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一体化的若干理论阐释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8-10
在学术界，以往鲜见使用“地区主义” 的称谓，至今国内的研究者普遍采用的是“地区一体化”、“地区（或安全）合作”、“世界经济中的集团化或区域化” 这样一些概念表述同一现象。冷战结束后，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程度加深，尤其是中国成为亚太经合组织的重要成员之后， “地区主义” 一词才逐渐被从欧美中移植到中国学术界。近年来一些国际问题研究期刊和中，开始出现“地区主义” 的字样。[1] 界定“地区一体化”与“地区主义” 的区别与联系，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为了叙述方便起见，特此说明本文中无论使用“地区一体化” 还是使用“地区主义”，均指同一概念。
地区一体化的与兴盛是当代国际关系中最令人瞩目的现象之一。近些年来中国政界、外交界和学术界之所以开始重视研究地区一体化理论、坚决支持和积极参与各种形式的地区合作，是由于时势使然。地区主义向上影响到全球化进程和全球秩序的构建，向下与国家以及、利益团体、社会运动等非国家或次国家角色紧密相联，因而是在外交与国家间关系、地区事务与世界体系、全球社会等多种层面上塑造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结构特征的主要力量之一。地区主义的普遍发展突出了地区因素在国际经济与政治中的重要性，全球化与地区主义、地区间关系与大国关系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正在出现的国际政治经济整体结构体系。[2] “地区和地区主义可以充当一种透镜，世界政治的核心事务由此折射出来并得到了特殊的塑造”[3] 。
首先，地区主义对国际关系产生了以下几方面的重大影响。第一，地区主义为国际关系增添了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新的结构层面与脉络。在传统的国际关系结构中，地区只是作为一种背景对国家、国家间关系和全球范畴中的互动产生影响，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体系单位，也不作为一个自变量存在并发挥国际作用。如今尽管全球化对国际关系的塑造能力不断增强，但在地区主义的作用下，国际事务越来越具有了地区的属性，受到地区结构与特征的制约。地区战略、地区角色、地区相互作用与地区方式已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内容，也构成了国际关系分析的基本话语与范式的一部分。第二，地区主义同全球化一样也是一柄双刃剑，有着正负两方面的积极作用与消极影响。一方面，地区主义能够推动地区新秩序以及世界新秩序的形成，并对它们起到重要的规范作用。考克斯(Robert Cox)指出，任何一种国际秩序都是三种力量的结合：权力的分配、制度的作用、规范行为界限的认同与意识形态。[4] 如果这些力量是一致的和相互适合的，就会存在一个稳定有力的国际秩序。另一方面，地区主义对未来的地区秩序也有着破坏作用。地区主义对地区秩序的构建的积极意义是以地区的整体观念为基础的，如果在地区内建立由部分国家参与的具有排他性或针对某个（某些）地区内国家的多边合作或次地区合作，则会使地区陷于分裂，导致地区内关系的不和与紧张，破坏地区一体化的进程。第三，地区主义有助于解决地区安全问题并对许多冲突进行控制和管理。地区主义在安全范畴上的意义是能够通过机制的建设增加透明度，降低不确定性，和平解决争端，规制地区内和外部大国的行为规范，从而逐步培育出一种“安全地区主义”[5] 的观念与制度，降低“安全困境” 的缠绕，并推动一个新的多边的地区安全架构的确立。在这种对安全影响的框架下，地区主义对缓和或解决地区内国家间、国家内部的冲突有着程度不同的作用。一般来讲，地区主义对解决这些冲突的作用是有限度的，它的影响是与民族国家的自助、地区和全球力量的平衡、同地区外力量的结盟和联合国的集体安全体制等其他途径结合在一起发挥出来的。[6]
其次，地区主义是多边主义的必要补充，地区主义是多边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作为一种多边主义的形式，地区主义信奉的是地区或次地区整体观念与合作观念，不断培植出超越国家范畴的地区集体认同和组织认同，能够提供整合地区内所固有的各种分裂、隔阂现象的动力。功能主义与新功能主义的理论认为，一个地区的多个国家之间可以在各种功能领域里合作。一开始，这种多边合作出现在那些容易合作的领域，后来逐步上升到难度较大的涉及国家主权的让渡与共享领域的合作。[7] 如果地区一体化能够建立在本地区对开放经济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它就有利于通过政治机器来解决与深层次一体化相关的政治问题，从而进一步推进经济自由化。
再有，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一个亚洲地区强国，在地区主义成为各国、特别是大国重要战略选择的今天，地区主义的战略理应成为中国实现本土责任和地区责任、发挥全球政治大国作用的重要选择，推动和建构亚洲地区主义是中国在新的世纪实现自己的大国责任的核心。具体来说，20世纪90年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纷纷建立外交关系以后，与世界地区主义新浪潮相对应，地区主义才纳入中国政府的战略选择视野，中国对地区一体化的态度及政策取向在1997年前后开始发生变化，从1997年前后开始积极参与地区主义。这是因为，第一，全球化与区域化并行发展、全球主义与地区主义互为补充的趋势，反映了冷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所以，中国应该既是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同时在推进地区合作方面也发挥日益突出的作用。为此，中国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和亚欧首脑会议，支持东盟倡议的东亚经济核心，支持东盟的许多经济合作倡议，支持东盟地区论坛的安全对话与磋商。在2001年10月举行的东盟与中国（“10＋1”）领导人会议上，朱基总理与东盟各国领导人一致同意，今后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此外，中国积极推进图们江地区的国际合作开发，推进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并参加了曼谷协定。上海合作组织” 作为第一个在中国诞生并由中国作为重要创始者的国际组织，是中国国际地位和世界影响力提高的突出体现。第二，1997年下半年亚洲危机的经验教训对中国政府政策的转变起了直接的作用。经过围绕着港币的攻防战，经济安全保障作为新的安全保障概念而得到领导层的认可。连锁反应式的货币金融危机再一次表明了东亚地区的命运密切相关的现实，提高了中国的东亚地区归属意识，从而以亚洲认同的建构为依托推动亚洲地区主义的建设。中国积极推进地区主义的第三个主要原因是有了参与地区合作多边框架的自信。自从1992年以来，中国经济一直持续高速增长，在亚洲发生金融危机时人民币没有贬值，这得到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称赞，中国已具备了向国际社会负责的个性。
目前国际上有关地区一体化的学派林立，视角不同，观点各异，构建了一些颇具解释力的 “理论岛”。囿于篇幅，本文只能筛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几种理论，择要予以介绍，使读者管窥一斑。由于这些理论产生的背景和时期不同，所以在概述时必然要涉及到各个时期的文献。 理论一 ：地区与地区主义
1、何谓地区
“地区” 的概念是地区分析中最基本的概念。识别地区的主要任务是从不同的方面对一个特定的地区构成一个明显实体的程度作出判断。国际关系学者对地区的分类与界定很多。目前国际理论中具有代表性并被广为引用的一些有关“地区” 的定义如下。
很多理论家同意约瑟夫· 奈(Joseph S. Nye)提出的关于地区的最起码的概念：“一个国际性地区就是 “由一种地缘关系和一定程度的相互依存性联结到一起的有限数量的国家”。[8] 这是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所习以为常的定义。
卡尔· 多伊奇(Karl W．Deutsch)把一个地区界定为在广泛的不同层面有明显的相互依存关系的一组国家。这种相互依存模型经常但并非永远是经由区分不同国家集团的、政治交易及社会交流模式来显示的。[9]
布鲁斯·M·拉西特（Bruce Russett）在《国际地区与国际体系：一项政治生态学的研究》一书中，对地区观念进行了系统分析。他提出了用物种不同的方式划分每一类地区的五条明确标准：（1）社会和文化相似的地区，即地区的组成国家在内部属性方面类似；（2）国家的政治态度或对外行为相似的地区，其判断根据是各国政府在联合国的投票立场；（3）政治上相互依赖的地区，各国通过超国家的或者政府间的政治制度网而联系在一起；（4）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地区，地区内部贸易作为国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5）地理上接近的地区。[10]
L·J·坎托里( L.J.Cantori )和S·L· 斯皮格尔(S.L.Spiegal)在《地区国际政治的比较研究》一书中，基于地理、社会背景、政治经济关系方面的原则认定了十五个明显有别的政治地区，并称之为 “次体系”(subordinate system)。他们将“地区”界定为：包含一个、两个或更多的互动的国家，这些国家享有共同的种族、语言、文化、社会和历史联系，它们的认同感有时通过对体系外部国家的行动和态度而增加。[11]
威廉·R·汤姆逊( Willian R Thompson )试图将地区的概念标准化，他提出区分地区体系的21种属性，由此得出地区或次地区体系存在的四种必要条件：（1）行为体的关系或互动模式体现了某种规制( regularity )和密集( intensity)的特定程度，以至次体系中的某一点的变化会影响其他点的变化：（2）各个行为体一般是相临近( proximate )的；（3）内部和外部观察者和行为体承认该次体系是一个明显的区域或“行动舞台”；（4）该次体系逻辑上包括至少两个或可能更多的行为体。[12]
瑞典学者赫特(Hettne)和索特伯姆(Soderbaum)对系统论的定义加以扩展，提出了广义的开放性的“地区” 定义，认为应超越国家中心观，重点研究“地区性” 问题。他们把“地区性( regionness)” 分为五个递进的层次：地区区域——地区复合体——地区社会——地区共同体——地区国家，从而为建立相对独立的新地区主义理论框架打下了基础。[13]
学者庞中英博士则吸收了赫特和索特伯姆的定义方法，独具创意地提出地区“是一个多种共同因素塑造出来的有着地缘色彩的国际政治经济概念，……是国际体系中现实存在的和正在出现的一种以经济合作和解决共同问题（如市场、、安全和生态）为中心的区域性次级国际体系。”[14]
中国学者肖欢容博士认为，“国际关系地区主义中的地区是指根据内聚力（同质的程度）、交往（互动的程度）、权力的层次（权力的分配）或各种关系的结构（合作的程度和紧张的烈度）等一个或多个因素划分出来的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生活空间。”[15]
上述学者虽然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地区” 加以定义，但是总的说来，地区主义中的地区体现出如下特点：（1）强调国家之间的互动，越来越远离“地理区域” 的原始含义，而更多的是对一种介于个别国家和全球整体之间的中间层次或过渡层次进行研究。（2）将地区作为一种功能单位的观念日益突出。（3）地区的政治观念建构越来越重要。建构主义强调一个地区应该由一些共有一种认同感的国家组成，而不管它们的地理位置如何。
2、对地区主义的界定
“地区主义” 的产生究竟应当从什么时间算起？目前在学术界比较流行的看法是，地区主义“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有的。在这之前的世界历史上，并没有过这种现象；”[16] “迄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地区主义尚未进入国际关系的语境。”[17] 但也有其它的不同观点，如美国国际经济学界有人以国际贸易为中心研究新地区主义时提出：“最初的地区主义事件发生于19世纪的后半期，并且主要是一种欧洲现象。”[18] 还有人在研究东亚的地区主义时提到，东亚地区曾经有三个传统体系：一是儒家体系，二是“门户开放政策”，三是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并把它们定性为“强加的地区主义”典型。[19] 此外，不少著述在讨论地区主义的功能时经常以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分裂为以几个主要发达国家为中心的互相排斥的集团的历史为例，说明地区主义至少在那时就发生了。
有关“地区主义” 的定义，更是纷繁复杂，争议颇多。国际经济学中最流行的定义是：地区主义就是：“单个的民族经济在制度上结合为更大的经济集团或共同体”。[20] 对这种实际上是把地区主义等同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观点，也有人持不同意见。如：怀特瓦尔特(Wyatt-Walter)认为经济地区主义是“一种有意的政策，目的在于鼓励成员国之间的经济交往”，而国际经济一体化则是上述政策的结果或“的”经济力量的产物。[21]
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很多学者习惯或倾向于以国家出面建立正式的组织为标尺来定义地区主义。约瑟夫· 奈认为，地区主义是“地区基础上形成的组织”。[22] 英国学者路易斯·福西特(Louise Fawcett)将地区主义定义为“组建以地区为基础的国家间的集团”。[23] 此外，还有较为宽泛的一些定义，如：地区主义是“为了互赢，地理相近的国家、非政府组织或私人机构所进行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持续合作”。[24]
中国学者何方先生认为，地区一体化一是指外部世界对某一地区的国家的松散联合、合作或国家结盟或高或低不同的一体化发展的一种称呼。二是指关于一个地区的一体化进程的理论与实践。三是从一个国家的角度看，这个国家把自身的战略重点和国家利益重心置于其所处的地区，围绕着自身的长远战略利益推动该国所在地区的一体化和联合。最后，地区主义一词有时也指一国内部或跨越国境而实行的经济一体化和文化融合的小地区，它们对各国政府的离心倾向在增长，日益成为相对独立并直接参与全球化的经济实体 [25]。
中国学者庞中英博士这样概括：“简而言之，地区主义就是以形成一个区域国际体系的广泛的国家间的区域合作运动。因此，它是一个典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范畴。”[26]
中国学者王学玉博士指出，地区主义，是地理位置相邻、有着较高程度的政治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和许多共同特性的三个以上的民族—国家，基于增强各自的利益、管理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和应对地区内外的各种共同挑战的需要，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机构或制度为机制，从地区整体性的角度出发寻求地区事务上的共识和共同安排的一种合作意愿与政策，并在此架构与秩序下处理相互关系的一种多边主义制度形式。[27]
中国学者肖欢容博士认为，地区主义总体上是一种强化各种联系的趋势。它包括两方面的内涵：一方面是指一个地区多样化的共同特性，另一方面是指一个地区强化共同特性的趋势。地区主义建构需要一定的条件：首先是成员国共同意识的形成，其次是成员国的制度框架的形成，最后是成员国共同行为取向的形成。[28]
尽管目前“地区主义” 一词在理论和现实的使用中还显得模糊而混乱，然而上述学者对地区主义的界定却不乏一些共同点，即地区主义是一个过程、地区主义是多层次的、它是由参与的行为者特别是国家行为者自愿建构的。
值的注意的是，近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重从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的角度来调整研究重心，而不再只是片面、孤立地单纯从地区主义背后的经济动力或政治动机与安全结构来研究地区主义。由此可以预见，未来的地区主义理论研究必然是从学科交叉的角度来进行，除了国际经济学和传统的国际政治学外，还将引入经济地、文化人类学、宏观史学以及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实现真正的跨学科综合研究已经势在必行。 理论二 ：新地区主义
“新地区主义”是相对“旧地区主义” 而言。20世纪后期，地区主义经历了两次大的。第一次是50年代至70年代初由于欧洲一体化问题引发的各种理论和实践，推动了地区主义的长足发展。此后，地区主义沉寂和停滞了一段时间，到80年代重新开始复兴，“地区主义又回来了” [29]。90年代的地区主义更是向深层次、多维度地发展。为了将80年代以来获得第二次发展的地区主义与以前的地区主义相区别，学术界称之为“新地区主义”。
1、新地区主义的概念
“新地区主义” 一词最早是由美国宾州大学系荣誉教授诺曼·D·帕尔默在其名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新地区主义》（1991年）一书中提出的。此后，新地区主义成为国际政治学界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目前，对新地区主义分析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是瑞典歌德堡大学教授伯恩·赫特(Bjourn Hettne)、纽约美国大学的詹姆斯·米特尔曼教授(James Mittelman)和英国牛津大学的安德鲁·赫里尔教授 (Andrew Hurrell)。
安德鲁· 赫里尔在《地区主义的理论视角》一文中提出了根据五种变量来理解当前的地区主义现象。他指出，在20世纪50至60年代虽然有许多学者提出了对地区主义的界定，但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因此，他提出可以根据社会凝聚力（包括族性、种族、语言、宗教、文化、和共同的历史意识）、凝聚力（贸易模式、经济互补性）、政治凝聚力（制度类型、意识形态）和组织凝聚力（正式地区制度的存在）的程度高低来分析地区主义。[30] 根据这几项指标，赫里尔把地区主义分解成五个不同的范畴分别予以解释。第一，地区化。它是特定地区内社会一体化的成长，也是地区内社会和经济互动过程。第二，地区意识与地区认同。它的形成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内部传统，包括共同文化、历史或宗教传统；二是外部威胁或挑战，包括外部安全威胁或文化挑战。第三，地区国家间合作。这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政府间合作，并不强调制度化。第四，国家推动的地区一体化。这即是通常意义上的地区一体化。它涉及一定的范围、深度、制度化和中央化。第五，地区内聚性。这指在前面四个阶段基础上有可能出现统一的地区单位。[31]
伯恩· 赫特把新地区主义界定为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层面在内的多层次的地区一体化进程。[32] 他更强调地区一体化的非经济层面，即政治与安全层面。与赫里尔不同之处在于，赫特提出了“地区融合度” 的观念来表示地区化的程度。[33] 地区融合度是地区内不同领域、不同水平的不同地区化过程加深，融合在一起导致地区凝聚力加深、地区特性的增长，类似于“国家性”和“民族性”。根据地区凝聚力和地区特性，可以把地区融合度分为五个层次。第一，地区区域。指地理与生态方面地区，不存在组织化的国际或世界社会。第二，地区复合体。存在相互依赖的民族国家行为体，地区内处于无政府状态，但开始了地区化过程。第三，地区社会。这是地区化过程发展和加深的重要层次。出现比较正式的组织化合作，地区被定义为所讨论的地区组织的成员。第四，地区共同体。这种主体有明确的认同感，制度化和非正式的行为者能力、合法性和决策结构，出现超越原来国界的地区市民社会。第五，地区国家。它是相对于民族国家而言的某一地区在经济上与政治上完全统一。但并不等同于国家形成和民族建构。赫特指出，很多地区化实验是从地区融合度的不同起点开始的。上述的层次为我们提供了考察不同地区主义不同发展程度的一个框架。
此外，赫特和索特伯姆还认为，宏观地区主义和微观地区主义构成了相同的“新地区主义”过程的组成部分。[34]
詹姆斯·米特尔曼关注地区主义与全球化的关系，他提出了理解地区主义的五个参数。第一，生产模式及其与国际分工的关系；第二，特定地区中的新自由主义方式；第三，权力关系的分布状况；第四，地区框架中的社会文化；第五，一体化中行为者、制度和全球治理的关系与性质。这五个变量涵盖了地区主义动力的许多层面，提供了地区主义与全球化比较分析的视角。但是每一个参数如何与地区主义相联系，应该分析什么和怎样分析，并不十分清楚。[35]
由于研究的角度和方法不同，学者们对地区主义的界定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认为，新地区主义可以界定为一种多层次的一体化形式，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层面，其深远的目标是建立以地区为基础的自由贸易制度或安全联盟。而且，新地区主义特别强调地区内聚力和地区认同等政治理念的建构。
2、新地区主义产生的根源和动力
对于新地区主义产生的根源，英国学者福西特指出，新地区主义的根源主要在于以下四个方面：冷战的终结、世界上的经济变革、“第三世界主义(Third Worldism)”的结束、民主化或政治自由化的发展。[36] 怀特瓦尔特也提出了类似的四大因素：冷战的终结、世界经济力量的变移、发展家的经济改革、世界贸易中非关税壁垒的日益重要性等。[37] 他们这种分析的主要方面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英国学者安德鲁· 赫里尔指出，应该从国际体系、地区和国内政治三个层次系统地考察国际关系理论如何被用来解释地区主义的动力。[38] 第一，国际体系层次的体系理论。体系理论强调广泛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对地区主义产生的重要性，即外部压力对地区的影响。赫里尔认为，在地区主义的体系解释中，主要有新现实主义和结构相互依赖与全球化两种理论。新现实主义理论强调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的限制作用和权力政治竞争的重要性；而结构相互依赖与全球化强调国际体系变化的特性和经济与技术变化的影响作用。[39] 第二，地区层次的地区主义与相互依赖。与体系层次从“外到内” 的方法相对，本层次理论强调地区主义与地区层次（与全球层次相对）的相互依赖之间的紧密联系，包括新功能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三种理论。新功能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把地区主义看作是民族国家对地区相互依赖产生问题的功能性应对办法，强调制度在孕育和发展地区凝聚力中的作用。建构主义强调物质和观念两方面的关系。物质方面指地区相互依赖，观念方面指地区认同与共同体。[40] 第三，国内层次理论。本层次理论关注共同的国内属性的作用。这种方法在早期的地区主义的解释中已经得到应用。如对种族、族性、语言、宗教、文化、历史以及共同的遗产意识的强调。赫里尔认为，地区主义与国家凝聚力、国内制度与民主化以及趋同理论是与当前新地区主义解释有关的国内政治理论。[41]
中国学者李琮教授主要从生产力和技术革命上挖掘根源，认为促成经济地区化的根本原因与经济全球化的根源一样，都是由于生产力和生产社会化水平的高度发展致使经济活动大大超越国界；但由于地理相邻、文化相近等原因，使得各国首先趋于与本地区的邻国建立更加密切的合作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达成某种一体化合作协议，组建地区经济组织；同时，面对日益激化的国际竞争，各国尤其是中小国家被迫联合起来，以求相互间的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而且能够以一个地区组织的资格争取更大的发言权和更有利的国际地位；另外，西方大国为争取在所在地域的主导作用，增强扩张力量而倾向于建立本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组织。[42]
中国学者肖欢容博士从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出发探讨了新地区主义兴起的一些重要条件[43] ： （1）20世纪80年代后期地区主义发展与多边主义的互动，使得90年代初期有关地区一体化的协定急剧增长。据世界贸易组织报道，从关贸组织成立到1994年末，有109个地区一体化安排，其中有33个是1990年到1994年间创立的。[44] （2）冷战的终结使地区意识抬头，各国可以自由选择联盟或联合。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为了应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留下的真空，地区层次框架的建构是一种可行的选择。（3）经济全球化中美、日、欧三大经济集团的极化，导致了各国对经济边缘化的担心，因此在地区层次组建经济集团。（4）新地区主义的出现与美国对地区主义和多边主义政策态度的改变有关。美国传统上是多边主义的保护人，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对地区主义的兴趣日益增长。1994年形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成为美国地区主义政策的一个支柱。（5）发展中国家获得的外援减少和发展中地区内部缺乏凝聚力，使得建构地区主义经济或安全合作机制成为一种重要选择。
3、新地区主义的特点
新地区主义之所以“新”，是与冷战时代的地区主义相比较而言的。这次的“新地区主义” 是否会比20世纪60年代前后的那次 “旧地区主义” 更加持久？它会不会也像约瑟夫·奈旧地区主义时所说的那样，只不过是一种“最新式样的国际时尚” 呢？国际经济学家们通过对经济地区主义历史的研究，特别是比较了本次地区主义的兴起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地区主义以及二战后的地区主义在世界贸易领域的不同表现，认为“推动当前地区主义发展的力量与以前发生在本世纪的地区主义浪潮迥然不同。与30年代不同的是，当今的地区主义倡议意味着促使其成员参与到世界经济中去而不是从世界经济中退出。与50、60年代不同的则是，发展中国家所提出的地区主义倡议今天成为其经济自由化和开放战略的一部分，是为了实施出口导向和吸引外资的政策而不是为了推动进口替代。” 总之，其结论是，最近一波地区主义因其历史条件与此前的任一波都不同，所以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其“相对良性的特征”。[45]
根据伯恩· 赫特的观点，新地区主义与旧地区主义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新地区主义是自发的，自下而上的（公司、市场和消费驱动），而旧地区主义是自上驱动的（官僚式的命令驱动），因此更有限更容易失败。[46]
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阿米塔夫·阿齐亚(Amitav Acharya)认为，即使是新地区主义，重新定义其理论和实践的任务仍然没有完成。当今地区主义最重要的趋势是它的“介入性”特征，任何对20世纪末正在出现的世界秩序的讨论都应涉及这一点。[47]
中国学者王学玉博士这样概括当前的新地区主义展现出的以下几方面特征：首先，出现了南北国家间的地区主义，明显地有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结合在一起的趋势。地区主义的这一发展特征为在全球范围内解决日趋尖锐的南北关系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机会。其次，地区主义的制度化因素在加强。国际制度包括各种非正式的国际机制和正式的国际组织，目前，制度化已是各种地区主义合作所着重建设的一个主要内容。再有，地区主义框架下协调与合作的内容与使命的多样性。在过去的地区合作关系中，有经济地区主义、政治地区主义或安全地区主义之分，关注的领域比较单一，使得一个地区存在着成员国以及地理区域内复合性的相互依存关系。现在由于全球经济竞争的加剧和国际政治安全形势的变化，地区主义的综合职能得到了加强。[48]
中国学者肖欢容博士在对新地区主义进行研究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新地区主义与冷战时代的地区主义相比，有如下一些特点。[49] 第一，两极冷战背景造就了旧地区主义，而新地区主义是在世界多极化进程中形成的。第二，新面对全球地区主义体现了美国试图控制地区主义发展的战略实践。美国的地区一体化战略，对发展中国家地区性组织提出了重大挑战。第三，新地区主义具有明显的自我伸张性，它必然对未来国际秩序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第四，冷战时代的经济地区主义体现的是内向的保护主义的特征，而新地区主义通常是开放的，与相互依赖的世界经济相一致。第五，冷战时代的地区主义仅仅关注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新地区主义是与全球结构的转型紧密相联，它还包括与全球体系不同层次的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理解新地区主义不应该局限于单个地区，而应该与世界秩序的观念联系在一起。因为任何单个地区的地区化进程都会引起全球体系的震动，从而导致全球权力结构的变化。
当前，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地区主义仍在以强劲的势头向前发展。特别是随着全球化时代信息经济、网络经济和数字化时代的来临，它将会不断地呈现新的特点和趋向。而对于新地区主义的各种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也将会不断加强。 理论三 ：联邦主义
欧洲一体化理论流派虽多，但基本上都可以划到以政府间主义和超国家主义或者以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基轴的坐标内。“如果不是视作相竞争的模式，而是不同的分析层次，那么超国家主义者和政府间主义者的方法完全可以整合在一起，从而为欧洲一体化的动力提供一个更加全面的图景” [50]。
联邦主义是欧洲早期一体化理论的主要流派之一，它对欧洲一体化的政治目标作出了理论阐释。
1、联邦主义的涵义
联邦主义(federalism)既是一种观念又是一种制度。作为观念形态的联邦主义主张建立统一的国家，强调一定程度的权力集中，实际上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民族主义，其目的是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51] 作为国家政治组织形式的联邦主义制度是指政治上介于中央集权和松散的邦联之间的一种制度。在联邦制度下，将原先的内政、外交上自主的各邦融合在统一的联邦国家中。[52]
与其他一体化的政治理论不同，联邦主义的一体化的最终目标比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更为重要。联邦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联邦国家。作为一种国际一体化理论，它希望用一个全球联邦代替松散的联合国，但现实情况只能始于并限定为建立区域性联邦。
有关联邦国家的界定很多，其核心是权力在不同层次政府组织中的分配。麦凯(R.W.G.Mackay) 在欧洲一体化背景下给出了联邦主义的如下定义：联邦主义是一种分配政府权力的方法，以使得中央和地方政府在一个有限范围内是独立的但却又是相互合作的。检验这项原则是否实施的方法是看中央和地方权威是否相互独立。这一原则的最好应用被认为是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印度。[53] 恩尼斯特·维斯蒂里希(Ernest Wistrich)在一个关于欧洲联邦的建议中提出了不同于麦凯的联邦主义的定义：联邦主义的实质是权力的非集中化，以便需要在离公民更近的较低政府水平上得到满足。[54] 这个定义并没有把联邦主义限定在两个层次组织国家权力，而是强调了联邦多层分权的可能性。因此，维斯蒂里希提出了一个多层次而不是两层化联邦的可能性。重新定义联邦制的原则对欧洲联盟在当代的有着重要意义，因为从联邦分权原则演绎出的“权力分散” 原则，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核心。[55] 权力分散不是侵犯或是对联邦主义理论的修正，而是承认联邦原则内在逻辑的政治实践层次。雷金纳德·哈里森(Reginald Harrison)指出了这种联系，真正的联邦主义是权力在许多层次不同的、社会、文化利益之间的极端的分散和再分配。[56] 因此，联邦主义在欧洲一体化的实践中发展起来。但欧洲联盟的这种权力分散的形式不能称之为典型的联邦，因为权力将以各种形式分散到联盟内的不同层次上 。
2、联邦主义的思想渊源
联邦主义是最久的一体化理论，其思想渊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和中世纪的欧洲政治思想，但它的含义首先是现代化的结果。
现代联邦主义思想有两个主要来源。第一是欧洲17和18世纪战争中产生的各种和平计划。这些计划与二战结束后产生的各种和平计划，促成了人们消除欧洲战争和建立某种全欧政治组织的想法。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康德(kant)的《永久和平论》（1795年）[57]，康德在文中提出了通过建立泛欧洲的政治组织实现和平的思想。 联邦主义的第二个思想来源是美国革命，特别是美国宪法的影响。美国宪法被视为典型的联邦主义安排的范式，制宪会议被看作是最理想的实现联邦制的手段。而且，围绕宪法的批准产生了维护和解释联邦政府形式的思想结晶——《联邦党人文集》。
此外，还有人提出联邦主义有第三种思想来源，即：查尔斯·彭特伦特认为它来源于中世纪的难以归类的关注小共同体的思想，可以从蒲鲁东和卢梭那里看到这种思想传统；[58] 默里·福赛斯认为它来源于民主框架下尽可能接近人民的治理理论。[59]
3、联邦主义者的政治主张及实现方法
联邦主义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的成功实践使欧洲的联邦主义者受到启发，试图将美、加等国的联邦模式应用于欧洲各民族国家间的地区一体化实践。联邦主义者主张在欧洲应采取较为激进的方式，通过建立一个具有“超国家” 性质的联邦国家，“自上而下” 将欧洲国家统一起来。这一联邦国家一方面应拥有足够的政治权力与强制力，以满足成员国集体防卫、内部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允许各成员国之间存在差别，保持各自特点，并在某些政策领域行使自治。[60] 就一体化进程的次序而言，联邦主义者认为政治一体化应先行，理由是政治一体化可促进经济一体化，而经济一体化却不一定能促成政治一体化。总之，在联邦主义者看来，建立一个超国家的中央机构对一体化建设至关重要。[61] 二战期间意大利著名反抗派领袖、战后曾任欧洲联邦运动主席、欧共体委员会委员及欧洲议会议员的史匹里尼是联邦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由于各国对欧洲统一的态度不尽相同，如果缺乏超国家权威，各国在相互合作过程中所享有的否决权将大大降低合作的效果，一体化也将因此难以实现。基于这一考虑，他主张先建立欧洲民主政治机构，将各国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机关的某些权力，转授予超国家的欧洲机构；这些机构运作的基础将来自具有欧洲人民民意基础的议会，而不是各国政府，各国无权干涉。在他看来，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欧洲联邦主义的倾向是否明显，将取决于超国家组织功能的强弱，或欧洲议会民意基础的深浅和功能的大小。
由于特定的宪法对联邦主义者的重要性，因而实现一体化的手段中必然包含着起草并通过某种形式的宪法。而对宪法的需要又必然将政府间谈判放在一体化进程的核心地位。穆特默(Mutimer)认为，联邦主义者有两种实现宪法的方法。[62] 实现联邦一体化的第一种方法是制宪会议。这种方法以美国经验为模式，认为应该由一个选举产生的制宪大会起草联邦宪法。战后初期的联邦主义运动选择了制宪会议的方法，并试图通过欧洲委员会实行制宪会议的功能并制定宪法。由于欧洲委员会未能达此目标，欧洲议会便被寄予希望行使制宪会议的功能并起草欧洲联盟条约。尽管条约并未被成员国批准，但它促进了欧洲单一法案和后来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进程。实现联邦一体化的第二种方法是政府间协定。这种联邦主义的一体化过程，意味着直接通过政府间的讨价还价来实现联邦式的联盟，联邦国家的建立要求成员国向中央政府分割主权。因此持这种观点的联邦主义者集中关注欧洲理事会和部长理事会而非欧洲议会。政府间的方法为80年代欧洲一体化的两大重要进展所证实：欧洲单一法案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像早期的罗马条约一样，都是政府间会议的结果。[63]
从战后西欧国家一体化的实践过程来看，最初欧共体的设计者们是想以联邦作为最终发展目标的，但实践证明“以联邦主义”来实现欧洲的统一阻力太大，因为它意味着成员国丧失部分主权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民族国家的终结，所以从共同体产生之初就受到了各成员国政府和相当数量的民众的反对。事实上，即使在经历了40多年的努力之后，1992年2月7日签署的马约中仍未使用 “联邦”一词，而采用的是联盟。
从联邦主义一体化理论本身来说，长处在于明确了一体化的最终目标，不足之处在于缺少为达到目标的过程分析，没有解释回答为什么主权国家要同意建立一个超国家的联盟。此外，对于联邦的最终形态所涉及的新的联邦国家的治理等问题也缺乏分析。即使这样，联邦主义理论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其对欧洲一体化建设的作用不应被低估。随着欧洲一体化的不断加深和欧盟东扩步伐的加快，联邦主义理论又重新受到人们的重视。 理论四：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
功能主义与新功能主义是战后欧洲一体化理论的另一流派。如果说联邦主义的理论侧重点是对欧洲一体化未来目标的设计，那么功能主义的理论侧重点则是对欧洲一体化进展的动力机制的解释，强调首先加强各国间的“功能” 合作，然后逐步实现一体化的最终目标。功能主义成为旧的联邦主义的一种理论替代。
1、功能主义
功能主义是在反对联邦主义者建立世界政府的主张中出现的。与联邦主义“自上而下” 完成一体化的主张相反，功能主义者视一体化为一个过程，认为只有从各成员国的共同利益出发，通过不断加强相互间的合作，一体化才有可能“自下而上” 逐步完成，公众对一体化的态度也才会日趋积极。
功能主义的创始人是戴维·米特兰尼( David Mitrany)，其代表作是他于1943年出版的《有效的和平制度》一书。米特兰尼为国际一体化提出了另一种替代方法，即所谓的“功能化选择(functional alternative)”，从而建立一个基于解决“共同性问题”所需要的“与国际性问题相一致的国际政府” [64]。在他看来，国家间联盟组织的形式太松散难以完成这一使命，而区域化联邦又过于紧密而难以真正实现。因此，必须敢于冲破旧有的观念并尝试新的和平地实现既定目标的方法，即功能主义的方法。功能主义选择的实质是，区域一体化不是要消除主权国家的所有权力去实现一个统一的政治联盟，而是允许它们保持其权威以在较小的范围内实现相应的管理与服务职责。一体化的最终结果是按照功能分别组织起来的技术化管理的国际社会。这也许会最终为某种形式的世界性联邦，但它既不是必然的也不是必要的。国家将被挖空其政治权力和导致民族冲突的身份认同，因此不是要把它建立在更高级别上重新组建，原有的基于意识形态和区域的政治划分观念将被一个技术化社会——满足世界人民需要的国际市民社会——所取代 [65]。
对米特兰尼来说，功能主义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避免一次新的战争，或者如何改变国家间关系，消除战争的原因。他认为，在国家之间通常有三种途径被认为可避免战争，达到和平：（1）是成立“国家联合”，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联盟和二战后的联合国；（2）是建立地区性的“联邦体系”；（3）即是经由功能合作途径来建立和平。[66] 第一种途径兼顾国家主权与各国之间的合作，使会员国可保留自己国家的政策，但其目标并非向一体化发展；第二种以联邦体系作为解决方案，使世界分成几个不同的竞争实体，但并不能消除民族主义；第三种功能性的合作既可避免所建立的国际机构过于松散，又可以在共同生活的某些领域建立较广泛且稳定的权威。因此，米特兰尼主张建立一个独立的国际性功能机构，初期由少数国家组成，而后其他国家可自由加入，加入者也可退出。每个国家都可以选择自己需要的功能性组织加入，在加入或退出过程中，不允许有任何政治安排。[67]
功能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合作会自动扩展。所谓合作自动扩展指的是某一部门的功能合作会有助于其他部门的合作，亦即一个部门的合作是另一部门合作的结果，同时也是另一部门合作的动因。比如，当几个国家建立了共同市场后，就会产生一种内在压力与要求，推动它们在价格、投资、运输、保险、税收、工资、社会保障、银行以及货币政策等方面进行合作。最后这些功能部门的合作将会形成一种功能性的互赖网，逐渐渗透到政治部门。从根本上说，“统一”即使不使政治协议成为多余，也将为政治统一打下基础。[68]
功能主义设想，在日益增长的功能性机构的好处面前，人们会将忠诚转移到国际共同体方面，将原来对祖国的忠诚转变为对功能性组织的效忠。因此，开展功能性合作有利于一体化的完成。
功能主义理论对莫内、舒曼等欧共体创始人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50年代初期“欧洲煤钢联营” 的建立就是按照这种方式进行的。不仅如此，当代政治一体化理论家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功能主义” 概念 [69] 。功能方法开始是作为一种和平的革新方法，其后的贡献在于对国际组织和一体化研究，它代表着一种走向全球政治的较为广泛的理论方向。
当然，功能主义作为一种一体化理论同样有着自己的缺失。第一，未解决功能化一体化进程中如何克服国家主权障碍问题。第二，有着明显的力图成为未来变革议程的规范化文件特征，因此，它未能阐明这种国际服务需要和功能化组织运作之间的关系。第三，正是作为功能主义理论基础的政治与技术的严格区分招致了严厉的批评。比如，雷根纳尔德·哈里森指出，大多数功能化服务最终将会涉及资源的配置，而对这些资源配置的决定必然是政治性的 [70]。
2、新功能主义
新功能主义作为20世纪50至6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体化理论，是从功能主义理论中派生出来的，是介于联邦主义和功能主义之间的一种“折衷” 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联邦主义和传统功能主义的融合。
新功能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会长厄恩斯特·哈斯(Ernest Haas)、菲力浦·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利昂·林德伯格(Leon Lindberg)和哈佛大学政治学院院长约瑟夫·奈(Joseph Nye)等。
新功能主义采纳了功能主义的路径，以社会多元论和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为前提，把社会因素和超国家机构视为一体化进程的两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强调精英和政治家在这一进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基本分析单位是以领土为基础的国家体系。哈斯对欧洲一体化的研究重点是政治一体化进程。他认为， “政治一体化是一个进程，通过这一进程，几个处在不同国家环境中的政治行为体被说服将其忠诚、期望与政治行动转向一个新的中心，该中心的机构拥有或要求拥有对现存民族国家的管辖权” [71]。林德伯格则认为，一体化是一个“各国放弃独立推行对外政策和关键性国内政策的愿望和能力，转而寻求作出共同决策或将决策活动委托给新的中央机构的过程” [72]。新功能主义强调经济领域一体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主张一体化是一个能动的过程，其最终目标是追求超越民族国家之上的新的政治实体。在新功能主义看来，一体化的动因不在于功能性的需求或技术的变化，而在于各种政治力量（利益、政党、政府、国际机构）因追求各自利益施加压力而产生的相互作用。
“外溢”(spillover)是新功能主义的核心概念，是实现一体化的重要途径。它是对功能主义强调的情感与忠诚的“扩展性” 转移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新功能主义的“溢出”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功能性溢出(functional spillover)和政治性溢出(political spillover)。功能性溢出是指一体化不可能局限于特定的经济部门，一定领域的合作活动会“溢出” 到相关的部门，并使更多的行为体卷入进去。政治性溢出从根本上说是继经济一体化而产生的，它意味着民族精英将其注意力转向超国家层次的活动和决策，支持一体化进程和日益增多的共同利益；超国家机构和非政府行为体在一体化进程中的影响增大，相应地民族国家和政府影响力减弱；而且一体化的重要性日渐形成压力，要求在超国家层次上实行政治控制并承担责任 [73]。这样由于扩展逻辑的作用，一体化就由经济领域溢出到政治、社会领域并产生进一步一体化的政治压力，从而使一体化逐步发展和深化。在此基础上，施密特针对行为者面临的各种选择，对“外溢” 概念进行了补充和修正，又提出“环溢”(spill-around)，指增加一体化过程的功能范围，但不增加其相对的权力；“强化”(build-up)，指一体化组织决策的自治性及权威性增加，但并不扩张一体化的领域；“紧缩”(retrenchment)，指一体化组织的权威减少，提高成员国之间联合仲裁的水平；“溢回”(spill-back)，指一体化组织的功能范围及权力都收缩到扩溢前的状况。
“超国家性”(supranationality)观念是新功能主义理论的又一核心要素。超国家性常被称作国家主权的“共享” 而不是主权的转移。外溢过程表明，越来越多的国家主权将以这种方式被共享。一体化是一个导致政治共同体创立的过程。新功能主义者设想一体化的政治共同体是以前曾赋予民族国家各种忠诚的储藏所。相应地，新功能主义者所说的政治共同体是一个或多或少具有中央集权倾向的新的超民族国家，并且与联邦主义的集中化观念有相似之处 [74]。新功能主义在分析超国家机构的确立时强调，需要超国家的政治机构充当一体化发展的催化剂。在哈斯看来，超国家性的中心机构是决定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欧洲国家向新的政治共同体发展的一块基石。按照新功能主义的理解，这种超国家机构能够代表走向联合的成员国的共同利益，并能协调相互间的利益冲突，可以促使政治精英将政治忠诚转向欧洲层次上。欧共体的超国家性中心机构并非国家主权的替代物，而是与成员国政府共享主权，其自主性对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十分重要。
3、新功能主义与功能主义、联邦主义的区别 [75]
新功能主义强调超国家机制，主张通过外溢使一体化从技术部门逐渐扩展到政治性部门，最终建立制度化的区域性超国家机构；功能主义则更多地注重政府间合作，偏重内部结构不太紧凑的共同体的形成，主张通过建立使民族国家权力逐渐流失的功能性组织，最终建立非政治化的功能性组织的集合体。
新功能主义主张的共同体是具有“政治性质” 的超国家机构；而功能主义所谓的共同体则纯粹是一种“功能性” 的政府间合作机构。
此外，新功能主义的超国家性主张与联邦主义的联邦制主张虽然都强调超国家机制，但两者之间的不同点在于：新功能主义的超国家性机构是指参与一体化的各成员国在共同利益的引导下，通过对部分主权的共享，在某些部门建立起来的、对成员国具有一定指导性和制约性作用的中心机构，以此逐步实现一体化；联邦主义则主张通过政府间的章程性谈判或立宪大会等宪政措施，建立统一的联邦国家，从而完成一体化。
新功能主义的理论分析不仅借鉴了欧洲一体化的实际经验，而且吸收了社会史诸如系统理论、多元主义等新的行为主义倾向，同时也体现了一些新的因素。首先，哈斯和其他学者承认一体化是国际政治中一个独立的、能动的过程，而不是长期意义上所追求的条件；其次，他们提出了有关该过程的一个比较圆满的观点，他们是用社会科学概念表达的，而且涉及的不仅仅是经济决定论，也有政治行动；最后，他们不仅承认了国内政治发展的重要性，而且承认了类似欧洲经济共同体这种能够有助于一体化发展的中心机构的重要性 [76]。新功能主义试图寻求解释欧洲一体化的各种新机构中实际正在发生什么，为理解欧洲一体化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分析框架。新功能主义关于外溢和超国家性的思想在欧洲共同体内都有明显体现。唯其如此，著名的一体化理论家查尔斯· 彭特兰在其评论政治一体化理论的著述中将新功能主义描述为“一体化的欧洲共同体方法” [77] 。新功能主义不仅解释了欧洲一体化，一度被奉为欧洲一体化的官方，而且促进了欧洲一体化进程。
尽管新功能主义对欧洲一体化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但是它一度拥有的主导性地位并非永久不动摇。由于其一系列理论不足，特别是欧洲一体化进程自70年代中期一度出现停顿，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该理论的说服力，使之走向衰落。在对新功能主义的批评中，以斯坦利·霍夫曼为代表的政府间主义者最为猛烈。这些批评包括：1、新功能主义过于强调了超国家机构的作用，实际上民族国家及其政府在一体化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超国家的作用十分有限。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成员国政府的作用依然十分顽强而不是已经过时了。在涉及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的领域，成员国政府不愿以其他领域所得来补偿在一些领域的损失，他们将会试图降低不确定性并对关系到核心利益的决策过程严加控制。作为一个超国家机构，欧共体委员会发挥的作用还比较有限。2、新功能主义忽略了高级政治与低级政治之间的区别，功能性一体化不一定必然导致“政治化”，“溢出” 效应是有限的。功能性联系并不像新功能主义者设想的那么有决定性，滚雪球效应不会自动出现。实际上，由于“多样性逻辑”盛行，它将限制新功能主义所预期的“溢出” 效应。溢出效应在“低级政治”领域（经济政策、福利政策）较为适用，但在高级政治问题（外交政策、安全与防务）上，国家政府将要求获得明确一致的目标，溢出效应是很难发挥作用的，国家间关系不会超越政府间合作而发展到高级政治上的超国家一体化 [78]。这就是说，新功能主义只对低级政治领域具有解释力。3、公众对行为体的支持和忠诚并未真正从成员国转向共同体，民族国家精英关注的是国内政治而不是共同体层次的政治。成员国政府对共同体的政策取决于其国内政治的需要，而不是如新功能主义者所设想的本着解决问题的精神进行合作。即使是关系到成员国共同利益的重大问题，也还需要由成员国政府决定 [79]。
此后，一些新功能主义理论家重新思考了自己的思想主张，复活、修正和发展了新功能主义，使得该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又出现明显复苏。 理论五 ：政府间主义与自由政府间主义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继承了大量现实主义传统的政府间主义作为新功能主义的主要竞争对手出现在欧洲一体化理论中 [80]。70年代初期，政府间主义获得了长足的。该理论的代表人物有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罗伯特· 乔丹(Robert Jordan)和沃纳·费尔德(Werner feld) 等。
1、政府间主义
政府间主义主要是关于国家间讨价还价的理论。该理论在分析欧洲一体化时把成员国，尤其是成员国政府当作首要的行为体，强调政府的优先选择和政府间的谈判。通过分析成员国政府采取的决策和行动，政府间主义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方向和速度作出了解释。政府间主义遵循现实主义的“国家中心论”传统，明确坚持以主权国家作为分析单位。其基本理论假定是：国际体系从本质上讲是自助的；在现实国际体系中只有国家是占主导地位的行为体，民族国家在欧洲国际关系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一体化只有在符合参与这一过程的国家之利益条件下才能获得推动，而一体化的每一次实际的进展都源于成员国之间的讨价还价的交易。
政府间主义认为国家的权力依然关系重大。一体化反映了政府的意愿，服务于国家利益并受各国国家机构的控制。换言之，国家利益决定一体化进程的范围和深度，各国政府保持着对一体化进程及相关机构的控制。政府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其地缘利益，如国家安全、国家主权。在政府间主义看来，一体化既不是经由学习和溢出效应而开始的生长过程，也不是各种制度安排约束下的螺旋发展过程；相反，一体化是国家的理性行为和政治决策的结果。
根据政府间主义，共同体层次的决策过程是典型的政治活动，成员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在共同体框架下的活动实际上是成员国国内政治活动的延伸，只不过如何影响共同体的决策成为成员国国内政治的重要内容。根据政府间主义，聚合中的国家利益、政府间讨价还价以及欧盟进一步改革所受各种限制将是欧洲一体化速度和方向上的主流，这也反映了成员国领导人对欧盟的自主权和影响。政府间主义者突出了欧盟政策制订中的最小公分母和讨价还价的作用 [81]。
在政府间主义对欧洲一体化的分析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斯坦利· 霍夫曼的有关论述。霍夫曼强调国际环境的重要性和各国政府在全球体系中发挥的作用，认为跨国合作具有偶然性。他还最早提出了一体化的国内政治路径( domestic politics approach to integration )。此外，如前所述，霍夫曼区分了低级政治与高级政治并对欧洲一体化的“莫内方式”( Monnet method )提出批评，认为各国政府愿意在低级政治领域进行合作，但是在高级政治领域，由于涉及国家的根本利益、政府的自决权和民族认同问题，国家不会接受既无保障又失去控制的状况。政治领域的一体化只能通过政府间的磋商和协调以及持续的讨价还价来进行。
霍夫曼的贡献在于他重新肯定了国家及国家利益的中心地位，认定政治和是两个相对自治的领域，而他这一理论的弱点也就在于对高级政治和低级政治的划分。因为在国家主义盛行、个人和社会生活被国家全面侵蚀的时代，很多“低级” 的事都会因国家安全的理由在所谓的低级政治和高级政治两个领域间可上可下，而国家安全则是高级政治核心中的核心。虽然70年代欧共体的发展状况较好地反映了政间主义的解释，但是80年代以来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使得政府间主义的理论解释相形见绌，无法给出有力的分析。《单一欧洲文件》的签署和施行引发了新一轮的一体化理论研究，自由政府间主义应运而生。
2、自由政府间主义
自由政府间主义的创始人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安德鲁·穆拉维斯克( Andrew Moravcsik )。他对欧洲一体化较为系统的解释开始于他对《单一欧洲文件》谈判的思考，1991年他在《国际组织》杂志上发表了《单一欧洲文件的谈判：国家利益和欧洲共同体内通常的国家管理》一文。1993年他发表了《欧洲共同体中的优先选择与权力：一种自由政府主义间路径》一文，1998年他发表了专著《欧洲的选择：从墨西拿到马斯特里赫特的社会目标和国家力量》 [82]。穆拉维斯克将其理论称为自由政府间主义，把关于优先选择形成的自由主义理论同对成员国之间艰难讨价还价的政府间关注进行了全新的综合，对斯坦利·霍夫曼等人的政府间主义进行了一定修正，以解释在欧盟框架下进行的政府间讨价还价的性质和欧盟的发展演变。
自由政府间主义有三个基本假定。1、在政治中，基本行为体是理性的、自主的个人和集团，这些个人和集团在自利和规避风险的基础上相互作用；2、政府代表的只是国内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在国际交往中这些人的利益制约着国家的利益和身份；3、国家的行为以及冲突与合作模式反映了国家利益的性质与结构 [83]。此外，穆拉维斯克的理论中还有一个隐含的假定，即国家是国际体系中最主要的行为体。自由政府间主义的核心包括三个要素：一是关于理性国家行为的假定。理性国家行为并不来自固定的优先选择，而是源于国内政体中的动态政治过程。理性行为意味着国家会采取最适宜的方式来实现其目标，经济相互依存的成本和收益是国家优先选择的首要决定因素。二是国家优先选择的形成取决于国内政治因素。只有通过国内政治路径才能解释国家的目标如何受到国内压力和相互作用的型塑，而这经常要受源于经济相互依存的制约因素和机遇的影响。穆拉维斯克认为，理解欧共体成员国的优先选择和权力是对欧洲一体化进行分析的逻辑起点，而“理解国内政治是分析国家间战略互动的前提条件而不是补充”。“对优先选择和战略机遇的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相互作用型塑了国家的对外政策行为。”[84] 三是对国家间谈判的政府间主义分析。成员国政府在国家间关系中发挥着核心作用，欧洲一体化即是在成员国政府间交易的推动下进行的。这是穆拉维斯克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和非合作博弈理论对国家间谈判进行的政府间主义分析的主要论点。一体化不是自动成长的过程，而是成员国政府理性选择和相互交易的结果。
在上述理论背景下，穆拉维斯克提出了所谓的双层博弈模型来分析欧洲一体化进程。在他看来，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存在两个层次的博弈，一是成员国国内政治层面的，即国家优先选择的形成过程，另一个是欧洲层面的，即政府间讨价还价战略的形成过程。这一双层博弈分析可看作是自由政府间主义内在的理论支柱。在以双层博弈模型分析欧盟决策过程时，自由政府间主义将欧盟决策过程划分成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国家优先选择的形成；第二个阶段是国家间的讨价还价；最后一个阶段是制度委托，探究国家选择将政策制定委托或共集于国际机构的原因。每一阶段都涉及一系列不同因素。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穆拉维斯克的自由政府间主义强调政府间谈判在欧洲一体化中的首要地位和成员国国内政治的重要性，但是该理论并不否认制度( institution )的作用，反而认为制度是正数和讨价还价的推进器，在欧盟决策中发挥着一定作用，超国家机构对讨价还价的最终结果影响是有限的。
穆拉维斯克的自由政府间主义是欧洲一体化进程和一体化理论发展的自然结果。对于这一理论，学术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之为欧洲一体化理论中的三大主流路径之一。自由政府间主义对当代欧洲联盟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促进了学者对一体化理论的反思。由于这一理论在研究欧盟内的政府间讨价还价时运用了政治方法和经济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为研究一体化的一种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从实践角度看，自由政府间主义对欧洲一体化进程有着很强的解释力。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谈判从性质上讲的确是政府间的，这一理论对政府间讨价还价的分析是有效的。《尼斯条约》再次验证了欧盟主要是一种政府间机制，主权国家仍然是欧盟活动中的主角，国家利益而非欧盟共同利益是成员国的首要考虑，欧洲一体化只有符合参与各方的利益才能获得推动。
当然，自由政府间主义也存在一些受到其他理论流派[85] 批评的缺陷和不足。首先，自由政府间主义对一体化进程中许多重要因素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这主要表现在：1、穆拉维斯克没有充分注意欧盟对战略的选择的影响，也没有把安全政策包括进去。对外部的关注太有限，这是自由政府间主义最大的缺陷之一。2、在解释欧洲一体化时，穆拉维斯克只注意了经济相互依存这一促动因素而忽视了政治方面的影响。3、自由政府间主义过于重视正式的、最后阶段的决策，忽视了非正式的一体化及其对正式决策者施加的限制。其次，自由政府间主义过于强调了国家的作用，其对国家理性的假定在实践中也会遇到例外情况。实际上，国家的行为并不总是理性的，国家的政策形成过程中时常会有“黑箱” 操作，而且目标的形成、战略的追求以及所采取的最后立场正如国内的政策制订一样无序和不可预测。再有，自由政府间的理论体系缺少了反馈这一必要环节，没能论述欧盟系统中作为决策之后果的政策反馈的重要意义。对于行为体的利益和优先选择是否受到欧盟机构和一体化进程本身的影响，该理论几乎没有涉及。最后，穆拉维斯克在对欧盟决策过程的分析中虽然涉及制度的作用，但仅仅把欧盟的制度结构视作依赖变量，没有研究欧盟的特性，未重视超国家组织和跨国行为体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重要性，其分析无法充分反映欧盟制度实际发挥的影响。与此相关，该理论低估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超国家行为体比如欧盟委员会、欧洲法院和跨国行为体如欧洲跨国公司所施加的影响。
综上所述，每种理论和流派都反映了当今地区一体化的部分现实，但也都有其自身理论范式的局限性。而且一体化是一个多层次、多方面的复杂过程，同时还不断地在发生变化。因此，仅仅从一个角度静止地观察它，是不可能看到其真实面貌的。一体化的学者们的研究就好比是盲人摸象，每个人看到的或者说能够解释的都是一部分。安德鲁·赫里尔教授指出了理论工作者应该正视的三个问题：首先，每一种理论都存在其一定的解释强点，这正是理论多样化的体现；其次，由此学者们应该了解不同理论逻辑之间的互动性质；最后，人们可以选择一种或多种理论来对地区主义进行不同的理解。[86]
附：提要
Abstract
This paper entitled some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about the regional integration certifies importance of researching on the regional integration , briefly summarizes and comments on some representative viewpoints of theories and schools,including region and Regionalism theories,New Regionalism theories,Federalism theories,Functionalism and New Functionalism theories,Intergovernmentalism and liberal Intergovernmentalism theories.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each of theories and schools all partly reflects reality of the regional integration at present, but is limited to theoretical patterns. 注 释：
[1] 主要有：何方：《地区一体化与》，载《国际关系》1997年第4期；李琮：《论经济地区化》，载《太平洋学报》1999年第2期；庞中英：《地区主义与民族主义》，载《欧洲》1999年第2期；肖欢容：《地区主义及其当代》，载《世界经济与》2000年第2期；耿协峰：《新地区主义与亚太地区结构变动》，北京大学博士2001年5月；宋玉华：《开放的地区主义与亚太经合组织》（商务印书馆2001年）；最近部分论及全球化的著述也涉及了地区一体化（主义）问题 。
[2] 参见王学玉：《论地区主义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载《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8期 。
[3] M. Smith , “Regions and Regionalism” , in B. While, R . Little and M. Smith (eds), Issues in World Politics , Macmillan Press Ltd , 1997 , p. 70 .
[4] Robert Cox , “State , Social Force and World Order ” , in R .Keohane (ed) ,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86 , pp . 204--54 .
[5] B. Hettne and F. Soderbaum , “The New Regionalism Approach” , Unisa Press Online Journals : Politeia , No. 3 , 1998 .
[6] Muthiah Alagappa , “Regionalism and Conflict management ” ,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 No. 21 , 1995 .
[7] See “ Contending International Theories : A Comprehensive Survey ” , Fifth Edition , Addision Wesley Longman , Inc . , 2001 , pp. 511-515.
[8] Joseph S. Ny, ( ed.) , International Regionalism: Readings, Boston : Little Brown & Co. , 1968, p. 5.
[9] Deutsch , Karl W. , On Nationlism, World Region , and the Nature of the West , in Per Torsvik ,( ed. ), Mobilization , Center—Periphery Structures and Nation —Building : A Volume in Commemoration of Stein Rokkan . Bergen: Universitetsforlaget , 1981, p. 54.
[10] Bruce M. Russett, International Reg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yem : A Study in Political Ecology, Chicago : Rand & Mcnally & Company, 1967, p.11.
[11] L. J. Cantori and S. L. Spiegal,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Regions: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 Eaglewood Cliffs , N. J. Prentice-Hill , 1970, pp. 6-7.
[12] William R. Thompson , The Regional Subsystem ,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17, No.1, March 1973, p. 101.
[13] 参见赫特 (Bjorn Hettne) 和索特伯姆 (Fredrik Soderbaum) 著，袁正清译：《地区主义崛起的理论阐释》，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期 。
[14] 庞中英：《地区主义与民族主义》，载《欧洲》，1999年第2期 。
[15] 参见肖欢容：《地区主义理论的演进》，中国社会院博士论文2002年5月第5页 。
[16] 李琮：《论经济地区化》，载《太平洋学报》，1999年第2期 。
[17] Louise Fawcett , Regionalism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Louise Fawcett and Andrew Hurrell , (eds.) , 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 Reg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1997, p.10.
[18] Edward D. Mansfield and Helen V. Milner , The New Wave of Regionalism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3, 3, Summer 1999 .
[19] Roy Kim and Hilary Conroy, New Tides in the Pacific: Pacific Basin Cooperation and the Big Four ( Japan, PRC , USA, USSR) (1987), “Preface ”, Quoted from Norman Palmer , The New Regionalism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 Lexington , Mass,: Lexington Books 1991, p.45.
[20] Peter Robson , The Economics of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 4th edition , London: Routledge , 1998, p. 1.
[21] Andrew Wyatt -Walter, Regionalism, Globalization , and World Economic Order , in Louise Fawcett and Andrew Hurrell, (eds. ), 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 Reg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1997, pp77-78 .
[22] Joseph Nye, ( ed. ), International Regionalism : Resdings,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 1968, p. 5 .
[23] Louise Fawcett , Regionalism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 in Louise Fawcett and Andrew Hurrell ,( eds.) , 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 Reg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1997, p.11 .
[24] Muthian Alagappa , Regionalism and Security: A Conceptual Investigation , in Andrew Mark and John Ravenhill ,( eds.) , Pacific Cooperation: Building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gim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1995, p. 158.
[25] 参见何方：《地区经济一体化与中国》，载《现代国际关系》，1997年第4期 。
[26] 庞中英：《地区主义与民族主义》，载《欧洲》，1999年第2期 第42页 。
[27] 王学玉：《论地区主义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载《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8期第29页 。
[28] 参见肖欢容：《地区主义及其当代发展》，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2期 。
[29] Bjorn Hettne , The New Regionalism : A Reseach Tale , Department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 Gothenburg University, Sweden , 1996. Edward D. Mans field and Helen V. Milner , The New Wave of Regionalism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 53(1999): 589-627 .
[30] Andrew Hurrell , Regionalism 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 in Louise Fawcett and Andrew Hurrell ,( eds.) , 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 Reg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1997, p. 38.
[31] Andrew Hurrell , Regionalism 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 pp. 39-45 .
[32] Bjorn Hettne and A. Inota , The New Regionalism : Implications for Global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UNU/WIDER , Helsinki , 1994 .
[33] 参见赫特 (Bjorn Hettne) 和索特伯姆 (Fredrik Soderbaum) 著，袁正清译：《地区主义崛起的理论阐释》，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期 ；宋玉华：《开放的地区主义与亚太经合组织》，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
[34] 参见赫特 (Bjorn Hettne) 和索特伯姆 (Fredrik Soderbaum) 著，袁正清译：《地区主义崛起的理论阐释》，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期 , 第71页 。
[35] James Mitterlman , Globalization Syndrome: Transformation and Resistance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2000.
[36] Louise Fawcett , Regionalism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 in Louise Fawcett and Andrew Hurrell , ( eds.) , 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 Reg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1997, pp.17-30.
[37] Andrew Wyatt -Walter, Regionalism, Globalization , and World Economic Order , in Louise Fawcett and Andrew Hurrell,( eds.) , 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 Reg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1997, pp. 92-97 .
[38] Andrew Hurrell , Regionalism 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 pp. 37-73 .
[39] Andrew Hurrell , Regionalism 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 p 46.
[40] Andrew Hurrell , Regionalism 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 p 58-59 .
[41] Andrew Hurrell , Regionalism 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 pp. 60-70 .
[42] 李琮：《论经济地区化》，载《太平洋学报》，1999年第2期 。
[43] 参见肖欢容：《地区主义理论的历史演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论文2002年5月第145—146页 。
[44] 数据资料来源：WTO , Regionalism and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Geneva , 1995 .
[45] Edward D. Mansfield and Helen V. Milner , The New Wave of Regionalism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3, 3 , Summer 1999 .
[46] Bjorn Hettne and A. Inota , The New Regionalism : Implications for Global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UNU/WIDER , Helsinki , 1994 .
[47] 参见Amitav Achaya , “Regionalism and the Emerging (Intrusive) World Order ,” paper presented for the conferrence on ‘After the Global Crisis” ,CSGR ,the University of Warwick , 16-18 September 1999. 转引自《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2期 。
[48] 参见王学玉：《论地区主义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载《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8期 。
[49] 参见肖欢容：《地区主义的新浪潮》，载《光明日报》2001年11月7日；《地区主义及其当代发展发展》，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0年第2期 。
[50] Brent Nelson (ed .) , European Union : Reading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 Lynne Rienner Publisher , 1994 , p.237 .
[51] 王丽萍：《联邦制与世界秩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
[52] 王浩昱：《欧洲合众国——欧洲政治统合理想之实践》，台北：扬智文化1997年，第46页 。
[53] R.W. G. Mackay , Towards a United States of Europe: An Analysis of Britain’s Role in European Union , London: Hutchinson , 1961 , p. 83 .
[54] Enerst Wistrich , After 1992: The United States of Euope , London , 1991 , p. 2 .
[55] 对欧盟“权力分散”原则的进一步探讨，参见王丽萍：《联邦制与世界秩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245页 。
[56] Reginald Harrison , European in Question : Theories of Regional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 London , 1974, p.46.
[57] 参见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97-145页 。
[58] 参见 Charles Pentland , Internatioal Theory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 London , Faber , 1973 , pp.158-161 .
[59] 见Murray Forsyth ,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Federalism : The Releveance of Classical Approach , in J. J. Hess and V.Wright , (eds.) Federalizing Europ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6 , pp. 33-35 .
[60] Charles Pentland , Functionalism and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Integration , In A·J·R Groom & Paul Taylor (ed .) , Function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 in Internatioal Relations ( N. Y. : Crane , Russak & Company , Inc. , 1975 ) , P. 12 .
[61] Reginald ·J·Harrison , Europe in Question : Theory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 N. Y. :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4) , PP. 235-236.
[62] D. Mutimer , Theories of Political Integration , in Hans J. Michelmann and Panayotis Soldatos , ( eds)., European Integration :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n , 1994 , p. 19 .
[63] D. Mutimer , Theories of Political Integration , in Hans J. Michelmann and Panayotis Soldatos , (eds.), European Integration :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n , 1994 , p. 20 .
[64] David Mitrany , A Working Peace System: An Argument for the Functional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 London , 1943 .
[65] ibid , pp39-41 .
[66] David Mitrany , The Functional Theory of Politics , London School of Ec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 1975 , p.124 .
[67] David Mitrany , The Functional Approach to World Organization in C. A. Cosgrove & K·J·Twitchett ( ed .) , The New International Actors: The UN and the EEC , London Macmillan , 1970 , p.73 .
[68]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邵文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447页。
[69]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邵文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445页。
[70] R . Harrison , Europe in Quesion: Theories of Regional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 London , 1974 , pp32-36 .
[71] Ernst Hass , The Uniting of Europe : Political , Social , and Economic Forces , 1950—1957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58 , P. 16
[72] Leon Lindberg ,The Political Dynamics of European Economic Integration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63, P. 6 .
[73] Neill Nugent ,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the European Union , 4th edn. , Hampshire : Macmillan , 1999, p. 507 .
[74] Juliet Lodge,( ed) . The European Community Bibliographical Excursions , Frances Pinter Publishers Limited , 1983 . P. 15.
[75] 参见郭韬杰：《战后欧洲一体化理论》，载《现代国际关系》, 1999年第10期 ；房乐宪：《新功能主义理论与欧洲一体化》，载《欧洲》, 2001年第1期 。
[76] Clive H Church , European Integration Theory in the 1990s , University of North London , 1996 . pp.18-19 .
[77] Charles Pentland , Internatioal Theory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 London , Faber , 1973 , pp.132 .
[78] Stanley Hoffmann , Obstinate or Obsolete? The Fate of the Nation State and the Case of Western Europe , Daedalus , Vol. 95 , 1966 , pp. 862—915 .
[79] 盛夏：《简评一体化理论的发展》，载《欧洲一体化研究》, 2000年第3期，第50—54页 。
[80] Michael O’ Neil ,The Politic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 A Reader , London , Routledge , 1996 .
[81] Wayne Sandholtz and John Zysman , Recasting the European Bargain , World Politics , vol. 42 , 1989 , pp. 5-128.
[82] Andrew Moravcsik , The Choice for Europe: Social Purpose and State Power from Messina to Maastricht , Ithaca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98 .
[83] Andrew Moravcsik , Liber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 Paper No . 92—6 , Harvard Universit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 1993 , p. 7 , 11 , 13 .
[84] Andrew Moravcsik , Preferences and Power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 A LiberaL Intergovernmentalist Approach ,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 Vol . 31 , No .4 , 1993 , p. 474 , 481 ,483 .
[85] 如90年代出现的以跨国交流、超国家组织和规则概念为核心，强调制度化在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的交易理论对自由政府间主义提出了全面批判 。Wayne Sandholtz and Alec Stone Sweet (eds.) ,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Supranational Governance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8 , pp. 1-26 .
[86] Andrew Hurrell , Regionalism 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 pp. 72-73.
上一篇：文化大革命与中国农村政治的民主化
下一篇：温和改良与暴力革命再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