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宦与冯玉祥关系术论（１９１５～１９１６）
摘要：陈宦和冯玉祥在1915～1916年的关系可以分两个阶段：陈宦和冯玉样合作阶段——冯玉祥基本上效忠拥戴陈宦，陈宦重用扶持冯玉祥；陈宦和冯玉祥抵牾阶段——冯玉祥拥兵背弃陈宦，陈宦愤恨离开冯玉祥。通过考察他们之间的关系。不难发现；利益，是他们行动的唯一出发点。
关键词：陈宦；冯玉祥；关系
陈宦和冯玉祥均为近舞台上举足轻重的精英，他们之间的关系曾经深远地影响了中国的政治走向，但遗憾的是，史家对冯玉样的关注比较多，而对陈宦的关注比较少，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1915～1916年的关系这个问题，目前的学术界还没有专文进行讨论，只有一些专著和零星提到过。辜达岸的《辛刻革命前后的陈宦》(《湖北文史资料》2001第3期)、陈长河的《陈宦入川及其“清乡”活动(《学术月刊》1989第2期)孙毅的《护国战争期间的四川将军陈宦》(《教学》1987第7期)、王腊成的《袁世凯的参谋次长陈宦的悲壮人生》(《武汉文史资料》2002第3期)、邓汉祥的《袁世凯派陈宦图川经过》(《文史天地》1996年第2期)、马功成的《略谈陈宦为袁世凯图川》(《西南军阀研究丛刊·第二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版)、政协安陆文史资料委员会《陈宦研究资料》(内部资料，1987年版)、马宜伟的《护国运动的故事》(巴蜀书社2005版)、谢本书等编写的《护国运动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陶菊隐所著的《北洋军阀时期史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来新夏主编的《北洋军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版)、章伯锋、李宗一主编的《弱洋军阀(1912--1928)》(武汉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版)、冯玉祥的《我的生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冯玉祥的《冯玉样自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美]薛立敦的《冯玉样的一生》(浙江出版社1988年版)、蒋铁生编著的《冯玉祥年谱》(齐鲁出版社2003年版)、高兴亚的《冯玉祥将军》(北京出版社
1982年版)。这些论文和专著对1915～1916年陈宦和冯玉祥的关系的问题有一定涉及，但大多是语焉不详。这些著述为本文提供了较为清晰的思路，也成为本文的写作起点和基础。
陈宦和冯玉样之间合作冲突、忠诚背叛的关系，是中国近代军阀之间尔虞我诈的一个缩影。本文想将陈宦和冯玉样的在1915～1916年的关系进行分阶段的梳理，放在当时国内外护国运动的大背景下，结合史家研究的既有成果，考察他们的恩怨离合的变迁历程，以便更加清晰地再现这段历史，历史真相的发现不可能一次完成，但是可以逐次逼近。
(一)陈宦和冯玉祥合作阶段——冯玉祥基本上效忠拥戴陈宦，陈宦重用扶持冯玉祥(1915年夏～1916年5月24日》1915年的袁世凯踌躇满志，镇压了资产阶级领导的“二次革命”，扑灭了白朗领导的农民起义，偌大一个中国除了川、滇、黔三省外，其余基本收入自己囊中，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川、滇、黔的统治，他派遣素有“军事智囊’’之称的陈宦入川，代替原来不那么得力的JlI督胡景伊主政四川。陈宦在1911年2月离开清政府新军二十镇之后，一直没有带兵，1912年开始在北洋政府参谋本部任次长4年之久，他希望挑选几个自己熟悉的将领带领一定的北洋部队入川、震慑四川乃至西南。结果，他挑选了三个混成旅随他入川；第四混成旅，旅长是他的老部下伍祥祯；第十三混成旅，旅长是他在参谋本部的科长李炳之；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75只带了第一混成团支书约4000多人入川，第二混成团被陆建章留在陕西)不但是他以前担任二十镇统制(师长)的部下，而且陈宦对他有赏识提携之恩。1910年9月“二十镇惟成立之顷，所有军官均参加，优者立予升迁。冯玉祥素性刚直，不喜阿谀，因是久居督队官位，识者惜之，经此考试，以学绩最优冠全军，拔为管带，玉祥辞，以咨送陆军大学请求宦，宦曰：‘君学优于大学生矣，勿固辞。’一时传为美谈。”
当陈宦调冯玉祥入川的电报到了汉中，冯玉祥马上同意跟随陈宦入川，这主要是因为：陕西地瘠民贫，四川是富庶的天府之国，财赋充足之地；陈宦的私德官声均比陆建章好，不象陆建章贿赂公行、种毒贩毒、任人唯亲；冯玉祥当时正受到陆建章及其身边小人的排挤，陆建章虽然是他夫人的姑父和老长官，但对他多次直言进谏也感到厌恶，把他打发到远离西安的汉中任陕南镇守使。
冯玉祥到四川之后的前期是基本上服从陈宦命令的，陈宦也把他看成自己最可信赖的部队，重用他的同时进行扶持。冯玉样在此阶段主要为陈宦做了两件事：第一是在川北清乡剿匪：第二是和护国军作战并收复川南重镇——叙府(宜宾)。
陈宦入川之后面临绝形势非常严峻，匪患猖獗；“那时仪陇李家场，白华场一带聚有许多土匪，异常猖獗，焚烧抢掠的事每天都有。我们的队伍在李家场曾破获不少匪巢，往往从山洞里抄获大量肉票，有时七八名，有时十几名不等。他们的眼睛上耳朵上都被贴着很厚的膏药。”∞，应当指出的是：这时四川的土匪除了中华革命党领导的政治“土压”，更多的是打家劫舍的黑恶势力，陈宦对他们进行清乡剿灭固然具有镇压政治“土匪”的目的，但也有维护社会治安、打击黑恶势力保护良善的功效。
陈宦任命冯玉祥为川北第五区——嘉陵道二十多个县的清乡司令，负责绵阳、梓潼、阆中、营山、南充等地的清乡剿匪，同时又任命冯玉祥为五个清乡区中的三个清乡区的督察官；即川中区的督察官，负责监督川军将领黄鹄举、伍德明；川东区的督察官，负责监督川军将领周骏、张鹏舞、刘湘、陈洪范；南充特别区的督察官，负责监督清乡司令盂振之。督察官的权力很大，只有陈宦的心腹才可以担任这个职务，他可以直接向陈宦汇报工作。正如陈宦所言：“特添设督察数员，酌带北军协助各区，兼事督察，皆统一于军署，以一事权。”
冯玉祥也没有辜负陈宦对他的信任，在清乡剿匪过程中比较卖力。他在安县、绵阳、梓潼、阆中、广汉、罗江、仪陇、李家场、营山、蓬溪、顺庆(南充)、裂面溪等地，不畏辛劳地进行剿匪。在安县剿灭了以陈宏韶为首的几百土匪，并招安了匪首何鼎臣。在仪陇剿灭土匪郑老大王五百余名、捕杀匪首陈兆祥、招安匪首张振武。在营山县处决了匪首赖贵三，并在营山县“双河乡杀99人、复兴乡杀130余人、柏林、合兴、中和等乡各杀死数十人。”冯玉祥在“华蓥山附近的草街子与裂面溪等地杀四百多人，而饿死的，困死在山谷里的就更难以计数了。”最后，冯玉祥部的剿匪成绩名列全省第一。
1916年1月21日，护国军第一梯团打败汉军张占鸿和伍祥祯的北洋军第四混成旅，占领川南重镇叙府(宜宾)，袁世凯和陈宦极为震怒，罢免伍祥祯的川南镇守使职务令其和冯玉祥、朱登五收复叙府，同时悬赏大洋四十万。
在这个阶段，冯玉祥无论在清乡剿匪和收复叙府的战斗中，都基本服从了陈宦的命令，对陈宦的效忠也得到了陈宦的回报。为了表现对冯玉祥的信任，他调冯部骑兵第二连到身边担任警卫，并接纳冯推荐的参谋刘郁芬、副营长张吉士长期在将军署的参谋处、军务处任职。当袁世凯食言而肥，不肯奖励四十万大洋的时候，他向袁世凯力争，争取奖励了冯部大洋三十万元，并争取袁世凯封冯玉祥为陆军中将、三等男爵、世袭轻车都尉，并为冯玉祥在河南、安徽招募兵员而出了不少力：其中在河南“派十六混成旅杨团长(即杨桂堂——引者)赴豫招募新兵四营。”在安徽“派范中校连泌等前赴皖属之寿、合一带地方，按数征募土著良民，并饬每招募一营，即星夜开赴来川，以便加紧训练，俾供补充。”陈宦为冯部补充山炮6门、机枪8挺以及枪炮、弹药、大批物资。
在1916年4月中旬之后，冯玉祥和护国军谈判并且和对方鉴订停战协定，但这是在陈宦的指令下进行的。在1月21日第一次和刘云峰梯团激战之前，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中说自己和对方和谈并且假打，但实际上正如谢本书所记载，那是一场恶战。他和对方有过通信不过是劝降信，他对刘云峰说：“你是北方人，从北方去云南，勿忘根本，不要和蔡锷造反，这样下去，决无好结果，应该弃暗投明，回到北军，与我们合作。”冯玉祥并没有阳奉阴违、吃里爬外和护国军暗通款曲，而是卖力地收复了叙府。总之，在这个阶段——特别是和护国军作战阶段，冯玉祥是基本效忠于陈宦的，“陈宦也视其为可靠的部队之一。”
(二)陈宦和冯玉祥抵牾阶段——冯玉祥拥兵背弃陈宦，陈宦愤恨离开冯玉祥(1916年5月24～1916年6月30日)
陈宦在宣布四川独立的之前的5月3日和12日两次致电袁世凯劝其辞去总统职务，重庆的曹锟蠢蠢欲动，5月16日，陈宦致电自贡的冯玉祥；“闻贵部有援西安之行，但成都今万分危险，务请中止赴陕，速来成都共挽危局。”冯玉祥回电：“即赴成都。”当冯玉祥率部于5月19日来到成都之后，陈宦非常高兴，同时对他抱有很大的期望。他派自己的参谋季自求亲自到成都郊区迎接，“焕章旅自叙府来，时事安亟，安陆(即陈宦——引者)甚殷，闻其来，特命余代表往迎。”“比抵军署，安陆降阶相接，慰劳再三。”冯玉祥向陈宦许下效忠的诺言：“某此来，系向军宪阵情。曹锟小儿与某素仇，军宪纵不校。某亦将自告奋勇。”陈宦“大快”。陈宦马上召开军事官长会议，于5月22日宣布四川正式独立。
但是当5月24日，周骏、王陵基发出川人治川，要同时赶走客军蔡锷、陈宦、曹锟的通电：“我军此次来省，南拒蔡、西拒陈、东拒曹，以川人治川，如卞庄刺虎之计，行周郎赤壁之谋。”并派出5营川军开始从重庆向成都进军之时，陈宦手中犹握有重兵的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共有4000多人，每人装备有手提机枪——是当时装备最好的部队，训练有素，战斗力最为强悍，是北洋劲旅，对付区区5营周骏、王陵基的部队是绰绰有余的。但是以冯玉祥为首的北洋军为了保存实力根本就不想为陈宦卖命。据陈宦中将副官长邓汉祥回忆，冯玉祥在愚弄陈宦一番——骗取了大洋二十多万以及一大批劳军物资之后，仍然不肯为陈宦作战。而且冯玉祥发出一份通电表明不愿为陈宦作战的立场，“本军全体官兵，毫无权利思想，决不因都督位置之关系，拥护陈公个人为都督而启战端。”陈宦极为愤怒，他把冯玉祥叫到军署训斥他忘恩负义，背信弃义。陈宦的参谋长刘一清甚至打算钉死冯玉祥，让陈领导第十六旅混成旅，但陈宦担心发生兵变未允。
6月25日晚，陈宦不得不向自己以前的学生与部下周骏投降，黯然离开成都。他和冯祥到绵阳之后觉得冯玉祥此人“惟利是图，本无所谓信义，受了他的愚弄，此人诚可畏也”，于是，他离开了冯玉祥，沿着嘉陵江下重庆出川，从此淡出政坛。
总之，冯玉样前期效忠陈宦，那是因为尚不知道鹿死谁手，形势对袁世凯和陈宦有利，况且自己还有一混成团作为“人质”被陆建章留在陕西；后期不肯为陈宦卖命，那是因为大多数四川人由于陈宦曾经打压过四川地方势力和北洋军军纪败坏，对陈宦等北洋势力均恨之入骨，全川的民军源源不断地涌向成都，冯玉祥知道陈宦大势已去，和周王决战可能会导致自己的命根子——军事实力受损害。通过考察陈宦和冯玉祥在1915～1916年在四川期间的恩怨高合，不难发现，利益始终是他们行动的唯一出发点。“利益对人们的行为具有根源性与支配性。”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和他们的利益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