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兼顾：中国共产党人一脉相承的发展方法论
摘 要：统筹兼顾是共产党人一脉相承的方法论。历代中共领导人都强调发展的综合平衡，但比较而言，毛泽东的统筹兼顾方法是以均衡发展为价值取向的，这是由旧中国社会发展的极端不平衡、人与人之间的极端不平等和前苏联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等因素决定的；邓小平主要针对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主义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把统筹兼顾扬弃为非均衡发展的方法；江泽民针对发展中日益尖锐的社会问题和生态环境问题等与时俱进地为统筹兼顾增添了可持续发展的方法内涵；胡锦涛概括提升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统筹兼顾思想，把统筹兼顾确立为发展观的根本方法。
关键词：统筹兼顾；一脉相承；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
6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的重要讲话中第一次明确地把统筹兼顾确立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回顾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统筹兼顾”其实是中国共产党人一脉相承的发展方法论。以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明为首的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从不同的时代主题和实践发展的需要出发，都曾对统筹兼顾的思想和方法有着丰富而深刻的论述，并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从而为以胡锦涛为首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能够集统筹兼顾方法之大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均衡发展的统筹兼顾方法
毛泽东最早提出要把统筹兼顾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法。早在1950年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就指出，要“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地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毛泽东围绕着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主题，通篇贯穿统筹兼顾的思想，详细论述了如何正确处理国民经济的十大关系，把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都纳入到了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大格局中去考虑。他还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情况、新经验，把民主革命时期的“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的“两兼顾”原则，发展成了统筹安排，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三兼顾”原则，用以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他说：“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在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把统筹兼顾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结合起来，再次系统阐述了统筹兼顾的思想。他指出，无论什么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做出各种适当的安排”。又说：“又发展又困难，这就是矛盾。任何矛盾不但应当解决，也是完全可以解决的。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此后，毛泽东还在不同的场合对统筹兼顾的方法作了理论上的阐述。
毛泽东的统筹兼顾实质上是一种强调在综合平衡中均衡发展的方法理论。这有其历史必然性。一方面，旧中国腐朽的社会制度造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极端不平衡和人与人之间的极端不平等，两极分化严重，劳动人民丧失了生产积极性，社会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社会矛盾激化。那么，到了新中国，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要求从综合平衡的角度出发，搞好统筹兼顾，谋求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发展，以便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局面”。因此，毛泽东指出：“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做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另一方面，由于前苏联在发展方法上片面强调重的发展，很大程度上牺牲了轻工业和农业，造成了国民经济发展严重失衡的恶劣后果，其他跟着学的一些东欧国家也无一幸免。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积极吸取了别国的教训，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搞好统筹兼顾，实行均衡发展。同时，他也从苏共二十大和1956年波匈事件吸取了教训，认识到正确区分社会主义条件下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性。加之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封建主义残余等无不干扰着社会主义的建设，影响着人们的积极性。因此，为了“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用均衡发展的原则统帅统筹兼顾的发展方法便有了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
然而理论的正确并不等于实践的正确，现在的正确并不等于以后就不犯错误。毛泽东提出统筹兼顾的发展方针，原本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但从1957年开始，他乃至全党开始在指导思想上犯“左”的错误。“大跃进”兴起后，理论上虽然还讲统筹兼顾，但实际工作中却转向了片面追求高速度和高指标，转向了“以钢为纲”和“以粮为纲”，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使社会主义建设遭受到严重挫折。同时，均衡发展的原则也演变成了平均主义，实践中大搞“一平二调”和“一刀切”，盲目追求所有制的“一大二公”，用平均分配的办法抑富济贫，试图让所有的人在同一时间以同等速度富裕起来。这种 吃“大锅饭”的发展模式严重抑制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十年文革更是走向了极左，“四人帮”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甚至荒谬地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至此，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统筹兼顾方法已基本名存实亡。
二、非均衡发展的统筹兼顾方法
虽然我党在社会主义建设起步时期就提出了统筹兼顾的发展方法，但由于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没有搞得很清楚，以致后来的理论和实践都发生了偏差乃至背离。文革结束后，采取什么样的方法组织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再次摆在了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面前。恩格斯说得好：“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邓小平不愧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指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关于发展方法，邓小平站在历史的高度，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提出的统筹兼顾方法。在他看来，“建设社会主义化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
邓小平也很强调发展的综合平衡，但他的统筹兼顾方法主要是针对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主义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的，因而相对于毛泽东强调均衡发展的发展方法而言，邓小平的统筹兼顾方法表现出一种非均衡发展的价值取向。首先，邓小平的关于“先富”、“后富”与“共富”以及“两个大局”的思想，直接地体现了非均衡发展的统筹兼顾方法。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孜孜以求的崇高理想与奋斗目标。毛泽东在发展生产和实现社会公平上更强调公平，希望大家同步富裕，而在实现同步富裕上又把重点放在收入分配方面，主张分配的平均主义，把收入的大体平均看成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邓小平深刻地指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因此，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么，如何统筹兼顾“先富”、“后富”与“共富”的关系？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回答是：“只有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才能对大多数人产生强烈的吸引和鼓舞作用。并带动越来越多的人一浪接一浪地走向富裕。”1988年以后，邓小平又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思想，对沿海和内地共同富裕的问题进行了统筹。他深谋远虑地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具体而言，“第一步，让沿海地区先发展；第二步，沿海地区帮助内地发展，达到共同富裕。”“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其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也体现着非均衡发展的统筹兼顾方法。由于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十年文革造成了国民经济几近崩溃的局面，有鉴于此，邓小平领导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邓小平认为，经济建设是事关全局的主要矛盾，现阶段“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尽管“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底，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所有工作都要围绕着它来进行，以便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奠定基础。但是，“一个中心”离不开“两个基本点”，必须搞好三者的统筹兼顾。为此，邓小平反复强调，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政治保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二者共同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因此，基本路线是统筹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全面发展的路线，它的内容不是单一的经济内容，而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机统一，它的目标也不是单一的经济目标，而是富强、民主和文明的有机统一。此外，邓小平的关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速度、比例和效益相统一”、“改革、发展和稳定相统一”等许多领域的思想以及“三步走”战略，都体现了非均衡发展的统筹兼顾方法。
总之，邓小平准确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科学区分革命与建设的不同需要，使统筹兼顾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部分先富的“波浪式”倾斜发展相结合，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我国综合国力的快速增强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尽管邓小平在推行非均衡发展的统筹兼顾方法的同时，曾反复告诫；“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始终要注意避免两极分化。”“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非均衡发展的统筹兼顾方法慢慢走样了，各地在实践中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现象逐步抬头了，造成了城乡差别扩大、东中西部差距加大、区域间经济发展摩擦加剧等新的两极分化问题。
三、可持续发展的统筹兼顾方法
江泽民也很重视统筹兼顾的发展方法。他在坚持邓小平的统筹兼顾方法的基础上，注重从可持续发展的视野来考虑发展方法问题，即把统筹兼顾与可持续发展观相结合，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统筹兼顾方法理论。江泽民的《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是《论十大关系》继往开来的新篇章，标志着统筹兼顾方法在理论和实践上进入了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江泽民也直接论述过统筹兼顾。他曾指出：“经济发展，必须与人口、资源、环境统筹考虑，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决不能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他还在十五大的报告中说过要“统筹规划国土资源开发和整治”，在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上说过“要统筹兼顾城镇新增劳动力和富余劳动力的就业工作”，在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说过“水利工作要继续坚持全面规划、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概言之，以江泽民为首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继往开来，审时度势，通盘考虑，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在可持续发展观的指导下，统筹兼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的利益关系，进一步丰富了统筹兼顾的方法理论。特别是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质上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统筹兼顾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思想和方法，“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都蕴含着发展，其核心理念都是可持续发展。
四、发展的统筹兼顾方法
党的十六大以来，理论和实践的快速发展强烈呼唤着集统筹兼顾方法之大成的发展方法论的诞生。面对新的形势与任务，以胡锦涛为首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方法理论，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并把“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五个统筹”就是统筹兼顾，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发展方法论。到今年6月25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的重要讲话中，进一步把统筹兼顾确立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
科学发展的统筹兼顾方法是中国共产党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脉相承的发展方法论，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58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29年的基本经验得出的必然结论。首先，从历史上看，我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不同时代主题和实践发展的需要，都相应提出过不同价值取向的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战略方针。这已在上文详加阐述。以“五个统筹”为基本内容的统筹兼顾方法是对毛泽东统、邓小平和江泽民的筹兼顾方法的辩证继承与全面发展。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科学发展观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五个统筹’，实质上就是统筹兼顾。统筹兼顾，协调好各方面利益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是我们党的一个重要历史经验，也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其次，从理论形式上看，虽然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的统筹兼顾思想还没有集中形成一个比较明确的整合型的发展方法论，也没有被明确为是从总体或全局上指导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法理论，但统筹兼顾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方法的地位还是客观存在的。胡锦涛就是在此基础上高度概括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的统筹兼顾思想，集中形成“五个统筹”的发展方法论的，并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以中央决议的形式把它确立为指导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大政方针和行动指南。2005年2月，胡锦涛在贵州考察工作时再次明确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努力推动现代化建设又快又好地发展”。此后不久，他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五个统筹’，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在6.25讲话中，胡锦涛又进一步把统筹兼顾提升到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的高度。最后，从理论内容上看，毛泽东和邓小平在经济建设方面的统筹兼顾思想是比较明确的，其他方面则关注得不够。这是由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高以经济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的核心任务的显得十分突出的时代特征所决定的。江泽民虽然与时俱进地为“统筹兼顾”赋予了可持续发展的内容，但还没有从理论上全面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方法。以胡锦涛为首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适应实践和理论发展的需要，全面吸取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统筹兼顾方法的精华，提出了的科学发展的统筹兼顾方法，把“统筹兼顾”拓展到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方面面。正如胡锦涛所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显然，从“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表明了统筹方法的理论渊源关系，标志着我党理论视野的拓展，认识水平、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的升华。总之，统筹兼顾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脉相承的发展方法论，它的提出、发展和完善有着一个历史过程。前阶段的统筹兼顾方法与后阶段的统筹兼顾方法是内在统一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不是对前者的否定，而是在继承前者合理内容的基础上对它的发展，因而有着新的价值倾向。总的来说，每一阶段的统筹兼顾方法在理论上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立场和方法的。
综上所述，科学发展观的统筹兼顾方法是经历了否定之否定后形成的比较完整的方法理论形态。坚持科学发展的统筹兼顾方法要完整理解和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内容和要求，围绕“以人为本”的时代发展主题，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推动社会整体进步为目的，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全面统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使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用胡锦涛的6.25讲话来说，就要“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是我们事业能够经受风险考验、顺利达到目标的最可靠的保证。要坚持把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
：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4］马克思，思格斯.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7］邓小平.邓小平年谱(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8］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9］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0］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