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价值”论与“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论的比较及启示
摘 要：“普世价值”论同“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论都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关键时期出现的具有鲜明的指向性的思潮。抽象人性论和抽象人道主义作为二者的理论依据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悖离；二者的政治主张的核心均为“民主化”；先造成意识形态混乱然后取消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最后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是二者一致的步骤和目的。汲取前苏联解体的深刻教训，我们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以防止“西化”政治主张的学术土壤的滋生蔓延；增强对社会思潮的引导力，加强对青年和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采取积极的措施防范和抵御和平演变。
关键词：普世价值 全人类的利益 和平演变 阶级观点
政治话语层面的“普世价值”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文明行为规范问题、也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而是一种关涉政治走向的、旨在倡导西方价值观以及西方政治模式的思潮。这一类的思潮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冲击，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二十几年前在苏联就曾流行过的“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论甚至被作为新思维改革的核心付诸了实践。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中阐释说，新思维的核心就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观的优先地位[1]。因此其所谓“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也就相当于说“全人类的价值优于一切”。如果说我们对“普世价值”论的实质及其可能导致的后果不能认识清楚的话，那么，将这一思潮同有一定时空距离且已经交付实践检验的“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论做一个比较，则是必要和有益的。
第一部分：比较
“普世价值”论与“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论，尽管一个流行于本世纪初的中国，正漫天飞扬，一个风靡于上世纪末的前苏联，已尘埃落定，但我们深入考察就会发现，这两种思潮产生的背景具有相似性，而且还有着相同的理论基础、相似的政治主张和相同的目的与后果。
一、相似的背景：取得了一定发展成就的处于发展关键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毋庸置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苏联是当时最大最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由于苏联的解体和中国的持续发展，到世纪之交，这一接力棒毫无疑问的递交给了中国。尽管这两个国家在最强大的时候都远远赶不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道路上，它们所取得的成绩却是开创性的，而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无论对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苏联来说，还是对于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来说，在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在寻求适合本国发展的和政治发展模式的问题上，都必须要进行独立的艰苦探索，可资借鉴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经验少而又少。如果说有，大抵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即苏联的解体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深刻的教训。
在生产力发展方面，苏联历届领导人都十分重视经济发展速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确实维持了相当高的增长率。尽管二战后的经济增长率出现了由高速到低速的递减趋势，乃至后来进入到勃列日列夫的“停滞时期”，但总体说来，经历了六十几年的或快或慢的积累，八十年代中期的苏联，其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实力、人民生活水平都大大的提高了。正是在有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但整个社会发展仍需要进一步推进时，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论，为他的“新思维”改革尤其是其中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思想指导。中国的经济在建国后近三十年中也经历了或快或慢的曲折发展，却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里使综合国力迈上了新台阶。从1978年到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由3645亿元增长到24.95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8%，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经济总量上升为世界第四[2]。今天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人们关注的重心开始转向政治体制改革。“普世价值”论的提出具有鲜明的政治指向性，与“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论一样，它显然是想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思想指导。
二、相同的基础：抽象人性论和抽象人道主义
戈尔巴乔夫说：“改革的最终目标我们是最清楚的。那就是深刻的革新国内生活的各个方面，使社会主义具有最的社会组织形式，从我们这个制度的经济、社会政治和道德这些决定性的方面最充分的展现出我们制度的人道主义性质。”[3]显然，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的理论基础是抽象的人道主义，其“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论就基于此而建立并且集中体现了这一点。为什么说是抽象的人道主义呢？因为它是超阶级的。在阐述其“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论时，戈尔巴乔夫总是笼统的说要维护“公民的尊严”、“人的政治自由和创作自由”、“社会公正”、“全人类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宣称“全人类的利益高于阶级的、民族的、国家的利益”。他还认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只适用于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而社会主义社会已不存在阶级斗争，不承认还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观察不同制度社会中的民主、自由和人权问题的必要。就其实质而言，戈尔巴乔夫追求的也并不是超阶级的、全人类的共同的价值，因为在阶级社会里，任何意识形态都是要打上阶级烙印，要说超阶级，它超的只是“无产”阶级。戈尔巴乔夫自己就曾直截了当的表示：“俄国1917年革命是法国大革命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回声，同时也是实际实现这些崇高理想的大胆尝试。”[4]可见，他是把资产阶级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作为全人类共同的“崇高理想”的。“普世价值”论的基础又是什么呢？“就是通常说的‘人性’，也可以说是人的天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普遍人性论”作为“普世价值”论的理论基础被看作是不可置疑的公理和自我证明的逻辑。“普遍人性论”把人看成是普遍的、一般的人，而漠视人的社会性；把人性看成是永恒不变的，而不承认人性也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它把人的权利看作是自明的，而否认人的权利的社会关系基础等。很显然，这种人性论不仅是超阶级而且是反历史，与戈尔巴乔夫的“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论的理论基础是一致的。
抽象人道主义和抽象人性论的出发点是关于人的观念、自我意识和想象而不是对现实的人的具体的、历史的综合分析。它的基本方式和方法，是从某些特殊或个别人的主观意识中找出永恒不变的普遍模式，把它当作人的本质或普遍的“人性”。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这一抽象命题的荒谬形式同资产阶级社会的极端化的荒谬的关系完全符合。”[5] 实际上，抽象人道主义和抽象人性论所承认的“人”只是纯粹想象中的人，至多是某一部分现实的人和阶级的特殊本性，并不能真正反映人的普遍本质。马克思主义则以唯物史观来观察社会，其关于人的本质的结论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也就是说，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前提的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7]当戈尔巴乔夫宣扬“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论时，当“普世价值”论者谈论普遍共同的人性时，他们就已经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陷入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漩涡。
三、相似的主张：政治主张的核心是“民主化”
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中系统而明确的提出了无限制的“公开化”、“多元化”和“民主化”的主张。所谓的“公开化”即专门揭露并大肆渲染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和消极现象，所谓的“多元化”则是要求共产党放弃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放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而在意识形态上的“公开化”、“多元化”最终落脚点便是“民主化”，这是新思维政治改革主张的核心。戈尔巴乔夫认为，党的地位不应当靠宪法来强行合法化，实行广泛的“民主化”后就必然形成政治多元化并发展为多党制。实际上，“民主化”就是要取消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核心地位和执政地位，照搬西方政治体制和政治发展模式。同样，“普世价值”论也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政党轮流执政制度当作唯一正确的民主制度，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另搞一套”；把无产阶级专政同民主对立起来，赞扬西方的甚至的所谓的“宪政”制度；把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宣布为人类共同的核心价值，要求放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可以看出，“普世价值”论的在思想上的指向也是要废除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实行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其政治主张的核心也正是“民主化”，宣扬说“民主一经产生，就具备了普世意义，从英国、美国推行民主以来，全世界2/3的地区都实现了民主，可见其普适程度”，倡导说“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
杜威曾经说过：“每一代人必须为自己再造一遍民主，民主的本质与精髓乃是某种不能从一个人或一代人传给另一个人或另一代人的东西，而必须根据社会生活的需要、问题与条件构建”[8]。在谈到“民主”时，我们应当清醒的谨记西方思想家的警告和中国“实事求是”的传统。在国际政治实践中，我们发现，美国用自己的民主标准垄断了民主的话语解释权，不断地进行着“民主”理念的输出，强行推行西方政治文化模式。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中，美国历届政府均把对外“民主输出”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以经济和文化手段进行意识形态的“和平渗透”。苏东剧变便是其“民主输出”的硕果。而在全球化时代，“普世价值”论成了“美式民主”输出的最好理由，成为美国霸权主义地位的思想政治基础。“9·11”之后，军事的手段也被动用了起来，我们已经看到布什的“大中东民主计划”是如何将伊拉克作为民主试验田的，也看到了这块试验田悲惨的的“民主成果”。历史和现实的教训足以让我们认识到，无论其手段是软还是硬，也不管以什么旗号和手法，“美式民主”输出背后起决定作用的实质上都是美国自己的国家利益，这是美国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强加给世界各国的根本原因。这也证明了所谓“普世价值”论背后的政治性、意识形态性和国家利益性，证明了“普世价值”论背后的现实霸权。不能清晰的认识这一点，为“普世价值”论及其所谓的“自由、民主、平等”摇旗呐喊，就难免会成为杜勒斯所说的那部分“美国同盟军”[9]而不自知。
四、相同的目的：造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混乱并动摇制度的稳定性
回顾前苏联在八十年代的历史，我们发现，在“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论以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提出后，苏联便一步步走向解体的深渊。首先是苏联理论界和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对70年历史的反思变成了否定一切；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对斯大林错误的批评变成了对马列主义本身的批判和否定；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检讨变成了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对社会主义本身的否定；反思以往对待现代西方学术和文化采取的一概排斥的错误态度变成了对现代西方思潮的盲目崇拜；纠正过去对待学术思想和学术争论的行政压制的错误变成了无原则的放任自流和彻底的无政府主义。在“非政治化”和“非意识形态化”的旗号下，反对马列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潮逐渐成了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潮流。其次，意识形态领域的马克思主义性质被改变之后，修改宪法和取消共产党执政地位的要求就被提了出来。1990年3月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从宪法中删去了苏共领导作用的条文，并取消了苏共的合法领导地位。最后便是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颠覆了。戈尔巴乔夫基于“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论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后，苏联改革的社会方向发生了根本变化，步伐越来越快的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以至于苏联干脆直接请求西方国家像帮助西德、日本那样帮助自己“成功改革”，因为，对苏联，“西方也是在帮助建立一个享有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庞大民主国家。”[10]到后来就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苏联改革的计划由西方的权威机构来制定、改革的步骤与西方的援助挂钩、改革的方案报请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审议。
“普世价值”论首先涉足的也是意识形态领域。它倡导“非意识形态化”和“淡化意识形态”，试图用抽象人性论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宣扬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往往是制造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反社会主义制度舆论的一种过渡性手段。“普世价值”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要“非”、要“淡化”，实质上却又大力宣扬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普世价值”论试图以“普世价值体系”来取代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在“普世价值”论中，衡量改革和一切工作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不再是“三个有利于”，“普世价值”取而代之。思想是不是解放，要看是否确立了“普世价值”；理论是不是创新，“必须以普世价值为尺度”；抗震救灾工作是否成功，要看是否“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国家荣誉制度是否合理，要看是否“奠基于人类共有的普世价值之上”；甚至于“用人类文明标准肯定一个党、一个政治集团的纲领和性质，是对这个党、这个政治集团的最高褒奖”等等。总而言之，“现实就是核心价值观的树立，意识形态的重建”，这里的核心价值观不是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是指“普世价值”论。可想而知，据此重建起的意识形态是什么性质的意识形态了。“普世价值”论在意识形态领域掀起大浪之后，不出意料的，否定党和国家的历史的声音便开始出现，修改宪法取消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声音便开始出现，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的声音开始出现，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性质的声音开始出现，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声音开始出现。这一轨迹和趋势，与二十几年前的苏联何其相似！
苏联剧变是从意识形态开始的，这是一个花费了惨痛代价才得到的教训。胡锦涛同志指出，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作为理论工作者，我们理应以苏为鉴，认清局势，对各种不停“换装”的错误社会思潮提高警惕，及时有效的予以驳斥并借此一步步增强人们的思想免疫力，从而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并宣传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
美国最后一任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写了一本《苏联解体亲历记》，在书中，他明确表示：“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阶级斗争观念，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在别样的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11]马特洛克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阶级斗争观念的，但他却从反面抓住了一个要害问题：抛弃了阶级斗争理论就从根本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所以，当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宣布把全人类共同利益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基石后，马特洛克放心了，因为他完全确认：戈尔巴乔夫已“明确无误的抛弃了阶级斗争观念。”[12]
“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论被戈尔巴乔夫大张旗鼓的用来指导苏联的改革，是由于他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而“普世价值”论在今天的能如此流行，归根结底，也是由于我们忽视了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分析方法来观察和分析复杂的社会现象。
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重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者观察社会的钥匙，列宁曾说：“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划分为阶级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13]只要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列宁的这一论断就不会过时。邓小平也曾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14]我党上夸大阶级斗争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已经得到了纠正，而另一种错误倾向即缩小阶级斗争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却又逐渐显现了出来。这一论调的持有者对于我国“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的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熟视无睹，对于当今世界整体上还是阶级社会的客观事实也不以为然。而我国近年来不讲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甚至把它当作宣传思想工作的禁区，这是导致很多人看不清“普世价值”论的阶级实质、思想上产生混乱的根本原因。作为理论工作者，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来观察和分析意识形态领域的种种现象。
二、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通过理论争辩防止“西化”政治主张的学术土壤的滋生蔓延
从苏联演变和解体的过程来看，热衷于宣传和推行戈尔巴乔夫的“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论的，主要是一些知识分子；推行“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最积极的人，也主要是一些有知识、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参与到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改革设计中的人，也主要是一些知识分子。在我国，无论是之前流行的“民主社会主义”论还是现在流行的“普世价值”论，也无一例外是从知识分子群体中散播开来的。正如毛泽东在1939年所判断的那样：“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15]在革命的关键时期是这样，在改革的关键时期也是这样。我们看到，“西化”学术倾向和舆论倾向与“西化”政治主张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前者往往成为是后者的土壤。“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16]现在已不再采取革命的或者运动的形式，“群众斗争”是否就不存在了呢？不是，它将长期存在。现在所采取的形式，更多的是理论争辩和实践验证的形式。对于思想理论工作者来说，我们应该防微杜渐，当错误思潮在学术研究领域或舆论领域出现时就积极参与理论争辩，使错误思潮从一开始便能得到及时有效的遏制。
意识形态工作首要的是争取人心，用正确的思想和理论来征服人心，使人们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正如列宁指出的，不仅要使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划清界限，而且真正做到使他们心悦诚服。在我国历史和现实中，很多的情况下意识形态服务于一时的政治需要而成为政治斗争的手段，意识形态的确立也较多的依靠政权和权力，过分倚重于行政命令的强制性，不重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说服力和征服力。我们未曾认识到，只有当马克思主义理论扎根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并使之树立起的世界观的情况下，它才能获得真正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理论本来也是在反对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形成和起来的，现在同样面临着各种错误思潮的挑战，以后仍然会面临。要应对挑战并籍此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应当在批判错误思潮的同时进行扎实的理论研究，使批判具有思想的深刻性、说理的透彻性和较强的说服性，能真正的说服人和征服人心。
三、增强对社会思潮的引导力，及时有效的宣传政治体制改革的路线与政策
错误的社会思潮之所以能吸引那么多人，主要在于它针对人们的关注点和困惑点提供了一种貌似有效的解释途径和解决方案。我们的思想理论教育，不应该总是囿于当错误思潮泛起之后才忙不迭的去驳斥的被动局面，而应该在争辩过程中着眼于人民群众的关注点和困惑点，进行及时有效的宣传和教育。换个角度来讲，我们应当转被动为主动，与错误的社会思潮争夺话语权，争夺在人们头脑中的阵地。当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革之后，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也应当通过变革和创新，增强运用政治、思想和文化资源在民众中营造共识的能力，有力的主导社会心理和文化氛围，以便保持马克思主义在多种思想文化长期并存和相互激荡中保持强大的影响力、吸引力和感召力。在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我们应当重点关注的就是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绝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而是调整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发展的某些环节。1982年后我党在文件中开始正式使用“政治体制改革”的提法，1986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就严格的区分了制度和体制的概念，前者指的是基本制度，后者指的是具体制度，我们的改革就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进行具体制度的改革。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我们一直强调这一理论阐释。在一波强似一波的错误社会思潮的冲击中，我们更应该坚持这一理论阐释。除了从正面坚持理论原则之外，我们也不妨多关注一些反面的实践教训，即将眼界放宽，多关注国际社会尤其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所谓“普世价值”论指导下的政治体制改革。许多错误思潮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原因之一也在于它似乎使人们接触到了“另样”的天地，能让人产生新鲜感。倘若人们的视野局限在一个狭窄的范围之内，一旦接触到范围之外的缤纷多彩，就难免有失去鉴别力而被迷惑的可能。如果我们能主动的打开多扇窗户，在错误思潮利用人们的新鲜感之前就让人们在观察国际政治实践中学会甄别，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削弱错误思潮的迷惑性。比如说对“美式民主”，倘若人们能看清它在国际社会中对一大批国家所造成的灾难和破坏，就不会再被“全世界2/3的地区都实现了民主”之类的言论所迷惑。
四、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其中对干部队伍和青年学生中的思潮进行引导尤其重要
邓小平在1992年初曾很尖锐的指出：“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份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是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证？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是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17]
青年和干部一向是错误思潮想要侵蚀的主要对象。考虑到思想政治教育是反“西化”、反“和平演变”的重要手段和方式，将青年和干部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对象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了。从苏联解体的反面教训来看，当时一大批的苏联青年失去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对共产党的信任，而共产党内部一大批腐化干部则向蛀虫一样啃噬着社会主义大厦，前者的“不作为”与后者的“作为”，成为苏联解体的一大推力。我们要杜绝这种“推力”，还要把青年和干部教育成守卫和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强战士，这一任务不可说不重。其中，对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一定要严格防止教条化和空洞说教，防止对现实存在的问题和问题予以敷衍和逃避，而对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则要不断加强理论学习。
五、防范和抵御“西化”与和平演变，充分利用民众对西方观念的抵触情绪和质疑精神
西方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推动“西化”和和平演变，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利用人权、民主、自由的旗号，鼓吹西方“自由世界”的社会观、政治观、价值观、道德观，以抵消马克思主义对人们的影响。仅仅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接连不断出现的各种错误社会思潮，就能很清晰的认识到这一点。如八十年代的反思文革过程中借否定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否定毛泽东思想及其指导地位进而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思潮、人道主义思潮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和新自由主义思潮，九十年代的后来演变为“法轮功”等邪教的东方神秘主义思潮，乃至到二十一世纪初的公共知识分子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和最近的“普世价值”论思潮。无论这些思潮怎样“换装”，它们要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却是一致的。
面对“西化”与和平演变的浪潮，我们既不能采取“封闭政策”，也不能采取形式主义的思想教育——这已经被前苏联以及我国以前的一些实践证明是无效甚至有害的。这样的做法虽然表面上抵制住了浪潮的席卷，实际上却削弱了人民的免疫力，为西方世界以后的“不战而胜”埋下了伏笔。在西方利用多种渠道和方式进行渗透且其隐蔽性、欺骗性和危害性更大的全球化时代，我们要增强防范意识，既坚持接触和合作又反对渗透和演变，如我们既要引进优秀的西方影片，但又必须对其中一些糟粕的东西予以批判；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更要增强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这不仅仅是理论教育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升华的过程，如在国际危机时重温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理论，认识其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科学性；在国内建设过程中和国际政治经济实践中不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如在西方歪曲报道拉萨事件时、总结抗震救灾精神时、奥运圣火遇阻时，借助于人们高涨的爱国情绪增强其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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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126页。
[2]数据出自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３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全文见
[3]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24页。
[4][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未来世界与社会主义》，载戈尔巴乔夫、勃兰特等：《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05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
[8]《新旧个人主义——杜威文选》，孙有中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
[9]杜鲁门时期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说“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用什么办法来做？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赌注压在青年身上，要让他们变质、发霉、腐烂。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我们一定要做到。”——《雷日科夫谈苏联解体、苏共失败的原因》，《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4期
[10]时任苏联总统安全问题顾问普里马科夫1991年致西方7国首脑请求援助的信件，《纽约时报》1991年5月30日全文刊载
[11][美]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69页
[12][美]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76页
[13]《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页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页
[1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1-642页
[1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2页
[17]《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38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