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防科技军民两用发展思想的演变

千年之交世界全球化和高技术革命浪潮，对社会经济、、安全和军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各国纷纷调整科技战略和产业政策，以在未来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而发展军民两用技术则成为了当前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科技战略的重点和科技政策的核心。

　　军民两用作为一种国防科技发展思想有着相当长的渊源。意义上的军民两用思想和军民两用技术的概念出现于二战后东西方两大政治利益集团的斗争，随着冷战结束而在国防转轨过程中受到强化和普遍重视，被视为解决一切产业问题的灵丹妙药。对军民两用技术发展思想进行简要回顾，有助于对军民两用技术发展状况、政策及未来发展方向和政策选择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和把握。

　　 技术的军用与民用天然且本能地结合在一起

　　回顾人类国防技术发展史，技术的军用与民用是天然且本能地结合在一起的。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指出：“最古老的工具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呢？是打猎和捕鱼的工具，而同时又是武器”。西方也有学者对此作了更细微的论述，“甚至在5千万年前，在理智的光芒第一次微弱地照射在人类的身上，给了他一点预感而不是真正知识的时候，人类就发明了一种工具，他既可以利用这种工具来改善他的日常生活，又可以用来作为杀死他的同类的武器——削尖了的石头”。古代兵家对这种军民两用的思想的认识似乎更加深刻，古代兵书以列举的方式对此作了具体阐述：“战攻守御之具，尽在人事。耒耜者，其行马蒺藜也；马、牛、车、舆者，其营垒、蔽橹也；锄 之具，其矛戟也；蓑薜簦笠，其甲胄、干盾也；镢锸、斧锯、杵臼，其攻城器也；……春秋治城郭、修沟渠，其堑垒也”。在阶级出现以前的这一历史时期，武器在本质上还是生产工具，还只是作为民用技术的物化载体而存在的。但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军用和民用已经无法从单纯技术角度来区分了，现在无法绝对肯定有某种科学与军事发展无关，对它没有用途。一切领域的自然科学不是已经用于军事发展，就是对军事发展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军工技术与民用技术混合生长

　　在国防科技史学者看来，阶级和国家的出现及战争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而存在，特别是以刀、矛、剑和弓箭为代表的冷兵器出现以后，生产劳动工具的那些技术手段，已经不能满足日益频繁的战争的需要。正如列宁所说，战争使人们懂得，“占上风的是拥有高度技术装备、组织性、纪律性和头等机器的人”。事实上，从古至今，战争对军工技术的需要与生产实践对民用技术的需要相比，更具有先进性、多样性和迫切性。著名科学技术史学家贝尔纳说：“自古以来，改进战争的技术一直比改善和平生活更需要科学。这并不是由于科学家具有好战的特性，而是因为战争的需要比其他更为急迫。各国君主和政府不那么乐于向其他研究工作提供津贴，却乐于向军用研究工作提供经费，因为科学界能研制出新的装备。而这种装备由于十分新颖，在军事上极为重要”。于是，出现了专门服务于战争的军工技术，军工技术与民用技术开始分道扬镳。

　　但是，在人类科学技术发展的漫长过程中，军工技术与民用技术从没有彼此孤立地发展。

　　军工技术发展与民用技术进步相互促进，互为外部动力。 我虽然自有阶级以来，人类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几乎所有重大突破都来自军工领域，但军工技术进步对于人类社会的最大贡献和意义是在于其在生产劳动中的应用，或向民用技术的转化和对民用技术发展的推动作用。同时，民用技术发展极大地改善了作为社会生产力水平标志的生产工具，这样，一方面以民用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为支撑的生产劳动为军工技术研究开发提供强大而持续的物质和经济保障，另一方面先进的民用技术又反过向军工技术领域转化和渗透，推动着军工技术的进步。二者相互促进，互为外部动力。

　　战争与经济的矛盾运动使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军工技术与民用技术的内在联系。从中国早期朴素的“寓兵于农”、“兵农结合”的思想，到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军工成本和军事实力的论述，无不体现出国防工业军民两用的发展思想。如，重商主义者认为经济实力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力量，提出金钱是战争的中枢神经和主要支柱；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国家军事实力的根源是生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以大炮和黄油的生产为例分析了军工技术发展的机会成本，在分析了稀缺资源的充分就业下的大炮与黄油的替代关系的基础上，指出“黄油并不是在实物上变成大炮，而是借助于把资源从一种用途转换为另一种用途实现转换的”，从更深层次揭示了军工技术与民用技术的彼此联系。

　　武器与生产工具的设计、制造并无根本区别，而且始终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纵便近现代以来，军民两用技术作为一个独立的技术领域存在后，在早期的政策制定者看来，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的分野仍是模糊不清的。如，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官方声明中，宣称它的军事空中优势受到了英-法协和超音速飞机发展的威胁；一些对二次世界大战后和一次大战前有关军备竞赛的出版物的粗略调查也表明，军事领域和研究开发实践的机制和思想链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

　　军转民、民转军及军民通用一直是各国科技政策和国防科技政策的基本取向。尽管阶级社会以来，军工技术与民用技术相对独立地发展，但是各国的科技政策和国防科技政策无不强调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推动军转民、民转军和军民两用，而且在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变得更加明显。例如美国国会运用立法手段，建立美国国家航空顾问委员会（美国国家宇航局的前身），以促进新的航空技术在民用和军用两部门的发展和应用，推动政府部门与产业部门之间的合作研究和开发活动，从而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就建立起了自己的航空工业。再如，前苏联在冷战时期推行的是与美国争霸的国家安全战略，虽然庞大的军工体系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但其长期奉行的国防科技政策仍是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在争夺军工技术优势的同时，调节国防工业的内部机制和功能，扩大对国民经济的积极影响。

　　军民两用技术是当前和未来国防科技政策的核心

　　军民两用技术一直是近以来各国国防科技政策的重要内容，但真正把发展军民两用技术提高到战略核心地位的是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防预算的削减和国际军贸市场的萎缩，美国、西欧、俄罗斯和其他化国家在东西方对抗期间建立起来的大国防工业面临着生产能力的过剩和多余，世界主要军事大国在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的同时，对冷战以来实施的国防科技发展战略与政策进行了相应的调整。美国率先从战略高度开展军民两用技术的研究开发，在其示范下，军民两用技术成为当前乃至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世界各国国防科技政策的核心。

　　美国认为，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高技术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市场重组，几乎变成了国际体系内财富与权力的重组，国防工业在冷战结束后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一方面要压缩调整总体规模，另一方面要确保国家安全和安全。因而，“不能维持两个不同的工业基础，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既满足军事需求，又满足商业需要的先进的国家工业基础”。为此，美国提出要大力发展既能提高军事实力，又能增强经济竞争能力的军民两用技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一系列立法和政策制定活动，确立了军民两用技术在美国现行军用和民用技术政策中的核心地位，并强调加强军民两用技术的开发是建设可经济承受的国防科技的关键，发展军民两用技术不仅仅是军工解困的问题，而是构建真正军民结合的国防工业体系问题。

　　促使军民两用技术成为国防科技政策核心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是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新技术革命。现代高新技术加速了经济全球化和国防工业的全球化，许多国家都认识到，一方面，全球高技术产业领域一时的市场变化，很可能导致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财富和权利的重新分配；另一方面，在越来越紧密的经济基础和技术平台上，使国际化的武器装备的研究开发、研制生产、销售以至零部件采购变成了可能，并融入了世界经济、科技一体化的进程。在政府、军方的需求拉动和现代技术平台的支撑下，军民两用技术就成为了当前技术最活跃的领域。

　　当前，世界各国对都发展军民两用技术高度重视，把发展军民两用技术作为当前国家科技政策和国防科技政策的核心，制定了数量庞大的发展计划和投入了巨额的资金，不少国家还以立法的形式对发展军民两用技术的这种地位加以确认，从而强化并保障了军民两用技术在新世纪乃至更远的将来在国家科技政策和国防科技政策中的核心地位．

　　我国军民两用政策体系在实践中逐步确立

　　“奉军国则民力歇，养兵勇则国力又歇”。以毛泽东为核心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深知单纯发展军工高技术不可能为国防科技的持续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也不可能建设一个经济上非常强大的社会主义。早在1956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就指出：“在生产上要注意军民两用，注意学会军用和民用两套生产技术，平时为民用生产，一旦有事就可把民用生产转化为军用生产。”现在看来，毛泽东同志的这种思想是高瞻远瞩的，是新中国发展军民两用技术的思想发端。

　　20世纪60年代初，中央军委曾制定了国防工业要实行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以军为主的方针。只是由于后来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封锁，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国家安全成为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的首要目标和战略任务，再加上“十年动乱”带来的使社会主义经济一直停滞不前，所以，军工一直处于单一军品生产的状况。毛泽东同志的这种军民两用发展思想没有得到贯彻和落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防科技工业实行军民结合的问题被重新提到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邓小平同志根据国家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军民结合的思想，他一再强调：我国的军工体制是学苏联的，要从照搬的旧体制中解放出来；1982年1月他明确提出国防工业要贯彻“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16字”方针。在改革开放的新的条件和“16字”方针的指引下，国防科技工业由过去主要为国防建设服务转变成为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它担负着双重任务：一是努力提高国防科技水平，研制发展新的武器装备，为提高我军战斗力服务；二是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大力开发民用产品，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国防科技工业落实“军民结合”的方针的主要举措还是强调军转民和发展挥国防科技工业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1985年3月13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也没有脱离这种思想。该决定提出，“国防科研机构应当建立军民结合的新体制，在保证完成国防任务的同时，面向经济建设，加速军用技术成果向民用的转移，大力开展民用产品的开发研究。”

　　进入90年代以后，中央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准确把握世界政治、军事格局与形势，果断提出了要大力发展军民两用技术战略决策。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在保障国防建设的前提下，加强军民两用技术研究开发，积极推进军工技术向民用转移”。特别是近年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军民两用技术的发展，确立了国防科技工业建立“寓军于民”新体制和形成“竞争机制、激励机制、监督机制、评价机制”的国防科技工业发展新机制，并在多个场合作出了很明确的指示。指示我们要“军民建设一套工业基础”，要坚持“军民结合的方针，大力发展军民两用技术”。

　　在这一过程中，我国政府职能管理部门不断加强对发展军民两用技术的宏观协调和行业指导，发挥政府部门的推动作用。国防科工委成立军民两用技术促进工作组，以协调和指导军民两用技术的发展，并制定了军民两用技术发展规划与编制了相应的计划。特别是1999年以来，国防科工委先后与北京市、湖北省先后签订协议书，积极推动军民两用技术的研究开发与创新。

　　国防科工委与北京市政府于1999年11月24日签订科技合作协议，决定共同构建高科技产业化区域网络，加速军民两用技术产业化的建设，推进国防科技与首都经济的结合，建设北京国防高科技虚拟园区。园区建设目标是展示知识经济时代鲜明特点、具有我国特色的世界一流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防科技、军民两用技术和民用高科技的创新基地。

　　国防科工委与湖北省政府于2000年11月23日签订科技合作协议，拟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设立军民两用技术虚拟产业园，决定以军民两用技术产业化领域合作为主线，加快国防科技成果的推广，以及军民两用技术的产业化，促进湖北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部分军工企业和科研院所积极从事军民两用技术的研究开发，并积极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新机制和管理办法，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军民两用技术研究开发实践。如，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相继出台了《中物院军民两用技术开发项目管理办法》、项目申报指南和相应的管理规程和工作程序。

　　最重要的是，经过10年来的不断探索和实践，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军民两用技术政策体系：一是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一直提倡军民两用的国防科技发展思想，建立“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国防科技工业体制，高度重视军民两技术的发展；二是政府部门积极推动，不断加强对发展军民两用技术的宏观管理和组织协调；三是国防军工企业和科研院所积极投入军民两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创新活动之中，形成了企业（院所）级的军民两用技术研究开发工作机制；另外，分散于各行业政策法规中的技术领域选择、产业化措施、税收与投资、奖励等方面的规定，也使得发展军民两用技术的支撑性政策体系初步形成。这些政策法规为未来我国军民两用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