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变迁和世界秩序重建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8-10
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秩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苏东剧变、冷战结束，一个新的未知的世界秩序开始形成。未来世界将走向何方？人们意见纷呈。其最典型的见解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资本主义胜利说”，认为苏东剧变的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和资本主义的永恒，终结于资本主义制度，如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发表的“历史终结论”。这种肤浅之论很快被冷战后全球动荡的无情事实所抛弃。另一类则是“世界新分裂”说，认为由冷战的意识形态冲突造成的国际对抗，将被其它冲突——如种族冲突、文明冲突、文化冲突、南北冲突等等所造成的世界分裂所取代。美国学者亨廷顿1993年在美国《外交》杂志撰文《文明的冲突？》，主张冷战结束之前世界冲突的中心点是“西方的内战”——从王侯间冲突到民族国家间冲突，再到冷战中的意识形态冲突。冷战后国际政治“走出了西方阶段”，演变为“文明的冲突”：世界冲突的“中心点演变为西方与非西方文明之间，以及非西方文明之间的互动”。“这个新世界中的冲突的基本源泉将主要不是意识形态的，也不是经济的。人类之间的巨大分裂与冲突的主要源泉将是文化的冲突。”11996年亨廷顿将此说扩为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该书的封面表征了亨廷顿想象中的世界大格局：在地球背景上，右上方是基督教十字架，左下方是伊斯兰新月，右下方则是太极图。此外，法国右翼国民阵线的二号人物Bruno Megret在其党地方选举获胜后说：其他种族的人民“从哪来就回哪去……不是因为我们恨他们，而是因为他们污染了我们的民族特性并抢走了我们的工作”。2许多人把巴以冲突和新近发生的9-11恐怖事件，看成是对文明冲突论的“验证”。
历史将证明，这些预言都经不住实践的检验，因为它们都漠视我们时代的深层条件的变化，继续冷战思维的逻辑惯性：或认为冷战的一方征服另一方而“终结历史”，或主张文明、种族等等将取代意识形态，继续人类社会的分裂状态。麦哲在透彻地分析了亨廷顿观点之后指出，“冲突的真正原因是社会经济，而不是文明。”3冷战结束的深层原因，不是谁胜谁负的问题，而是技术的划时代变革带来了人类经济发展的新时代，并由此改变社会冲突方式，创造世界秩序的新版图。唯物史观是分析世界秩序这一深刻变化的绝好的理论范式。
虽然现行教科书体系将国家的社会形态作为最高层次的范畴，世界秩序与国际关系仅仅作为影响社会形态的“外因”来对待，然而历史唯物主义创建之初，其创始人已经提出人类历史正成为“世界历史”。毛泽东同志也曾经从世界格局来分析中国革命的道路。在今天，全球化大潮正冲激而来，比“社会形态”更高的“世界秩序”理应成为唯物史观重要范畴。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世界秩序中由各国或各经济体之间，建立在国际性生产力结构基础上的的经济利益关系的总和，构成的“国际生产关系”，它是其它国际关系——政治军事关系、意识形态关系等的基础。共同的民族、文化、意识形态等等，只是提供了把各国凝聚为国际利益冲突中各种国际力量的可能的纽带，它们依附于人们的利益关系而发挥其作用。运用这一理论范式来分析当代现实，能使我们准确把握当代世界秩序及其走向。
一、是什么力量推倒了柏林墙？
为了分析冷战后的世界秩序走向，我们必须追问：把欧洲分割开来的柏林墙是靠什么力量建立，又是靠什么力量推倒的？这个现代世界史上最大的斯芬克斯之谜的谜底，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所谓“优越性”，而是科学技术与建立其上的生产力。
1、大工业时代的世界秩序：从殖民扩张到全球割据
马克思恩格斯把他们时代的世界秩序，归结为大工业的产物：大工业“创造了工具和现代化的世界市场，……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4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5 这是殖民主义的世界秩序：世界上极少数工业强国的资本，凭仗大工业生产力和坚船利炮，向全球几乎无限广阔的殖民地扩张，于是产生了人类历史上“早期全球化时代”——以野蛮侵略为手段的殖民扩张的全球化时代。这个时代的特征，是西方强国对世界各国推行“同质化”，力图用西方文化取代各国的传统文化。殖民者或者建立独立的工业化国家（如美国与澳大利亚），或者把他国纳入到本国工业化体系中，作为它的附庸与边缘（如印度和非洲）。
这种早期的“殖民扩张的全球化时代”很快被“全球割据时代”所取代。在马克思之后，电力、内燃机和有机化学工业取代了蒸汽大王，用先进生产力武装的一个个后起的现代工业强国相继崛起。而这种现代大工业体系，需要大规模的集中的交通能源体系作为全社会经济的骨干，于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逐步被垄断寡头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力量所代替。于是，这种类型的生产力最适合于在庞大的工业体系的大国中生长，这些大国于是成为世界秩序的主导力量。由此形成了以大国为中心的群雄并列的时代，取代了当初大英帝国作为“日不落帝国”的地位。这些大国不仅需要消耗大量的石油、煤、铁和其它矿产资源，而且它的大批量规模化生产必须以国际性分工为前提，否则无法形成全球性广阔的市场需求。于是，为了争夺与控制全世界市场和石油等关键资源，各个工业化大国尽力争夺与控制拥有这些关键资源的发展中国家，尽力把它们纳入自己的国际分工体系。为此，各大国之间展开了分割全世界殖民地与势力范围的激烈斗争。而在这场争夺中，各大国自身的工业化体系是核心：它们依仗这一体系的力量来争夺，并且争夺的目的也是为了喂饱自身的工业化体系。各工业化大国对世界的分割格局，本质是各自工业化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和放大。大国间的冲突与均衡是这种世界秩序的基本构架。而作为争夺对象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自身也不甘处于被掠夺的地位，于是开展了争取自身独立解放的斗争。这一斗争成为依存于大国冲突的重要国际冲突——因为这些独立解放总要有某些大国力量的支持。这些冲突常常以民族冲突或意识形态的冲突形式出现，然而其冲突之源是各国的利益。
这种以大国冲突与均衡为基本框架的“全球割据”的世界秩序，又经历了两个阶段。在初期阶段，亟需向海外殖民来支撑本国化体系的后起资本主义强国（如德国），与已经占有大量殖民地和国际势力范围的老牌资本主义强国之间的冲突日趋激烈，形成了资本主义的“战国时代”。这个时代各帝国主义国家冲突和磨擦的后果，是人类上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是国际力量高度不均衡的动荡的时代。经过两次世界战争之后，国际力量暂时平衡，形成了由东西方对峙的“雅尔塔体系”。而大工业的最高产物——核能和航天器的发明，使这种暂时的平衡逐步转化为一种“恐怖的战略平衡状态”——这就是冷战格局。所以，冷战格局是工业化国家分割世界的产物，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冲突的产物。意识形态的冲突只是外在形式，核心是工业化国家的利益冲突。
冷战格局中的工业化国家，奉行两种体制，进行两种类型的世界扩张。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通过军事力量管制下的市场机制，来建立相应的国内与国际分工体系，支撑本国的庞大工业，列宁称它为帝国主义。而前苏联则采取政治军事手段，直接使用国家权力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来建立国内与国际分工体系，依靠其周边的卫星国来支撑自身的工业化体系，毛泽东同志称它为“社会帝国主义”。正是基于这个缘故，一些小国被迫依附在这些工业化大国周围，而那些不甘心做卫星国的独立的家（如中国），则成为大国斗争中的争夺、利用或封锁的对象，成为冷战格局中的第三种力量。这是中国在当时国际环境下，捍卫国家独立，防止成为工业化强国的附庸的必然选择。由此引起了这些发展中国家和卫星国争取自身独立的斗争，以及中国这样的独立国家的反对霸权的斗争。所有这些冲突与平衡，构成了冷战中的世界秩序。
2、缺乏创新空间：前苏联体制的根本缺陷
冷战格局作为全球割据的最后结果，其实质是采用不同社会组织形式的两类工业化国家，为了满足本国的工业化体系的现实利益向世界扩张自己的势力，最后依靠核恐怖而维持的对世界的割据格局。意识形态的冲突不是冷战的根本原因，而只是冷战的外在形式。由此，意识形态的胜负也不是苏东剧变与冷战结束的根本原因，而只是其外在形式。
前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的真正的根本原因，是两种工业化体制的竞争的结果。我们知道，西方的原发性大工业体系，原本是从自发性自由竞争市场中产生出来的。而大工业体系的集中化的特点，却与诞生它的经济环境——单个私人资本的自由竞争市场环境格格不入，由此构成深刻的矛盾。于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爆发了一次接一次经济危机，经历一次次产业结构与资本结构的调整和重组，不得不从自由竞争不断走向垄断，从单个资本走向股份公司，逐步实现了资本的社会化，如列宁所说，走向垄断的帝国主义。并且采纳了凯恩斯主义，吸收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用政府权力直接使用权力干预市场，进行资源配置。
前苏联的工业化道路与此完全不同。它直接按照西方已有的工业化体系高度集中化的特点，依照它的基本框架，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用行政权力来配置资源，组织全社会资源来建设全社会的高度集中的工业体系。这条道路的确是一条摹仿型工业化的捷径。另一方面，军事工业本来就是由政府投资的事业，也比较适合于计划经济体制。因此，对于急于建立现代化工业体系与西方抗衡的前苏联来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具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合理性。正因如此，前苏联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内，就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走过的道路，成为现代化工业强国。并且在军事工业的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许多西方国家，有时甚至超过美国。
然而，当现代大工业体系一旦建立起来之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就开始暴露出它的最根本的致命缺点：非常不利于技术创新，尤其不利于与当前计划体制相冲突的原创性、体系性的技术创新。计划经济体制在其本性上就是一个摹仿型经济体制——摹仿业已成熟的技术体系的经济体制，而非创新型经济体制。
首先，从根本上说，技术创新本身具有不可预见性，无法进行事先计划安排。人类历史上所有重大发明，从蒸汽机、电动机到电话、飞机，都不是事先计划的产物，它必须三条不可缺少的条件：一是社会需求，二是生产者与科技工作者的自由的创造，三是寻求增殖的可以自由支配的资金（用以组织资源）。特别是国民经济主体——民用产品的技术创新，消费者的市场选择压力、间市场竞争压力、寻找增殖出路的资本是不可缺少的创新动力源和创新方向的引导者。而在计划经济下，除了政府面临的客观压力之外，其它条件统统不存在。与此同时，在大工业体系建立之后，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的行为完全被纳入到政府的计划之中。既无创新的积极性，也很少有创新的自由。社会资金则完全按照计划安排，不可能有某种可供企业自由支配的资金来支持无法预算的技术创新，至多只能支持现有技术体系上的某种改良。
其次，技术创新成果只有在与全社会的工业化体系的不相冲突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被计划经济体制所容纳。这样的创新至多只能是原有体系内的小改小革。那些起初很不成熟，然而将来却会形成新的技术体系的原创性革新，必然被严密计划下的现行大工业体系所排斥和扼杀。这是成熟的技术体系的“排异性反应”，而计划经济用政府权力加强了这种排异性反应。
有人会说，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扼杀国防工业的技术创新：它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建立了堪称人类航天史奇迹的和平号太空站，并且其核武器一直处在世界的前列。笔者认为上述事实并不能作为计划经济优越性的理由。前苏联军事工业的相对成功，实际上正是无法周密计划的结果：因为军事工业是各国保密行业，不可能像民用工业那样摹仿西方比较成熟的技术体系，按照计划来建立。也就是说，前苏联在创业之初还不可能对军事工业实行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在军事工业上的作用主要体现于：由政府根据所处国际环境决定科技创新的大致方向，利用政府权力调动和集中本国及其卫星国的全部资源，来支持军事工业的创新。家们对这些资金具有相当大的支配自由度，是前苏联军事工业创新的前提。这一方面使军事工业取得了巨大成功，另一方面，则由于没有采用市场的配置资源的作用，造成了资源利用效率不高。于是，前苏联在军事工业上的巨大的成功，实际上以牺牲人民生活水平为代价。一旦这种创新成功之后，计划经济模式将会形成僵化的国防工业体系，下一步的创新会受到严重阻碍。
所以，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尽管前苏联在军事工业上有创新，但在民用工业上很难有重大突破。以汽车为例，前苏联汽车工业部对汽车生产企业实行两级或三级管理，各汽车厂按统一规划生产汽车，自成系列。产品品种单一，国家控制销售，价格基本上不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排斥任何竞争。用户没有选择余地。同时，创新缺乏计划外资金的支持，这必然造成汽车工业缺乏创新活力。1924年11月莫斯科阿莫厂生产了十辆1.5吨载货车，开创了前苏联汽车工业的历史。然而在1930年，苏联不得不从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购买了一个完整的工厂，建起了高尔基汽车厂。上世纪60年代初，前苏联当局鉴于本国汽车工业的落后状况，再次引进外国技术、设备、资金建设现代化的汽车厂，并进行了机构改革。1966～1975年苏联以专业化协作生产为指导方针，进行改革，但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限制，企业无法听从市场的指挥而必须听从不对企业负经济责任的官僚体制的指挥，所以尽管进行了大量投资和引进，在80年代的汽车产量仍然10年徘徊，质量与性能上更是几十年一贯制。6
由此可见，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适合于摹仿性大工业技术体系建设的体制，它在成功地迅速实现工业化之后，便丧失了活力，缺乏从大工业体系向新的技术体系转变的创新能力。这一致命缺陷导致前苏联的危机。到了20世纪80年代，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兴起了以硅谷为代表的科技创新浪潮，开始了从大工业向新经济的转变。而前苏联仍然停留在大工业时代，大量的国防开支又使人们生活水平难以提高，无力长期维持冷战割据的均衡。于是，它失去了对其卫星国的控制，并最终导致了前苏联自身社会体制的瓦解。
3、资本扩张与两大浪潮的兴起
而当苏联停滞在当初的大工业技术体系之中时，饱经曲折与危机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其内部被积压的巨大的资本力量爆发出来，兴起了两大浪潮：科技革命浪潮与全球化浪潮。
资本何以有如此力量？因为它是人类劳动的结晶，是能够通过生产过程增殖的劳动价值。而资本实现其增殖的条件，是它的社会性的实现——注入到社会的市场中流动。增殖的劳动价值（即剩余价值）又会转化为资本，以实现扩大再生产，因而需要新的市场网络来容纳新增资本，如此无限进行下去。因此，资本生产剩余价值、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循环过程，就是市场体系不断扩张的过程。这是资本在市场中的必然逻辑。
然而，资本的市场流通不可能畅通无阻，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各种障碍：由两极分化引导的社会购买力障碍、盲目投资引起的产品积压、信息不对称引起的流通障碍，等等。于是，一些资本由于找不到市场出路而被积压起来，形成资源闲置、产品积压、工人失业等一系列萧条现象，资本不断被无形消耗与亏损。当这种积压资本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便产生经济危机。这个危机无法在原有市场网络回路内部解决——因为工资不可逆地增长，而市场不扩张，必然造成滞胀。要缓解危机，必须靠市场的不断扩张来消化那些被积压的资本，使它们进入流通渠道，执行其资本的职能。否则，被积压的资本将面临死亡，社会面临全面的经济崩溃。
于是，市场扩张成为社会经济的内在要求。那么，如何进行市场扩张呢？其途径只有两条：
第一，纵向市场扩张——科技创新。被阻滞的资本寻求出路的强大压力，是市场经济国家科技成果向产业的转化率如此之高的根本动力所在。这些被积压的资本投资于风险性的科技创新，一旦成功，便会开辟新的消费领域，并且进而通过产业链带动着一系列新兴产业，给新增资本开辟了新的投资渠道——总而言之，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新型市场：汽车、广播电视、个人电脑与因特网、移动电话等等都是如此。于是，那些闲置资源找到了出路，界更多的资源被圈入到市场化的旋涡中，变成为人类服务的产品。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产业又通过市场竞争压力使旧产业面临解体，企业倒闭，工人失业，被困于落后产业中的生产要素将会被解放出来，经过改造与转型，又被重新吸收到科技创新产业中，并且获得新的价值，旧的社会产业体系被提升为新的产业体系。这个过程，即熊彼特的“创新-毁灭过程”。它是解决资本危机的有效途径。
二是横向市场扩张——全球化。与革命早期，以地理大发现为主的殖民主义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同，发生在20世纪后半叶的经济全球化，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被积压的资本，迫切需要冲破由冷战造成的全球割据局面，将全球各国纳入到共同的国际市场之中，形成全球性资本流通与资源配置机制。它努力为原来西方市场体系中沉积资本开辟新的广阔的市场空间，以暂时解决发达国家经济体系的内部矛盾。而在冷战时代，这种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与能量，受到国际割据局面的阻碍，一直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内部孕育着，积蓄着，未能表现出来。所以冷战时代不是经济全球化时代。它需要达到一定程度，并且获得新的全球性扩张的技术手段，才会充分表达出来，形成现实的经济全球化。
当然，现实的市场扩张过程是二者的辩证统一。科技创新必然会生成和诱导经济全球化：因为由技术创新产生的技术势差，是推动市场扩张的巨大动力，引起一轮又一轮高新科技产品与产业推向全球。与此同时，全球化过程也诱导和支持技术创新：因为如果没有国际市场开拓的支持，科技创新产业不可能有巨大的出路；没有国际市场竞争，也将缺乏科技创新动力。
从20世纪末开始的以因特网和商务等等为标志的技术创新，则是二者统一的典型形式。这一场意义深远的技术创新，正在把人类社会的生产力，从大工业时代带入新的时代——有人称它是信息时代，有人称它为“e(电子)时代”，有人称它为“数字化时代”、“时代”，等等，然而说到底，还是知识经济时代：因为它是以知识的生产与处理为基础，以信息和远程通讯技术为主导的时代。它是继数百年大工业时代之后，人类生产力的新时代。这个时代的高新技术创新开拓了新的产业空间与市场空间，给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与产品输出开辟了广阔的出路。与此同时，这些技术使全球成为信息上的“地球村”，各国之间在信息上距离趋向于零。而的便捷，为全球性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的逐步形成创造了技术条件。
于是，积蓄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体内部，追求向全球市场扩张的资本的力量，得助于新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力量，充分表达出来。它迟早要冲破由冷战格局设立的对世界经济流动的人为隔离。而前苏联式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上述致命缺陷，则提供了冲破这种隔离的条件。于是，冷战铁幕终于瓦解，柏林墙终于倒塌，雅尔塔体系终于瓦解，全球割据时代宣告结束——这就是苏东剧变的真正的深层原因。
冷战结束拉开了当代经济全球化的幕帷。这是与早期殖民主义时代的全球化性质不同的经济全球化：它的基本方式不是用武力手段占领与殖民，而是通过信息手段渗透和合作。科技创新浪潮与全球化浪潮交织，共同构成了全球性经济扩张过程。这是资本经济扩张力的最宏大的表现，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的潮流。著名经济学家约翰·邓宁所说，“除非有天灾人祸，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不可逆转。这是技术进步的结果，而技术进步的趋势本身不可逆转。”7此说并不完全。真正的不可逆转的力量是造成技术进步与全球扩张的资本力量。这种客观的经济力量，不以人们的好恶为转移，必然要逐步建构一种将替代冷战秩序的新的世界秩序——这就是当代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秩序。
二、新全球化时代：相互依存的世界秩序
这种依靠新科技革命成果推行的新全球化，不同于早期殖民主义全球化，不是主要靠武力推行的世界各国的同质化——西方化，而是世界各种拥有不在价值传统与经济结构的国家之间，通过国际市场在经济与信息上的相互渗透实现的全球化。它把由历史和地理条件生成的国际秩序单元卷入到全球经济系统中，生成既充满利益冲突与激烈竞争，又相互依存与合作的世界秩序。而世界秩序的这种变化的最深刻的基础，是各个国家产业结构的变化。
在大工业时代，各个独立的大国或以大国为中心的国家集团，都有完整独立的工业生产体系，它是那时代国家主权的基础。那些不具有相对独立的生产力体系的国家，总要采取各种形式依附于工业化大国。因此，正像古代农业大国的国家权力以灌溉水系为根一样，大工业时代的国家权力以工业化体系为根。然而这种情况，随着新的全球化浪潮，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首先，发达国家不再追求自身工业化体系的完整性与独立性。为了降低运输成本，充分利用国外相对廉价的人力资源和资源，各个大型的资本纷纷向外扩张，在国外投资办厂，成为跨国公司。原来基本上封闭于发达国家国内的工业化体系，于是具有了向外国扩张的趋势。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企业跨国投资经营在信息流通上距离越来越短，不断向“零距离”逼近。于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跨国投资迅速增长，在1986—1996的10年中增长了80%。它们“以全球为企业，以各国为车间”，将统一的公司分散于世界各国。一般来说，跨国公司总是将核心的研发中心和最终的世界性销售中心放在母国，而将制造中心和一些次级的开发中心与销售中心转移到世界各地，这些地理上分散的公司依靠先进而廉价的通讯技术结成一个整体。于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发生了“两头在内、中间在外”的“空心化”趋势。
其次，发展家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也逐步会放弃建设独立完整的工业化体系的目标。跨国公司根据全球资源优化配置的要求来建立其企业体系，必然用它的资本打破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体系结构。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必须在全球市场中找准自己的位置，确定自己在国际分工的地位和产业发展方向，而不是根据本国工业化体系的要求来确定自己的位置，其中一些大型企业要向国际化方向发展，逐步成长为跨国公司。像中国这样的有巨大市场潜力、廉价的人力资源和稳定的局面的国家，对跨国公司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许多跨国公司纷纷将其制造中心转移到中国，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家电制造中心。加入WTO之后，这种格局将更加突出。
于是，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相对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打破了，一个新的世界性生产力体系正处在不断形成的过程中。贝尔所说的发达国家“后工业社会”的产业结构（所谓“倒三角结构”），实际上只是世界生产力体系的一部分。它们必须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相结合，才能构成完整的生产力体系。
可见，世界性生产力体系部分代替各国国内相对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是当代各国产业结构最大的革命性变化。在此基础上，追求自身利益的世界各国，必然结成既相互依存、又讨价还价相互竞争的国际生产关系。在这种生产关系中，一国经济的兴衰会导致其它各国经济的兴衰，其影响程度取决于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的程度。例如，1998年泰国的危机，产生了“米多诺骨牌效应”，迅速导致东南亚各国的经济衰退，并且进行影响到全世界。中国在当时能否挺得住这场危机的冲击，成为关系到全球经济命运的焦点。如果中国不能经受住这场冲击，必将导致日本、美国、欧洲等国经济衰退，世界经济将进入恶性循环的怪圈。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在这种既相互依存、又讨价还价相互竞争的国际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必然会产生不同形态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世界政治秩序，进而逐步产生了关于世界秩序的宽容主义理性价值观：为了各自利益与共同利益，各国文化在冲突中，不得不相互容忍、尊重，并相互渗透。而不是像早期殖民主义全球化时代那样，推行“西方化”、“同质化”，也也不再采取那种扩张自己而攻击和封锁他方的冷战型意识形态。当然，少数国家还会继续奉行不合时代潮流的冷战思维，但他们在国际社会将会日益孤立。
以上发生在世界性生产力、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变化，共同组成了冷战后世界秩序的变化：从“全球割据”趋向于“全球依赖”。它对人类历史进程的积极影响在于：
总体上的和平：它使建立在核力量基础上的“恐怖的平衡”逐步转变为各国间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的平衡”，促使大国之间从对抗走向对话和合作，给世界和平带来新的保障。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 8总体上的世界和平，很可能是这种世界秩序带给人类带来的最大的红利。冷战结束之前的世界和平，依靠的是处于割据状态的核大国之间的“恐怖的平衡”。而在科技革命浪潮与全球化浪潮中正在形成的世界性生产力体系，将使各国内部的工业化生产力体系不完整：发达国家某些制造业的转移，以及它对国际能源供应和市场的依赖，使其国内经济生活必须依靠全世界的生产活动来维系；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往往“两头在外”，其经济发展也依赖于发达国家的科技、资本和市场，同时也依赖其它发展中国家。这种在生产力领域与整个经济领域的高度依赖性，使世界各国经济在全局上，处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这样就会形成一股强大的反战压力，因为全局性战争如果发生在经济高度国际化的国家，全球经济转眼之前就会急剧衰退。如果各国仅仅从本国利益出发，严重危害他国利益，甚至发动武装侵略，必然“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害人害己。当然，国际性战争仍会不断发生，但一般只会发生在世界经济对其依赖度不高的局部地区。一个会导致对世界经济全局影响的战争，会受到和平力量的制约。这是冷战后新的世界和平机制，是我们判断国际形势发展趋向的基本依据。
世界生产力体系的逐步形成，将给世界各国资源获得新的有效配置，给先进生产力提供新的发展空间，从而使世界各国有可能获得“双赢”的结果，有利于各国的发展。
“发展”可能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给人类带来的第二大的红利。当世界处于大国割据状态之时，世界各国的发展空间，尤其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空间受到政治势力的严重限制。而当世界经济趋向于一体化之时，世界各国资源——技术、资本、劳动、土地等等得到优化配置，市场得到更大的调节空间。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要“抓住机遇”，指的实际上就是全球化与世界的科技创新浪潮给我们带来的机遇。先进生产力在激烈的全球市场竞争中，通过各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而得到迅速扩大与发展。各国虽然不再具有完整的、可以封闭运行的经济体系，但是却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专注于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使其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三、全球化的阴影：相互依存程度的不对称性
当然，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及其产生的和平，只是冷战后世界秩序的一个方面。这决不意味着从此世界一片太平。恰恰相反，国际竞争和冲突会空前激烈——因为这是面对世界各国的竞争。即使各国间的相互依存性也可能成为制裁对方的工具，从而摩擦不断，冲突无可避免。在经济利益的冲突的基础上，各国之间在种族、文明、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冲突也会发生，有时会非常激烈。911恐怖袭击事件、印巴冲突等等都是活生生的例子。但是，世界各国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性，将会使各国处理这些冲突倾向于采取明智的理性态度，用对话取代对抗，而不是简单地诉诸武力。
因此，新全球化在给人类带来了和平与发展的机会的同时，也导致“和平与发展这两大课题至今一个都没有解决，天下仍很不太平。”9那么，挑战和平与发展的根源究竟是什么？说到底是世界各国对资源控制的不对称性，由此产生各国之间相互依存程度高度不对称。这是基于这种不对称，弱势国家主权受到威胁，在国际市场中处于劣势，和平与发展的也因此受到威胁。
这种不对称性，最主要表现在对全球公共资源的占有与利用上的严重不对称，以及由此导致的政治军事力量不对称。争夺核心资源，如农业时代争夺土地与淡水，工业时代的石油与其它矿产等等，是国际关系的贯穿古今的主题。传统的争夺方式是占领别国领土。古代如此，现代的两次世界大战也是如此。这种野蛮的方式因激起被占领国的激烈反抗，在今天已经行不通。于是，一些高明的西方战略家把眼光集中到不受各国主权控制的“无主资源”——全球公共资源上，如公海、太空、南极洲、全球环境、信息空间等等，它们是其它资源发挥其作用的基础与平台，对经济具有全局性影响的关键资源。一旦谁控制了这类资源，便会控制石油等核心资源的国际贸易，进而控制全球各国的政治经济状况。这是比直接占领他国国土更加有效的现代方式。
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重要原因正在于此。19世纪末，美国海军上校阿尔菲雷德·马汉十分敏锐地看到，海洋是大时代关键性公共资源，谁取得对海洋的控制权，谁就控制了世界贸易，从而间接控制了各国拥有的核心资源。美国总统小罗斯福把这个“海权论”奉为圣经，着手建设强大的美国海军，控制全球的关键海域，为美国建立世界霸权奠定了基础。而今天的美国更是把抢占全球公共资源放在世界战略的头等位置：这就是海洋、太空与信息资源。
通讯技术使太空卫星通讯成为可以覆盖整个地球的信息传送纽带，于是谁控制了太空，掌握了太空的卫星通讯权，谁就主宰了全球神经系统，谁就控制了各国军事、、情报和商业活动，成为地上的“天神”。美国政府在1997年的《2010年联合构想》中提出“美国空军必须确保绝对的太空优势”，在1998年的《2020年展望》提出了以太空作战理论的总体框架。TMD和NMD等天基军事系统可以说是这些战略构想的具体化。
与对太空争夺密切相关的是对信息资源的争夺。它延军事与民用两条线展开：在军事领域中，抢占信息优势，建立“信息伞”，侦察对方活动，攻击对方信息系统，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使对方的全部军事系统、财政系统、社会生产生活系统陷于瘫痪。这种信息威慑力比核威慑更加强大有效，因为它具有低成本、观念操纵、杀伤半径不确定性、巨大全面的破坏性、人道主义代价较小等一系列特征。10在民用领域，大量的美国文化产品抢占世界文化市场（此为信宿资源）。美国人口只占世界人口总数的５％，但世界80％以上的新闻传播，都由美国和西方的通讯社垄断。美国的ＣＢ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ＣＮＮ（美国有线电视传播网）、ＡＢＣ（美国广播公司）等西方媒体所发布的信息量，是世界其它各国发布的总信息量的100倍。1996年美国的软件和娱乐产品全球销售额高达602亿美元，为各行业之首。自从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美国知识产权的出口额上升了近94％。这在赚取巨额利润的同时，还起到对文化渗透和控制作用。11此外，美国对全球环境资源的占用也是对地球的严重威胁。
通过控制上述公共资源，弱国在信息通讯、文化、国防等领域严重依赖强国，形成了各国间相互依存关系中的高度不对称结构。单极化世界体系将是这种不对称结构的极端形式。如果一旦如此，弱国将几乎处于听任宰割的境地，这是现代世界秩序面临的最大危险。当然，单极化战略目标将受到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抵制与反对，世界归根到底将向多极化方向。
以上述不对称为基础，少数发达国家推行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秩序，形成下列不对称：
一是在资本与金融力量上高度不对称：发达国家拥有发展家迫切需要的庞大的资本力量，这一方面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合作的对话中处于劣势，另一方面，使发展中国家对其高度依赖，造成高度的财政金融风险。尤其是美国，单就美元是世界性货币这一条，就使其处于任何国家不可比拟的优势地位。法国总统戴高乐曾独具慧眼地指出：如果其他国家出现了贸易赤字，必须省吃俭用，压缩外汇开支，而美国只需开动一下印钞机就可弥补。
二是在经济总量上的不对称，导致双方间外贸依赖度不对称：由于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庞大，因此，它对其他国家的同等贸易量在其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必然较小，因而对某一单个国家的依赖度较小。因此，如果发生对等的贸易战，受害最严重的还是经济总量较小的国家，因为受影响的同等贸易量在其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比美国等发达国家大得多。
三是产品的科技含量上不对称，导致垄断程度与竞争力的不对称：发展中国家依赖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产品，具有高度的垄断性，而发达国家依赖发展中国家的是廉价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不具垄断性，而具有强烈的竞争性。因此，在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产品具有很大的选择余地，而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选择余地小得多。正因如此，美国可以不顾伊拉克反对而发动海湾战争：因为世界上还有许多地方可以向它提供石油。
各国间的相互依存的世界秩序，给世界带来了和平与发展的红利。然而这种相互依存的高度不对称，却给世界带来经济上的不平等，导致南北两极分化，由此产生了无穷无尽的动荡不安。依赖性是权力之源，相互依存的不对称性导致南方国家对北方国家的依赖超过后者对前者的依赖，于是北方国家拥有了对南方国家的权力，使其国家主权与经济安全受到挑战。这是全球化过程的巨大风险。必须建立新的世界秩序机制，来制衡这种不对称状况，约束各国行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纳什提出过“囚徒悖论”，其意义是：处于某共同情境中的各方如果能够作出适度牺牲与自我约束，遵守有利于他们共同利益的协定，那么将会获得双赢的结果。相反，各方如果不肯作自我约束，追求其自身的最大利益，必将使包括自己在内的各方都遭受巨大的损失和灾难。这就是说，如果世界各国都互不信任，不受某种共同契约的限制，仅从本国利益最大化出发，其结果必然导致包括其自身在内的全世界的巨大灾难。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最根本的防范风险的机制，还是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提高本国生产力的高新科技水平和的国际竞争力，提高自身的国防能力和经济风险防范机制，减少对发达国家的不对称的依赖。
在这种新全球化世界秩序中，社会主义国家不应当像冷战时代那样，走与资本主义相对抗的封闭性发展的道路，也无意通过和平竞赛与他国争霸，而是作为全球市场体系中的一种新的维护世界和平与人类发展的伟大力量、因素和文化，充分吸收资本主义的积极成份，在全球化过程中不断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和生命力， 解决资本主义制度下无法解决的矛盾——如全球公共资源的利用与分配、南北两极分化、各种经济危机等等，最后逐步代替资本主义。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内部矛盾及其结果的一系列理论预言，总有一天将表现为活生生的社会现实。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12
1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Diplomacy, New York, Summer, 1993.
2 参见Newsweek 1997年2月24日，perspectives栏目。
3 Michael J. Mazarr,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Review Essay，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pring 1996.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68页。
5 《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 -32页。
6 《胡亚庄漫谈中国车》，载于www.odawn.com
7 [英]约翰·邓宁：《全球化经济若干反论之调和》，《国际贸易问题》1996年第3期第17页。
8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9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0 Roger C. Molander, S. Riddile, Peter A. Wilson, Strategy Information Warfare: A New Face of War, S anta Monica: RAND Corp., 1996.
11 方立：《美国全球战略中的文化扩张与渗透 》，《前线》1999年第6期。
12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38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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