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与国家之关系的变动（2）

四、东周新出现的社会力

东周虽在上有春秋战国两个时期，其所经历的变化则是连续的过程。在社会变动方面，无数个别成员升降的变动十分剧烈。而且，整个社会的结构也脱胎换骨，前后迥然不同。凡此情形，已见三十余年前的拙作，不须赘述。[35]

如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言，社会中有了两项新出现的资源，一是知识的资源，一是工商财富的资源。两者均在春秋之世萌茁，而在战国之世成沛然之势。

先论知识资源方面的，西周王室政府结构渐趋复杂，走向文官体制的雏型，原来继承殷商的祝宗卜史，演变为处理案牍的作册与内外史。[36]整个发展的趋势，不外是由世官走向专业，由派遣走向分工，由家中仆役走向官府的区分。[37]

这一由神圣转向世俗的变化，为春秋时代知识的下放预设了可能性。春秋时期列国战争不绝，各国国内也政争不断，不少贵族丧失了原来的位置，不仅王官失守，散于四方，那些失落的贵族，也挟其知识，沦落于民间。孔子的家世，即是一个贵族陵夷的例子，他的先世正考父是宋国的执政，宋国政变，正考父的儿子孔父嘉在宋国内乱时被杀，子孙避祸奔鲁。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是鲁国有名的勇士，孔子自己只是季氏属下的士，是以《史记》称孔子"贫且贱"，担任过季氏管仓库的委吏，也曾为伺养牺牲的乘田。孔子博闻强识，熟知诗书礼乐，仕宦不过下大夫，但了不少弟子，其中有贵族，也有庶士。[38]

以孔子身分介于贵族与平民之间，以其学问与德行而有教无类。其学问大致因为是贵族的后裔，也因为"士"的工作经验，遂能博识多闻，为当世所知。孔子的例子，是社会变动中下降的个例，过去属于上层专有特权的礼节仪式，在这下降过程中，转而为失去优势地位者唯一可恃的个人资产。因为知识有实用的用途，知识失去其神圣性，却转变为一种资源，而持有这一资源的人遂成为知识分子，一种新的社会身分。古代的士，原是武士的身分，经过长期的安定，疆场上的勇士转变为宫廷的贵族，武士遂成为文质彬彬的士大夫，而在下降为民间和知识分子后，仍以"士"为称。

一方面，下降的贵族成为新出现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在列国内外斗争中，封建基层的士，却又十分活跃。天子陵夷，政在诸侯；诸侯失柄，政在大夫，而大夫的助手与支持者，则大都原来是封建结构中干部层次的"士"。在春秋时代，士在舞台上出现的比率，越来越引人注目。陪臣执国命，阳虎不过是比较著名的例子而已。在孔子时代的鲁国，阳虎之外，子路、子贡、有若……这些孔门弟子；公山不狃，及孟之反……这些也在鲁国活跃的人士，都不在卿大夫之列，其原来的身分，不过是士。相对地，在春秋中期十分活跃的卿大夫，到了春秋晚期，出现的频率反而稍低。卿大夫在各种内争中自相残杀，一方面减少了后期卿大夫的人数，另一方面，胜利者的部属，水涨船高，跃登历史舞台，也提高了"士"阶层出现的频率。卿大夫与士两个阶层的相对重要性，升降交替之际当在战国之初。战国时的列国性质，其政治制度及社会结构，无不呈现根本性的变化，其中关键之一，即是卿大夫世家大族的隐退，及士阶层的上升。[39]

春秋的列国，未能完全摆脱原群社会的重叠，君臣关系如同家人，新兴的士也大都以其卿大夫世家的家臣身分，始能骤跻贵显。战国时代的国家则不然，战国列国之中，大多经历了相当彻底的政治改革，削除卿大夫世袭的权力，改组政府的结构，在上是专断的君主及其少数亲信，在下则是量能授职的群僚。政府以爵禄用人，臣属以材能受职。于是，君臣之间以利相交。而不是"原群"的恩信与感情相结。士投身政治，是以其专业的知识及能力，文则以政务，武则以战阵，换来爵禄及地位。[40]

政治的工作，有赖于专材，专材已不能在原有的宫廷中仅由熟习礼仪与故实而获得专业的知识。于是孔子及其他学派的宗师，发挥教育与培训的功能。学术史上黄金时代于焉出现；然而促成这一风气的主要原因，可能不单纯是知识的探讨，而具有其经世致用的现实目的。孔子自己的教育，除了德行，也注重六艺四科及应对进退，其功能也颇在于实用方面。[41]

春秋以至战国，知识分子发展为有自觉意识的士，这是中国文化突破阶段的重要现象，而由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言，具有自觉意识的士，深切了解自己缔造新文化及新国家的角色。儒家只是许多新兴群士中的一群，同时"儒"的名称，在起初未必只限于孔子的门徒专用。孔子的及门弟子中，既有求道向学者，也有以干求爵禄为目的者。而孔门虽有实用学问，包括理国、治邑、外交、相礼、经世之学，孔子最注重的讨论，则多与重建整套价值观有关。《论语》中讨论的题目，以问仁与问政为多，即是分别注重于修养和致用。士与君子，在旧日封建结构中，本可互通，但在春秋以后"君子"的个人修养含义重，"士"的社会身分含义重，两者可以重叠，却不一定相同。唯两者都已脱离政治地位及社会阶级的含义了，这一变化甚足以显示政治(国家)与社会渐趋两橛。

士的社会自觉，至战国时已十分显著，士以其知识及由知识建立的声誉，传食列国，其中固有苏张干禄之士，也有自尊自重，如孟子与鲁仲连之士，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自觉地肯定其独立性。他们不仅掌握了知识的资源，他们自己也因其独立的自尊，成为社会的资源，从而肯定了社会可以分离于国家之外。

另一项独立于国家以外的资源是由工商取得的财富。在西周封建体制下，财富主要为土地及劳役，贵族分封有了土地人民，也就是分配了资源。但在西周后期，即使在王畿之内，封君贵族的财务情形渐渐拮据，其中缘故一时不能完全明白。同时，在一般地租与劳役之外，竟有人可以开拓其他财源，以其羡余借货给封君贵族，岐山出土西周裘卫诸器，即有数器的铭文，提到从事皮革业的小户，一次又一次借贷给地位甚高的大贵族矩伯，换来山林薮泽的权利，也换来裘卫家族社会地位的提升，以致门户不高的制革人，最后可与西周王朝的第一级贵族通婚姻，这是早期商业财富出现的显例。[42]

相对而语，甚至有职务的贵族，也可能贫穷不堪，向裘卫抵押借贷的矩伯，几乎不能维持必要的服饰车马，已如上述。《诗经·邶风·北门》也反映了官员掌理王事政事，却有"终窭且贫，莫知我艰"的苦况。[43]

古代的手工匠原都豢养于庄园，货物的流动也往往由家中奴仆奉命负贩运送，因此《国语·周语》谓"庶人工商各守其业，以共其上"。《晋语》谓"工商食官"，《齐语》谓"处工使就官府"，其涵义都是一样的。前文所说裘卫家族的例子，以生产羡余换取山林土地的使用权，则是工商寻求独立于封建系统之外了。春秋之世，工商犹未必能完全独立，弦高之辈仍可能是"官商"，经过春秋长期的列国交往，不论是征战抑是盟会，频繁，道路四达，贵族生活的要求，提高了消费的品质和数量，于是区间的贸易日益发达，如《国语·齐语》谓："今夫商，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资，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轺马，以周四出，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市贱鬻贵。"出现了子贡一类结驷连骑周游列国的富商大贾。战国之世，工商显然已脱离了封君的畜养，成为自己负盈亏的事业。《孟子·公孙丑》即首次提到市集上有贱大夫垄断而罔市利的商人。在孟子与许行之徒辩论时，也以交易互利解释分工的原则，指出一个农夫不能自任百工，必须用农产的收入(粟)换取褐衣、素冠、釜甑与械器，交换的双方是互利而不是损害(厉)对方。孟子特别指出当时已经不能"舍皆取诸宫中而用之"，必须"纷给然与百工交易"。[44]

战国后期，富商如吕不韦者，甚至可以直接介入政治，影响秦国的王位继承，从而取得相位。凡此经济发展，表现为货币的出现，及都市的发达，均已为古史之常识，毋须赘述。[45]

工商业人士的势力大，遂有《史记·货殖列传》所举战国末期的那些号为素封的商人，即使雄猜之主如秦始皇，也必须优待畜牧致富的乌氏与擅丹穴之利的巴寡妇清，比之封君。这一现象亦即反映了社会上有这批政治以外的人物，掌握了国家以外的资源。

战国时期，原有的封建结构已经解体，新起的国家，已渐渐将隶属人口列入编户齐民的组织。由于社会的变动，又不免有无所归的人口。同时，私有财产的经济制度，有其强大的动能，足以推出上文所述的富商大贾，却也必定有失去生业的牺牲者。是以《管子·国蓄篇》："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十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国家必有调节之道，"凡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万物之满盈，随财准平而不变，……取赡于君，故大贾畜家，不得豪夺吾民矣。"[46]这一段话正是解释自由竞争无所约束时，豪富能挟财侵夺竞争中的失败者。孟子鼓吹制民之产，也就是针对无恒产者不易安定(无恒心)的社会问题。这些丧失生业，又无恒产的人口，成为社会的游离成分。战国时代四公子蓄养的门客，一部分是市井中监门狗屠，如侯嬴；一部分是无业流民，如冯谖，等而下之则是鸡鸣狗盗之徒了。能号召社会的游离分子而得其死力，则又是善于开发前所未有的人力资源。在战国之世，固然有四公子一类"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士卿相之富厚"，而能招致贤者或"任侠奸人"；却也有鲁仲连一类只凭"轻自己，重别人"而得到旁人的景仰。太史公在《游侠列传》中，于布衣之侠、闾巷之侠、匹夫之侠、再三致意，而又屡次慨叹于这些急人之急、重然诺、轻生死的人物"靡得闻"，"湮灭不见"。是知秦汉以前原有这种人物，只是在官史上未传留其事迹。其实，墨家以任侠的精神组织集团，其巨子也能号召徒众赴汤蹈火，百死不辞，即是上述人力资源的凝聚。太史公引用《韩非子》"儒以文乱法，侠以武干禁"为《游侠列传》的开场白，也即以"侠"概括社会游离分子的集体力量。[47]

总之，西周的封建，原是笼罩政治、经济、思想与亲族组织数方面的整体结构。东周时封建逐渐解体，在这一解体的过程中，原本凝聚在封建体制下的社会能量，逐次释放而为独立于政治之外的社会力量：包括掌握知识资源的儒生学者(或知识分子)，掌握新发展经济资源的富商大贾，以及掌握游离人口资源的任侠之士。这三者之中，后二者集中于新兴的都市，甚至知识分子也可能多在城市；是以新发展的城市在孕育及哺养这些新生的社会力，发挥了特有的功能。战国晚期的社会，可谓已是多元的复群社会，迥异于过去以宗族乡党为基础的原群社会。社会力能相当程度地抗衡国家，在中国历史上，战国时代的情形是罕见的例子之一。

五、秦汉国家的收夺社会资源

秦汉建立了权力强大的皇帝制度，马上得天下，而以秦国已经的集团国家为其体制。秦国在战国诸国中，工商最不发达，知识分子大多为外来的客卿，大都市也只有首都咸阳。于是前文所提出的三种社会资源，在秦国均甚单薄。秦国的社会力遂不能不服属于君主威权之下。秦始皇统一之后，皇权首先感到威胁的是知识分子的批评时政，其采取的对策则是在限制知识资源的成长。焚书坑儒只是一时的"镇压"，更有害于知识资源成长增厚的手段，则为以吏为师。秦始皇防备六国之后，不遗余力，收天下兵器，徙东方大族，都是为了防天下反侧。但是，秦始皇对于经济资源却不加压抑，《史记·货殖列传》所记乌氏倮及女怀清之事均说明秦政并不排斥商人。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其发挥作用的社会力，虽有旧日六国宗室及将相之后(如项氏叔侄、张良)组织与领导，参加反秦的人有知识分子(如范增、李左车)，有近于任侠的群众领袖(如张耳、陈余)，而刘邦、萧、曹、韩、彭之辈也都是依附于城邑市井的地方势力，不是真正的农民。那是一个诸种社会成分的大结合，如果未曾经过战国时代的酝酿，如果仍只有村社宗族的无数原群社会，秦代的国家，未必会一败涂地。

汉承秦制，建立了皇帝与文官制度配套的政权。汉初工商经济兴旺胜昔，《史记·货殖列传》、《汉书·食货志》所举的富人，必须在繁荣的都市及活泼的区间贸易的基础上，始得继长增高。都市中的民间力量，政权也不敢轻视。《史记·游侠列传》所说的朱家、田仲藏亡纳死；剧孟以一介匹夫，在七国之乱时，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48]相对地，汉初知识分子的活动，不算十分出色，当是经过始皇的压制，知识力量受创深巨，一时不能恢复元气。知识、经济、民间三股社会力中，有两股相当强大，以致政府不能不采清静无为的政策。

高祖既定天下，从龙功臣固可封侯，一般将士也受赐爵位，《汉书·高祖本纪》，五年五月，诏罢兵复员，受赏的军人包括"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这些人当是高祖就国汉中时军中的楚人及关东诸国人士，算得上是高祖的嫡系部队。十一年六月，更明诏"令士卒从入蜀汉关中者，役终身"。而五年诏书中又列了"军卒会赦，其亡罪而亡爵及爵不满大夫者，皆赐爵为大夫；故大夫以上，赐爵各一级，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49]是以一般士卒都受爵为第五等的大夫，而七大夫以上，都有了封邑。这些"诸侯子及从军归者"，均在各人的故乡，分到田宅。以上两批功臣数字，只能约为估计，据《汉书·高帝纪》，高祖入关就国时，项羽"使卒三万人从汉王，楚子、诸侯人之幕从者数万人"，总数大致不过十万。至于第二批功臣，那些复员的军吏，应当包括各种"游离部队"：五诸侯的军队，黔彭韩信的部队，如以陔下会战时的人数，也可能有五六十万人。两项总和。不下六十余万，如以汉初人口为一千五百万至一千八百万的约数，有功军吏占了人口总数百分之三或百分之四左右。[50]

最高一级，是以军功封侯的人数，据《汉书·功臣侯年表》，则高帝至孝文不过二百十四人。这三层功臣，是汉初政权的主要支持者，分散全国各地，而以关东为多。汉初非封侯不能拜相，郡国二千石也以功臣为主。功臣集团的家族，很容易成为地方恶势力。颍川的灌氏，为灌婴家人，即是当地的豪强，到了文景之际，第一代功臣已经不多，是以申屠嘉以开国时"队率"的下级军官，也可以出任丞相。

汉初天下是高祖功臣集团及其家族的专利品，经过几个功臣的转变，刘氏与吕氏的争权，以及景帝时亲藩的七国之乱，这个专利的圈子越缩越小。文景以后，汉政权不得不设法扩大政权的社会基础。汉代的察举制度，不是一朝一夕的发明，然而经过武帝以下的演变，察举制度成为儒家知识分子进入文官系统的孔道，也是中央与地方联系的。汉代体制，能够根深柢固，察举制度之功不小，使人材得以流转，儒家观念与思想得以侵入人心，中央与各地间舆论与信息可以沟通。这一模式确立之后，中国的后世诸朝代，大致都在同一格局下运作，知识力量与政治权力共存而且合作。[51]

汉代政治权力对于工商经济的力量及民间的力量则加以压制。景帝以下，民间力量首先招忌。《史记》与《汉书·酷吏传》中官吏惩治的对象，盗贼之外，不是地方豪强，即是市井游侠、都市恶少年。景帝以后最有名的游侠是郭解，专断乡曲，终被诛杀。郭解死后，关中长安樊仲子、槐里赵王孙、长陵高公子等人，虽也任侠，但"逡逡有退让君子之风"，大致不过一些有钱而慷慨的人士，谈不上威胁政权。[52]

东汉时已不见市井游侠，代之而起的是贵介公子，好交游养宾客，如杜季良以至袁绍之辈，其社会影响力不大，可谓已是统治阶层的附庸。[53]

反之，小民百姓中则有另外一种社会的结合。乡里中社日的聚会，是地缘的原群活动。陈平在里中社祭时主持分配肉食，即是一社群的领袖。《汉书·食货志》列举一般农户的支出，社阊尝新春秋之祠，是常项开支；居延汉简中也有社钱的记载，足见汉代普遍存在这基层社群。[54]

近来偃师出土建初二年的"侍廷里僤约束石券"，是一件廿五人购置八十二亩容(颂)田的合约，其领袖有祭尊之号。大致这份共同产业的收入，是祭祀的基金，"僤"的性质，有人主张是基层行政单位，但似乎仍以民间自愿的组合，较为可能。汉代的"单"印，大约都是为了特定目的组合团体的印章，其中具有祭祀性质者为数不少。[55]

这种基层的组织，虽是志愿结合的团体，也许因为过于分散，未能整合为有形的社会力量，这种团体长期潜伏于社会的底层，不见于史传。但在民不聊生的时候，百姓蜂聚群屯，这种组织未尝不可转代为大规模群众暴乱的核心。王莽时铜马、赤眉、新市、绿林，无将卒名号，其领袖不外三老、从事、卒史之称，大约即是由于基层百姓只能运用这一层次的组织动员方式。

宗教力量可能是凝聚民间组织的触媒剂。两汉之际的城阳景王祭祀，以至初期佛教的教团，均未尝不能由原具宗教祭祀功能的"僤"型团体转化。汉末黄巾大起，天师道的原始性质，即是村里的互助合作团体，"祭酒"之类的名称，也与偃师石券的"祭尊"、"主疏"之属相近。然而，这种植根于下层的社会力，大约只在朝代末世的狂飙惊涛中，以其毁灭性的冲击，拉垮原有秩序，却不能在国家与社会两橛制衡的过程中，发挥持续的平衡作用。汉末知识分子开拓的舆论空间里，没有民间基层的成分，也可觇见"僤"的"原群"局限性。[56]

武帝之世，外多征伐，内多营作，国用空虚，司农仰屋。聚敛之臣，竭泽而渔，税算繁重，盐铁专利，工商愁苦；尤其杨可告缗，中家以上均破产，受打击的对象以工商业为最，工商业经此打击，从此一蹶不振，惟有农舍产业乘时补充城市工商业留下的经济空间，中国遂有以精耕为基础的农业，以其庞大人力，投入手生产，依仗市集网络，互通各地的有无。这一经济模式，而有其稳定性，也有产业不能升级的严重局限。[57]惟其具有高度稳定性，以城市为基地的工商业经济受其抑制，长期不能有发展的机会。

汉初社会，本来大有发展潜力的两股力量，亦即民间与工商经济，在武帝以后，因此日见萎缩。相对地，以知识资源为本钱的儒生士大夫，则以其独占了文官体制，却力量日见丰厚。一方面，知识分子士大夫，由于已与文官体制结下不解之缘，其社会力的独立性，大为减弱，几乎不能离开国家的政治权力。另一方面，由于知识分子传授知识的传承关系，知识分子群自有其族类繁衍的管道；而儒家成为官学之后，儒家亲亲重孝的理念，又促使士大夫阶层尽力将社会精英的地位，在家族中承袭不失，造成新的精英大家族，大家族彼此援引，结合为另一形式的贵族。然而以其同质性甚强，这种社会群体犹是呈现强烈的"原群"特色，不能蜕变为志愿形成的复群，更遑论以多种复群组合为复群社会了。[58]

西汉末季，儒生士大夫贵族化的迹象已经可以觇见。东汉的大家族，更明显是士大夫贵族了。然而儒家理念本来就有淑世的理想，以及以道德规整现实的理想，固然儒生中大部分以进入文官体制为目标，仍有不少以学问德性为志业，选择了留在文官体制之外，以督责批判现实政治。为此，汉末清流以乡评清议展现了知识力量的独立性。有些知识分子不直接抗议，但是宁愿清贫退隐，不愿依附富贵，也保持了社会良心的功能。知识分子内部分化，终于使儒家没有变成官办的宗教，儒生没有变成官派的僧侣。至少，知识力量部分地发挥了社会对国家的制衡。这一次知识分子的分化，可能的导因，在于古文今文之争，传留在民间的古文经典及其阐释，突破了太学中官学的独占，也因此使东汉的儒学发展了民间的传承。[59]至于士大夫家族的强大及持久，则导致这些大族长期垄断地方资源，终于形成地方疏离于中央，最后地方走向独立，将国家的中央核心削弱，以至最后崩溃。东汉的州郡的离心，以及最后分裂为三国，大致都反映地方性原群社会脱辐离开国家的大势。

由上述所述，秦汉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一反战国的趋势，国家一步一步收夺了社会资源，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但社会力中一股代表知识资源的力量则寄托于国家权力结构，壮大了这一股力量。知识分子群内部的质变及分化，也使这一股社会力发展为复杂的性格。其最后出现的社会群，却又不能超越原群的特色，以家族为其具体组织，不能走向志愿参与的复群，更未曾整合多种复群为复群社会。

若以黑格尔所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讨论，秦汉城市发展戛然中断，以致中国上只有家族伦理为基础的乡村社会，不能发展为黑氏理念中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国家。但是汉代以儒家意念为主的文官体系，使国家的权力与社会的伦理，也融铸为一体，造成以伦理与体制为基本意念的国家公权力。另一方面，儒生(尤其东汉以太学生为主的知识分子)，竟也发展了舆论的公众空间。相形之下，以资源集散为主的经济交流，终于不能形成经济的公众空间。儒家知识分子，以其文官侯选人及社会良心的双重性格，将国家与社会联结为既相制又相成的有机体。这种辩证性的发展，呈现黑格尔意念中国家与社会联合体的另一形态，迥异于近代西欧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却为中国历史上秦汉以后的发展，确立了不易改变的趋向。

六、结 论

上文的讨论，中国历史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自有其发展途径，与西欧历史的国家及社会，并不完全相同。商周原群社会与国家重叠，二者几乎为同体，既说不上对抗，也说不上制衡。西周分封日久，始有几个不同的原群社会，如姬姓亲属婚姻圈的统治群，各个封国的当地统治群，以及各国原居民的"野人"社会，其间有异而又有共存关系。然而原群的组合并未能整合为自立性的复群社会。东周是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都大为变动的时期，同一文化圈内列国并存而又竞争，再加上有相当发达的经济网加强共存的关系。各国之间，知识与经济资源都有发展的空间，不必受任何一国政治力量的专断与控制。这一情势与西欧近古列国体制，资本主义经济将要开展时的形态，颇为相像。[60]战国时期中国的社会力有知识分子、工商界及民间任侠三种成分，多少具有相对于政治权力的自立性，殆非历史的偶然。不过，这些力量缺少西欧自由城市为触媒，遂未能整合为有机的复群社会。秦汉大一统帝国出现，国家势力之强大无可比拟，逐次收夺了知识资源、工商财富及民间任侠的力量，最后将知识资源与政治力相熔铸，合而为帝国体制内庞大的文官体系。城市萎缩，工商及民间任侠无所依存。国家权力吞噬社会力量，却又不是古代那样的重叠。儒家的理想意念，使知识分子不致完全为政权收编，始在东汉发展为有相当自主性的知识分子社群。东汉党锢之祸，即是国家权力与知识分子对抗的史迹。文官体系的成员，逐渐借家庭传承以独占知识资源及参政机会；联带的，这些在各地发展的士大夫家族成为地方势力的核心，遂削弱了国家中央的权力。形势上，社会又可与国家分庭抗礼了。然而以家族与乡党为核心的社会力，不能摆脱原群性格，哈贝马斯建构公众空间观念，将社区(地方)与家族的内部交换，都列入私有空间的领域，必须经过舆论、城市自主及市民参政，社会始可能出现公共空间的领域。[61]

如以哈氏的定义，则原群社会势难产生真正的公众空间。中国历史有强势的国家及文官制度，社会力本来已不易发展。社会群又局促于"原群"的限度内，终难整合为有机的复群社会。这一历史僵局长期持续，要等到宋以后，以至十八世纪，经济的发展到了一个地步，始有突破僵局的可能。而复群社会可能萌芽，尚须在近代工商业，近代城市，及近代孕育的新知识分子出现，始有其契机。
注释

[35]Hsu，C．Y．(许倬云)(1965)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36]许倬云，“前引书”，一九八五，页二一五～二一八。

[37]同上注，页二二一～二三０。

[38]《史记》，卷四七，页一～五。

[39]Hsu，C．Y．，“前引书”，一九六五，页二八～三七。

[40]Hsu，C．Y．，同上，页九六～一００。

[41]Hsu，C。Y．，同上，页一００～一０二。

[42]岐山县文化馆，《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西周铜器窖穴发掘简报》，《文物》，一九七六，第五期，页二六～四四；唐兰，《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铜器铭辞的释文和注释》，《文物》，一九七六，第五期，页五五～五九；许倬云，“前引书”，一九八五，页二九 四～二九六．三０～一三０五。

『43』《毛诗正义》(中华书局四部备要)，卷二之三，页六。

[44]《孟子·滕文公》(十三经注疏本)，卷五下，页一～二；《公孙丑》，卷四下，页七。

[45]许倬云，“前引书”，一九六五，页一一六～一二六，一三四～一三八。

[46]《管子》(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卷二二，页五～六。

[47]《史记》，卷一二四，页一～六。

[48]《史记》，卷一二四，页六～一五；《汉书补注》(艺文印书馆本)，卷九二，页一～一五。

[49]《汉书》，卷一下，页五。

[50]李开元，《前漢初年にぉる軍功受益層の成立——高帝五年詔を中心として》，《史学杂志》，一九九０，第九九编，第一一期，页一～三二：汉初人口约计，参看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第一篇，第四章。

[51] Hsu，C．Y．(许倬云)(1965)“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Societies and the Central Political Power in Former Han,”Comparatives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7(4)，pp．358--370；许倬云，《西汉政权与社会势力的交互作用》，《求古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一九八二．页四五三～四八二。

[52]《史记·酷吏列传》，卷一六二，页七～三七；《汉书》，卷九０，页二～二一；陶希圣，《辩士与游侠》，台北：商务印书馆，一九七四，页九三～九四。

[53]《后汉书集解》，卷二四，页一三；卷六四上，页一。

[54] 杜正胜，《编户齐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一九九０，页二００～二一０。

[55] 黄士斌，《河南偃师县发现汉代买田约束田券》，《文物》，一九八二，第十二期；俞伟超，《古代公社组织的考察——论先秦两汉的单、僤、弹》，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八；邢义田，《汉代的父老、僤与聚族里居》，《秦汉史论稿》，台北：东大书局，一九八七，页二一五～二四六；杜正胜，《单是公社还是结社——与俞伟超先生商榷》，《新史学》，一九九０创刊号，页一０七～一二四。

[56]《史记》，卷一六二，页二七～三七；《汉书》，卷九０，页二～二一。

[57] Hsu，C．Y.(许倬云)(1980)The Han Agriculture,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许倬云：《汉代的精耕农作与市场》，《求古编》。页四三～五六。

[58] Hsu, C. Y. (许倬云 ) (1986) "Historical Conditions of the Emerge and

Crystalization of the Confucian System," In S. N. Eisenstadt(ed. ) The Ori-

gin and Diversities of Axial Age Civilizations, 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pp.306—324.

[59] Hsu, C. Y. (许倬云) (1986)"The Intern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Fall of the Han Dynasty," In G. Cowgill and N. Yoffee (eds), The Collapse of Ancient Civilization,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pp．176—195；刘修明，《两汉之际社会变动中的知识分子及其命运》，《中国史研究》，一九九０，第四期，页一四九～一五八。

[60] Mann, M. "European Development: Approaching a Historical Explanation," In J.Bachler,J.Hall and M.Mann (eds.) op. cit., pp.6—19.

[61] Habermas, J. op. cit., pp.6—2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