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强国——对国际社会等级结构的一种调研

来源:岁月联盟 作者:佚名 时间:2010-08-10
   不论人们承认与否,喜欢与否,国际社会内实际上存在一个等级结构;以主权国家名义共处的各国之间,处在等级结构的不同层次,拥有不同的实力与地位,它们事实上是不平等的。这种历来存在的差序画面,在冷战结束后有新的变化,例如,一批新国家已经或正在出现,有些国家已经或正在消失,更多的国家处在现实或潜在的分裂状态;有的国家从高处跌落,不少国家正在动荡和分化之中,还有一些国家处于上升阶段;实力较强的少数国家在发号施令时不如从前得心应手,某些弱小国家似乎更加依附于人,与此同时,一批地区大国或中等强国更加活跃。世界地图变化之快令人眩目,国际关系的现状比我们许多人想象的更加复杂。

    为了读者阅读方便,本文分为若干小节讨论和解释,提供一些新的材料和数字,也提供一些不成熟的思路和分析;但愿在零散的架构下保持某种逻辑的连贯性。

    一、区域划分——等级制的背景之一

    截止1995年年底,联合国有185个成员国。根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确定的标准,[注1]主要从各种机构的选举及安排讨论的需要出发,它们被分别归入5个地区性范畴,即:

    “非洲国家”(AFS),包括53个国家,是联合国内国家数目最多的一个地区集团。在所有非洲国家中,人口占第4-5位(4000万)、产值占整个非洲大陆GNP近1/3的南非,曾经由于其官方的种族歧视政策而长期被排除在“非洲”范畴之外,但1994年以来,“非国大”及其领袖曼德拉领导下的新南非已日益成为非洲最重要的一员,无论国家实力或正面影响。

    “亚洲国家”(ASS),包括50个国家,是联合国内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地区集团。国内有关单位在“亚洲国家”数字时不包含太平洋的一些岛国,往往把它们放进“大洋洲”范围;联合国则将其计入,纳入了不包含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的大洋洲区域的联合国会员国(一共7个,即斐济、马绍尔群岛、萨摩亚群岛、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帕劳、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另一个与国内有些权威单位(如1993年出版了《各国概况》的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归类尺度有所不同的是,从原苏联独立出来的几个中亚国家被明确算入“亚洲”而不是“欧洲”范围。冷战后的“亚洲”不论从观念上或地域方面都确实是大大扩展了。

    “东欧国家”(EUS),包括22个国家。其地域范围是中欧、巴尔干、东南欧和高加索,主要是前苏联集团的欧洲国家,其中相当数量的国家(14个)是新独立的,它们构成了冷战后今世界地理政治图最重要的景观之一。不过,如世人所见,“东欧”是一个含糊的、有争议的概念,它可以包含互相矛盾的情景:例如,“维谢格拉德集团”(波匈捷等国)创造的“中欧起飞”画面,同巴尔干地区的“火药桶”特征和南高加索持续连绵的战乱局面,就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它们从制度到观念都大相径庭。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LAC),包括33个国家。这是近些年来世界上相对最稳定的地区,从联合国数目上观察,这一集团既没有任何增加,也无丝毫减少。作为美国的传统“后院”,它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始终局限在那个超级大国的影子下。

    “西欧和其他国家”(WEO),包括27个国家(这里的“其他”,指西欧以外的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但没有包括日本。应当注意的一点是,国内经常把土耳其、马耳他划入“亚洲”范围,联合国有关机构却将其视为“欧洲集团”的成员)。这一范畴大体相当于我们讲的“欧美国家”。这一集团代表着联合国内平均面积最小、人均产值最高的国家集群。

    二、联合国新成员——等级制背景之二

    在联合国总共185个成员中,1990年以后加入的有30个,占总数的近六分之一。可以做一简单比较:1945年联合国诞生时,创始国仅有51个;10年后,1955年,也只有76个成员;再过10年,1965年,由于非殖民化运动的成就,联合国成员猛增至118个;1975年的数字为140个;1984年为155个,此后5—6年内竟无丝毫改变。而到了90年代,联合国则以平均每年6个新成员的速度增加。5年内,仅前苏联东欧集团便“贡献”了19个新成员(东欧14个——爱沙尼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波黑、克罗的亚、斯洛伐克、格鲁吉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摩尔多瓦、斯洛文尼亚、马其顿、乌克兰,加中亚5个——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另外11个国家里,东亚有2个(朝鲜和韩国),西欧4个(安道尔、摩纳哥、圣马力诺和列支敦士登),太平洋岛国3个(密克罗尼西亚、马绍尔和帕劳),非洲2个(纳米比亚、厄立特里亚)。[注2]新成员的实力似乎可以分成三等:中等强国;一般国家;微型国家。乌克兰、哈萨克斯坦、韩国和朝鲜属于中等强国,国际上也有人称之为“地区性大国”;乌兹别克斯坦接近这一范畴。西欧的4个小国和太平洋的3个岛国属于典型的“袖珍国家”。其余近20个国家均可视为“一般国家”。

    这里,多少可以看出两极对抗终结后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若干特点——与上一节的说明相衔接:美洲大陆属于最稳定的地区,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及其力量首先源自于其独厚的地理优势——“后院”安定,从不或绝少“失火”。太平洋区域只有微不足道的改变。世人均能感受到的非洲的深刻变化,并没有体现到国际政治地图上;在世界上最落后的那个大陆,目前的争斗主要表现为国内不同派别、部族、种族、民族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亚洲政治地理面貌的改变则比较大,首先是原属苏联的中亚地区的“加盟”,其次还有朝鲜半岛在苏联东欧剧变影响下产生的某种变化(在苏联撤销原有的支持、与韩国日益改善关系、“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的严峻形势下,朝鲜不得不同意与韩国一道加入联合国)。中东欧地区变化最剧烈,几乎面目全非;一个存在了半个多世纪的超级大国的解体,使昔日的“破碎地带”重新凸显出其动荡不定的分化组合之特性。

   三、从人口和面积看等级结构

    对于当今世界190多个国家(除联合国会员国外,还有瑞士、锡金、巴勒斯坦、汤加、瑙鲁等国,它们或者因为奉行中立主义而拒绝加入联合国,或者被相邻的大国侵占,或者由于其他一些现实的和的原因而未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单从人口数量上比较,就可以看出力量结构的一个侧面:

    ——超大国家。全世界共有1亿以上人口的国家10个(仅亚洲便占了6个:、印度、印尼、日本、孟加拉国、巴基斯坦;非洲1个:尼日利亚;欧洲1个:俄罗斯;美洲两个:美国和巴西)。

    ——中等强国。似乎又可分两个系列,即5000万至1亿人口之间的国家,共14个(菲律宾、泰国、土耳其、伊朗、越南、埃及、埃塞俄比亚、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乌克兰、墨西哥、南非);2000万至5000万之间的国家,共15个(韩国、朝鲜、缅甸、肯尼亚、摩洛哥、苏丹、坦桑尼亚、扎伊尔、波兰、罗马尼亚、西班牙、乌兹别克斯坦、阿根廷、秘鲁、哥伦比亚)。

    ——普通国家。1000万至2000万之间的国家32个;500万至1000万之间的国家29个。

    ——弱小国家。500万以下的国家90个,其中,所谓“袖珍国家”或“微型国家”(即人口100万以下、面积不超过1000平方公里)有42个。

    上述划分肯定是有缺陷的,相邻的每两组国家之间的界线常常不那么明显,这里的界定仅仅是为了给出一个比较方便的等级示意。

    那么,在这些数字中,可能隐藏着什么样的推导(和想象)呢?

    ——10个人口大国拥有33亿的人口,总数5%的国家拥有全球总人口的65%左右;它们的面积总和超过5000万平方公里,占了地球陆地面积的1/3。其中,仅中国和印度两个人口大国便拥有世界人口的近2/5,而俄罗斯、美国和中国三国的面积之和大致相当于地球陆地面积的1/4。

    ——世界上人口5000万以下的国家占国家总数的86%,只有20来个国家的人口超过半个亿(亚洲占了10个)。人口在2000万以下的国家超过150个,就是说,其人口数量比我国省还少的国家占了世界国家总数的近80%。值得注意的是,被称为地区大国或“中等强国”的那些国家,多数处于2000万到5000万人口之间的层次,典型者如:英国、法国、意大利、乌克兰、西班牙、波兰、阿根廷、哥伦比亚、秘鲁、肯尼亚、苏丹、摩洛哥、韩国、朝鲜。

    ——我们这个星球上的90个国家,即联合国正式成员数的将近一半,其各自政府统治的人民最多不会超过北京市人口的一半。冷战后新独立的30个国家,刚刚超过这个标准:平均人口600万左右;这些新国家的平均面积不到28万平方公里(太平洋岛国的密克罗尼西亚和马绍尔群岛除外),比我国吉林省的面积还要小;30个国家的面积加起来,还不如巴西大。

    ——“微型国家”占了世界国家数目的22%,它们中有许多是联合国享有投票权的正式会员国。欧洲的6个小国(列支敦士登公国、摩纳哥公国、圣马力诺共和国、安道尔公国、梵蒂冈和马耳他)合在一块的面积刚刚超过1000平方公里,人口总数仅有50万(1992年数字)。世界上最小的国家梵蒂冈,面积只有0.44平方公里,人口仅1380人(1988年数字);在这个地方环国步行仅需1小时,但它已同14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它在联合国及其所属的一系列机构中均派有常驻观察员。而1994年12月15日在纽约由加利秘书长亲手升起会员旗的帕劳共和国,只有1.4万居民,为联合国内人口最少的成员。一篇外国评论说得颇有意思:“处在欧洲大国的夹缝中或者象米粒一样散布在热带海洋中的这样侏儒国很应当有点什么用途,但当人们寻思到底有什么用的时候,这些地图上或财政上的小天堂又都成了数不清的地缘上的谜。它们的诞生,它们的生存能力,它们在‘真正’国家棋盘上的作用,以及它们的前途,都是一个谜。”[注3]

    四、从GNP总量看国家实力的差别

    国民收入现在仍然是观察国家实力之最重要的标准之一。从世界银行1995年报告中[注4]可以推算出,在全球23万亿美元的生产总值(GDP)中,19个主要化国家(它们中除日本和澳大利亚外全部分布在西欧和北美地区)拥有18万亿美元,占世界总数的78%;其中,西方七国集团(美日德法英意加)便有16万亿美元,占总数的70%左右;而美国一国便独自生产其中的62600亿美元,占全世界生产总值的27%。前苏联东欧国家如果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它们占去了剩下的20%的世界总产值的近三分之一(1.45万亿美元,约为世界总产值的6.3%,占欧美发达国家——OECD——以外地区生产总值的30%左右;其中,俄罗斯这个昔日的超级大国1993年的产值仅3300亿美元,比中国还低1000多亿,可见北极熊的困境之严厉)。亚洲和拉美的新兴工业化国家(这里统计了15个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和中南美洲的几个主要国家,但不包括中国和印度)创造了约2.5亿美元的产值,占世界经济总值的十分之一略强,占OECD以外地区生产总值的约一半。中国和印度两个人口大国尽管近年来经济改革卓有成效,但毕竟起点较低,目前两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合在一块(6500亿美元)尚不到世界总数的3%。而除南非以外的整个非洲地区(有50多个国家)的全部产值加在一起才2000亿美元,不到世界总产值的1%(0.8),比人口仅1000万的比利时一国的产值还低;即便加上南非(年GDP为1000亿美元),整个非洲地区的产值也不过才相当于荷兰的水平。

    统计数字还告诉我们一些情况:按照世界银行的最新估算(它只统计了132个较大国家的数字,没有50个微型国家的情况),全世界45个低收入国家(其中非洲29个,亚洲11个,拉美2个,欧洲3个),人均收入仅380美元(加权平均数),如果去掉中国和印度,人均收入只有300美元。这45个低收入国家拥有30亿人口,面积近4000万平方公里。它们在1993年的国民收入(GDP)总和,只有9900亿美元——与意大利一个国家的GDP相等;若去掉中国和印度,仅3390亿美元——与韩国一个国家的GDP相等。对比一下:25个高收入国家和地区(香港地区)的人口为8亿左右,面积为32万平方公里,这8亿人的平均国民收入为23090美元,是45个低收入国家的60倍;1993年GDP总数为18万亿美元,是上述低收入国家总和的18倍。当然,在两极之间总有辽阔的中间地带: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国民收入1590美元,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国民收入是2480美元,这两类国家合起来大约有60多个,人口总数为15亿,面积为6000万平方公里,GDP总量约39000亿美元,比美国GDP的一半多一点;而较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国民收入达到4370美元,其国家数目刚刚超过20个,人口总数5亿,面积总和近2200万平方公里,它们的GDP总量为21600亿美元,大体等于日本GDP的一半。
  五、一份报告的启示

    近些年来,包括学者在内的各国研究者越来越重视所谓“综合国力”的研究,做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手边的一份报告,便具有这样的性质。[注5]它主要研究中国的综合国力,同时也对世人公认的世界大国和若干地区强国(包括西方七强,澳大利亚、韩国、南非、俄国,和六个中大国——中国、印度、印尼、巴西、墨西哥、埃及)作了一些有趣的分析。报告里说,

    “从综合国力的角度观察,由于在领域内不单是考核GDP,还考核主要产品实物产量、人均量和效益指标;在经济领域外还考核资源、社会发展程度、军事及外交能力等因素,因而各国的力量对比呈现出一些饶有研究价值的结果:(1)静态地看1990年各国的综合国力状况,大致可分强、次强、中强三类国家群。美、俄两国同属3000分以上的数量级,是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加、日、德、法、澳、意、英、中等八国同属2000—3000分的数量级,是综合国力次强的国家;韩等其余七国同属2000分以下的数量级,是综合国力中强的国家。……在排序上,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三国按GDP单项指标比,其经济实力不及日本、西欧强国,但联系其国土、耕地、森林面积、矿产、能源资源、人均GDP水平、能源、食品供应能力以及军事力量等因素,其综合国力的位次则大为提前。韩国的GDP水平排列(17国中的)第14位,但人均经济水平、对外经济活动能力、科技能力以及国家管理水平较好,使其综合国力也提前到第11位。相反,巴西的GDP相对是高的,资源雄厚,生产也有一定的水平,但人均量低,文化很落后,科技能力较差,影响了综合国力的位次(第12位)。在量差上,美国的GDP远远高出其他国家,除日本外,西欧强国仅及其1/4至1/5,俄罗斯仅及其1/10(按1995年世行报告的数字,俄GDP总量只有美国的1/20。——引者注),中国仅为其6.8%,其他发展中国家差距更加悬殊;而按综合国力对比,美国仍雄踞群强之首,但差距缩小了,苏联约为美国实力的86%,即使埃及也相当于其实力的1/5。……(2)动态地纵览17国这20年(1970—1990年)的前进步伐,又有两点重要情况:一是美、德、法 、英和南非五国的GDP年平均增长速度低于3%,英国和南非的综合国力位次是相应下降的,美、德、法原有基础强,位次持平。中、韩、印尼三国经济增长速度高于5%,日本年增长约4.5%,其国力位次也相应上升或持平。俄、加、澳、意、巴西、墨、印度和埃及等八国处于3-4%的增长速度,其国力位次也只能持平,甚至下降。可见GDP与国力的基本走向一致,两者是相互关联的。二是中、日、韩、印尼四个经济与国力增强得快的国家都在亚太地区”。[注6]

    尽管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这份报告给了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比如,它证明,即便在世界公认的主要国家(包括世界大国和地区强国)这样一个十分有限的范围内,也存在着明显的等级结构;另一方面,如果从不同角度观察,等级构造的形式和内容是有差异的,多数国家随着比较领域的不同、参照标准的不同和时间取舍点的不同,可能处于等级结构不同侧面的不同层次上。但大体上,如同报告作者指出的那样,“GDP与国力的基本走向一致”。又如,它表明,在研究和比较不同国家的实力时,既有硬指标(国际上称作“硬权力”),也有软指标(“软权力”),两者同样重要,很难划分其权重。日本曾经一度被许多人看好,认为它有可能取代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其根据主要是增长速度、产值、投资规模、债权身份等,但人们往往忽略了它缺少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的另一面,结果证明“硬指标”并不一定长期有效;许多发展中大国在自然条件上多优于不少发达国家,但由于科技能力、教育水平、外交能力等“软指标”方面有较大的劣势,综合国力仍然落到后面。再如,它显示,静态的角度看可能是一种画面,动态的角度可能呈现另一幅画面——综合国力的竞争的确造成了各国、特别是主要国家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局面。

    六、参与国际组织和国际协调——国家能力的重要体现

    各国在国际组织和国际参与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是体现国家实力和国际等级构造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

    例子之一是一些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中承担的作用。五大常任理事国自然不必说,宪章性地给予这五个二战中的战胜国以某种特权地位——“常任”而不必选举属于其中之一,“否决权”更是无比有力的大国武器(单是联合国成立的头10年内,苏联就使用否决权79次,阻止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许多动议)。担任非常任理事席位的次数,则可视为五大国以外的其他强国之国际地位的一个测量仪。笔者以1995年出版的《联合国手册》为依据做过一个统计——担任次数最多的国家有:7次(日本、巴西),6次(印度、巴基斯坦),5次(阿根廷、哥伦比亚、加拿大、意大利),4次(澳大利亚、比利时、荷兰、埃及、波兰、南斯拉夫、巴拿马、委内瑞拉)。这16国加上常任理事5国,基本上都是地区大国,至少是中等强国(比利时虽然人口较少,但它却是西欧、也是世界上人均GDP最高的国家之一;巴拿马尽管不是地区大国,其地理位置却十分重要。因此这两国的重要性都有所上升)。

    还有一个好例。联合国1995年预算的各国分摊比例是(只统计前20位国家,占总预算的87.74%):美国(25),日本(13.95),德国(8.94),法国(6.32),俄罗斯(5.68),英国(5.27),意大利(4.97),加拿大(3.07),西班牙(2.24),巴西(1.62),荷兰(1.58),乌克兰(1.48),澳大利亚(1.46),瑞典(1.22),比利时(0.99),奥地利(0.85),韩国(0.80),沙特阿拉伯(0.80),墨西哥(0.78),中国(0.72)。除奥地利外,它们是清一色的世界大国和地区强国。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担任理事次数最多的国家有:8次(希腊、印度、巴基斯坦),7次(荷兰、土耳其、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南斯拉夫、比利时、秘鲁、挪威),6次(加拿大、丹麦、苏丹、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巴西、智利、委内瑞拉、新西兰、瑞典)。在这里,中等强国居多。

    世界主要国家实力之表现的另一种重要方式,是列强通过基本上由它们建立、领导或支配的国际组织和机构,整合、修正、规范国际间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秩序。比较为人熟悉和重要的,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以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等。这些组织成员广泛,遍布全球,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近170个成员国,关贸总协定有110多个成员国,工发组织和粮农组织均有150多个会员;没有人怀疑它们已把世界上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囊括其麾下。凡涉及关键的经济决策和重大利害关系,这些组织的决定权基本掌握在大国、特别是少数西方大国手里。以拥有1200亿美元的货币基金组织(IMF)为例:它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各成员国认缴的份额。各成员国份额由该组织根据各国的国民收入、黄金和外汇储备、进出口贸易以及其他经济指标决定。份额的大小决定每一成员国投票权的多少、能取得贷款的额度以及能分得特别提款权的数目,从而反映各成员国在该组织中所占的地位。至90年代初,该组织增加资本后的主要资助国有:美国(认缴份额占总额的19.62%),德国(6.1%),日本(6.1%),法国(5.48%),英国(5.4%),沙特阿拉伯((3.79%),意大利(3.4%),加拿大(3.2%),荷兰(2.55%)。世界银行的权力机构和表决权均与IMF类似。它的理事会由每一成员国任命理事和副理事各一人组成;执行董事共有21名,其中5名由持最多股份的成员国任命,16名由其余成员国的理事选举;行长由执行董事推选,是执行董事会的当然主席和银行的首脑(迄今为止,世行的行长全是美国人担任);按世行章程规定,它的一切重大问题应由成员国投票决定,每个成员国享有的表决权是按该国持有的股份,每股一票,股份越大,表决权越大。

    上述迹象显示,国际社会的等级地位结构恰似一个权力的金字塔。

    七、等级结构的复杂性(一):以海洋问题为例

    我们的核心论点是说,国际社会是有等级的,各国在等级中的层次是依其实力决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得出一种简单化的理解,好象国际事务中的所有问题都由几个大国强国说了算,或者不同领域不同问题上的等级构造完全是匀质的、无差别的。事实上,等级结构是相当复杂的:从静态角度讲,它可能随着领域和问题的不同而出现或大或小的改变;动态地考量,由于各国发展速度的差别,它可能呈现更加剧烈的波动或调整局面。

    例如,研究者们发现,[注7]在海洋领域——涉及捕鱼、深海开发、环境保护、公海范围、大陆架及其沿伸海域的管辖主权等一系列问题——权力和决策过程是复杂的和多边的。一般来说,大国、特别是世界海洋大国经常控制着事情的发展进程,包括对各种具体问题上的决定过程;比如,拥有强大海军的国家,或者公认的海洋线很长的国家(“海洋国家”),总是比军力弱小的国家或者一般的内陆国家有更多更大的发言权。但从本世纪60年代后期以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方面,美苏两大海洋强国的对抗性有所减弱,两国都开始关注沿海国家可能宣布扩大领海权的问题;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1967年地中海小国马耳他驻联合国大使在讲话中预言,技术的突破将打开深海洋底宝库的大门,这一讲话不仅加速了主要国家讨论问题的进程,而且更多地从海洋资源分配的角度,赋予海洋问题新的意义。许多中小国家加入了讨论问题的行列,不少没有海岸线的内陆国家也对海洋这一“人类共同资源”的开发利用表示了兴趣和关注,联合国大会呼吁召开海洋法会议,专家学者进行了新的越来越多的研究和讨论,……;其结果,“海洋问题既是由海军力量或海上能力所决定,同样又由平等主义的组织程序和富国与穷国的对抗所决定”。[注8]从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到1994年11月16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这段时间,上述过程表现得尤其明显。

    其主要因素是主张扩展海洋权益的中小国家的不懈斗争,和寻求对海洋资源进行再分配的国家数目的扩大。例如,1960年时只有1/4的沿海国家宣布了12海里或12海里以上的领海权,到了1970年,半数以上的国家提出了这种要求;仅在1968年至1972年间,宣布12海里领海权的国家就从31个增加到52个,宣布200海里领海权的国家则从5个增加到10个。联合国大会于1968年底建立的洋底委员会最初只有35个成员国,到1971年,成员国就增加到91个。许多发展中国家坚持将其他有关领海宽度、海峡通过权和渔业活动的海上制度放在一起考虑,这种将不同问题挂钩的做法收到了一定成效。针对这种情况,《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的作者指出:“在国际组织和会议外交中发挥影响作用的方式常常与人们根据基本实力所预测的结果大相径庭。而且,讨论问题的讲坛越宽阔,越带普遍性,这种差别可能就越大。……在联合国洋底委员会中存在着一种体制依赖性影响力的相似模式,拉丁美洲集团和非洲集团的影响力量最强大,(在这里)集团的凝聚力是比国家能力或全球性地位更重要得多的影响力源泉”。[注9]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国际关系的其他一些领域,尽管程度可能有所不同。它们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权力金字塔,但使少数大国主导的等级结构有所松动。
   八、等级结构的复杂性(二):以中等强国为例

    国际社会等级构造的复杂性,还可以从中等强国的存在和影响得到反映。与超级大国有所式微、弱小国家徘徊无助的情形不同,中等强国在冷战结束后的世界、特别是地区政治中越来越活跃,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中等强国”概念至今没有统一定义,我把这一概念限于那些地区大国或至少有较大的地区影响力的国家(这样人口较少的以色列进入这一行列,而人口较多的斯里兰卡被排除在外),它们或者拥有相当数量的人口(如印度和印尼),或者拥有某种核威慑能力(如伊朗或墨西哥),或者拥有特别的地理重要性和战略价值(如以色列),或者拥有一定规模的特别高的人均GDP(如比利时和荷兰),或者拥有较强的联盟能力和外交能力(如波兰和马来西亚),或者拥有公认的高科技创新力(如日本和韩国)。它们中有不少上就是地区大国甚至世界强国,在区域政治或国际关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澳大利亚算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中等强国:这个国家幅员广大、资源雄厚,、科技和生产率水平都比较高;它的外交能力相当强,比如这个国家曾多次参加维和行动,其中特别是PKO在亚洲的唯一重大行动——“柬埔寨恢复和平计划”,澳大利亚将军还担任了联柬部队的最高指挥官;澳国对UN在亚太区域的参与持比较鼓励和合作的态度。它与英国和美国等主要西方国家保持着政治、、文化上的密切联系。但另一方面,基廷政府近年来一直把融入亚洲、分享亚太成长景气视为对外政策调整的基点之一。此外,两极时代结束后国际力量格局出现某些“真空”的状况,也为澳大利亚提供了发挥作用的机会。我们知道,亚太经济合作首脑会议(APEC)是由澳大利亚最先倡导的;澳国还与印度一道积极鼓吹建立印度洋经济合作区;澳大利亚始终是、而且越来越象是南太平洋地区经济合作的主导力量之一;这个国家近些年来还经常地表现出与一些西方大国不同的国际观点,比如在核试验问题上与法国的矛盾,在地区军事安排上同美国的磨擦,以及对所谓“亚洲价值观”的一种比多数西方国家更宽容的理解,……,总之,显示出一种独立的区域政治声音和形象。

    澳大利亚不过是当今世界十数个中等强国的一个缩影。世人不难看到,例如,在欧洲,法国一向是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内一个“不和谐的伙伴”,从过去的戴高乐将军主动撤回法国对北约的某些承诺和独立的核打击系统,到今天的希拉克总统对北约东扩方针的某种保留和在核试验问题上的我行我素态度,直至建立所谓“欧洲军团”、抵制好莱坞对欧洲的“文化侵略”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姿态,充分显示了一个中等强国的能量。再如,60-70年代南斯拉夫、印度、埃及等国在推动不结盟运动方面的有力作用,近年来印尼为倡导亚太经济合作和南北对话方面所作的卓有成效的努力,巴西和阿根廷在建立南美锥体经济圈方面、土耳其和哈萨克斯坦在建立中亚西亚穆斯林国家经济合作方面、马来西亚和印尼在建立东盟经济一体化方面的牵头角色,加拿大和瑞典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中一向倡导的、与美国英国等有别的和平主义、合作主义、非强制主义,……这一系列带有被某些国际政治家称为“中等强国意识形态”色彩的东西,[注10]都使国际格局更有层次性。

    中等强国历来存在,但今天它们的作用与冷战时代有了许多不同,无论活跃程度或是影响范围以及作用内容本身。一超多强局面的出现和世界朝着多极化方向继续演化的趋势,给了中等强国更大的活动余地;超霸地位的下降,第三世界的分化,世界经济的区域化集团化发展,地区主义的政治和文化观的抬头,以及中等强国自我意识的加强,等等,都使得少数主要大国霸权或领导权主宰的等级结构各层次之间和结构本身出现了越来越多这样那样的松动和缝隙。中等强国在某些场合某些时候能够改变超级大国的议事日程,使国际间的合作与和平主义气氛有所增强,并且使国际组织和多边合作变得比从前受人重视。

    等级结构的始终存在,代表着国际关系的基本现实;而等级结构的层化,则体现了国际格局的最新趋势。

    注解:

    1.以下两节的有关数字,可参见1995年《联合国手册》(版)第20-21页,以及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各国概况》(四卷本)。

    2.联合国新闻部编:《联合国纪事》1995年6月,第2期,第81页。

    3.法国《星期四事件》周刊1994年7月28日至8月3日一期文章,题目是《地球上的22个袖珍国家》。

    4.世界银行1995年发展报告,英文版,第162-163页。

    5.社会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国力的比较研究》课题组研究报告:<对中国综合国力的测度和一般分析>,见《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第4-19页。

    6.同上,第9—10页。

    7.例如,可参见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著:《权力与相互——转变中的世界政治》,第二部分“海洋与货币领域内的制度变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第74-207页。

    8.同上,第188页。

    9.同上,第188-189页

    10.C.Holbraad,Middle Power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The Macmillan Press Ltd,UK.1984,P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