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原因新探——共产国际、国民党、共产党三者战略利益互动之结果（一）
关键词：第一次国共合作 战略利益 共产国际 苏俄 孙中山
论文摘要：本文根据新的史料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原因作了更为深入和具体的探讨，同时也分析了国共合作破裂的真正原因，对新的条件下，如何寻求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的现实途径也做了简单的理论阐述。作者创新的提出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应是共产国际和苏俄、国民党、共产党三者合力的结果，三者战略利益的互动是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和破裂的根本原因。本文通过四个部分分别论述了共产国际和苏俄方面是由于苏俄远东战略利益的需要，使得共产国际帮助和推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国民党方面是由于联俄联共符合国民党的战略利益观，是实现“以党治国”的唯一现实途径；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合作除了是为了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也是要利用国民党、壮大自己的战略力量。在第四部分作用及其启示中指出了正是因为三者战略利益本质上的不同，战略利益关系互动的矛盾性导致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最终走向破裂。在着眼于未来可能发生的第三次国共合作，也要正确把握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这一利益互动的根本需要，求存同异，尽早完成祖国统一、民族振兴的历史使命。
前言
江泽民同志在1998年10月致信中央党史研究室就深刻指出：“学习理论要同了解历史实践、历史经验结合起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造和改革的历史，是一部蕴含和体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活生生的教科书。”对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的研究，不仅有学术价值，而且有现实的意义。从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中，我们可以吸取很多历史的经验教训，可以站在今天时代发展的新高度上，超越各种具体事件、认识的局限性，联系中华民族的精髓，分析和总结能够促进今后中华民族团结统一、发展进步的经验和智慧。这也是为什么第一次国共合作已经过去了80多年了，现在作者仍在研究它，探讨它的原因。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原因历来是党史学术界讨论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苏联解体后，大量具有极高史料价值的有关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绝密档案的解密，这为我们深入研究共产国际、苏俄与中国革命关系提供了新的珍贵的历史资料。因此近几年围绕着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的原因出现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通过对这些最新的理论成果研究分析，大多数学者同意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共产国际，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三者合力的作用，是缺一不可的。但对形成的具体原因，到底是哪一种因素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起了主导作用还是有很大分歧。俄罗斯学者根据新公布的共产国际档案材料，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原因提出了新的看法。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教授梅利克谢托夫认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做出关于共产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的指示，是在中共和莫斯科力求建立党际间联盟和孙逸仙建议共产党人解散自己的政党并加入国民党的情况下做出的某种妥协。而这种联合的生命力则取决于“莫斯科”和中共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战略和策略的性质，取决于“莫斯科”和国民党的政治目标的吻合。”[①]这里就提到到了战略这个问题。其它的一些学者在论述他们的观点的时候也涉及到了三者的利益这一问题，但是都没有明确的提出或表述清楚这些利益关系对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作用和重要性。
作者作为一名中共党史的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又是党的战略策略研究，因此在旧有史料和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利用比较法的史学方法论，通过对最新文献资料的研究创新的提出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真正的原因是共产国际、国民党、共产党三者战略利益互动的必然结果，正是由于三者战略利益的互动有分有合才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与破裂的。本文先从宏观上，系统性的阐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共产国际和苏俄、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三者是如何通过相互的战略利益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顺利进行，也就是将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中这三者的内在联系系统化。其次具体揭示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中的决定性动因是三者战略利益互动这一关系。当苏俄的远东战略利益，国民党的战略利益观和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战略利益发展考虑三者的利益关系表现为统一性时驱动第一次国共合作顺利进行，当三者的利益关系表现为矛盾性时就导致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最后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中的对战略利益互动的成功因素分析国共两党可能的“第三次握手”的发展趋势和前景，以此展开讨论。
一、苏俄远东战略利益的需要推动共产国际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苏俄（注：1922年12月以前称“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称“苏俄”）面临着国内反动势力的阴谋破坏和国际帝国主义封锁包围的双重威胁。为了新生苏维埃政权的阶级利益，确保和维护苏俄的国家安全利益，预防日本帝国主义对苏俄远东地区的威胁，苏俄把国家安全利益的重点放在了中国、朝鲜和日本的远东地区，试图通过共产国际在远东地区的势力延伸，发展重要的战略目标，尽可能的在远东地区建立各国共产党，从而达到控制该地区的战略目的。苏俄远东战略利益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其实质就是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包围，确保苏俄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安全，维护苏俄在东亚的国家安全利益，特别是在中国建立一个安全缓冲区，遏止日本帝国主义在苏俄远东地区的侵蚀。远东战略利益在中国的具体要求表现为保持外蒙现状，保证苏俄在中东路的权益，在中国建立一个亲俄的政府。在这种大背景下，远东战略利益在苏俄的国家战略利益体系中就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正是在苏俄远东战略利益的推动下，由于中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式，使得共产国际在中国推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一）苏俄远东战略利益的缘起
1、远东战略利益产生的内部条件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着国内反革命势力的巨大威胁。在反对苏维埃俄国的叛乱中，许多反革命政党,如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都形成了忠实的同盟。被推翻的俄国地主资产阶级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拥有一定数量的军官和士兵，但他们缺乏必要的金钱和军火，在得到了国际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援助下，他们疯狂的向革命进行反扑。
俄国地主资产阶级和隐藏在苏维埃内部的反革命分子互相策应，进行叛乱、阴谋和破坏话动。他们到处进行破坏，并组织残余势力进行武装对抗，妄图推翻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谢笛诺夫在英美干涉军的支持下，在苏俄远东地区组织了反革命政府。1918年11月，高尔查克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夺取了鄂木斯克的政权，成为西伯利亚反革命政权的最高统治者。8月，社会革命党恐怖分子在彼得格勒刺杀了著名的布尔什维克者沃洛达尔斯基和乌里茨基，又在莫斯科企图谋害列宁，使列宁身负重伤。英国武装干涉军又指使反叛分子在巴库枪杀了邵武勉等26名布尔什维克党的巴库委员会委员。在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地也发生了多起暗杀破坏话动，国内形势骤然紧张起来，苏维埃国家被迫进行镇压国内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战争。
在这种危急的形式下，为了保存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果实，扩大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决定在全世界范围内帮助各国开展共产主义运动，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1918年3月列宁在联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就说到：“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如果我国的革命始终是孤立无援的，如果其它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末，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②]与苏俄紧邻的中国就成了重要的联合对象。正如斯大林在1918年曾高呼:“一分钟也不能忘记东方。”[③]因为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处在帝国主义欺凌和奴役之下,从而在感情上为苏俄的接近提供了可能性。再者,如果说苏俄在欧洲的版图是新政权的前大门的话,那么其远东地区则恰似新政权的后大门,而中国刚好是靠近这扇大门的主要国家,后院是否失火与中国的背向有着莫大的联系。所以,从地缘上讲,更有与中国合作的必要。此外,中国态度的冷热也是防止和牵制其宿敌——日本帝国主义是否西进威胁新生苏维埃政权的重要砝码。这样,联合中国又多了一层战略利益的意义。因此共产国际和苏俄急于在远东地区寻找战略突破口，特别是首先要在与苏俄紧邻的中国寻找支持力量。
2、远东战略利益产生的外部条件
（1）国际帝国主义的干涉对远东战略利益的影响
十月革命胜利后，国际帝国主义害怕苏维埃国家争取和平的斗争方式和俄国脱离帝国主义战争会加强各国国内的革命斗争，所以他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来扼杀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苏俄。出于对苏维埃政权本能的敌视，英、法、美、日等国在1918年3—4月间就开始派遣小规模的干涉军，先后在俄国北部的摩尔曼斯克、远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登陆，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挑衅。与此同时，在高加索、顿河一带，都有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自卫军的武装叛乱。
1918年5月，在英、法、美三国政府的指使和资助下，策划了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叛乱，这是帝国主义对苏维埃俄国武装干涉的又一突出事例。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是十月革命前由当时奥匈帝国军队的战俘在俄国组建的。起初，协约国打算把它调往西线同德军作战。俄国退出战争后，苏俄政府允许军团中的官兵经由西伯利亚和远东到法国去。军团司令曾经应诺，交出武器，只携带少量武器作为防护之用，并保证分批乘军用列车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军团中的共产党员还成立了党组织。但在国际帝国主义的怂恿下，军团背信弃义地发动了反对苏维埃的武装叛乱。6、7月间，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占领了西伯利亚广大地区以及伏尔加河流域和乌拉尔的部分地区，被帝国主义的敌意宣传所蒙骗的军团士兵变成了协约国武装干涉的先头部队。
6月，协约国乘机扩大武装干涉，英、法、美、意四国混合部队4万多人在俄国北部登陆，美国派遣一支远征军前往东西伯利亚，日本在远东入侵的军队扩大到10万人。德国也违背和约有关条款，派兵占领克里米亚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支持乌克兰、白俄罗斯和顿河流域的反革命叛乱。外国干涉军与国内反革命势力相勾结，从四面八方发动进攻，占领了苏俄四分之三的土地，形成了对苏维埃共和目的包围圈。列宁说：“北方有摩尔曼，东部有捷克斯洛伐克军的战线，东南方有土耳其斯坦、巴库和阿斯特拉罕，英法帝国主义铸造的包围困几乎已经合围了。”[④]
（2）国际反帝统一战线的形成对苏俄远东战略利益的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亚、非、拉广大地区先后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殖民主义者的野蛮侵略和疯狂掠夺，激起了殖民地人民的强烈反抗，接二连三地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就在此时，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它改变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使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看到了希望，也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为此，帝国主义列强千方百计要扼杀新生的社会主义苏俄。为了促进世界革命的迅速发展，在国际范围内把无产阶级革命团结起来，使刚建立的各国共产党能够沿着马克思主义路线前进，有力的打击帝国主义势力，列宁领导、筹建了共产国际，并提出了国际反帝联合的口号。
共产国际成立之初，由于战略利益的需要首先是将主要注意力放在欧洲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上的。但是进入二十年代初期后，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进入了低潮，共产国际在西方国家首先是在欧洲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尝试失败了。与此同时，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却产生的巨大影响。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朝鲜爆发了规模空前的“三·一”起义；印度也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高潮。这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同资本主义各国的革命运动相互支持，结成了国际反帝统一战线，掀起了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新的高潮。列宁在他的《关于俄共的策略的报告》也明确指出：“十分明显，在未来的的世界革命的决战中，占世界人口多数的人民的运动，最初是为争取民族的解放，将来一定会转为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它所起的革命作用，也许比我们所希望的要大的多。”[⑤]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开始积极在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寻找伙伴和盟友，组织能够在俄国共产党人的支持并与其联合的情况下参加反帝斗争的力量。
国际反帝统一战线的建立为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包围，在中国寻找苏俄的朋友和支持力量提供了必要条件。就是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危急形式下，共产国际和苏俄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对苏俄的封锁和包围，确保苏俄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安全利益，共产国际加快了在中国开展工作的步伐。
（二）远东战略利益的真正决策者——联共（布）
共产国际的章程中规定，共产国际是一个世界性政党，各国共产党是它的支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是最高的权力机构，它的决定对共产国际所属一切政党都有约束力。然而这个规定对联共（布）却是个例外。由于共产国际是由列宁等苏俄领导人一手创立的，不仅它的总部机关设在莫斯科，它的财政也是完全靠苏俄支持的，这就决定了共产国际与联共（布）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超出于共产国际章程规定之外的特殊关系。联共（布）实际上是凌驾于共产国际之上的，是共产国际真正的领导者。因此苏俄的远东战略利益就是联共（布）通过共产国际来具体实施的。首先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是联共（布）的中央领导成员，他们的任免也由联共（布）中央决定。1927年以前，共产国际有过两任负责人，他们是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这两个人在担任共产国际领导人期间，同时也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而这两个人的更替，则是受到了联共（布）党内斗争的影响。其次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决策实际上是受联共（布）的支配和影响。联共（布）中央通过对共产国际执委会实行体外控制和体内控制两种形式，来保证共产国际的决策与联共（布）中央的决策相吻合。所谓体外控制，就是在共产国际组织之外由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策后再由共产国际来执行。所谓体内控制，是指联共（布）中央派代表团进驻共产国际执委会，随时监控共产国际的决策。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实际上是共产国际决策的核心。再次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可以直接派遣和指挥共产国际的驻华代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往往越过共产国际执委会，直接向中国派遣共产国际代表和向代表发布指示。1926年6月在上海成立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就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策的。另外苏联驻华外交官员对共产国际驻华代表有领导和指挥权。在马林的档案中，他的大量信件和电报都是直接给越飞和继越飞之后的苏联外交官员达夫谦的，而不是送往共产国际总部。最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有权决定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权限。维经斯基是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负责人。北伐开始后，维经斯基与鲍罗廷在如何处理国共关系、如何对待蒋介石等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维经斯基等人提出撤销鲍罗廷苏联驻华代表职务。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非但不同意这一请求，反而决定：“责成远东局在就对华总的政策问题、国民党问题和军事政治工作问题作出任何决议和采取任何措施时都必须同鲍罗廷同志协商。如在这些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则交由莫斯科解决。鲍罗廷和远东局在这些问题上的一切措施和倡议都必须通报莫斯科。”[⑥]
总之，表面上共产国际是独立的国际共产党人组织，而实际上是处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严密掌握之中。联共（布）将苏俄的远东战略利益强加到共产国际对华的战略策略中，而共产国际只能被动地认可和贯彻执行联共（布）的决定。 （三）确保苏俄远东战略利益，实现“革命化”中国——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民主革命蓬勃发展，特别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崛起，使得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力量迅速强大起来，成为在国际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由于具备了一定的革命基础和力量，在共产国际和苏俄热情的指导和帮助下，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加速建立了中国共产党。而共产国际和苏俄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除了支持中国的革命，实际上是要利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力量来实现“革命化”中国的战略目的。“革命化”中国就是苏俄和共产国际试图在中国广泛传播共产主义思想，让共产主义政党能在中国掌握政治领导权，从而建立一个亲俄的政权，使中国成为自己可靠的盟友，确保苏俄的远东战略利益，打破国际帝国主义对自己的封锁包围。
俄国十月革命后，在共产国际代表来中国前，陈独秀和李大钊等革命先行者已经在国内对共产主义进行了大量的宣传，经过长期的努力，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革命力量和群众基础，并商议在中国建立共产党，但由于对无产阶级革命认识的不成熟和条件的限制，还没有成立党的早期组织[⑦]，直到1920年4月维经斯基来中国后，经过和陈独秀等人的多次商讨，才于1920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第一个党的早期组织。很快在武汉、长沙等地也成立了党的早期组织。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了中国。在他的指导下，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大会，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大会上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加了一个东方支部，俄共增加了一个东方战友。“中共”要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出自己的贡献”。[⑧]因此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无产主义政党。但此时的中国共产党是反对共产国际干预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陈独秀就说到中共“尚在幼年时期，一切工作尚未开展，似无必要戴上共产国际的帽子。中国的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特别提出中共目前不必要共产国际的援助，暂时保持中俄两党的兄弟关系，俟我们的工作发展起来后，必要时再请共产国际援助，也免得引起中国的无政府党及其他方面的流言蜚语，对我们无事生非的攻击”。“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作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们可以不干，决不能戴共产国际这顶大帽子。”[⑨]但随着革命的发展，为了争取国际援助，发展党的力量，1922年中共“二大”，中国共产党决定正式加入了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并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制定了党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共产国际同中国革命的关系开始密切了。马林指示陈独秀说：“共产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计划应在共产国际的统一领导下进行。”[⑩]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听命于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国际代表不仅常驻中国，而且亲自坐镇指挥，这样，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都同共产国际联系在一起。共产国际实际上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大革命的最高决策者和指挥者。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力量的壮大为共产国际和苏俄实现他们的远东战略利益提供了现实的可能。 （四）苏俄和共产国际追求远东战略利益的最大化，与中国国民党结盟
1、共产国际同国民党战略利益合作是双向选择过程
共产国际和苏俄对国民党的战略利益的合作是一个渐进的双向选择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共产国际和苏俄是在联合北洋军阀的北京政府和北联吴佩孚南联陈炯明的策略失败后，最后才认为国民党在中国是一个其可以利用，改造的强大革命力量，能对苏俄在远东的战略安全利益提供强有力的帮助。两党之间的联系始于相互之间的同情，随着相互的利益关系不断妥协、让步，最后形成了二者在中国共同的战略利益。
1920年8月，共产国际二大召开，在会上，列宁做了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的报告，列宁在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中提出了：帝国主义是殖民地人民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敌人；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有共同的政治基础，两者应该互相支持、互相推动，结成一条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如果不建立并巩固这条联合战线，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就不可能胜利，被压迫民族也不能从帝国主义的魔爪下解放出来。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为了满足苏俄远东战略利益，共产国际和苏俄曾多次派人来中国，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并试图与当时中国的合法政府北京政府结盟，以缓解苏俄东部的战略安全压力。双方于1920年9月进行了有关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谈判，虽然在十月革命后，苏俄曾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放弃沙俄时代在中国所夺取的一切特权。但是在谈判中，苏俄却提出中东铁路是俄国出资建造的，铁路主权可以归还中国，但管理权要双方共有；而北京政府认为，该路的一切权益应该无偿的归还中国。在双方争吵最激烈的外蒙古问题上，北京政府要求苏俄必须从外蒙古撤兵。而苏俄则强调，苏俄出兵外蒙古是因为北京政府采取了仇视态度和苏俄白匪以中国为基地进攻苏俄造成的，现在不能撤兵。正是由于苏俄不愿意从根本上放弃沙俄时代对中国的侵略利益，导致了中苏谈判于1921年底最终彻底破裂。
在和北京政府谈判破裂后，共产国际和苏俄就把外交的重点放在了吴佩孚身上，他们把吴佩孚看作是中国最大和比较进步的军事领导人，认为和他的合作会顺利的达成苏俄远东战略利益的目的。虽然此时的孙中山已经表达出了希望苏俄能对其援助并想联合共产国际和苏俄的愿望，但苏俄并不急于想同孙中山合作。这是因为一方面苏俄担心援助孙中山会加剧俄国同西方帝国主义大国，特别是和日本的紧张关系，而且也会刺激北京政府对苏俄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和苏俄为了实现远东战略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倾向选择力量更为强大的吴佩孚，对于孙中山，则是“以不致影响我们对北京的政策”为前提。[11]因此，共产国际和苏俄希望孙中山和吴佩孚能够合作，共同建立一个亲俄的政府。但是，共产国际和苏俄的这一建议遭到孙中山和吴佩孚的拒绝。孙中山从一开始就对和吴佩孚联合统一中国不太热心，他认为吴佩孚一直是依附于英美帝国主义的，他的假革命已经不止一次地欺骗过中国人民。而作为军阀的吴佩孚，他只想得到苏俄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扩大自己的军事实力，在内心深处，他不可能愿意同孙中山来平分秋色。因此，孙吴联盟是不可能实现的。
共产国际和苏俄对孙中山的态度到1923年初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导致苏俄对孙中山政策转变的原因主要是从苏俄远东战略利益考虑的，由于共产国际和苏俄越来越感到和吴佩孚的合作不太现实，因为吴佩孚一直强调苏俄对蒙古的占领只能保持到1923年春为止，因此，在蒙古问题上苏俄迟早要于吴佩孚发生正面冲突，而孙中山则明确宣布承认并维护苏俄在蒙古和中东铁路上的立场。[12]在吴佩孚1923年2月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后，苏俄和共产国际坚定了支持孙中山的决心，他们发现在当时的中国只有同国民党的合作才能实现苏俄的远东战略利益最大化，于是把联合的目标最终定在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身上，并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
2、共产国际同国民党联盟的战略利益实质
共产国际和苏俄最终能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走到一起，正是由于他们在中国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即使让国民党的力量强大到足以统一中国的程度。共产国际和苏俄从远东战略利益出发主要是考虑了在华的特殊利益特别是在蒙古和满洲的利益，同时也考虑到远东地区的安全，特别是能借助中国的屏障与日本的抗衡。它们希望通过对孙中山的援助，从而扩大在中国的影响，实现战略利益需要。因此它们二者的这种联合也正是双方战略利益相互妥协的结果。
对于共产国际和苏俄来说，他们需要中国的和平和稳定，更需要中国这个战略合作伙伴，这样他们可以放心地进行国内建设，而不必担心东部的边境安全和帝国主义利用中国对其进行侵略。由于吴佩孚一直强调苏俄对蒙古的占领只能保持到1923年春为止，对苏俄在中东铁路的要求也置之不理。因此，在和北京政府谈判破裂后，北洋军阀的陈炯明和吴佩孚又相继背叛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又明显弱小的情况下，和孙中山的国民党的联合就成了最佳的战略利益选择。所以，在得到孙中山明显的合作态度后，共产国际和苏俄就极力促成国共合作。为了国共合作的成功，为了苏俄的远东战略利益能够尽快的得以实施，共产国际在孙中山不同意党外合作的情况下，提出了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并强迫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在1923年1月26日发表的《孙越宣言》中更是指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双方都还认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中国。”《孙越宣言》明显是双方妥协的产物，共产国际和苏俄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具体说就是在国共合作的问题上做出了原则性的妥协。为了达到苏俄远东战略利益的目的，他们弃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利益于不顾，人为的把国民党推上了中国革命的领导地位。而孙中山为了获得苏俄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从而摆脱革命斗争中不利的局面，实现统一中国的战略利益，就必须在中国当时的实际利益作出种种妥协。所以说共产国际同国民党联盟的利益实质就是一个战略利益双向选择的过程，也是一个利益相互妥协的过程。
二、国民党战略利益观在联俄联共中的实践
（一）联俄联共是孙中山革命实践屡次失败后的唯一战略选择
1、孙中山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失败后的深深思考
19世纪末期以来，从同盟会开始，孙中山就一直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奋斗。1911年的辛亥革命胜利，孙中山终于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政权，可是革命的果实却被袁世凯窃取了，实现三民主义的理想付之东流。为了维护共和，孙中山发动了讨伐袁世凯的护国运动，可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再加上帝国主义列强的武装干涉，护国运动最终只有失败。袁世凯死后，北京政权又被反动的北洋军阀所控制。为了实现独裁统治，北洋军阀废除了孙中山参与制订的《临时约法》。于是孙中山为了维护约法，又发动了两次护法运动，但是因为同样的原因都归于失败了。1922年6月，跟随孙中山10多年的广东实力派军阀陈炯明在中外发动势力的勾结下，发动了武装叛乱，炮轰总统府，企图致孙中山于死地。孙中山被迫退望上海，在极度的苦闷中，他对自己的革命经历做了深深的思考。由于他在中国实现共和制和三民主义的革命理想和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利益不一致，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会向他伸出援助之手；而在国内依靠反动军阀打反动军阀的斗争方式已经通过实践说明这是更不可能的。出于对国民党自身生存和长远发展的战略利益考虑，孙中山把联合的对象放到了东方的苏俄身上，走上了联俄联共的道路。他的一段话可以体现他那时的复杂心情：“民国是我的孩子，现在眼看就要淹死了……我向英美呼救，他们却在岸上嘲笑我。这时漂来一根俄国稻草，我在快要灭顶的时候抓住了它，英国和美国站在岸上向我大吵大嚷，叫我千万别抓那根稻草，但是它们帮助我吗？不……我知道这是根稻草，可是总比什么都没有好啊。”[13]
正是在遭受了中外反动派的联合夹击后，共产国际和苏俄、中国共产党的真诚帮助使得孙中山感到弥足珍贵，也使得孙中山逐渐认识到只有联俄联共才是实现他革命理想的唯一战略选择。
2、孙中山联俄联共战略思想的最终形成
由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都是为了推翻旧有的带有封建性质落后的剥削阶级的统治，因此他们的战略利益有着最基本的共同点；而且他们的革命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仇视和打击，相同的遭遇使他们彼此之间产生了同情，对对方的革命事业也更加的关注。当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看到了新的希望，认为中俄两国的革命党人可以进行相互的战略支援，“若俄国现在之革命政府能稳固，则我方可于彼方期大发展也。”[14]也正是基于这种原因，孙中山十分的关注俄国革命的命运，密切注视着俄国革命的发展态势。1918年夏，孙中山就致电列宁，祝贺俄国革命的成功。在中国最先发出了同情俄国革命的呼声。在俄国回复后，孙中山又于1921年8月28日复信俄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契切林，信中表示了因为地理关系，广州政府还不可能同苏俄发生更多的联系，但他本人对苏维埃的组织、军队和是极感兴趣的。在随后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马林的会晤中，孙中山与对方讨论了如何把中国南方的革命斗争同苏俄的斗争联系起来的战略问题。但此时的孙中山还没有联俄联共的思想，由于惧怕帝国主义的干涉，影响到国民党的战略利益。他认为只能与苏俄做道义上的联络，“一俟义师北指，直捣幽燕，再谋具体合作，未为晚也。”[15]可见，孙中山处于战略利益的考虑认为联俄联共的时机还不成熟。
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战略思想最早是出现在1922年6月陈炯明背叛革命后，这次事变的打击对孙中山是极大的。就在这时，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陈炯明叛变革命后。马上声讨陈炯明的叛逆罪行，支持孙中山的正义斗争，使得正处于危难中孙中山大为感动。这次事变后，孙中山感到以广东为根据地有一定的冒险性，前面有吴佩孚，后面有英国控制的香港，对广州始终都是威胁。他开始主动寻求苏俄的帮助.他希望俄国能出兵占领新疆，为他组建军队开辟一块地盘，作为战略利益上的回报，“苏俄可以在新疆建立任何一种制度，甚至是苏维埃制度”。[16]同时孙中山也考虑从四川经甘肃到内蒙古，借助苏俄在蒙古的力量在那里发起进攻。他在给越飞的信中急切的问到：“贵国政府能否通过库伦支援呢？如果能，能支持到什么程度？在哪些方面？[17]而此时共产国际和苏俄由于在中国北联吴佩孚南联陈炯明的战略计划基本上已经失败，也把重心转移到全力支持国民党这一政策上来，苏俄政府于1923年5月1日致电孙中山，称：“我们准备协助您利用中国北方的或中国西部省份组建一个大的作战单位。”[18]孙中山对苏俄的表态极为高兴，他表示愿意接受俄方的一切建议。这样，双方的战略利益终于有了共同之处。1923年，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关系迈出了新的步伐，他与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合作关系建立了。
（二）联俄联共符合国民党战略利益观
国民党战略利益观是孙中山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屡次失败后得出的最终经验和教训。国民党战略利益观长期的发展目标是要在中国建立西方的资产阶级共和制，在国内广泛传播三民主义，最终实现国民党的“以党治国”。但在实现的途径中在外得不到西方帝国主义的支持，在国内想利用反动军阀打反动军阀又屡遭失败，使孙中山最终只有把合作的对象放到了苏俄和共产国际身上。他想借助苏俄对国民党的援助，全方面的扩大国民党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力量，从而确立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可是联俄就要联共，因为联共是联俄的桥梁，只有联共才能充分的取得苏俄的信任和支持，才能达到强化和改组国民党的目的。因此国民党战略利益观适时调整为联俄联共。
1、国民党战略利益观的目标和构想
按照孙中山的设想，国民党战略利益观的终极目标就是要“以党治国”，其实质就是一党治国，即是要以孙中山创建的中国国民党在中国建立西式的资本主义共和国，全面的推行和实践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但是这样的战略利益观想在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式和历史背景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虽然通过多年的革命努力，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南方有着比较广泛的革命基础和影响，拥有自己的革命根据地，掌握了一定的革命力量，但在与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相互勾结的更为强大的封建反动力量相比下，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在没有外力的帮助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孙中山曾经把这种外力寄希望于欧美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中国国内他认为的比较的进步封建军阀身上，可无一例外都失败了，孙中山只有选择了同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合作。
从实现国民党战略利益观来说，长期以来，孙中山都是想通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帮助来取得革命的胜利，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自身利益并不真心的帮助他，这使得孙中山无比的失望，特别是在陈炯明叛变革命后，孙中山为了国民党的战略利益的开始重新考虑革命失败的原因和革命队伍建设的问题，他曾说：“这些日子里我对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19]因此，孙中山同共产国际和苏俄相互接近的事实来看，孙中山有着明显的利益动机。他把中国当时的实际利益向苏俄作出妥协，就是想获得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军事和援助，从而摆脱孤立无援的政治局面；通过借助苏俄的力量，扩大国民党的战略力量，从而实现国民党统一中国的战略目标。而要想获得苏俄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就必须要接受共产国际和苏俄提出的国共合作的建议。但是孙中山害怕共产党人的加入会导致国民党对掌握中国革命领导权的衰弱，所以他坚决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平行合作，只能允许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这一党外合作的方式，作为对苏俄的利益妥协，他又允许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从这些意义来看，联俄联共是孙中山对国民党战略利益观深谋远虑后确定的一项基本政策，而不是一时的策略和手段。2、国民党战略利益观在联俄联共中的实现途径
当时的国民党，由于自身没有多少真实的力量，所凭借的，不过是一些想借助孙中山的名望和国民党在民众中的影响，来扩大自己势力的军阀，所以国民党同这些封建军阀的合作往往只能是阶段性或是暂时性的，不久就会因双方战略利益的不同发生分歧，导致联盟的破裂。因此孙中山及其国民党的组织急切渴望的就是在军事上的帮助和经济上的支持，从而能发展属于自己的革命力量，壮大革命队伍，这样才有可能实现国民党的战略利益观。在向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求助无望的现实下，这就是孙中山向共产国际和苏俄表示友好的重要原因，当然这并不是要否定孙中山政治上的革命倾向性，但为了实现国民党的战略利益观，解决军事和经济援助的问题是促使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思想“左”转的重要因素。
而共产国际和苏俄也考虑从经济和军事上帮助、支援国民党的结果除了使孙中山更向苏俄利益靠近外，还可以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可以加重中国共产党在孙中山心目中和国民党内的地位和作用。所以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十分重视对孙中山的经济上的资助问题。1923年3月8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俄共（布）会议上认为“可以给孙逸仙约200万墨西哥元的资助。[20]1923年5月1日，苏联政府又致电孙中山，说：“我们准备向您的组织提供达200万金卢布的款项作为筹备同意中国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工作之用。”[21]正是这些孙中山急需的经济支持，让他看到了联俄能给国民党带来的种种战略利益，这就强化了孙中山对苏俄的友好态度，使他坚定了联俄联共的决心，也使得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及其国民党组织的战略联盟得到了实现和加强，并在国民党的各级组织中确立了应有的地位。
在军事上，孙中山长期革命实践失败的经验教训告诉他，要想实现他的革命理想和国民党的战略利益，就必须要拥有自己独立的革命武装力量。因此苏俄的军事援助对国民党战略利益观的影响是巨大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共产国际和苏俄对国民党进行了大量的军事援助。在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帮助下，孙中山国民党创建了黄埔军校，培养了大量的军事人才。在这期间，共产国际和苏俄向孙中山国民党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等军事援助。在1924年10月，就向孙中山提供了200百万金卢布和10万军队的武器供应，并派遣了200名军事教官。同时还向广州派遣了政治和军事顾问小组，要求国民党派军官到苏联的军事学校进行学习等等，仅在1925年的4月至6月，共产国际和苏俄就给国民党提供了的武器援助就达到了460万卢布。
（三）联共是桥梁——孙中山对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利益认识
对于孙中山来讲，要想取得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就必须联共，因为联共是国民党联俄的桥梁，只有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才能取得误俄和共产国际的最大支持和援助。孙中山在国共合作中的过程中最终同意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并允许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部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也是与他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人的认识是密不可分的。他一直认为：“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22]所以他虽然始终主张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却并不排斥共产主义，况且中国共产党的最低民主革命纲领与他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在很多理论上很相似，这就使得孙中山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一支可以联合并且可以利用的力量。他对中国共产党战略利益的认识和政策主要从以下几点出发：
1、联俄必须联共
在孙中山联俄、联共、辅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中，“联共”是最关键的，也决定了国民党联俄联共的战略利益是否能顺利进行。如果没有“联共”，“联俄”就会失去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相互联系的根本；同时，如果没有“联共”，也不可能真正做到“扶助工农”。只有实行“联共”，才能得到苏俄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才可以得到共产党人的新鲜血液的注入，才能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行彻底。因此，如果没有“联共”政策，新三民主义的性质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国民党的战略利益观就会成为一句不可能实现的空话。
为了实现国民党战略利益观的最大化，孙中山选择了“以俄为师”的道路。可是联俄就必须要联共，虽然中国共产党力量过于弱小，孙中山从内心里并不想同共产党进行实际意义的联合，他认为这样的联合对国民党本身的战略利益没有太多的帮助。但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一个支部，而共产国际实际上是直接受联共（布）的领导和影响的。所以只有容纳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才能巩固和苏俄的关系，取得苏俄的信任，才可能得到苏俄持久的援助，正因为联俄是处于国民党战略利益观的考虑不得已的选择，所以联共不免带有很大的牵强性。
2、联共有益于“补充新血液”
联共有益于“补充新血液”，从而达到改组国民党的目的。国民党原来一直是一个组织比较松散的革命联盟，从其前身同盟会开始，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会有思想、宗旨不全一致的个人和团体汇入，于是党内不可避免的出现了派系林立，矛盾重重的局面。特别是在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也发现了“本党分子此刻过于复杂，党内的人格太不齐”，“大多数党员，都是以加入本党为做官的终南捷径。”[23]而他以前几次对党内的组织整顿之所以起色不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可以依赖的中坚骨干不多。没有新鲜血液的充入，国民党这个衰老肌体只有慢慢的死去。当他看到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与布尔什维克党高度的组织统一、纪律严明有很大的关系，也意识到要想实现国民党统一中国、在中国实现三民主义这一战略利益观就必须要有一个权力集中，思想统一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要以新的方式改组国民党，势必需要补充新的有生力量，而最新鲜的血液就是生机勃勃的共产党人。“在他争取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控制、粉碎中的旧的封建的生产关系的伟大斗争中，他发现只有他遇到的马克思主义者才是他真正的同盟者。”[24]年轻的共产党人虽然数量少，但是有严格的组织和纪律、高昂的革命热情和干劲，这些都是孙中山改造国民党所迫切需要的。只有吸收共产党人，将工农力量充实到自己的力量，才能使国民党获得新生，不断壮大力量，从而实现国民党的战略利益观。
3、联共才能发展“三民主义”
孙中山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让“三民主义”能在全中国彻底实现，这也是国民党战略利益观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孙中山等创立的三民主义曾经在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的斗争中起到了理论指导的重大作用，但是随着时局的发展，其理论却没有进步和升华，在更为复杂的新形式下显得一筹莫展。再就三民主义本身而言，也存在着很多内在的局限性，孙中山为了避免欧美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弊病，提出的“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与一役”，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基本内容的民生主义。但这类被列宁称为“主观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纲领具有相当的空想性，是无法在社会实践中进行的。如何改造和发展陷入困境中的三民主义？孙中山也一直在革命实践中苦苦的探索。直到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社会主义理论在俄国的实践让孙中山豁然开朗，他从要求主张民生主义的人应悉心研究共产主义，到接纳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都有补充复活三民主义的动机，尽管他本人没有正面表达这一点。但从孙中山晚年关于三民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和最后形成的“新三民主义”，这些都是和共产党人的参与和帮助密不可分的。而发展了的“新三民主义”也就成为了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进而成为统一战线中的共同纲领。
（四）国民党联俄联共策略方针的适时调整
孙中山在确定了联俄联共的战略政策后，在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影响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同时也调整了革命方略。这些转变除了是建立在孙中山对中国革命现状的估计以及对辛亥革命以来国民党失败原因的，也是为了能够顺利进行联俄联共，尽快达成国民党战略利益观而进行的策略方针上的调整。
1、“新三民主义”为联俄联共提供了政治基础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精髓，也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1924年，孙中山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的内涵。由于重新解释后的三民主义不仅与共产国际和苏俄的某些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和主张相似，还与中国共产党的最低革命纲领较为相似。因此，新的三民主义就成为了三者战略利益相互联系的桥梁，也就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是由孙中山主持的，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重点是对三民主义做出了适应时代潮流，符合国民党战略利益观发展的新解释。在民族主义突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在民权主义中强调了民主权利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在民生主义中则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孙中山强调的应拿出鲜明的反帝革命纲领，唤醒民众，为建立自由独立的中国而奋斗这些国民党一大的政治纲领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治纲领的某些原则上是基本一致的，因此成为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国民党一大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也标志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新三民主义是在旧三民主义的基础上重新解释的，是旧三民主义的继续发展，但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这是因为新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联俄联共这样的大背景下，为了国民党自身战略利益观的长远发展，为了能同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顺利的进行战略合作而进行修改和调整的，这种区别首先体现在旧三民主义在民族主义方面只提反满，而新三民主义则提出了反帝的口号；其次在民权主义方面，旧三民主义只提倡了“自由、平等、博爱”，而新三民主义则主张普遍平等的民权；最后体现到民生主义方面，旧三民主义只提出了一个空洞的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而新三民主义则提出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具体办法，承认“耕者有其田”，谋求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
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是在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三大基础上进行的，这三大政策是新三民主义不可分割的部分，决定了新三民主义的阶级内容和社会内容。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新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最低革命纲领有了相似之处，二者都有着共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这就使得新三民主义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共同纲领和政治基础，保证了两党的战略合作关系顺利进行。
2、国民党改组是出于对联俄联共战略利益观的考虑
共产国际和苏俄一直是有意识的在“影响”孙中山，从共产国际和苏俄的远东战略利益考虑，他们希望能把国民党变为中国的“激进革命的”、“工农的”政党。孙中山对苏俄的这种用意是非常清醒的，但除了为争取苏俄对国民党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外；孙中山自己也认为俄国革命的胜利经验对中国革命是至关重要的，中国革命要想取得成功，必须要“以俄为师”，要学习俄国革命的组织和方法，要依照布尔什维克党的方法来建设国民党。更主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同意加入国民党的条件之一就是要求国民党改组成为一个民族民主的革命团体正因为这些原因，改组后的国民党在组织建设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发展和转变，在组织原则、组织纪律、组织成分和领导体制上都有了新的内容和特点，这就使得改组后的国民党在党员资格、组织机构、基层组织、纪律等方面与俄共和中国共产党的非常相似，这使得三方又具备了共同的战略合作基础，从而使第一次国共合作可能成为现实。
（1）国民党在组织原则上的转变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下，国民党首先在组织原则上实现了由个人集权制到民主主义集权制的重大转变。
国民党成立之初，其《总章》就规定：“总理有权总揽本党一切事务，代表本党”，“各部长、副部长、干事长、干事，悉有总理委任”。由此可见，总理在国民党内拥有绝对的权力，这是典型的个人集权制、党魁独裁制。在国民党改组期间，通过学习苏俄政党的革命经验，国民党逐步确立了民主主义的集权制。在1924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上，胡汉民在关于“纪律问题案”的说明中就指出：“国民党之组织原则，当为民主主义的集权制度”。在胡汉民的阐述中，民主和集权都有鲜明的体现，这是国民党组织原则的一次重大改变。民主主义的集权制和民主集中制就本质和内容来讲是基本一致的，而中国共产党就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这些变化构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组织基础。
（2）国民党在组织纪律上的转变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下，国民党又在组织纪律上实现了由纪律松散到纪律严明的重大转变。改组前的国民党缺乏严密的组织纪律，组织松散，根本无法正常发挥一个革命政党的作用。这也是孙中山迫切想学习布尔什维克党来发展本党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重申了纪律的重要性，他要求全党“团结起来，为党为国，同一目标，同一步骤”，只有这样“才能担负革命的大事业，才能够改造国家”。[25]胡汉民在“纪律问题案”的中也指出“革命的群众政党，须有普及的、强迫的纪律”，“纪律实为革命胜利之第一必要条件”，“若无民主集权制度之组织及纪律，则必不能胜利”。[26]国民党一大讨论通过的《总章》，强调了纪律的重要性，并专设了“纪律”一章。规定：“凡党员须恪守纪律，入党后即须遵守党章，服从党义。”[27]国民党在纪律方面的改革，使得国民党的组织纪律与中国共产党“铁的”纪律有更多的共同之处，这也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条件。
（3）国民党在组织路线上的转变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下，国民党又在组织路线上实现了由单纯的资产阶级政党到普遍的群众性政党的重大转变。
从孙中山开始革命到国民党成立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孙中山将党员的发展范围仅仅局限在留学生、各省的议员和中上级军官。因此，国民党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民众基础。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孙中山逐渐认识到了没有群众基础就不可能实现其革命理想的事实。正是在明白了民众是革命的源泉，孙中山明确表达了他依靠民众进行斗争的思想。因此在国民党的改组时他指出：“工人为本党之基础”，“农民不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国民党这次改组，要加入农民运动，就是要用农民来做基础。”[28]工农分子的加入，使国民党的阶级成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农群众开始成为国民党的主体力量。这样，国民党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资产阶级政党，而成为一个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政党。而中国共产党是以工农为基础的政党，阶级基础的相似性就为国共合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4）国民党在领导体制上的转变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下，国民党又实现了由总理制到委员制的重大转变。
国民党成立之初完全是由总理一人总揽党务的。国民党改组时，孙中山采纳了鲍罗廷的建议，试行委员制。他任命了临时中央执委会委员和候补委员，组成了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孙中山认识到了委员制的优越性。他说：“本党此次改组，就是本总理把个人负担的革命重大责任，分之众人，希望大家起来奋斗，使本党不要因为本总理个人而有所兴废，如列宁先生之于俄国革命党一样”。[29]改组后的国民党在保留了总理制的同时开始强调实行集体领导。而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它从建立时就采用委员制。因此，改组后的国民党在领导体制上同中国共产党又有了很多相近的地方，这也是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三、把握国共合作战略利益发展的契机，中国共产党变被动为主动接受了国共合作指示
国共合作的策略是由共产国际最先提出和制订的，并且要求中共必须坚决执行的。因此，在整个国共合作的形成过程中，共产国际一直是积极主动的一方，而中国共产党虽是被动接受的一方。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国共合作的策略是符合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对于正在成长壮大的中国共产党也是一次有利的战略利益发展契机。由于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力量估计不足，片面地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资产阶级革命力量估计过高。为了急于满足苏俄的远东战略利益，以牺牲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为代价，将国民党推向了革命领导权的地位。共产国际内部严明的组织纪律，对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只集中不民主，以“家长制”的作风对国共合作的策略要求中共坚决执行。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过于弱小,组织关系和经济又全部依赖于共产国际。在经过的重重考虑下，为了党的战略利益发展，中国共产党变被动为主动的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
（一）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实质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成立后不久就于中共二大加入了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和共产国际是明确的上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由于共产国际的章程明确规定:凡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执行共产国际及其执行委员会的指示。因此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必须受到共产国际组织纪律的严格约束。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虽然是民主集中制，对中国共产党却采取的是“家长制”、“老子党”的专断领导方式。幼年的中国共产党由于在组织关系和经济上对共产国际都属于一种服从和依赖的关系，为了党的的生存和发展，只能牺牲自己的一部分战略利益，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
1、特殊的历史条件形成的特殊组织关系
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二者之间的组织关系是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共产国际为了尽快实现苏俄的远东战略利益，在严重违背正常的党派关系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情况下，形成的特殊的组织关系。这种特殊组织关系的存在，严重忽视了中国共产党的自身战略利益和其应有的独立性，以家长制的作风完全压制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的不同意见，影响了中国共产党战略政策和策略的正确制定。
（1）只集中不民主的民主集中制
按照共产国际的章程和有关纪律规定，共产国际与各国党的组织关系和有关纪律主要包括这几点：[1]共产国际与各国共产党之间是上级与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共产国际事实上必须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世界性的共产党。在各国进行工作的党只是它的独立支部而已。”[30][2]共产国际对各国党的指示必须得到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对所有参加共产国际的政党和组织都具有约束力。[3]共产国际有权对各国党进行纪律制裁。共产国际执委会是“一个建筑在最严密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上的组织。”[31]它有权利将违反共产国际纪律的政党、团体和个人从共产国际中开除出去。这表明共产国际是用铁的纪律来领导各国共产党的。[4]共产国际派往各国的代表有权监督各国共产党的工作。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有权对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对共产国际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可授权自己的“特别代表”执行监督任务。共产国际执委会派驻各国党的机构和代表，直接对执行委员会负责，而不受所在国党中央的领导。
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是就是这样的集权制领导，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过程中，并不征求中共的意见，更不考虑中国共产党的利益，而是以命令的方式下达指示。在严格的纪律和高度集中的组织制度下，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中国共产党根本没有充分的独立自主的权力，除了对共产国际的指示惟命是从以外，不可能有面临重大问题能独立做出决策的空间和可能性。即使在面对国共合作这样的重大战略策略，在中国共产党反对的情况下，共产国际也是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坚决执行的。在杭州的西湖会议上，当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宣布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后，遭到了陈独秀等人的拒绝。在无法取得统一的情况下，马林搬出了国际纪律，在经过无奈的争论后，陈独秀只得以“如果是国际纪律，我表示服从，但我保留个人意见”结束了会议，此后，陈独秀多次上书共产国际，表示反对国共合作，但共产国际根本没有采纳他的意见。第一次国共合作之所以能够形成，共产国际的组织纪律对中国共产党的严格约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这种“家长制”的组织作风也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最终的破裂一个主要因素。
（2）密集式、干涉式、粗暴式的指导
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对中共中央实行的是密集式、干涉式、粗暴式的指导，常常无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居高临下，发号施令。马林在华工作期间，就先是与李达、李汉俊产生矛盾，后又与陈独秀发生激烈的冲突。从表面上看，这是与马林的工作方法和个人性格有关，但其深层次的含义，实质上共产国际的苏俄远东利益与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利益的矛盾，是共产国际的集中领导制与中国共产党争取独立自主权力之间矛盾的反映。
共产国际驻华代表时间最长的维经斯基，他虽与马林的工作方法不同，同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的关系较为密切，但由于要服务共产国际的苏俄远东利益和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体制所限制，他在华工作期间同样对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是“家长制”的领导。1926年6月以维经斯基为领导人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在上海成立。远东局在成立伊始，虽然提出了“避免在细小事情上干预中共中央的事务”，可同时又做出让“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参加它的日常工作”，“中共中央的代表同志应定期报告中央的工作，必要时还应就主要的政治问题向远东局预先进行协商。”[32]这些决定实际上还是为共产国际代表干涉中共中央的日常活动定下了基调。这样，中国共产党的决议、决定、声明，不管是中共中央委员会还是政治局委员起草的，都要同共产国际的代表经过详细的讨论，互相协商后才能达成共识。以至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都担心“远东局工作中可能出现的最主要危险，是它可能变为中国党的第二个中央，取代实际上的中央委员会，从而破坏中国党的正常发展”。[33]而莫斯科驻华代表鲍罗廷更是利用共产国际和苏俄给予的充分权力，通过非正常的工作程序直接决定与中国共产党利益相关的事务。他对中共广东区委的工作是事无巨细，时时插手，基本上是替代了中共中央的角色。使得在许多问题上中共中央无法保证全党的统一行动，甚至造成了中共中央与中共广东区委之间的矛盾。鲍罗廷这种严重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一手遮天，独断专行的工作方式对党的战略利益造成极大的危害，尤其是在国共合作的过程中，鲍罗廷为了苏俄的远东战略利益，不顾中国共产党人的反对意见，同意了孙中山的提议，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来监督共产党的活动。这种举动引起了共产党人的极大不满，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信中就愤怒的指出：“中国无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应当采取联合行动的策略，而共产国际代表同中共也应当对国民党采取共同行动。然而鲍罗廷同志从不同我们党协商，好象在中国不存在共产党。”[34]
2、特殊的战略利益形成特殊的经济关系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由于没有任何经费上的来源，再加上党员人数不多，党费的收入也很少，因此，经费问题就成为困扰初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大问题。没有经费，就无法进行必要的宣传活动，无法建立应有的组织机构，甚至连聚集在一起开会都成为问题。连最基本的生存问题都无法解决，更不要想象发展党的实力，壮大党的力量了。因此，经费问题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了。为了支持和鼓励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当然也是为了能给苏俄政权的生存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新生的苏维埃政府虽然面临着种种经济困难，还是挤出一定的资金提供给共产国际的执行机构，用以援助中国的革命行动。他们希望通过经济的援助，可以使中国共产党尽快的发展起来，能成为在中国版图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从而来保证苏俄远东战略利益的顺利实施。
关于共产国际和苏俄对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支持的具体行为，我们可以在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的有关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的挡案资料里可以找到不少反映这些情况的资料。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在1922年6月30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到：“党费，自1921年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17655元，收入计国际协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用途：各地方劳动运动约10000元，整顿印刷所1600元，印刷品3000元，劳动大会1000元，其它约2000元。”[35]其中所说的“国际协款”就是来自共产国际的资助，可见当时党的经费来源基本上是靠共产国际和苏俄给予支持的。在1922年10月14日马林给共产国际的《关于杭州会议后活动的报告》中提到了：“宣传：周刊。月刊不能定期出版。无经费出版《新青年》和《先驱》，值得注意。¨¨¨必须马上电汇1000元。”“7月以来没有经费。工人运动，多次罢工—总是要求援助。没有钱，¨¨¨”[36]可见在没有共产国际经费支持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正常活动是几乎无法正常进行的。
各种数字表明，正是由于有了共产国际在经济上的帮助，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宣传等活动得以正常的开展，使得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迅速壮大起来，成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生机勃勃的政治力量，有了与其它政治势力如国民党进行合作的战略本钱，但是我们要看到共产国际和苏俄对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援助是带有很强的利益目的的，为了苏俄的远东战略利益，共产国际以“老子党”的作风和做法，利用经济援助的大棒，对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和内部事物颐指气使，以命令和监管的形式对待中国共产党。在进行经济资助的同时，又要求“实际的经费应由全权代表和中共的有关同志同时进行”[37]比如在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共联社驻上海办事处主任维尔德就在1923年5月22日的信中写到：“我还收到从莫斯科寄给中国共产党的278英镑3500美圆，并附有详细分配数额的指标。”[38]这说明共产国际和苏俄的经济援助完全是从自己的战略利益角度出发而进行决策的。这样的与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关系也为以后的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和苏俄的矛盾、冲突埋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