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视野下的执政能力建设
关键词： 国家安全；执政能力；和谐社会；和平崛起
一、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是时代矛盾的产物。国家安全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的扩展。和平与发展的共识促使国家安全由高级安全（主要是军事安全）不断向低级安全（如生态环境安全）转化。全球化所产生的相互依存使得内政与外交不断融合，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愈发难以区分。因此，有必要对以往只将国家安全威胁的矛头指向外部，而忽视了国内因素的国家安全进行重新定义。我们认为：国家安全包括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内忧外患是威胁国家安全的全部内容。确保国家安全就是免除外部的威胁与侵害，防止内部的混乱与失序。国家安全既是一种客观状态，更是一种客观能力。基于此，国家安全就可以被定义为一国抗御和化解威胁国家生存和发展危机的能力以及在此能力保障下的稳定状态。
二、当代的国家安全面临的挑战
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使得中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国际影响力显著提高。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外强直接入侵的可能大为减弱。我国同外部关系也进入了上最好的时期。“21 世纪头 20 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1]
然而，挑战与机遇历来相伴而生。从国际层面看，日益失衡的国际旧秩序使处于弱势的欠发达国家的状况不断恶化，由此引发连绵不断的国内危机。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干涉，地区冲突和地区战争时起时伏。恐怖主义的泛滥、武器扩散的威胁、不同文明的和种族的纠纷与冲突、世界人口的膨胀、生态环境的恶化等等全球性问题，都是确保国家安全需要积极应对的国际挑战。从国内层面看，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同时经历经济体制转型、社会转型、政治体制转型和开放转型过程 。这深刻而剧烈的转型在变革旧有体制、利益分配和社会结构的同时，直接冲击着人们固有的观念和思想。长期积累的老问题与快速发展引发的新矛盾相叠加，构成了对中国国家安全的重大挑战。
1. 经济安全面临风险。新世纪的来临并没有使国际旧秩序发生根本性变化。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剧了世界发展的不平衡。在发达国家主导制定的国际贸易关系准则框架内，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使国内的经济运行与世界市场运行规则接轨，在适应国际市场运行过程中维护本国的利益；如何在开放中有效防范国际市场波动的风险；如何在开放中确立一套保证国民经济安全与保障国家独立的经济体系，面临严峻的挑战。
2. 政治安全威胁依然存在。随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坚持改革开放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面临的政治安全压力空前增大。在西方看来，“非民主化”的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所显示出来的生机与活力，是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唯一合法性的威胁。它们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竭力加以遏制。在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民主”、“人权”、“西藏问题”等方面，西方国家频频对我国无理指责甚至施压。我国维护东南沿海领土主权面临更大困难，尤其是南中国海有被“蚕食”的危险，周边一些国家为争夺资源加强对我国南沙岛礁的占领。近来日本围绕钓鱼岛和东海海域中国专属经济区内的油气而采取的单边行为，也对中国的主权形成了挑战。在国内，除“台独”势力之外，“藏独”“、疆独”势力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仍未停止。“东突”恐怖主义分子与境外势力相勾结，损害和威胁我国的民族团结和政治稳定。尽管“法轮功”邪教组织已经土崩瓦解，但李洪志一伙的阴魂不散。最为触目惊心的，则是党内滋生的一批又一批的腐化堕落分子以权谋私、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和人民的利益，恶化了党群关系，败坏了党的声誉，侵蚀了党执政的权威和政治合法性基础。
3.社会问题尤其突出。我国目前正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同时也处在社会发展的高风险期。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改革过程中政策选择的短期功利性以及超大型国家长期积聚和潜伏的问题，社会稳定面临严峻挑战。在1979---2003年 25 年间，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指数出现负增长 。[3]中国社会不稳定因素激增，影响范围愈来愈大，涉及人数愈来愈多。[4]劳资关系、劳企关系紧张，刑事犯罪、治安事件猛增；各种、工伤、火灾、矿难、建筑事故频频发生。社会不公平、机会不均等加剧，贫富收入差距、城乡差距、行业收入差距扩大。我国已经从一个平均主义的国家，转变为贫富悬殊的国家。[5]地区差距的扩大造成了“一个中国、四种社会”的现状。[6]目前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的潜在威胁则是失业问题。“下岗洪水”“、失业洪水”给中国的充分就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失业不但加重政府财政负担，对个人造成巨大的损失。更为严重的是，失业还会造成公共权威的削弱，政权合法性的下降，导致一个社会的分化与涣散，阻碍社会进步，甚至引起倒退。[7]
4.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跨入 21 世纪，我国在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危机已威胁到可持续发展。中国人口在增长过快的同时，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人口质量下降趋势明显；出生人口性别比迅速攀升。各类资源人均占有量少，从资源供给与发展需求看，多项资源存在缺口，资源供给形势日益严峻。水日益短缺，对石油进口依赖的进一步加深，已经敲响了资源、能源安全的警钟。高耗能、高耗材的问题突出，资源利用率较低。不合理的开发利用、滥砍滥伐和超载过牧导致耕地减少、水土流失、土壤沙化、草地退化、沙化和碱化面积逐年增加。大气、环境污染严重，酸雨面积急剧扩大，大规模的水污染直接影响人的生存。
5.文化安全仍需加强。在全球化中，由于“经济利益的获取需要文化价值观念的支撑”，这就使得“文化民族性与世界性紧张关系有所激发”。[8]从外部来看，美国把促进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作为冷战结束后称霸全球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作为当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无疑成为实施这一战略的重点。中国民族文化个性的健康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尤其是美国将西化的希望寄托在中国新一代身上，他们企图“用物质引诱和败坏”我们的青年。[9]另一方面，文化竞争的残酷性给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带来严峻挑战。作为意识形态视角的文化共同体，苏联解体后，马克思主义文化圈大大萎缩。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仍然是一个远未完全解决的问题。面对西方媒体对“受众”的争夺，马克思主义主导意识形态的现实传播力不容乐观。由于西方各种思潮和腐朽生活方式通过各种传媒、各种手段的不断渗透，引发国人不同程度的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等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大潮和西方各种思潮的双重冲击下，诱发了拜金主义和重利轻义思想，也造成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假冒伪劣、欺骗欺诈活动的蔓延。一些地方封建迷信和黄赌毒黑等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
三、确保国家安全的执政能力建设
国家安全存在的各种风险和挑战是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能否抓住并利用好战略机遇期提出的真正考验。只有深刻理解挑战与机遇的辩正关系，树立强烈的机遇意识和清醒的忧患意识，未雨绸缪，积极应对，把握好利用好战略机遇，才能保障国家安全，促进全面发展。鉴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国家治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中国政策的优先次序是保证国内经济持续发展、社会与政治稳定，国际政策是为确保国内政策能够绵延持续。笔者认为，应对新世纪的上述挑战，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应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加强执政能力建设：
1.提升宏观调控能力，增强应对经济全球化负面的冲击。加入 WTO仅仅是融入国际市场的第一步。对于而言，最重要的是以主动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经济体系的调整和改造，按照“平等合作，双向互利”的原则，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而在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的前提下，提升中国经济总量和质量，增大中国经济的国际影响力则是关键。为此，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应始终是“促进”和“防范风险”。一方面，应该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国民经济健康持续的增长。鼓励通过技术创新、体制创新等方式，增强它们走出国门，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应强化经济全球化的战略防御。对外国银行、保险公司和企业活动进行调控，制定某些限制性措施，保护本国有战略意义的产业健康发展；增强国民经济体系中薄弱环节的抗击外部轰击能力；预设对付经济制裁、经济危机和反倾销的战略和措施，从根本上改变目前我国在经济结构和整体竞争力方面全球化程度和水平较低的劣势。
2.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宗旨，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国际关系方面，我们要处理好“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之间的关系。要高举“和平与发展”的旗帜，消除崛起过程中所引发的“中国威胁论”的疑虑和恐慌。发展各种友好关系，在联合国等重要国际组织中积极发挥作用，承担力所能及的责任，致力于“和谐世界”的建构。对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干涉与压力，对于台独势力的猖獗与蠢动，对于日本右翼势力的狂妄与顽固，对于恐怖主义的破坏与残忍，对于邪教组织的欺骗与阴谋，必须给以坚决的斗争和反击。在内政方面，要妥善处理各种社会问题。要花大力气，解决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党和政府应该始终将保证充分就业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把“三农”问题置于制约我国经济社会未来发展的最大因素来考虑。政府在提高城镇下岗职工最低生活保证金的同时，应加强公共产品的制度性建设，促进农村城市化建设，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降低成本，提高农民素质。改变各种不合理的制度，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利。要从严治党，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防止重蹈苏东共产党的覆辙。要落实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责任机制，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和应急机制，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加强和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制。
3. 更新发展理念和治理机制，建构服务型政府。和谐社会是公平与效率相互平衡、相互促进的动态发展过程。公正既是社会的首要价值和基本取向，也是现代社会进行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基本依据。只有在一个公正的社会当中， 才能实现充分的社会合作和社会整合，进而才能够维持一种持续的经济效率。目前凸现的社会问题， 首先要求执政党和政府为社会提供最大的公共产品就是社会公正。为此，执政党必须适应新阶段、新任务的要求，更新发展理念，创新体制机制，转变政府职能，改变工作作风，完善政策措施，认真贯彻落实发展观。具体来说，就是通过科学决策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缩小地区发展与贫富之间过大的差距，缓解利益冲突，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其次，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要求执政党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力量的平衡是和谐社会的理想状态。作为社会自治组织的公民社会既是沟通政府与公民的重要桥梁，也是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因素和推动政府改革的强大动力源。但在目前的中国，由于“公民社会也正在发育阶段，远未定型和成熟。”[10]为实现政府治理社会， 社会监督政府的良性互动， 执政党应该培育公民社会，开发社会功能。同时，要转化政府职能， 增强公管能力，提高服务意识，增进和维护社会的利益，建构服务型政府，实行善的治理。
4. 弘扬和建设先进文化，再铸伟大中华民族之魂。与时俱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增强党的思想理论工作的创造力、说服力和感召力。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切实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特别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与党的执政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使党的执政方略更加完善、执政体制更加健全、执政方式更加科学、执政基础更加巩固。进一步提高推动先进文化事业发展的能力。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大力培育主导产业，实现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坚持繁荣与管理并重，加强文化市场体系建设。通过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增强文化的总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同时，牢牢把握舆论导向，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积极开展舆论监督；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宣传，形成网上正面舆论的强势；不断探索新方式新方法，进一步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在化解社会矛盾、振奋群众精神、创造文明风尚、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基础性作用；优先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通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凝聚和团结中华民族的力量和智慧。
5.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日益严峻的资源生态环境问题，要求执政党正确处理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关系，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并首次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确定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通过大力倡导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伦理价值观念，建立健全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决策体系，建立以循环经济为重要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积极倡导环境友好的消费方式，大力发展和应用环境友好的科学技术，不断培育环境友好的文化氛围，就是要降低资源消耗强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将人类生产和生活强度规范在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范围之内，实现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与生态系统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全党要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只要我们党始终围绕国泰民安这一基本主题，牢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升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国防等综合实力，并使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社会成员，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就没有防范和化解不了的危机和风险，我们就一定能在社会主义三大文明的基础上建构起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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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江 泽 民. 十 六 大 报 告[EB/OL].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5-01/16/con tent_2467718.htm.
[2][4][6]胡鞍钢. 中国：新发展观 [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80;84;27.
[3][5]朱庆芳. 数字里的中国社会问题 [N] 社会科学报,2005-6-23.
[7]周建明,管清友.为什么要追求充分就业？[N]社会科学报，2003-9-18.
[8]宋士昌,李荣海. 全球化：利益矛盾展示过程 [J] 研究，2001,(1).
[9] 美国中情局对华的十条诫令[J] 党政，2001,(9).
[10]俞可平. 治理与善治[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