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时期我国伦理道德体制的重构
摘 要: 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我国已经进入社会转型的快速运转期。在这一过渡时 期,我国伦理道德问题突出,道德理念冲突不断、道德约束力也在不断下降,整个社会的道 德责任观念已不再具有强有力的制约功能,社会伦理道德的缺失正严重影响着社会的正常有 序运行。在市场化和化快速的今天,社会分化仍在进一步加剧,为有效实现社会和 谐与稳定,构建新的伦理道德体制已经成为时代进步发展的必然要求,伦理道德体制的重建 也成为失范社会实现高度整合的必要途径。
关 键 词:社会转型;伦理道德;社会责任;社会整合
二十多年的改革引领我们进入了一个社会高速运转的发展阶段,即社会转型时期。在这个时 期,无论是领域、领域还是文化领域都在经受着巨大的变革,在改革促进经济迅速 发展的同时,文化价值领域也同样在发生着重大的转变。在社会物质文明极大丰富的今天, 精神文明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小到个人,大到集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忽视了社会 的共同利益,即所谓的公共利益。转型时期,社会责任和道德意识已经被更实际的经济利益 所取代,在更多的人看来,道德和利益始终是对立的,道德进步无法与经济发展同步。正是 这种观念的存在,导致我国社会道德状况呈现出恶化趋势,道德一度滑坡,社会责任感淡化 ,伦理价值整体扭曲。道德缺失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一、 转型时期道德缺失的表现及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计划经济正进一步向市场经济转变,这一过程也引 发了各种社会问题,尤其是伦理道德问题。当前我国道德领域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 道德理念多元化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与计划经济相联系的道德观念失去了原有的效力和价值,而能够适应市 场经济的新的道德理念正在形成,能够为大众所认同的伦理道德观在不同领域或不同程度地 出现了真空。在利益多元化的今天,不同的行为主体完全按照自身的道德理念谋取最大利益 。多元化的道德理念之间存在着难以协调的矛盾冲突,很难形成为大众服务并为大众信服的 统一的社会道德观。这种伦理道德观冲突的存在,会使社会经常处于一种无序和失范状态, 人们的社会行为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无所适从或随心所欲。而实质上,转型时期道德观的多 元化是社会个体义利选择的问题,“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各种义利选择模式并存,既有义利整 合模式(是指义、利两种价值取向能够相容,可以并存),也有义利冲突模式(指义、利两 种价值选择相互排斥,不能并存)。在社会现实中,每一种义利选择模式似乎都有一定的支 持者、践行者,每一种义利选择模式似乎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1］,尽管有些 理由和根据并不合理。
2. 道德约束力下降
当前社会,人们更多的是考虑、法规等制度对自身行为的约束,而对于道德这一不成文 的规定,人们却没有更好地自觉遵守。而现在,在利益意识急剧强化的同时,道德意识却日 益淡化,最终个别群体为了自身利益将道德观念抛于脑后。现在一种可怕的现象就是,在这 种道德败坏的环境氛围中,理性、自律、充满责任感的人们也迫于舆论的压力在道德面前望 而却步。可以说,当前的伦理道德不再作为具有约束力和控制力的一种理念而存在,而是被 多元化的利益群体恶意扭曲,成为维护其利益的重要工具和资源,道德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意 义和价值本质,道德也因此被赋予了一定程度的利益色彩。
3. 道德缺失现象普遍存在
当前,道德败坏的情况不单单是一个行为主体、一个领域的事情,而是普遍存在于社会的各 个角落。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仅给带来了高额利润,而且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企业伦理道 德观与社会责任感的丧失,这都严重侵害了大众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就政府来讲,行政 伦理道德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政府行为的企业化与市场化已使得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 急剧下降,政府的公共性在经济利益面前也难以实现。而对于社会大众来讲,个人行为的利 益趋向也有时表现得日益严重,个体诚信的缺失使整个社会的信任危机与日俱增。
当前伦理道德观的淡化是转型时期社会发展不成熟的重要体现,道德的丧失已经触碰到很多 社会问题,阻碍了转型时期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道德缺失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道德的缺失摧毁了传统上基本的甚至是仅有的以“熟人”为基础的信任结构,信任危 机已经出现。而且,这种“杀熟”现象正在催促以不信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形成。
其次,道德约束力的下降使得处于强势的个别利益群体不断依靠道德真空达到自己的利益目 的,损害的却是处于弱势的群体利益。而后果只能是加剧社会的不公平,拉大群体间的利益 差距,最终易形成以强凌弱的格局。在这种格局下,社会结构已严重失衡,社会矛盾丛生,各 利益群体间的利益抵触情绪越积越深,社会张力不断扩大,社会冲突不断出现。
最后,从更深层次看,道德感的缺失使得转型时期的社会分化进一步加深,社会整合难度加 大,社会失范、社会断裂更为严重,社会和谐则更难实现,必将危及国家的长治久安。
因此,针对转型时期的社会特点,构建新的、适应转型时期的伦理道德体制是当务之急。
二、 西方伦理道德的构建思想及启示
1. 涂尔干的世俗道德
19世纪后半叶,法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动荡不安的时期,经济、社会与精神危机并存。涂尔干 对那个年代的情况曾作过这样的描述:“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危机的时期,上最严重的危机 莫过于近百年来欧洲社会传统的集体纪律已经丧失其权威。”［2］在他看来,社会危 机的根源在于维系社会稳定的道德规范已经混乱,社会正处于“失范”状态。涂尔干力图寻 找一条应对危机的出路,而他最终选择了“重建社会道德秩序”。涂尔干认为,只有利用道德 规范个别不规范的社会行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维持社会的稳定与和 谐。针对当时道德始终受宗教影响与束缚的现实,涂尔干提出了与宗教相区别的纯粹的世俗 道德,即所谓的理性主义道德。
在涂尔干的世俗道德理论中,包含三大基本要素。首先是纪律要素。在涂尔干看来,纪律 是世俗道德的首要要素。他认为,纪律对人的约束是不可或缺的,人们不应该把纪律看做是 严格的限制和约束,而应看做是生活中的必须。涂尔干通过纪律对人私欲膨胀的限制极力肯 定了纪律因素在道德理论中的重要地位,然而不免带有宗教色彩,忽视了人的自由性和创造 性。其次是利他因素。所谓的利他是一种对社会群体的依恋,是一种为了集体或社会利益的 自我牺牲精神,而不是为了个人利益。涂尔干指出,为自身利益服务的行为从来就不具有道 德价值,道德行为总是追求非个人目的的,是超越了个人利益、自愿为社会利益牺牲的精神 。最后是自律因素。涂尔干认为,自律是道德的知性,实际上就是人们内心的道德良知,是 完全依靠自愿和自主性实现遵守道德的最佳境界。然而在当今社会,个别群体在有意识地规 避道德的约束。
在提出世俗道德教育的基础上,旨在解决法国社会问题的一套方案,即“涂尔干主义”产生 了。在涂尔干看来,19世纪法国各种社会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职业伦理的不完善, 因此,“他主张建立一个以职业群体为支点的‘合作社会’,认为重建社会新秩序的关键性 工作必须在国家和个人之间的特殊层次职业群体和职业伦理的层次上进行”［3］。在这种 以职业群体和职业伦理为基础的道德规范下,法国劳资双方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相对较为和谐 的合作关系,在利益分配上体现出一种自律意识和合作精神。双方在解决问题时依靠的是和 平商讨,而不是激烈的矛盾冲突,双方的利益在合作关系下易达到相对平衡状态。从社会稳 定与社会团结角度看,涂尔干的职业伦理观给整个法国社会带来了安定与和谐,有效缓解了 当时法国的各种社会矛盾。然而,从经济效率角度看,涂尔干主义所带来的“副作用”又是 一个新问题。社团主义或社会伙伴关系的建立限制并约束了经济运行中的市场调解机制,原 本由企业主自行调整的事宜,改成通过集体协商或谈判的方式来确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 工资和就业的刚性结构,使得雇主很难实现利润最大化,社会生产效率也大大降低。从这一 点看,涂尔干主义在当时并没能有效兼顾经济与社会的同步发展。但在当时极为混乱的法国 社会,以伦理道德为支点的合作主义仍旧起到了扭转危机局势的关键作用。
我国社会目前所处的环境与当时的法国有着相似的地方,同样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 的社会转型期。但由于社会根本制度的不同,社会危机的表现程度不同,涂尔干的理性道德 教育思想以及职业伦理的合作主义是否适用于我国社会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当然,我们还 应当意识到,涂尔干的世俗道德思想、理性主义的道德理念以及职业伦理观对我国的公民道 德教化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2. 麦金太尔的德性论
与涂尔干所处的年代不同,麦金太尔是20世纪社会道德问题的见证人。现代的西方社会,“ 在价值地位上德性被推到了社会生活的边缘;在价值尺度上,缺乏统一的德性标准,尺度个 人化;在道德实践中各不相同的道德观念混杂,无序混乱”［4］。针对这种道德衰退 的现状,麦金太尔对现代西方社会的道德观作了尖锐的批评,并在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传统基础 上,提升出了他的德性论。
麦金太尔的德性论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德性是需要融入社会实践中的。作为道德实 践主义者,他认为德性只有在人与人进行交往的社会性活动中才能得到更好的体现。麦金太 尔认为实践是“通过任何一种连贯的、复杂的、有着社会稳定性的人类协作活动方式,在力 图达到那些卓越的标准的过程中,这种活动方式的内在利益就可获得”,“其中的利益只能 在隶属于一定的实践范围内的我们与其他实践参加者的关系中才能有”［5］。其次, 德性贵 在寻求自我的内在价值。麦金太尔将实践活动所获得的利益分为外在利益和内在利益。他认 为,外在利益是与德性分裂的外在的附属物,如权力、地位、金钱等。这些是与道德完全决 裂的,只利于自身而不利于他人与社会。而内在利益却与德性紧密相联,自我内在的进步、 充实和完善是德性实践结果的价值所在,忽视并排斥内在利益的实践活动毫无意义与价值可 言。最后,麦金太尔不仅主张个人在不同领域德性的整体性,而且将德性看做是连接过去、 现在和将来的综合。麦金太尔的德性论认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呈现出德性,在个人生活的 多个层面中呈现出德性,在过去—现在—未来的社会整体中呈现出德性,从而重塑了德性在 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中心位置。这就是麦金太尔试图使现代西方社会德性中心化、有序 化、整体化的尝试。
从麦金太尔德性论的内容看,整体性与和谐性是其道德论的精髓。在麦金太尔的道德理念中 ,整体性是所有理念的核心,德性是贯穿于整个社会的精神支柱,它的连续性是社会发展的 关键。在当前处于转型期的我国社会,尤其是在社会整合远远滞后于社会分化的背景下,麦 金太尔德性论的整合功能值得我们借鉴。
的重构 当前我国社会的道德缺失已经触发并加剧了很多社会问题,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强我国伦理道 德建设,形成适应转型时期的新的伦理道德架构,实现多元化社会结构的高度整合。根据转 型时期我国道德缺失现状,并有效借鉴西方伦理道德思想的理论精髓,伦理道德体制的重构 可从以下五个方面考虑。
1. 继承发扬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理念
作为道德思想之源、伦理文化之本,儒家传统文化是当今我国伦理道德重构的根基。在儒家 道德理念里,秩序、和谐、人际关系、内在修养等都是很重要的道德传统。在社会的转 型阶段,儒家道德传统所具有的现代意义和伦理价值不能被忽视,我们应当努力寻找与现代 社会相适应的儒家伦理道德的新内涵,重塑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新的道德理念。
在这一点上,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首先,将儒家道德理念精神纳入到政府的行政运作 过程,更好地规范约束行政人员,形成具有儒家道德精神的现代行政伦理。其次,在社会公 民中广泛普及儒家文化,为儒家文化的继承发扬作好铺垫。最后,要将儒家传统融入到现代 中,以伦理价值为市场发展导向,实现契约经济中道德理念的重生。在契约性的现 代经济中,契约始终是外在的约束,只有将契约与道德传统的内在德性相结合,才能够赋予 道德个体内在的道德价值理念,培育现代社会新的道德生命力。
2. 构建义利合一的道德整合模式
“义利合一”是伦理道德重构的基本原则和宗旨。有人认为,道德追求的是“义”,是对个 人利益的约束与限制,这种理解将道德与利益、伦理与经济相脱离。实际上,道德与利益不 相冲突,没有道德的利益只能是私利,唯有道德才能使个人私利转化为社会公共利益。然而 ,道德追求的不单单是“德”,而是“德得相通”的目标,没有“利”的纯粹的“义”是行 不通的。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一味求“德”或是求“得”都是片面的,构建义利合一的道德 整合模式才是关键。在日本,有一种所谓的“道德经济合一论”,这种将经济与道德合一的 模式在日本取得了巨大成功。根据麦金太尔的德性论,道德具有重要的社会整合功能,这种 整合效益有利于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同步发展。借此,我们可以引申出一种现代道德评价的双 重机制。
首先,道德必须能够体现社会进步,即所谓的“社会公平与正义”,这是转型时期“义”赋 予道德的特殊内涵。当前,公平正义的欠缺迫切要求道德的有效约束,只有发挥强有力的道 德约束力量,公平与正义才会有更好的社会保障。
其次,道德要有利于现代经济的发展,这是“利”对道德的必然要求。只求“义”的道德, 其内涵是狭隘的。唯有体现利益与经济相结合的道德价值观才是转型时期完整的道德内涵。这两方面的道德要求也是对社会和谐的最好诠释,社会发展要求做到整体性、一致性、和谐 性、持续性,这是人类追求的至高境界,也是转型时期道德的根本宗旨之所在。
3. 加强伦理道德的制度化和法制化建设
伦理道德的制度化和法制化是一种规范性建设,是当今伦理道德重构的关键支撑力。道德作 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生活中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在信念来维系的行为规范 。在当前社会,道德已经很难再依靠个人的自主和自愿意识来实现,因此,实现伦理道德 的制度化和法制化建设是很必要的。
首先,政府必须制定相关政策形成所谓的“制度伦理”,加强道德规范化,实现道德制度化 ,将非制度性的道德转变为制度性的道德,使其成为政策的一部分。其次,在道德制度化的 基础上,将伦理道德规范上升到规范的层次,通过法制的权威性和强制性保证道德标准 的可操作性。这样一来,道德规范将不再是一种空洞而抽象的“理想”,而更容易落到实处 。道德的制度化要求“既反映了人们对过去道德运行过分弹性化和不实在的不满,也反映了 人们对道德的认识逐步趋向平实和理性”［6］。
4. 强化公民道德,提高公民的责任意识
公民的道德教育对伦理道德重构有着普遍意义,是转型期道德进步的发展动力。麦金太尔曾 指出:“道德生活的每一种形式、道德生活的主要内容以及道德世界观功能发挥等,都 离不开符合时代要求的道德教育。道德教育不仅反映着每一种道德生活的形式特征,而且是 培养和维持这种形式的必要条件。”［7］ 因此,重视并强化公民道德教育是一项很 迫切的时代任务。
公民的道德教育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首先,强化公民的个人道德教育,使公民注重自身的 修身养性,培养自身的道德自觉与自主意识。其次,强化公民的社会道德,使其在社会活动 中要有社会公德,从根本上树立为社会服务意识。通过对公民的道德教化,使公民认清自己 的社会责任角色,树立社会责任意识,强化社会责任能力。因此,伦理道德不仅仅是对公民 自身修养的最基本要求,更是对公民参与社会活动的公共性要求,体现的是个人伦理与社会 规范的统一与结合。这是转型期我国伦理道德重构的必然选择。
5. 培养强势群体的道德责任感
这一点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考虑,特殊阶层的道德建设在转型时期能够带动并促进整个社 会的道德重构。社会转型时期,强势群体的普遍道德感和责任观是解决众多社会问题的一剂 良药,大众道德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强势群体道德责任意识的影响。然而,当前多数的强势群 体正处于道德边缘,个别强势的崛起更多依靠非道德化的手段,漠视公众利益,回避社会责 任。
在这一点上,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考虑。首先,强势群体作为社会的一员,需要具备职业伦理 和职业道德的自我约束意识。强势群体有义务对社会负责,追求个体利益的同时不能违反 社会公德。强势群体作为社会资源的掌控者,不能将资源据为己有,而是要把资源投放到社会 ,为社会大众带来方便。强势群体在道德修养上更要身体力行,做道德意识的倡导者和践行 者。其次,政府需要出台相关措施,限制强势群体的权利,调控资源分配,规范资源利用, 使资源更多地向弱势人群倾斜。上加强民主,给予弱势群体更多的参政空间,限制强势 群体的政治优势;法治上要规范强势群体的社会行为,约束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恶意侵犯 ;经济上要不断调节利益矛盾,通过有效的调控手段控制强势群体的资源占有优势;价值理 念上要积极引导强势群体,使其树立起较强的公共理念,以更好地约束自己的行为。
总之,我国伦理道德体制的构建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转型时期的道德重建需要长时间去完 成并完善。现在正处于由传统道德向现代道德转变的艰难时期,这一转变的顺利实现需要我 们认清道德的困境,建立起适应新时期要求的道德理念,使社会道德责任感重现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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