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统政治道德文化对当前反腐倡廉教育的历史启示

　　关键词:传统道德文化  反腐败倡廉  启示
    论文摘要:传统政治道德文化为我国深入进行反腐倡廉教育提供了小竭源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传统政治道德文化中关于反腐倡廉教育的文化资源进行扬弃、整合与创新并加以积极利用，对进步推动当前我国反腐倡廉教育深入开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特别强调“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和纪律教育，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突出了反腐倡廉教育在整个反腐斗争中的基础性地位。我国反腐倡廉必须以教育立身，以教育为先。如何适应当前我国反腐倡廉教育深入开展的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传统政治道德文化中关于反腐倡廉教育的文化资源进行扬弃、整合与创新，构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反腐倡廉教育理论体系，推动我国反腐倡廉教育深入开展，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中国传统政治道德文化是我国深入进行反腐倡廉教育的不竭文化源泉
　　运用政治道德文化进行反腐倡廉教育，历代王朝的有为统治者和圣贤们已经积淀下了十分丰富的宝贵经验，为后人治国提供了有效的历史文化资源。
　　(一)德政治腐教育
　　中国古代社会重视统治者的道德表率作用。孔子主张“为政以德”，“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渤 )荀子也提到: “君子者，治之原也。官人守数，君子养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荀子·君道》)李世民深有感触地说:“君不约已而禁人为非……不可得也。莫若先正其身，则人不言而化矣”( 《帝范·务农渤》)。封建社会统治者为了净化官场，收服民心，确保自己的统治，大都要求百官做全社会的道德模范。尽管许多封建官吏都是道德上的伪君子，但“德政”思想的实施的确有利于抑制官场腐败，改良从政道德环境，在定程度上保证了国家的长治久安。
    (二)重典治贪教育
　　历代有为的统治者都认识到政治清明还是腐败关系到政权的兴衰。为确保政权的稳固长久，他们都以严刑峻法惩治贪官污吏。秦朝采用过“黯刑”，西汉规定:官吏受贿枉法等统统“弃市”。唐朝正式把绞死贪官写进。朱元璋在伏明个黝中设严厉惩贪的条例，使惩治贪污制度化。他还制定了《明大律》，用律外重刑惩贪。古之惩贪的手段虽严厉多样，但由于社会制度本身的不公正，政治的腐败无法根除而且总是愈演愈烈。小过，这些重典治贪的精神，至今仍有合理精华，在我国深入进行反腐倡廉教育时仍有借鉴之处。
    (三)褒廉扬清教育
    清廉对于官吏个人来说，可以“保禄位”，“远耻辱”;对于国家社会来说，则能保证并促进社会风尚的净化以及政治的公正清明。所以古人极为重视廉洁之德，把廉洁视为人之宝、德之令、政之本而大力提倡。历代开明君主也无不重视廉政。被康熙皇帝誉为“天下第廉吏”的于成龙，“介不取’，，“始终节”，受到康熙的特诏表彰和赏赐。也正由于皇帝厚待和重用廉吏，推动了他们皇室王朝的功业治绩。这样的历史经验值得记取。
    (四)理想人格教育
    至典至善，是中国古代理想人格的极致。圣贤君子，代表了不同的人格层次，是历代士人的追求目标。《周易》中这样表述君子:“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以厚德载物”等，规定了君子必须具备高尚的人格情操和叫贵的精神品质。孔子的理想人格是智仁勇“三达德”的君子。孟子的理想人格是“富贵不能浮，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理想人格的修养特点，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理想人格的现实道路就是格物致知，涵养用敬，致良知等。古代的理想人格教育有利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自觉地抵制腐败习气，净化社会风尚。
    (五)克己修身教育
    克己修身教育内容十分丰富。慎独、重微、自省、修身等都属于这个范围。《中庸》日:“戒慎乎其所不赌，恐慎乎其所不闻。”强调君子在他人看不见、听不到言行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检点自己。重微即重视细微小事，让人要“积善不怠”、“积善成德”;“防微杜渐，而禁于末然”( 《元史》卷一八六《张核彻》 )。自省是指人的自我省察。孔子说过“见不贤而内自省。”孟子则提出“自反”、“反求诸己”的思想。张载进步提出“责己”说。儒家强调从天子起，人人都要“以修身为本”。修身的基本要求是好善恶恶，为善去恶;修身的最终目标是使自己的思想道德境界不断提高。中国古代通过系列的克己修身教育，使官员的贪欲有所收敛，从政道德环境有所改良，社会文明风尚也有所改进。
    (六)博学实行教育
    程氏《论学篇》日:“善学者进德。”指出学习是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方法和途径。《周易》日:“履，德之基也”，“君子以果行育德”。梁启超也主张，“道德者，行也。”这就提出了德在于行，德贵在力行的道德理念。博学以增长道德认识，实行则将获得的道德认识转化为道德行为。
朱熹则概括称之为“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朱文公文集》卷六十《答潘子善》)。博学与实行互相促动，共同推进人们思想道德水平的不断提升，推动社会风气的日益改良，抑制了些腐败丑恶现象。 
    (七)任贤课郡教育
    中国古代统治者为加强自己的统治，往往任官以贤、任职以廉。西汉时期的荐举廉吏贤才，隋唐以来实行科举选官制度等便应运而生。在任命官职之后，还要对官吏进行考课。远在战国时期，就初步形成了考课官吏的“上计”制度。秦考“五善”，两汉实行“廉察”，西魏颁布《六条课郡法》，宋朝定有“放赏”、“贬斥”之条，又有“州县三课”。明朝实行考核“人法”，“贪”、“酷”列于首、次。封建时代的考课官吏制度的逐渐完备，对严明纪律、净化官场具有重要的意义。     (八)俭以养廉
    在古人看来，俭以养廉，清以正心。诸葛亮在《械子书》中日:“静以修身，俭以养廉，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北宋包拯“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他们清廉俭约的美名万世流芳、千古传诵。古代官吏中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很多，他们道构成了古代以俭养廉的杰出范例和成功实践者。
    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形成我国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教育的新思路新举措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优秀传统道德文化中关于反腐倡廉教育的价值资源进行扬弃、整合与创新，形成套推陈出新又符合当代中国实际需要的反腐倡廉教育新思路。
    (一)以德治腐教育与依法治腐教育相结合
    道德与法制都有自身的局限性。道德对贪污腐化分子无法惩治。法制只能“禁于已然之后”，无法“禁于将然之前”。我国当前的反腐倡廉教育工作定要把德治教育与法治教育两者完美地结合起来:道德教化是基础，法制制度是保证。道德准则的践履要以法制为保障，某些道德准则还叫以直接法制化;法制的执行则要从道德那里寻求支持。只有两者互相配合，才能有力地深化当前的反腐倡廉教育。
    (二)惩贪教育与倡廉教育相结合
    反腐倡廉教育要从正反两方而同时抓起。通过重典治贪，使人们以贪赃枉法为最大耻辱;大力提倡廉洁、褒奖清正，使人们以清廉为公为最大荣誉。在两个教育的结合中，要坚持以倡廉教育为主，树立大批廉洁典刑。通过有破有立，以立为主，边惩贪以示警戒，边颂廉以示提倡，以有效地推进反腐倡廉教育。
    (三)自律教育与监察教育相结合
    自律修身以养德，这对官员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具有决定性意义。但仅靠自觉自律，对部分人根本无用。因而，自律教育要与外在的监督察举结合起来。监察就是要保证那些自律性差而堕落腐化的腐败分子没有藏身之地，无法逃脱的监督与惩治。监督在整个反腐斗争中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重点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把内在自律教育与外在监察教育结合起来，就能保证腐败必治，又能推进道德日新。
    (四)理想信念教育与博学实行教育相结合
    政府官员要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很重要的条就是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要牢固树立理想信念，必须得“博学”、“笃行”。博学以增长才识，提高理论自觉;笃行以实践理想坚定意志。同时，博学笃行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信念，以之为前行的方向和动力。这两者相互促动，密不可分。我们把理想信念教育与博学实行教育紧密地结合起来就会互相地推进对方，收到更好的效果。
    (五)选才任贤教育与干部考核教育相结合
    选才任贤是反腐倡廉在人事上的根本保证，任人唯贤至关重要。我们应该坚持任人唯贤原则，努力在全党全社会形成“识才、用才、爱才、聚才”的良好风尚。另外，我们还得保持警醒，少数人才是有叫能蜕变为腐败分子的。为此，我们要不断健全和完善干部考核制度，对优秀的给子褒扬，对合格的给合肯定，对变质的给予惩治。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保证官场人员的清廉。
    (六)以俭养廉教育与以薪养廉教育相结合
    古代“俭以养廉”的做法非常值得我们珍视和发扬。俭约节用是养廉的内在因素。政府公务员奉公执法、清正廉洁，应有生活上的保证。适当提高他们的薪水，会使他们因珍重现在的工作而不愿随意贪污受贿。但提高公薪仅是养廉的外在因素，更根本的是公务员自身的政治道德索质。只有把以俭养廉和以薪养廉两者相结合，充分发挥了内因与外因的作用，才能行之有效，收到明显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