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中国国家安全观的论争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8-10
一、问题的由来
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使中国的安全环境大大改善。主要表现是：中俄关系有了实质性改善；摆脱了与所有国家的军事冲突；同所有邻国都保持着至少是正常的关系；中国与周边国家日益频繁和不断深化的经济、与文化交往，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互信，降低了军事对抗的可能。但中国安全环境仍然令人担忧。西方以人权、武器扩散、、西藏和新疆等问题为名，联合起来对付中国的威胁始终存在。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压制自由，不可能成为民主大家庭中的一员，也不可能成为国际事物中的可靠的伙伴。美国一些战略家认为，苏联崩溃以后，中国对发达民主国家的战略意义已不复存在。阻止苏联扩张时中国是一个有用伙伴。但苏联不存在了，中国不是可资利用之物，而有可能成为对西方利益尤其是美国利益的长期威胁。为此，美国加紧把战略重新东移，在中国周边部署军事力量，压制和延缓中国的崛起。[①]
然而，中国继续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及决定参与世界事务使中国在全球经济分量和地缘政治影响力持续、大幅上升。目前中国已经是具备一定的实力地区大国。经济增长年速度高大8%至9%，1997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十大贸易大国。2000年，中国的GDP达1万亿美元，已超过意大利，跃居世界第六。外贸总值达4700亿美元，居世界第七。[②]在世界上上，从来没有像中国13亿人口那么大的国家，经济如此迅速全面，持续时间如此之长。"即便中国经济增长率还低一些，用不了一代人的努力，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之一，其中央政府的财政预算额也将跻身世界前列。"[③]中国的文化吸引力和国际影响力正在扩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不仅可以利用已有的国际资源如核大国地位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且在国际裁军和军控等某些领域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出于上述原因，中国学者特别是国际问题专家从爱国主义角度出发就多极化进程中的中国安全战略展开了一场全国性的讨论，这场讨论至今还没有画上句号。这场讨论的特点是，国际事务理论贯穿始终。依据不同的理论，得出的政策建议也就不同。简单地概括一下的话，可以按两种方法对这些不同流派进行划分。第一种方法从中国与世界（主要是西方）的关系状态出发，分为合作派、防御派和对抗派三派。合作派认为，在维护中国核心价值观的前提下，最好与美国为主导的西方配合，中国应该接受现状而不是去打破现状。防御派认为，中国既要同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协作又要对它们进行防范。对抗派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地会充满敌意，尤其是在同美国这样一个西方意识形态国家的关系上。中国应该利用一切力量阻止美国的霸权，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因为中国可以利用多极之间的矛盾，联合发展中国家，迫使美国做出让步。另外一种分法涉及有关国际关系的经典辩论，有三个流派。第一派是新自由主义，认为，经济和科技实力是影响国际事物的根本因素，国家相互依存程度加深，国家的主权在逐渐削弱；第二派是现实主义，认为军事力量、国家实力仍是国际体系的基石；第三派是观念论，认为，观念的力量和它对思想的影响力，是影响国际事物的关键因素。[④]这三种理论的追随者在国家安全战略问题上强调不同的方面。
如此梳理中国安全战略的辩论就出现了一个3X3的矩阵。它的9个部分分别对应着9种观点：合作的新自由主义安全观、防御的新自由主义安全观、经济民族主义安全观；合作的现实主义安全观、防御的现实主义安全观、对抗派现实主义安全观；合作的观念论安全观、防御的观念论安全观和对抗的观念论安全观。不可否认，这种划分方法过于简单化了。大多数学者的主张既有合作派成分，又有防御派成分，还有对抗派成分。他们承认，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观念力量在当今世界都起作用。然而，他们强调的重点不同。
新自由主义
接受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想，促成一种与西方的政治经济相互依存关系。
经济发展优先，有所选择地接受世界体系的价值和规则，同时还要改革和塑造这个体系。
相互依赖的全球化体制只是美国霸权全球扩张。要立足本国，同时还要促进亚洲内部经济发展。
现实主义
最大程度地同美国为首的西方共同体妥协，中国不宜采用"自助"战略，更不允许加强军事实力，而应该首选"搭车"战略。主张满足于基本安全，反对多极化。
中美之间存在着达成战略理解和合作的可能性。"韬光养晦"，不过分追求军力的扩张，但是必须拥有足够威胁能力。防止美、日制造中国威胁论，有选择地加入西方主导的武器控制体系。
中国与美国的冲突不可避免。中国要加快国防现代化，提高核武器的突防能力。
观念论
接受西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遵守西方确定的国际准则。
同美国等大国领导人进行战略对话，增强相互信任关系。有选择地接受西方领导的世界秩序，但中国坚决反对全盘"西化"，中国更应该发展中国本身的价值的政治制度。
认为意识形态仍然是当今国际斗争的主战场，坚决抵制西方文化的渗入。中国要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反对西方的文化霸权。揭露"人道主义"、"自由民主"的虚伪本质。
二、新自由主义安全观
新自由主义认为，冷战后国际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素最重要。昔日是军事力量至上，而今贸易、国际和经济竞争力日趋重要。然而，新自由主义对安全战略的看法也存在分歧。合作的新自由主义支持并促成一种与西方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防御的新自由主义认为，在西方主导的相互依赖的全球体制中，中国要有条件地选择加入，同时还有积极地塑造新的国际规制。而经济民族主义认为中国在全球化分工中只不过世界的"手工作坊"，西方占据高科技优势和资本优势，美国等西方国家可以随时操纵国际经济组织制裁中国。在美元霸权的今天，中国与美国经济关系越密切，中国受制约的程度越大。具体分析如下：
（一）合作的新自由主义。合作的新自由主义认为，民族国家正在失去原有的自主性和权力，它们的领导人越来越无力控制民众、观念和资金的跨国境流动。"国家固有的核心技能正逐渐演进为协调技能，有些甚至被废弃，成为空白国家"。[⑤]各国政府作为国际事务组织者的地位较先前下降。取而代之的是跨国公司、金融市场、国际安全机制、国际经济组织特别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能对各国政府施加相当压力的国际非政府社团和群体，以及国际贩毒集团、恐怖主义分子。各国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国际和平不可分割。一方面，国家安全的范围急剧扩展，国际安全形成密不可分的，每个国家的安全都依赖于其他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安全。另一方面，传统的以领土和军事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观让位于以经济安全为核心的综合安全观。
基于上述理念，合作的新自由主义主张中国接受西方"化理论",只有"更新观念"、"转变经营机制" 和"国际接轨"，才能与西方"双赢"，建立"以跨国公司为基础的世界大同"。提出"融合"战略，认为中国只要同西方世界整合了，就可以树立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解除他国的戒心，从而使自己走向强大。合作的新自由主义认为中国赶上发达国家的捷径是走日本和"四小龙"的东亚资本主义道路，这样中国不仅可以被接纳为以美日为轴心的亚洲体系平等成员，还可以保持最起码的国家整合。建议"把国际舆论对中国关注的重心逐渐由人权、西藏等问题引向经济，用经济利益牵制西方国家，弱化和减少西方国家对中国制造政治障碍或摩擦"。[⑥]
对于中国来说，重要的是争取国内民主而不是反对美国的霸权。认为只要中国稳定地推进经济和政治改革，融入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去，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就会变得更加友好。为此，中国应该与美国建立亲密无间的关系，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出发，捍卫自由主义，承认美国一超的领导地位。主张压缩国防开支，消除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虑，为中国外交提供宽松的环境，扩大外交回旋余地。
（二）防御的新自由主义。认为目前西方主导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国显然不具备自己建立政治和经济体系的外部环境和能力，"当头"或主动进攻是大国特别是美国决不容忍的，而且还会招致周边国家的猜疑。今天的中国还远不是一个真正的大国，那种急于要打肿脸充胖子的心态是极其危险的。这是因为这种心态必定会对国家的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带来一系列危险的行动。这些行为甚至都不见得非要是咄咄逼人的军事扩张，就会引起其他国家的警觉和反感。防御的新自由主义认为，目前中国首要的任务是发展经济，加强对外贸易，为外资的进入提供有利的市场环境。在可见的将来，在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时代条件下，在中国与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国力差距难以实质性地缩小的现实制约下，增强中国外交主动权的现实途径恐怕不仅在于增强国力，而且在于与有关国家发展共同利益和互信，尤其是在经济领域。[⑦]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加强，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逐渐提高，中国的国际空间回旋余地会扩大。
因此，防御的新自由主义主张中国要积极参与以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体制，同世纪整合。事实上，中国在同世界整合过程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利益，积累了融入世界的知识、经验。[⑧]然而，防御的新自由主义又指出，要有所选择地接受世界体系的价值和规则，调整和改造中国的经济制度以适应世界体系。中国不能完全无条件地接受现在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国还要有所"表达"。就是说，中国不仅要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西方的游戏规则，通过大规模地引进外资和拓展国际贸易等手段参与世界竞争，而且还要利用自己不断增强的国际地位影响和改变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使这个体系更能符合中国的利益。"作为国际制度的新成员，中国既要经历学习阶段，也有修改、更新和制定国际制度的义务和责任。"[⑨]只有"参与"和"表达"的结合，中国才可以避免被孤立的危险，同时又扩大了自己的阵地，结成体制内的"统一战线"而抗衡美国。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在体制之外，中国很难利用美国和欧盟、日本等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而进入体制后，中国的能动余地会比现在大得多。
（三）经济民族主义。认为经济实力竞争是当今国际事务的关键，而贸易和金融问题是一个国家首要考虑的问题。但是经济民族主义并不认为相互依赖本身会而然地有利于中国。当前中国的经济安全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即中国依赖于世界甚于世界依赖中国，中国依赖美国甚于美国依赖中国。在国际分工中，西方发达国家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经济，在国际经济组织中起主导作用，而中国只不过是西方生产剩余价值的"手工作坊"，属劳动密集型，不占有核心技术，在国际经济组织中处于从属地位。国际政治斗争一旦激化，西方很容易利用国际经济组织来制裁中国。因此，中国必须重新审视加入即将崩溃的全球市场经济的努力，重新定位对外贸易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不要不惜一切代价出口，而要立足国内，为国家长期发展提供一个理想的模式。
经济民族主义还认为，当前所谓"相互依赖"的全球化经济只不过是美国通过美元霸权在全球的经济扩张。在全球金融和贸易中，美元霸权是结构性的，美国制造美元而世界其他地区生产美元购买的产品。美元霸权使美国货易伙伴失去了用自己的货币发展国内经济的能力，迫使这些国家寻找美元贷款和投资。中国经济应该摆脱美元霸权。中国要做的是宣布自某一天起所有外贸出口都得用人民币支付，用其他货币则为非法。随着中国经济独立性的加强，将影响全球贸易不对称的依赖性，从而会改变十年来全球化下亚洲国家恶性竞争的局面。亚洲国家将发现中国是一个可替代美国的贸易伙伴，中国与它们可能具有更多的共生关系，亚洲国家可以走出一条加强团结和发展共同利益之路。整个亚洲生活水平的提高将改变发展进程，恢复亚洲作为世界发达的文明中心地位，结束长达两个世纪西方经济和文化帝国主义的统治。当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为亚洲各国同西方达成较为公平的经济关系提供了绝好的机会。美国开始考虑把亚太国家作为亚太共同体中平等的成员。中国作为亚太地区最有发展潜力的经济体，应该抓住这一时机。
三、现实主义安全观
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关系的性质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民族国家依然是国际体系的基石，国家之间的力量必然是不相等的，有的强大而有的弱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国家领导人能够理智地追求个人及国家的安全利益、利益和实力。处于支配地位的强国，建立并维护一套为其利益服务的约定和规范。正在兴起的大国则不可避免地寻求改变这些规定，以照顾其利益。
（一）合作的现实主义。认为21世纪前期，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共同体在世界、经济、军事以及价值规范与规则体系方面占有显著优势，而世界其他力量少有或没有可能形成足够团结有力、足够持久坚强的制衡阵线。在西方发达国家共同体内部，成员国相互依赖，具有广泛的认同感。他们形成了体制化了的相互约束，其成员不存在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而是依靠协商、协调、合作。"至于军事强制完全排除在共同体内部关系领域。这样一来，美国霸权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德国和日本作为 "半主权"国家融入西方国际体系，这不仅确保了它们不会成为美国霸权的挑战者，而且还成了这一体系的重要维护者。"既然21世纪前期美国领导的西方国家共同体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最具全局影响力的方面，那么对于要以制衡为根本态势和国策为指南的来说，在大战略的层次上只能是势单力薄。"据此，中国不宜采用"自助"战略，更不允许加强军事实力、联合其他受到同类威胁的国家和争取造就或维持足以扶弱抑强的国际均势，而应该首选"搭车"战略，最大程度地同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共同体妥协，"通过必要的、经受得起的妥协来获取我们所处的基本环境中蕴涵的种种机遇"，与西方形成总的协调关系，与之出足够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念"、"共同规则"和"共同国际运作机制"。否则，中国在追求基本安全、基本富裕和争取成为世界强国这几方面都将遇到过大的、"甚至不可逾越"的障碍。合作的现实主义认为由于国际安全"霍布斯式恐惧"的存在，"不能从落后就要挨打这一可贵的教训中引申出强大等于安全、越强大就越安全的结论。国力强大只是一般情况下国家安全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只要安全两难不缓解，一个更强大的中国可能是一个更不安全的中国"。合作的现实主义认为要谨慎地对待"多极化"问题，认为"一个真正多极化了的东亚可能是一个充斥着权势政治的、高度不稳定和危险的东亚。"21世纪前期的中国应当大致满足于基本安全，同时足够耐心地与若干不安全因素乃至相对不安全状况长期共存，坚持不懈地予以恰当应付。[⑩]
（二）防御的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承认美国对中国的警惕性越来越高，但美国并不会主动与中国为敌，中美之间存在着达成战略理解和合作的可能性。但是，防御性现实主义也意识到两国要达成战略理解和合作会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因此强调中国应该继续"韬光养晦"，不过分追求军力的扩张，但是必须拥有足够威胁能力。
防御的现实主义认为，"目前是中国近百年来环境最好的一个历史时期，从原来面对美苏夹击，到目前没有直接外敌入侵，没有直接的军事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确实是最好的一个历史时期。""中国目前不存在严重的安全威胁。"[11]此类观点强调，"目前我国国内有人将美国军界鹰派的战略观点和布什当前的一些做法视为美国安全战略的重大转变，这样容易误导国人。因为如果美国已经将中国作为下一个敌人，就预示着中美对抗的时代已经开始，那么中国所剩的选择就只应该做好战争准备，否则误国误民。但实际情况并没有发展到那种地步。"[12]主张中国要努力消除别国对中国构成的威胁，同时又要在国际社会中消除"中国威胁论"的影响。第一，加强安全合作，发展睦邻关系。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中，国家间的相互防范是"理性"的，因此未可厚非。比如东盟地区在成立之初主要目的是通过接触来同化、围堵、节制中国。但中国与东盟敞开对话，在东亚危机中，以实际行动证明中国是一个负责的国家，是一个可靠的邻邦，因此东盟对中国的信任度大大增加了，逐渐改变了对"中国威胁论"的态度。第二，中国要头脑要冷静，不授人以柄。美国作为一个民族主义极强的国家，当它意识到会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哪怕极遥远的将来能赶上美国时，就会尽可能地夸大哪一个国家的能力或潜能，使其成为假想敌而凝聚美国的力量。在冷战时期，美国夸大苏联的实力，抛出"导弹缺口"等神话。美国对后来的日本也是如此：当年风靡美国的标题是《日本第一》和《日升》。今天，美国对中国如法炮制。所有关于中国未来趋势的原始发源地都来自美国或西方："中国未来第一论"、"儒家文化优势论""东亚奇迹""美国海军在未来战争中书给中国海军"等。防御的民族主义叹息道，这些耸人听闻的神话传到中国时，"早就丧失理论创造能力而对西方的任何垃圾都趋之若骛的中国精英们如获至宝，他们津津乐道地相互传送，大肆操作，满足他们自己和国民因百年屈辱而严重自卑心态后面的虚荣心。他们根本没有发觉他们这些蹩脚的重复炒作已经被美国和日本当成是中国野心的证据，中国也就因此非常荣幸地成为了继苏联和日本的新科可尊敬的敌人"。[13]
防御的民族主义对发展经济与国家安全的看法是：中国目前应该采取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并重的政策，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要争取有利于自己的安全的、防止局部战争发生的安全环境，没有实力是行不通的。中国反对"实力外交"，但外交必须以实力为基础。[14] 国穷不等于国弱，国富不等于国强。在20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但中国实行全民动员体制，始终把国防建设放在优先考虑问题之列，对强权霸权毫不示弱，使得帝国主义势力越来越只有招架之功，而没有还手之力，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日益增加，美国不得不回过头来求助于中国，第三世界国家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相反，在大清帝国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是世界上的经济大国，与英帝国齐平，但国力不差的中国在战争爆发后就没辙了，原因就在于民心涣散，毁弃国防。今天的中国虽然有如此大的GDP指数，但国家强大与否不是由GDP指数堆起来的"体重"大小，而是由这个"体重"转化出来的对外辐射能量的大小。而且从历史上看，新兴大国都是对现存大国的潜在战略威胁，其发展不免受到后者的遏止。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积极发展国际经贸关系、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努力受到的百般刁难和阻挠，就是出自政治和战略的考虑。对中国来说，还有一个意识形态问题。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可以解释美国一直对中国实行严格的技术出口控制，并利用政策贸易关系这一手段对中国施加压力、对中国入世设置障碍。事实表明，美国一直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敌手，在同中国保持接触的同时，还对中国进行战略包围。有鉴于此，中国要做好两手准备，一方面加强同美国的政治经济交往和安全对话，另一方面决不放松国防建设。
（三）进攻性的现实主义。冷战后，美国国内对中国安全战略的认识及其未来趋势的判断展开来辩论。主张"遏制"战略的人认为，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state），企图推翻目前的国际政治秩序、游戏规则，遏制是惟一可行的选择。主张同中国"接触"的人认为，应该同中国扩大合作，促进中国的民主和人权，让中国更好地融入以美国为领导的国际社会。无论哪一种战略，目的都是防范中国。[15]"一方面从外部施加压力，制约中国；另一方面以交往为手段，企图促进中国从内部发生和平演变。"[16]据此，进攻性的现实主义认为中国的日益强大使得美国采取各种手段来限制中国的发展，甚至有可能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打击中国。因此，中国必须牺牲一定的眼前利益，尽快地全面发展军力，以图能够在军事上尽快和美国抗衡。进攻性的现实主义观点在美国进一步加强在亚太地区的联盟体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中美撞机事件、布什政府执意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中获得了更多的支持证据，因此进攻性的现实主义主张中国应该放弃"和平与发展"的理念。
进攻性的现实主义对中国的安全现状堪忧，认为中国今天"既没有强大盟友、也没有忠实的小伙伴，被不友善的势力完全包围的状况中。如果突发战争，敌人将可能从四面八方进攻，这恐怕是抗日战争时都不可能有的严峻局面。"[17]首先，中美矛盾迟早会爆发。"中国的崛起正处在与美国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发生矛盾和碰撞的发展轨道上，中国与美国就好比两列相对而驰的火车，早晚要迎头相撞。"[18]其次，俄罗斯虽然与我国保持良好关系，但是"在北约轰炸我南斯拉夫使馆这件事件上表现得相当软弱，除了嚷嚷两句，什么也不敢干"。[19]"9?11"以后，俄罗斯利用这一机会，加快了与美国和西方国家接近的步伐，甚至表示愿意加入北约。因此，我国与俄罗斯的友好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仅仅在政治上互相利用的关系，缺乏经济基础和民间基础，又没有同盟条约相约束，因此这种友好关系并不牢固。[20]再次，对日本而言，制造出核武器早已是能力范围内的事情，只是不想动手罢了；近些年，日本军事开支已经居世界第二位，其《和平宪法》一次次被突破；日本还在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其政治野心和军事实力已经对我国构成严重威胁。2001年日本在《防卫白皮书》中特别强调中国正在致力于实现军事化，指责中国增强军力对构成威胁，要对中国保持"警惕"。[21]日本鼓吹"中国有可能用核武器攻击日本"，重提"中国威胁论"。陆上自卫队甚至私下指定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军事计划。[22]特别是，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幽灵从未被彻底消灭，日本普通国民对中国非常不友好。日本与我国在钓鱼岛存在领土争端，台独势力在日本政界获得了广泛支持。此外，在经济发展势头中国兴盛日本衰弱的背景下，日本国内"中国经济威胁论"正在抬头。[23] 其四，与我国西南接壤的印度强占着我国藏南最富饶的一块领土，它还是一个核国家，其科技力量特别是军事科技最近一些年来取得了飞速进展。印度拥有一支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强大舰队，一百多万军事部队。自苏联解体后，印度积极谋求与美国接近，"9.11"以后，这个接近进程大大加快了。最后，西部临国阿富汗，在经历了反恐怖战争后已经形成了一个亲美、亲西方的政权。阿富汗实际上已经牢牢掌握在美国手中了。
基于上述忧虑，进攻性的现实主义极力主张"军事实力论"，认为军强才是国强的标志。第一，经济利益延伸到哪里，自卫手段就延伸到哪里。商业与军事的关系相辅相成，中国的利益已走向世界，因而中国无法回避自卫手段全球化的问题。发展是"硬道理"，但没有军事自卫力量去保障资源和海上贸易就不能发展。第二，美国人的"朋友"，就是打不败的对手。中国只有脊梁强硬，和平的机会才会更多；只有发展强大的武装力量，和平才能有保障。美国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中国对付美国的最好办法就是针锋相对，中美矛盾和冲突是中美之间做朋友的前奏。[24]第三，大国战略失衡的情况下，联合国不能起到什么作用。在国际政治中不能有过多的牧师情怀，联合国是大国战略平衡的产物。国家竞争凭的是以军事为核心的实力，和平是建立在战略平衡基础上的。不打仗不是和平的真正标志。奴隶与奴隶主之间也有"和平"，但这不是真实的和平。
进攻性的现实主义主张中国应该放弃"不当头"、"韬光养晦"的策略，主动出击，挑起发展中国家"老大"的重任，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这一结论是历史经验的。进攻性的现实主义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旗帜鲜明地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正义事业，在国际上赢得了崇高的威望，领导第三世界国家反霸斗争争取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八十年代以来，第三世界渐渐失去了世界范围内的领导力量，群龙无首，一团散沙。自冷战结束后，美国和西方以胜利者的姿态发号施令，什么出兵"维持和平"、"防止核扩散"，什么"制裁"、"谴责"等都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操纵的。美国还在东亚对中国采取步步进逼战略：修改延续美日安保条约、续约冲绳基地，邀请李登辉访美等等。九十年代以来，东亚太平洋地区的国际安全事务的主动权基本上操纵在美国和美日同盟的手里，中国在战略上基本上处于被动的地位，至多是在事后表示关注或仓促应战。进攻性的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政治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以为"不当头"、"韬光养晦"能够为中国争取时间，只能会进一步增长霸权主义的气焰，使中国的国际威望进一步下降，并越来越使自己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一旦国际空间变得越来越狭窄困难，所能够选择的回应手段也会变得越来越少，国内的群众工作也会越来越困难，到那时，内外交困的局面就会对中国的政权造成根本性的威胁。
四、观念论安全观
观念论强调观念的力量以及人们可以学习和接受新观念的能力。对于观念论来说，国际事务并不是仅由、军事因素而定，更为重要的是文化、意识形态以及各国领导人和公众如何看待国际事务。有机会改变世界对自己的看法，中国对外政策的重点应当是影响周边国家和西方国家人民的思想尤其是领导人的思想。但是，观念论也存在分歧，对中国应该向世界传递什么样的信息有不同的看法。
（一）合作的观念论。合作的观念论认为，民主体制是西方文明的精华，中国应向西方表示，中国正在努力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念，实现西方的民主社会。认为中国安全的核心问题是修内政以便向西方民主社会靠拢。改造世界的前提是改造自己。中国的制度必须允许公民更多地参与国家政治，并且较为自主地影响或把握自己的命运，否则就会加剧社会不稳定因素。中国不应该只学习西方的技术和，还应该不断吸收西方的人文和思想自由，实现公民权利和代议制政府。日本明治维新实现了富国强兵，但结果证明是灾难性的，后来不得不接受西方的文明。中国应该像日本一样，接受并遵守西方确定的国际准则，使之相信中国已经"文明化"，从而接纳中国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
合作的观念论认为，中国对外战略的目标是美国领导人和战略家，即美国的精英。所传递的信息应强调冷战后世界的性质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意识形态斗争已经消失。主张寻求同美国等大国领导人进行战略对话，就世界及地区和平与稳定所面临的重大威胁达成共识，以及在影响世界事务的关键趋势上形成共同的看法。主张就双方的根本价值观念、利益和战略目标进行广泛而坦诚的讨论。中美双方都需要耐心和克制，不断推进两国之间的对话，这样才能相互信任，双方领导人才能下决心，绕开难以对付的官僚机构，解决两国间的棘手问题。持这种观点的人从以下事件中得到了启发，即70年代的毛泽东、周恩来与尼克松、基辛格之间的对话推动了中美关系正常化。1989年至1996年，中美关系中断了这种对话，在很大的程度上导致了中美关系的恶化。而在1997年后江泽民和克林顿频繁对话促进了"中美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同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展开广泛的对话，也起着类似的作用，从而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此外，中国同世界性的或地区性的经济组织和安全组织的对话，不仅是中国得到了大量的外资，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且还消除了"中国威胁论"的影响。
（二）防御的观念论。中国可以有选择地接受西方领导的世界秩序，但中国坚决反对全盘"西化"，反对全盘接受美国式的民主。中国已经走上了一条中国式市场经济的道路，在政治上也应该如此。中国政治改革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的内政，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世界。当中国的政治发展走向不明时，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担忧成为必然。民主政治的发展仅仅是中国政治建设的一部分，而非全部。政治秩序的建设过程是包括发展民主政治在内的一个更为广泛也更为深刻的政治转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需要吸收西方先进的民主因素，但中国更应该发展中国自身价值的政治制度。这样做非常有利于中国"软权力"方面的发展。"一种非西方式中国民主政治可望成为发挥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政治秩序基础。"[25]
中国对外战略的目标不仅包括西方精英还应该包括西方民众。一方面，谋求与美国等西方国家领导人和战略家的对话，另一方面，加强东西方的民间的文化交流，让西方民众了解中国防御型的、和平主义的对外政策。合作的观念论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与西方的高层战略对话如中欧领导人的会晤、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定期召开固然有利于加强欧盟、美、日以及周边国家对中国的了解，但中美、中日民间团体的互访也极其重要，因为这种交流加深了西方民众对中国的了解，使他们认识到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存在偏见，有助于从社会底层消除"中国威胁论"的影响，进而影响政府对华政策。
（三）对抗的观念论。对抗的观念论认为，意识形态的斗争仍然是当今国际斗争的主战场，西方对中国的敌意是固有的。在西方眼里，中国仍然是共产党国家，意识形态同西方有本质区别，作为正在崛起的异质国家不可避免地会挑战西方的主导地位。虽然中国外交已十分务实，全无意识形态色彩，但西方文化中固有的普世主义和"天定命运"的观念，使西方不可能违反自己的本性而去学会容忍中国的制度和价值观。西方有些人从自己的和文化出发，推断中国崛起以后必然会走西方对外扩张的老路。因此，冷战后，西方国家了对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分化、西方的经验，强化了对我国和东亚地区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和文化侵略性质的"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具有公开化、综合性和多手段并用的特征。[26]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以渐进式的和平演变与"西化"战略，继续在中国推行其民主价值观。[27]
为了抵制西方意识形态入侵，对抗的观念论认为，中国要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反击。中国对外战略的目标对象是西方的民众。让西方民众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内政与外交、成就与问题，了解中华民族文化的和平主义本质等，尤其是让他们了解中国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利益所在和安全战略与外交的和平、防御与克制的特征与本质。向西方民众宣传，作为"礼仪之邦"的中国自古以来就看重道德原则在对外关系中的作用，在对外关系中看重的是国家间关系中的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和互不侵犯。揭露某些别有用心的政客鼓噪"中国威胁论"和"妖魔化中国"的真正面目，使西方民众同情中国的处境。在反霸问题上，中国不能孤军奋战，要联合发展中国家，根据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致命弱点，不断对它那些不胜枚举的违反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十分不得人心的那些恶行提出批评和谴责，包括历史上帝国主义侵略所留下的贻害和冷战后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揭露"人道主义"、"自由民主"的虚伪本质。此外，还要联合西方广大的爱好和平的民众，结成广泛的统一阵线，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事业。
五、结语
清醒认识当前世界的本质特征、准确估计冷战后的国际力量对比是正确外交决策的前提和基础。学者们在讨论之中虽然强调的重点不同，有的甚至截然相反，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本身有助于我国政府的安全战略决策。各个流派的观点都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反映了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群体对中国安全问题的关切，但作为安全战略决策，不是从某一方面、某一群体、短时期出发，而是从全面地、全国人民、长时期出发，是对各个流派观点的通盘考虑。
在讨论中，合作派与对抗派交锋最为激烈，但大多数学者对两派中偏激的观点持反对意见。其一是"合作至上"的观点，这种观点对冷战后的国际局势盲目乐观，以为天下从此太平，可以高枕无忧地专心发展经济了；对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和困难估计不足，对美国一极独霸的危害放松警惕。其二是"激进民族主义"观点，这种观点夸大西方的敌意和战争的危险性。前者被视为过于理想化，后者被认为是不理智。而目前主流的意见仍是以"韬光养晦"为口号的防御性主义的安全战略思想，即认为中国既要斗争又要合作。在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方面，中国必须旗帜鲜明，毫不含糊，争取制定符合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广大第三世界人民利益的游戏规则。但是，中国不能"当头"、不能做"老大"，而要"韬光养晦"。中国既要努力发展经济，又要加强国防建设；既要消除别国对自己的威胁，同时又要谨防"中国威胁论"。中国不只是做反对者而且还要做合作者，有所选择地接受世界体系的价值和规则，调整和改造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以适应世界体系的发展潮流。与此同时，中国还要"有所作为"，即根据自身的需要改革和塑造国际体系，让这个体系更能符合中国的利益。
【注释】
[①] 美国将采用三个步骤增强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力量：一是把关岛这一美国领土坚持向整个亚洲投送力量的主要枢纽支援在这一地区的任何地点快速部署和使用相当规模的美国空军兵力。二是努力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空军和海军的新的作战理论最大限度地发挥海空联合部队协同作战力量。三是审查空军未来的兵力结构，权衡能否通过混合编组受益，更加重视远程战斗平台。参见[美]扎勒米?哈利勒扎德等（美国兰德公司）：《美国与亚洲--美国新战略和兵力态势》，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4页。
[②] 中华研究院：《国际经济情势周报》，2001年12月7日，第1414期，第623号附表。
[③] 伊利莎白?埃克诺米、米歇尔?奥克森伯格：《参与世界》，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6页。
[④] "观念论"的概念由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中国问题研究员和亚洲研究部副主任伊利莎白?埃克诺米和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兼学教授米歇尔?奥克森伯格提出。由于"建构主义"在争论中未能形成一个流派，本文没有采用这一概念。参见伊利莎白?埃克诺米、米歇尔?奥克森伯格：《中国参与世界》，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3页。
[⑤] 刘杰：《经济全球化与国家主权：同质性与异质性分析》，载《太平洋学报》，2002年第2期。
[⑥]李山：《西太平洋新月形包围圈的由来和中国面临的冷战后东亚战略格局》。
[⑦] 卿文辉，孙辉：《后冷战时代的中国国家安全》，载《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1期，第1-9页。
[⑧] 关于联合国维和行动及ARF对中国安全思想和各个部门体制的影响的评论，参见Bates Gill and James Reilly, "Sovereignty, Intervention, and Peacekeeping: The View from Beijing," in Survival, Vol.42, No.3 .Autumn 2000, pp.41-59; Rosemary Foot, "China in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Organizational Processes and Domestic Models of Thought", in Asian Survey, Vol. XXXVIII, No.5, May 1998, pp.425-440.
[⑨] 有关国际规则的讨论，请参见阎学通、章百家、秦亚青、叶卫平、潘维：《国际规则制定权与中国的位置》，载《世界知识》，2002年第6期，第38页。
[⑩] 时殷弘、宋德星：《21世纪前期中国国际态度、外交和根本战略思考》，载《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1期。
[11] 参见阎学通、宋新宁、陶文钊、杨毅：《中国的安全环境怎么样》，载《世界知识》，2002年第9期，第34页，阎学通、宋新宁的主旨发言。
[12] 郝雨凡：《911事件的冲击与中国面临的挑战》，2002年7月15日至16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转型中的中国政治与政治学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13] 唐世平：《再论中国的大战略》，载《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4期，第31页。
[14] 参见阎学通、章百家、秦亚青、叶卫平、潘维：《国际规则制定权与中国的位置》， 载《世界知识》，2002年第6期，第41页，叶卫平的主旨发言。
[15] 有关这场辩论的理论和分析,参见Randall L. Schweller, "Managing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History and Theory," in Alat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Ross, ed.,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London: Routledge,1999,pp.1-31.
[16] 王缉思，《美国国家利益和中美新冷战》，载《美国研究》，2000年第1期。
[17] 雅科夫：《我国国家安全形势堪忧》，见年4月5日。
[18] 参见阎学通、时殷弘、唐永胜、房宁：《中国崛起的影响和困难》，载《世界知识》，2002年第17期，第47页，房宁的主旨发言。
[19] 参见房宁、王小东、宋强等：《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第45页。
[20] "中国威胁论"在俄罗斯部不占主流但仍有一定的市场。一些俄罗斯人认为，美国和中国都是俄罗斯的敌人，这两国都在对俄趁火打劫，只不过美国更咄咄逼人，当前威胁更大，而中国更巧妙，威胁暂时较弱较间接而已。在中国方面，俄(苏)长期伤害中国的历史对中国人心理的影响也不可能短期内完全消除。总之，两国间尚缺乏足够的互信。有的人甚至提出，即使在北约东扩的情况下，也不能忽视来自中国方面的威胁。例如，B·齐吉奇科教授在《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想的地缘战略因素》一文中预测，到2005年时，"西方对俄罗斯造成军事威胁的概率达75%，中国对俄罗斯造成军事威胁的概率达57%"，即认为" 2000年以后对俄罗斯的最大威胁来自西方和远东"。参见[俄]B．齐吉奇科，《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想的地缘战略因素》，载[俄]《军事思想》，1996年，第5期。
[21] "防卫白皮书对中台的动向保持警惕"，时事社2001年7月6日。
[22] "日本陆上自卫队私下制定假想敌国的军事计划"，[日本]《赤旗报》，2001年4月3日。
[23] "日本削减对华日元贷款"，《日本经济新闻》，2001年7月29日。
[24] 张文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国家利益》，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1期，第60页。
[25] 郑永年：《世界体系、中美关系和中国的战略考量》，载《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5期，第77页。
[26] 吴鹏：《我国的地区安全环境与安全利益》，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7期，第65页。
[27] 宁敬：《世纪之交的国际格局与中国的国家安全》，载《当代思潮》，199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