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云南地缘政治形态及其成因
摘要：清末民初的云南地缘形态包括地缘政治环境、行为、中心、心理、思想和格局等若干方面。中法战争是云南地缘政治形态变迁的转折点，英法两国的地缘政治角逐是近代云南地缘政治形态形成的主要原因。从1884年起，云南作为地缘战略区，其地缘政治地位一直处于上升趋势。
关键词：清末民初；云南；地缘政治
地缘政治形态形成的基本要素决定了云南的地缘政治地位：控制中南半岛诸国的前沿基地；联结成渝地区、两广西江流域两个“次等基本区”〔1〕(P9-10)的战略通道和接合部；中印文化交流的中间地带和交叉地带（澜沧江—湄公河可视为两大文化的分界线，河流两侧成为文化交流的走廊）；矿产富甲天下，成为云南资源地缘政治的主要特征和政府促进商品流通和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近代云南的地缘政治形态变迁就是从这四个方面展开并有新的。
一、清末民初的云南地缘政治形态
(一)清末民初的云南地缘政治环境
1．国内环境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清廷的封建统治基础遭到极大削弱，八旗、绿营的溃败，湘军和淮军的崛起，汉族地方督抚势力坐大，军权、政权、财权集于一身，导致清廷权力重心下移。具有“缓冲地带”、“隔离区”含义的属国和边疆相继失去，中国的“安全边界”萎缩到清朝立国以来的最小值。伴随着太平天国的冲天烈焰，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的少数民族起义也让清廷的内陆腹地深陷动荡和危机之中，人口减少、民生凋敝、民族离异，清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在动摇，合法性资源在迅速流失。
2．周边环境
1757年6月的普拉西战役，英军占领了孟加拉，并以此为基地不断向南亚次大陆沿海和内陆扩大侵略。到1849年，英国侵吞了最后一个独立王国旁遮普，把次大陆完全变成了英国殖民地。1824～1826年和1852年，英国两次发动侵略缅甸的战争，夺取下缅甸各省。1885年英国发动第三次侵缅战争，将上缅甸并入英属印度。1858年，法国联合西班牙侵略越南，经过1862年的第一次西贡条约，1874年的第二次西贡条约，1882年的顺化条约，1884年的巴德叻条约，彻底征服越南。英法逼近让云南的地缘政治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云南边境，西南与英属缅甸，南与法属越南接壤，在国防上形势至为重要。”〔2〕(P6)
(二)清末民初的云南地缘政治行为
1884年中法战争后，在近代云南，围绕着地缘政治目标，晚清政府和后来的军阀势力与西方列强，及西方列强之间（主要是英法两国之间）展开了控制与反控制、遏制与反遏制，既有对抗又有合作，既有合作竞争又有非合作竞争的地缘政治角逐。如英法争夺云南的铁路修筑权（非合作竞争），晚清云南政府将云南七府的矿产开采权让与英法隆兴公司（合作竞争），晚清云南政府自开昆明商埠，筹办滇蜀腾越铁路公司（反遏制、反控制）；创办富滇银行，修筑个碧石铁路则是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滇越铁路公司既有对抗又有合作。
(三)清末民初的云南地缘政治中心
1905年昆明自开商埠和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奠定了昆明作为云南地缘政治中心的地位。（1）昆明成为全省近代工商业、业中心和地区总部所在地；（2）昆明成为列强政治博弈的中心舞台，近代化机构如海关、邮政、洋行、领事馆等从蒙自（1889年通商，云南最早的约开商埠）逐渐转移到昆明；（3）昆明成为全省文化中心，陆军测绘学堂、速成铁路学堂、工矿学堂、陆军讲武堂、军医学堂等新式学堂相继举办；（4）昆明成为全省枢纽，是滇越铁路和迤东、迤西、迤南等传统商路的交会地，是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聚集地和扩散地；（5）昆明成为全省政治军事首脑机关所在地和地缘政治经济政策的输出地。
(四)清末民初的云南地缘政治心理
政治心理是指影响政治行为和构成政治取向模式的心理因素，如信念、态度、情感、意向等。民族性格、性情、精神、气质或神话、传说、地理、习惯、思维方式等对政治心理都有影响。其中缘于地理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而形成的政治心理即称为地缘政治心理。如近代云南的“抗教保路”风潮背后就有地缘政治心理因素：既有族群之间（中国人和洋人）的文化性嫌恶甚至憎恶，对洋教的误解、蔑视和仇恨，对新事物（如铁路）的恐惧（破坏风水、占用耕地民房），又混杂着晚清社会普通民众对现状的不满、失望甚至绝望。这种怨恨是一种抵抗外来势力、维护主权和经济利益与闭关自守、愚昧落后观念互相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民族心理，其中混杂看原始而暖昧的爱国主义、民族排外主义和世俗伦理。事实上，云南的教案主要集中在1883年到1908年之间，即中法战争前到滇越铁路通车前，也就是中西文化在云南碰撞冲突的初期。民众的怨恨和士绅的蛊惑是激发“抗教保路”风潮的重要条件。
(五)清末民初的云南地缘政治思想
地缘政治思想是通过对地缘政治现实和活动的分析判断、归纳综合，做出各种解释和假说，进而形成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视角、思想框架、研究方法等。从1884年中法战争到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云南的地缘政治思想迎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这期间外国殖民探险者、外交官、教士、考察工作者在云南的活动和形成的文字记录、报告、很多涉及云南的地缘政治角色、定位、资源、形态等方面，由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带着政府的政治意图来的，侵略性、掠夺性、殖民性的语言在文章中比比皆是。另一个群体则是明显感受到西方压力和朝廷风雨飘摇的官员、士绅、军人、新式学堂的教员和学生、留学生、近代工商业的领袖等，他们的活动和奏折、文章也丰富了云南的地缘政治思想，提升了云南在中枢中所受重视的程度，并直接导致筹办滇蜀腾越铁路公司、倡议修筑滇桂铁路，最终建成个碧石铁路和创建富滇银行、昆明自开商埠等一系列具有地缘政治经济意义的战略举措出台。
二、中法战争是云南地缘政治形态变迁的转折点
1883年8月25日越南和法国签订《顺化条约》，承认了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消息传来，中国朝野震动。《顺化条约》签定后，法国便把矛头指向中国，一面封锁东京湾（即北部湾），命令侵越法军向北进犯；一面要挟清政府撤退在越南北部的中国军队，召回刘永福，开放云南边界。1883年9月15日，法国提出一个解决越南问题的方案，建议在北纬21°—22°之间划定一线，以北至中国边界为中立区，两国都不得进占，同时中国应开放云南的蛮耗为商埠。这个“中立区”实际上只包括谅山、高平两地。清政府则提出了以北纬21°即以河内为界，界北归中国保护的方案，遭法国拒绝。1883年12月中，法军进攻中国防军驻地山西，清军被迫实行抵抗，中法战争开始。云贵总督岑毓英亲率滇军20营开赴越南。中法战争是近代史上云南第一次参与到对西方列强的作战，这标志着云南已从地缘政治的边缘地带演变成中心舞台之一，已从西南内陆的边陲省区跃升为扼守西南门户的边疆重镇。1884年12月21日至1885年3月3日，岑毓英联合黑旗军、4营粤军，发起宣光战役，揭开战略反攻的序幕，牵制2．5万法军于西线战场，毙、伤敌8000余人，大大减轻了东线桂军的压力，为冯子材部署镇南关战役赢得了时间。1885年3月23～24日，滇军获得临洮大捷，歼敌近2000名，缴获洋枪、器械等1400余件，地图，书籍数百件，“自法匪入越未有如此次大受惩创者”。〔3〕(P50-60)同一天东线桂军在冯子材率领下也夺得镇南关、谅山大捷，至此战局发生了根本有利于清军的变化，中路唐景崧部也收复了太原。1885年3月30日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
中法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中国军队充分发挥传统陆权优势取得胜利的战争，也是唯一一次主动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并取得胜利的战争（1894年中日战争中清军也曾出兵朝鲜，但败于平壤）。尽管战后腐朽的清政府仍签下不平等条约，但战争的结局却让此后50年（1885—1937年）法国和英国不敢再从西南陆地进兵。季南（V.G.Kiernan）在《英国对华外交》一书中曾引述到：“自从这次没有充分准备的东京战争以来，甚至在偏僻的西部，所有外国人的威望都在低落”。“黄种的军队第一次同欧洲人短兵相接而没有丢脸。鲍恩在1885年初写道，一种前所未有的磅礴的民族气节表现了出来：1860年时，我们在作战中要用多少小工就能用到多少小工，可是在1884年时，香港却没有一个中国人肯替法国修船；有许多人认为，这次战争将证明是‘中国史的转折点’。”〔4〕(P187，P9)
三、英法两国的地缘政治角逐是近代云南地缘政治形态形成的主要原因
(一)法国的“环北部湾”战略布局
中法战争后的3个条约：《越南条款》、《越南边界通商章程》、《续议商务专条》是广西、云南开放通商的依据。约开龙州、蒙自、蛮耗（后改为河口）三处口岸通商；陆路边境进口税按税则减收3/10，出口税减收4/10；准许法国船只在交纳每吨银五分的船钞后，可以通过流经中国境内的松吉江和高平河，往来于北越的谅山和高平之间，并且可以运货进入中国；中国日后如要建造铁路，自向法国业此之人商办，但不得视此条为法国一国独受之利益。这3个条约给了法国在广西、云南两省的特权地位，成为法国此后在两省发展其“势力范围”的张本。1895年6月20日，法国以参加三国干涉还辽有功，强迫清政府订立《续议商务专条附章》和《续议界务专条附章》。主要内容：增开思茅为通商口岸，并以河口代替蛮耗；中国将来在云南、广西、广东开矿时，先和法国商议；越南境内已筑或将来添筑之铁路，可由两国“酌商”接至中国境内；将云南边境上猛乌、乌得等地划归越南。《续议商务专条附章》开启了帝国主义在中国夺取路权和矿权的先河。1898年4月法国威逼清政府允准：（1）法国得自越南边界至云南省城修筑铁路一条；（2）将广州湾租与法国99年；（3）中国将来设立总理邮政局专派大臣之时，拟聘请外员相助，所请外国官员，声明愿照法国国家请嘱之意酌办；（4）清政府声明对越南邻近各省，绝无让与或租借他国之理。〔5〕(P194，P252，P278)
(二)英国的“两江一洋”（长江、西江、印度洋）战略布局
（1）印度洋。自从1805年法国舰队在特腊法耳加被歼之后，在整个19世纪，英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制海权的国家，印度洋已成为“英国的内湖”。苏伊士运河的开凿，进一步巩固了英国对印度洋的控制。“英国当日已稳执地中海牛耳，制服了埃及，吞并了塞浦路斯，如此，取道地中海东去印度的航线实际已成为不列颠的专用便道，沿途各处——直布罗陀、马耳他、塞得港、亚丁，无不在它手中。”〔10〕(P69)印度洋北岸重要国家印度、阿富汗、尼泊尔、不丹、哲孟雄（锡金）、缅甸、马来半岛的大部分已划入英国版图，与俄国在伊朗、与法国在泰国（以湄南河为界）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至此，英国已完成其在印度洋北岸的战略布局，并控制进出印度洋的东西两大门户：马六甲海峡和亚丁湾。云南是中国从大陆通往印度洋最近的地方。“（云南）是应引起英国人更多注意的中国的一个省。第一，它有几百英里与我们的印度帝国边境东部接壤；第二，如果印度与扬子江通过铁路相联结的话，这条铁路无疑得通过云南。而且这个省的东南部边界与法国殖民地东京接壤，其西北角紧接西藏。这些都足以立刻引起人们对云南政治和商业的兴趣。”〔11〕(P4)1897年2月4日中英签订《续议缅甸条约附款》，在滇缅边界英国得到野人山和南坎，“当时英方希望以这些区域控制萨尔温江，像一个楔子一样插入中国以后，可以提供一条通入云南的贸易路线。”〔12〕(P349)关于滇缅商务，最重要的规定是：“中国答允，将来审量在云南修建铁路与贸易有无裨益，如果修建，即允与缅甸铁路相接。”〔5〕(P262)这就为英国修筑滇缅铁路提供了机会。英国后来指定腾越代替蛮允通商，在漫长的岁月里，来自腾越的商品一直和来自蒙自的商品在滇中进行竞争。
（2）西江。1897年2月4日中英签订关于西江通商的专条，规定：广西的梧州、广东的三水和江根墟开为通商口岸，准许派驻领事；英国轮船可往来香港和三水、梧州，广州和三水、梧州之间；江门、甘竹滩、肇庆府及德庆州城外四处作为“停泊上下客商货物之口”〔5〕(P262)。英国逼开西江通商的地缘政治含义在于：香港和广州为西江入海口，控制住这两大商埠，就等于控制了珠江水系；将通商口岸沿西江向西推进，扩大珠三角流域的开放面积，可以增强英国商品和商船在两广内陆腹地的竞争力；将法国的利益边界向西压缩，致使其势力范围仅仅局限于“环北部湾”；西江上游的商业重镇百色厅成为英国制衡红河上游的蛮耗、蒙自、河口的棋子，在滇越铁路通车前始终对红河航运保持着压力。
（3）长江。云南是英国从中国西南进入成都平原和长江上游的门户。1875年以通商滇蜀为目的而引发的“马嘉理事件”或称“滇案”最后以《烟台条约》的签定了结。《烟台条约》中有关商务的最重要的规定有：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处为通商口岸；大通、安庆、湖口、武穴、陆溪口、沙市6个长江沿岸的口岸为“停泊码头”，准英船停泊，用民船起卸上下客商货物。英国可以“派员驻寓重庆、查看川省英商事宜”；洋货运入内地，不论洋商华商，都可请领半税单〔5〕(P162)。这样，英国势力就进入了长江中上游，并开放华商经营洋货具有和洋商一样的优惠关税措施，增强了洋货的销售力量，扩大了分销。1890年3月31日，中英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正式规定“重庆即准作为通商口岸无异”〔13〕(P116)。1891年3月1日，重庆开关。至此，英国已获取了通商四川的特权，川东地区已划为英国势力范围。
英国控制了长江和西江两条中国最大的东西贸易通道，英国的军舰又可以自由出入中国内河，其海权优势得以向内陆延伸。对此，邮传部尚书徐世昌有深刻洞察：“夫英于中国，所觊觎素在西藏，所营度原在长江。彼其心未尝不欲滇越速成，得利用滇蜀路程，兼浸入金沙江流域，因而左拊西藏肩背，而右握长江上游上键。”〔14〕(P1112-1113)
英法角逐进入云南的贸易路线比较表
四、结论
第一，随着1889年蒙自开埠和后续的思茅、河口、腾越相继开关，1905年昆明自开商埠，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云南小农经济因受洋货倾销在铁路沿线和通商口岸覆盖的地区遭到瓦解和破坏，而封建专制统治的秩序、习惯、道统也首先在这些地方出现合法性的裂痕。有色金属（如锡、锑、银、铅）、煤、铁的商业化开采，鸦片的大面积商品化种植，近代、服务业的兴起也是瓦解小农自然经济的重要原因。滇越铁路改变了云南的产业结构、工业分布、交通格局、区位优势。云南的经济形态体现出近代化的特征：商品经济、城市化进程加速、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技术、思想文化诸因素的全面侵入。经济基础的变革决定了清末民初的云南地缘政治形态变迁。
第二，西方的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随有形的商品、设备、交通工具、人员和无形的文字、语言、宗教传入，是导致近代云南地缘政治心理变迁的主要核心因素。铁路、邮政、、自来水、电灯等方面的技术进步直接改善了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启动了新的消费需求领域。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增加对变革行政制度、扩大公众的社会参与、减轻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带来的社会动荡有最显著的作用。从铁路通车引发的风尚习俗、宗教伦理、文化、城市面貌、生育就医、生产就业等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透露出科学和民主的进步思想正逐渐取代迷信和专制的封建糟粕，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政治心理，激发起人们的社会参与意识，分化瓦解传统的社会结构。
第三，通过对地缘政治形态的考察，得出一个基本：云南的地缘政治形态和地位与中国的国家安全态势密切相关。自元明以后的历史表明，不考虑地缘政治形态的具体内容、结构、特征，凡中国国家安全形势吃紧，边疆沿海防务态势严峻，则云南地缘政治地位上升；反之，则下降。其上升或下降的幅度视具体情况而定。1840年之后，中国即面临着严峻的国家安全危机，两次遭遇亡国之险——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1937年爆发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从1884年起，云南的地缘政治地位就处于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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