹伪善”：“拥有一支比任何国家都大两倍的海军是不是‘强权政治’ ?  …把全世界的黄金都囊括一空是不是‘强权政治’ ?  如果这还不是，那么究竟什么才是‘强权政治’ ?  ”另一英国官员也嘲讽道，“好象世界上还有比门罗主义更够得上划分势力范围似的。” [9]  

　　对于美国式的理想主义宣言，必须结合其时代背景和字里行间的潜台词一起细细玩味，才能悟出其中奥妙。如果单从宣言的纸面价值去理解，就很容易被误导。在举世公认为开人权之先河的美国独立宣言 [10]  中有一句以“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为开端的名句，其中的“人人”其实并不真指每个人，而是指每个男性白人。试想宣言中列举的那些“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神圣人权，同当时数十万乃至后来增至数百万的黑奴有什么关系 ?  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和联署者中不乏奴隶主和种族主义分子， [11]  他们怎么会把低人一等的有色人种包括在“人”的范畴中呢 ?  同样的道理，当威尔逊总统高谈阔论大小国家一律平等时，他也没有把当时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小国、弱国包括进去，否则就不会肆意践踏拉美邻国的主权，也不会在巴黎和会上把中国当作交易的筹码了。

　　把“非我族类”的种族、民族或国家视为低人一等甚至二等、三等的自我优越感和惟我独尊的“美国特殊论”至今在美国外交政策中还有明显的流露。几年前一个美国国会代表团访问中国时要求中国限制武器出口。鉴于美国是世界上遥居首位的军火商，一位中国领导人指出美国的做法不啻于“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于是美国一家主要新闻刊物的主编在社论中回敬道，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本来就是只有美国做得而其他国家做不得的。 [12]  美国人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近年来美国不断有人散布“中国威胁论”，说中国的军费开支过高构成对邻国的威胁。中国的军费究竟高到什么程度以致威胁邻国了呢 ?1995  年，中国官方公布的军费开支为 702  亿人民币，按当年汇率约合 84  亿美元；西方认为这个数字偏低，他们的估计在 270  — 280  亿美元之间。 [13]  对比之下，同年美国军费开支为 2620  亿美元。也就是说，若以中国数字为准，美国的军费高达中国的 37  倍；即使以西方数字为准，也有中国的近十倍之多。但是按照美国的逻辑，美国是国际正义的代表，美国的军费再高也不会对别国构成威胁，所以尽管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美国的军费还在继续增长。而中国则不行，军费再少也还是威胁，必须加以限制。

　　另外一个例子，是前两年美国纠集一批国家对中国施压，要求中国停止一切核试验，据说是为了防止核污染之故。在美国导演下，西方舆论对中国核试大加挞代，一时间中国一下成了核污染的罪魁祸首。可是翻开记录一查，截至 1996  年秋，中国全部核试验 (  包括大气层和地下 )  的总数不过 45  次，而以防止核污染英雄自居的美国却有着 1054  次核试的骇人记录。有这么多次核试垫底，美国的核技术早已成熟，而且美国的机模拟核试的技术已臻完善，不再需要用实爆进行试验了，所以把脸一抹就可以“立地成佛”，并且立时掉转头来来指责别人。这些隐情从美国官方发表的要求世界各国停止核试的雄辩词章中自然是读不出来的。

　　当然，美国官方的理想主义宣言也不尽是表里不一或双重标准的。在一定条件下，美国的政策也有可能符合其公开宣言的道义原则。但细究起来，这些原则得以贯彻往往是因为它们与美国的国家利益并行不悖之故，而且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多半是不受张扬的国家利益，而不是备受瞩目的崇高原则。这里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莫过于林肯对他率领北方与南方开战的动机的表白。自美国内战以降，举世皆知北方是为黑人的解放、平等而战，而林肯则是体现这一崇高理想的伟大领袖，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曾在给友人的信中透露他决定参战的真正动机不是为了废奴，而是为了使国家免于分裂：“我在这场斗争中的最高目标是拯救联邦而不是拯救或废除奴隶制。如果我能拯救联邦而连一个奴隶都不解放，我定会这样去做；如果我能用解放所有奴隶的方式拯救联邦，我定会这样去做；如果我能用解放部分奴隶而置其他于不顾的方式拯救联邦，我也定会这样去做。我对奴隶制和有色人种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我相信那样做有助于拯救联邦。” [14]  林肯的话已经说得不能再清楚了：奴隶制的存亡，黑奴的命运，都是无关紧要的。只有国家的根本利益——联邦的免于分裂，才是北方为之流血奋战的真正原因。显然，林肯的这番话同他在公开场合下抨击奴隶制的慷慨陈词绝成对照。然而由于内战在客观上既拯救了联邦，又解放了黑奴，就不妨在大面上把话说得漂亮一点。
　　象这样道义原则搭了国家利益的顺风车，使美国既得到实惠又显得高尚的事例举不胜举。最近的一例就是 1991  年的波斯湾战争。当时美国带头组成了国际反侵略统一战线，在联合国认可下一举击溃伊拉克武装力量，把科威特从萨达姆的侵略魔爪下解救出来，博得许多人，包括许多国人的一片喝采。这些人如此兴奋的原因，是他们以为理想主义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国际正义和集体安全终于得到了实现：第一，侵略受到惩罚，正义得到伸张，弱小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得到维护；第二，世界各国聚集在联合国的旗帜下合作保障国际安全，体现了集体安全原则，预示一种崭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可是这些人也许高兴得太早了一些，因为他们的幻觉建立在美国行动的道义原则的表象之上，而这种表象一旦到了与现实利益冲突之际便不复存在。如果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侵犯、国际争端不应诉诸武力是这场征伐所维护的道义原则，那么恰恰是美国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前仅仅八个月对巴拿马的入侵和占领给萨达姆作出了以强凌弱、践踏小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榜样。 [15]  

　　前后不到一年时间，美国对小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态度何以来了 180  度的转变呢 ?  除了美国相信自己有权凌驾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之上以外，答案只能从美国以至整个西方世界在海湾地区生死攸关的石油利益中去找。既然一样要发兵，一样要死人，说是为了国际正义和保护弱小国家不受侵略当然要比说是为了石油利益要来得光明正大、师出有名得多。至于联合国和国际统一战线的作用，美国决策人的自白或许能使那些喝采者清醒一些。前美国总统布什及其高级阁僚曾不止一次地公开表示，当时即使没有其他国家的支持，即使没有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美国也会独家单干到底。此言不虚。在入侵巴拿马事件中，尽管美洲国家组织和联合国大会全都以压倒多数反对美国的霸道行为，要求美国立即停止入侵，美国却丝毫不为所动，没有半点收敛。

　　美国式的理想主义在外交政策中最强烈的表现，就是要用美国模式去改造其他国家乃至整个世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它有时甚至不惜牺牲一些次要的、暂时的或局部的国家利益。但也正是这样的“理想主义”，对其他国家的主权和独立构成严重威胁，成为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矛盾的一个主要的、同时也是不必要的根源。除此之外，美国外交政策基本上是基于现实主义的。 [16]  了解了这一点，就不会轻信美国的官方宣传而对美国外交寄予不切实际的过高期望，继而当这种期望在现实面前破灭时产生了上当受骗的感觉，甚至转而仇视其“伪善”。

　　用理想主义的标准去要求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都是不现实的，也是毫无道理的，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如若完全按照理想主义行事，则亡国灭种指日可待。对美国如此，对更是如此，因为中国的国力远不如美国，不象美国那样经得起为理想主义政策付出额外的代价，也不象美国那样经得起折腾。然而这恰恰正是“世”文作者给中国外交开出的处方，也是那篇文章的危险所在。该文对中国外交方针的建议，其逻辑混乱已经到了难以与之辩析的地步；尽管如此，由于这个题目太过重要，我还是择其要作以下三点评论。

　　第一，中国外交的出发点应当是什么 ?  答案应当很简单，即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但是“世”文作者却有着不同的答案。在他们看来，中国外交应以不“引起周边国家和其他大国的疑虑”或者要让“全世界感到安心” (  第 10  页 )  为圭臬。无独有偶，最近在海外华人讨论印尼暴徒迫害华侨、华裔罪行的一个网际上也出现过同样的论调，认为鉴于周边国家已经对中国持有戒心，中国最好不要强硬抗议以免进一步引起邻国的疑虑。再联想到前一阵国内对《中国可以说不》进行口诛笔伐时提出的一大罪状，就是此等不逊之言会助长“中国威胁论”的散布。可见这已经不是个别孤立的观点而是一股流行思潮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确实需要积极的国际形象，也应当在国际公关上下功夫。但这决不等于逆来顺受、委屈求全。无论在人际关系还是国际关系中，你越是驯顺，越是忍让，别人就越觉得你软弱可欺，欺侮你的人也越多，你的纠纷和灾难也就越多。相反，假如一个个人或民族在维护自身利益和尊严时从不含糊、决不示弱，反倒会赢得别人或别国的敬畏，而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在这方面，不少小国、弱国做得都比我们强，对今日中国外交来说，问题不在于强硬而在于软弱，不在于挑战世界秩序而在于维护自身利益与尊严；对中国的外交评论界来说，问题不在于民族主义而在于贾桂。

　　第二，关于中国外交的主观愿望和世界的客观之间的关系。“世”文作者援引吉尔平的理论宣称，“如果认为现实主义是国际的唯一准则，崛起的中国必然要按照上述的实力增长不平衡规律行事…”。这一说法混淆了主客观的界限，也引起对吉尔平的误解。吉尔平的理论阐明的是从人类历史经验中出来的客观规律，简言之就是由于各国实力的不平衡增长，原有国际体系中的权益分配不再适应变化了的国际实力分布，从而形成旧体系的危机。这种危机的反复出现既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就同当事各国的主观愿望无关，更同信奉什么样的“主义”无关。至于这种危机如何获得解决，是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渐进调整，还是通过暴力战争的手段导致革命性变革，才是有关国家的战略、政策有可能影响的。然而即使在解决方式的选择上，也是以原本占统治地位的大国为主，因为它 (  们 )  固有的实力地位和既得利益决定了国际权力与利益再分配的主动权掌握在它 (  们 )  手中。

　　在当今国际政治中，中国国力的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国际关系的调整，都是不以任何人的好恶为改变的过程。现存国际体系中的既得利益者对此不满意，不愿意进行必要的调整却对中国进行打压而造成关系紧张，那是他们的问题，怎么会轮到中国来对此负责，又怎么能要求中国处处小心以免开罪于人呢 ?  由此又联想到一句口号叫作“中国应该与世界合作而不是对抗”，这也是无视现实的无稽之谈。什么是现实 ?  现实是近二十年来中国从未寻求过与任何国家的对抗。大凡有同其他国家关系紧张的，多半是因为人家上门挑衅，中国不过被动因应而已。倘若中国诚意合作，人家却并不领情而宁可对抗，那时又该怎么办 ?  

　　第三，关于如何衡量中国国力的问题。这些年中国的较快，国力也有相当的增长，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近年来这一现象在国内外舆论界往往被夸大到了离谱的地步，甚至有人已经在谈论什么“中国世纪”的大话。将中国国力过分夸大的危机，有的是出于民族自豪感，有的则是为“中国威胁论”铺垫。但无论动机如何，同样都是对真相的歪曲，也同样对中国有害。在谈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切不可忘记我们起步晚、起点低和背着 13  亿人口的大包袱这样一个事实。夸大中国国力的人往往喜欢引用以购买力平价的国民生产总值 (1996  年中国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 )  ，但行家们对这一计算方法颇有争议 (  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此法将中国总产值高估了 25  ％ )  。而且即使以此法计算的中国总产值也只及美国的一半略强；而中国的人均总产值 (3300  美元 )  还是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值 (6200  美元 )  和世界中等收入国家平均值 (5200  美元 )  ，占世界第 72  位。若以外汇比价计算，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只占世界第七位，是美国的 1/7  ，日本的 1/5  ，低于人口不到六千万的英、法、意诸国；而人均总产值则占世界第 81  位。从反映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效益和人民实际生活水平的角度来看，国民生产的人均值比起总值来更能说明问题。最近联合国发表的“人类发展指数” (  按人口平均寿命、收入和程度编制 )1998  年年度报告中，中国在世界 174  个国家中排名第 106  ，低于北朝鲜 (75)  、古巴 (85)  、蒙古 (102)  、和阿尔巴尼亚 (105)  。

　　所有这些经济发展指数中的任何一个，都只能说明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某一个方面，在用来衡量国家实力时切忌以偏概全。不要一提到中国国力就说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切不要忘了还有第 106  位的名次；反之亦然。总之，我们对自己的国力，既不要盲目自大也不要妄自菲薄。也就是说，中国的国力既没有强到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左右国际事务的程度，也没有弱到非要忍气吞声地听任别国安排自己命运的地步。我们同其他各国的关系，既不要寻求对抗，在别人挑起对抗时也无须一味退让，因为这无疑在鼓励更多的人更频繁地打上门来找你对抗。四 .  结束语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在中国知识界，为西方尤其为美国说话的人比为中国说话的人还多。在这一点上需要反省的不光是学术界和评论界，有关当局也应当扪心自问，是什么原因造成本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中间如此严重的离心倾向 ?  在这一点上，美国的经验倒是很值得一学。别看美国政府在国际上对别的国家人民霸气十足，对自己的人民却竭尽公仆本份，在维护本国利益和本国公民权益上不遗余力，因而使普通美国人对自己的国家和政府产生强烈的认同感。这就是为什么绝大多数美国人在自己国内可以对政府批评得很厉害，但是一到涉外冲突时却总是团结对外的缘故。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向心力，也是其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万不可对之掉以轻心。注释：

　　 [1]  见 RobertGilpin,WarandChangeinWoldPolitics,CambridgeUniv.Press,1981,p.29.  

　　 [2]  据“世”文作者稍后的解释，“世界共同体”包括“世界政府”和“世界联盟”两种形式。无论哪一种形式，都存在一个或强或弱的中央权威，因此是一种有序结构，与自古至今的国际无序状态有本质的区别。

　　 [3]  在这段时期的很大一部分中周天子形同虚设，诸侯国之间的交往与独立国家间的外交无异。在《春秋》、《国策》等典籍所记录的一些合纵连横的案例中，均势外交的原则已经被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

　　 [4]1996  年日本的 GNP  按汇价计为 51  ， 492  亿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为 29  ， 453  亿美元，分别为美国的七成和四成。见 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TheWorldBank,1998  。

　　 [5]  在国际政治中，国家安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一国安全的加强意味着别国安全的削弱，各国为加强自身安全所采取的措施会自动构成对别国安全的威胁而引起别国的反措施。因此军备竞赛以至先发制人的预防性战争便成为难以避免的现象。这就是国际关系学中有名的“安全两难”问题。

　　 [6]  “世”文作者称还有第三种选择即孤立主义。这又是概念的混乱。现实主义的立场可以导致孤立主义的政策，也可以导致国际主义或扩张主义的政策；反之，孤立主义的政策可以是理想主义的结果，也可以是现实主义的选择。把孤立主义同现实主义、理想主义作为并列的三种政策选择，是再次犯了杂糅的错误。

　　 [7]  历来想要改变人的利己本性的尝试，从上一世纪的空想共产主义到本世纪的平均社会主义均告失败。对比之下，市场没有试图改变人的利己本性，而是利用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对其加以制约、引导以造福于整个社会，反而获得了成功。

　　 [8]  这是沃尔兹在同笔者多次交谈中反复提及的一个话题。

　　 [9]  见 WalterLaFeber:TheAmericanAge,W.W.Norton  ＆ Co.,1997,Chapter9.  

　　 [10]  马克思曾称之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权宣言”。《马克思恩格斯论美国内战》，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256  页。

　　 [11]  独立宣言的主笔，后任美国总统的杰弗逊被普遍看作美国民主的精神领袖。但他也是一个拥有 180  多个黑奴的种植园主，曾公开表示黑人在外观及思维、想象能力方面都比白人低劣，且有天生的盗窃倾向。同为独立宣言的起草委员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更是一个极端种族主义分子，他不仅把非洲黑人、美洲印地安人和亚洲黄种人视为劣等种族，而且把除了盎格鲁撒克逊以外的所有欧洲民族也全都归入次等的“非白人”种类。

　　 [12]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1991  年 5  月 13  日。

　　 [13]  据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署和伦敦皇家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数字。

　　 [14]  林肯： 1862  年 8  月 22  日致 H  ·格里利的信，见尼科莱和海合编，《林肯全集》，纽约， 1907  年版，第 2  卷，第 227  ～ 228  页。

　　 [15]  在这种情况下，大国使用什么样的借口是无关紧要的。巴拿马的诺列加与毒品走私的瓜葛早已有之，但这并不妨碍美国中央情报局与他长期合作 (  包括布什任局长期间 )  并定期给他开支薪水。只是到了他同美国闹翻之后，这才成了一项不可饶恕的罪名，必须发兵缉捕。值得一提的是，经过巴拿马走私进入美国的毒品，在美军入侵清除了诺列加以后反而大幅度上升。

　　 [16]  如前所述，这里的“现实主义”不是贬义词，而是中性甚或是褒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