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当代中国的非理性政治参与剖析

　　[关键词]　谣言  政治牢骚  政治狂热  政治冷漠  政治参与  政治民主化
　　[论文摘要]　当代中国在其政治参与和创建民主政治的进程中,始终受到政治谣言、政治牢骚、政治狂热和政治冷漠等非理性政治参与的严重掣肘。这也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参与的一个显著特点。
　　政治参与发展水平的整体落后并严重制约民主政治的发展在当代中国已是一个不争事实。而在规限政治参与落后状况的众多影响因素中,非理性政治参与即公民以或极端的、或畸形的、或反常的非理智性的参与心态与行为介入政治生活,一直是制约政治参与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建国以来的表明,非理性的政治参与始终存在,其中的政治谣言、政治牢骚、政治狂热和政治冷漠就是主要的表现。
　　一、广为流布的政治谣言
　　所谓政治谣言,就是造谣者根据特定的动机和目的,散布并因此在社会上得以连锁性传播的一种内容没有得到确认的、缺乏事实根据甚至是故意、恶意捏造的社会政治信息,它主要是对政治人物尤其是政治领导人或对社会政治事件尤其是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的一种不确切甚至完全虚假信息的捏造和传播。毋庸讳言,在现实生活中,各种政治性的“小道”消息、笑话、猜忌、攻击、诋毁、诽谤、侮辱,等等,已汇成了一股无形却又巨大的谣言潜流,无法抗拒而又“不知不觉”地弥散在人们的周围。
　　政治谣言得以产生和传播,既与特定时期的社会情势有关,又与社会政治的开明程度有关,也与社会成员自身的识别能力和道德素质有关,同时还与谣言的始作俑者的动机和目的有关。就其与社会的情势关系而言,谣言很容易产生于社会动乱、社会失序和社会转型时期。当代中国正处于历史性的转型时期。在这一全方位、整体性的极其艰巨的社会变迁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定程度的社会失序,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定程度的社会混乱,也不可避免带来政府权力的相对弱化而使其在社会失序面前显得力不从心,更不可避免地会对社会利益的分配和利益格局的形成变化带来影响,等等。而这些问题客观上都成了政治谣言的肇因。现实生活中盛传的许多政治谣言都是由此而生。
　　政治谣言的产生和传播与一个社会政治开明的程度也密切相关。在社会中,如果一个群体、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的政治信息垄断,言论自由受阻,那么一旦出现上述的社会情势,就很容易产生和传播谣言。因为通过造谣传谣,一方面客观上可以使社会成员一定程度地宣泄自己因言论堵塞而积聚的对各种认定的社会现象的不满,另一方面又可以满足社会成员因过分缺乏社会政治信息而对那些所谓“新颖”的、富有刺激性的“信息”的渴求。历史地看,当代中国的政治透明度、言论自由的空间都有了一定的增加和扩大。但是,与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规定相比,与中国发展民主政治的客观要求相比,现实中国政治透明的程度、言论自由的空间与此相去甚远。前年发生的“非典”事件就是又一个很好的例证。
　　同时,政治谣言的产生尤其传播,与社会成员的识别能力和道德素质也有很大的关系。谣言的传播往往是在缺乏一定识别能力的群体中广有市场。而“一个人,如果他习惯于用理性来思考,具有相当强的批判能力,那么,他也不会轻易接受流言蜚语的。”[1](P146)在具有识别能力的人面前,政治谣言也就“寿终正寝”。“谣言止于智者”之谚,指的也就是此意。在当今中国,“人民的素质不够”(邓小平语)已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许多国人不但缺乏对谣言的识别能力,反而热衷于造谣、传谣,乐此不疲。谣言盛行这一事实本身就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
　　此外,政治谣言的产生与其制造者的“动机”、“目的”更是直接相关。无论什么样的谣言,它最初都是由某些具体的人怀有一定动机、一定的目的而以一定的方式“故意”捏造出来的。这些动机和目的包括:或为了报复,或出于嫉妒,或惟恐天下不乱,甚或以此为乐、以此为业,等等。
　　从形式上看,政治谣言传达的只是公民的一种政治情绪。然而,作为在内容上对事实真相的一种歪曲甚至捏造,政治谣言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是极大的。从最一般的意义上看,谣言的直接危害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伤害谣言指向者。它可以伤害个人,伤害群体、集体,伤害社会,伤害国家。在许多情况下,谣言往往成为居心叵测的政客政治斗争的工具和手段。二是混乱社会关系和秩序。它可以使原来比较稳定的社会人际关系变得相互猜疑、倾轧、紧张;使原来比较稳定的社会秩序变得十分混乱,变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三是欺骗社会大众。谣言可以麻痹人们的思想警惕,减弱人们的心理防备,使人不知不觉地成为谣言的俘虏。四是挑拨离间。一些人为了一己私利,往往用谣言去破坏人们的团结,削弱彼此之间的信任,制造内耗,瓦解对方的战斗力。
　　政治谣言不仅“惑众”,而且更能“祸国”。当某一种或某一类政治谣言为社会大众所普遍接受并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时,此时的政治谣言就不仅仅是对某些人或某部分造成某种程度的伤害、欺骗、扰乱,而是对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稳定带来更为严重的潜在危患。因为这种谣言的盛传,已不只是公民政治情绪的一种表达,它已经暗含了社会大众对社会政治现象、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趋于一致的一种心理判断倾向和评价取向。而这种心理评判意向,在本质上已是一种潜在的政治参与行为。一旦“时机”成熟,暗含这种共同心理评判指向的政治谣言,就会迅即转换为社会大众一致的政治大参与,从而给毫无防备的国家和社会造成极大的甚至灾难性的危害后果。
　　二、普遍盛行的政治牢骚
　　作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个人在受到挫折时对社会政治现实表示不满的一种精神性宣泄,政治牢骚在当今中国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在现实生活中,以顺口溜、歌谣、怪话、打油诗等为表达方式的政治牢骚无所不在,无时不有。“只要你仔细观察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的状况,就可以发现社会牢骚在各个领域、各个阶层普遍存在。人们普遍存在怨言,普遍存在不满,普遍在发牢骚……越是高的社会阶层,其社会牢骚的社会性、政治性也就越明显。”而且,“人们的牢骚之多,水平之高,形象之惟妙惟肖,比喻之生动,讽刺之辛辣,实是一般人难于想象的。”[1](P151-153)
　　政治牢骚之所以如此兴盛,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成为政治牢骚生成的不竭源泉。从内容上看,政治牢骚显然都是对现实社会政治现象的一种“事实”反映。当今中国存在着许多的社会问题,如愈演愈烈的官员腐败、日益严重的分配不公、频发不断的安全事故、渐趋失控的贫富悬殊、居高不下的失业膨胀、情势严峻的社会治安、“人心不古”的道德滑坡、相互防范的信任危机、弱肉强食的社会“竞争”、危机四伏的生态环境、怵目惊心的制假贩假,等等问题,客观上都成为人们“创作”政治牢骚、发泄不满的“丰富素材”。
　　第二,政治牢骚之所以普遍盛行,又与社会不能有效治理密切相关。我们的社会正处在转型期,各种新旧矛盾和问题交替重合、层出不穷地充分暴露出来:由于过去积累的矛盾太深,苦于“实力”有限而无法迅速解决;由于新出现的问题“史无前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因而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代价;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太深、旧体制旧观念的习惯势力太强大,无法在短期内消除其弊端;由于受领导的素质局限,不可能使其管理社会的水平立即达到现代化的要求;由于“左”的势力根深蒂固,它还不时以特有的方式来干扰现代化的进程;等等。由于这些原因的客观存在,使许许多多应该得到解决的问题和矛盾不能迅速地、妥善地解决,于是“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政治牢骚也就“应运而生”[1](P156)。
　　第三,政治牢骚的生成也与国民对社会转型缺乏必要的理性认识有关。许多人对改革过于心切、期望太高。他们只许改革顺利成功而不许改革挫折失败,只要求自己在改革中获取某种利益而不要求自己在改革中付出一定的代价,只要权力和权利而不讲责任和义务。这些愿望和要求显然过于理想而不可能实现,由此而造成的巨大反差则必然导致持这种“非理性心态”的人心理上的失衡和不满。而牢骚此时也就成为调节人们这种失衡心理的一个重要方式和宣泄这种怨气与不满的一条有效渠道。此外,不甚的比较认识方法也是当今政治牢骚兴盛的一个原因。一些人总是将自己的短处与他人的长处进行比较,总是离开对社会的贡献来谈比较,总是脱离自己国家的国情或自己的实际情况来比较。这种比较显然缺乏理智性,它明显渗透着比较者自己强烈而浓厚的情绪色彩。而这种比较的结果往往是,“越比较就越泄气,越比较就越怨气,越比较就越生气,于是,人们便以牢骚、顺口溜来反映人们的怨气。”[1](P157)
　　不难看出,政治牢骚所表达的是对社会政治现实的一种不满,具有明显的“反社会”色彩。这种“反社会”的政治牢骚已经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它使很多人对改革热情下降,产生了对改革的倦怠感;使很多人不能理智地对待转型中社会出现的缺点、失误和挫折,影响了整个社会的积极进取的意识。而且,当政治牢骚过于强大时,它会更激化人们内心深处积沉下来的不满、抑愤,会使人们的思维方式变得古怪而不合情理,会无意识地增加人们的反社会色彩。与政治谣言一样,政治牢骚也暗含着对执政当局的一种民意表达和评价取向,它在本质上反映的是人们的一种参与心态和潜在的参与行为。与“成熟”的社会时机结合,积聚的政治牢骚也往往导致极具破坏性的政治参与行为。
　　三、间而不断的政治狂热
　　在当代中国,“相当数量的政治参与不是基于公民的责任感,不是出于对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的认识,不是出于对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考虑,不能正确理解中国国情对现实政治参与的制约,而是凭着心中激荡的冲动参与政治,有时甚至是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情绪,不能采取规范化、程序化的参与形式。”[2]政治参与呈现的这种特征,我们称此为政治狂热或政治参与狂热。这种参与往往超出了和制度的许可,表现出狂热性、发泄性、破坏性等显著特征。
　　毋庸讳言,这种参与狂热在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并不鲜见。从建国后接连不断地各种政治运动到“文革”的全民“大参与”,再到现今频发不断的“群体性闹事”、“暴力抗法”、“围攻”、“冲击”等事件,都是参与狂热的现实表现。1996年7月到9月,湖南省祈东县的河洲等9个乡镇先后发生群众性闹事事件,其中有6个乡镇政府的办公楼门窗、办公用具等被砸毁。全县共有79名乡村干部的人身及其住宅遭到围攻和冲击,抢走、毁坏、焚烧公私财物价值24万多元。祈东县部分乡镇农民举行游行请愿活动,混入其中的极少数不法分子乘机掀翻和砸烂车辆,非法扣押干部干警作人质,堵塞国道,割断通信光缆等等。同年的7月,江西省宁都县黄陂镇等3个乡镇的农民6次围集乡政府,一些地方也出现了打砸抢行为。3乡的4户干部家被抢,损失财物近6万元,有13名干部和公安干警被打伤,有9个村委会的办公室及食堂被砸受损[3]。而“文革”时期长达十年的全国“大参与”则是狂热参与的最典型事例。这种全民性的“大参与”把参与狂热的狂热性、发泄性、破坏性发挥到了极致。在这种“无法无天”的狂热参与中,人们极尽破坏之能,动用并创造了“打、砸、抢、抄、抓、私设公堂刑讯逼供”等各种手段和方式对法律、对社会、对国家、对人身进行了“史无前例”地破坏、攻击、侮辱、摧残。其程度之深,令人发指;现状之惨,怵目惊心。
　　这些极端的狂热参与行为,就其直接的发端而言,有着不同的肇因。“文革”的全国“大参与”就直接源于政治领导人的倡导和决定,而前两起极端参与事件则都是由农民负担过重而直接引发的。然而,尽管现实中各种诸如此类的极端参与行为有着各种不同的直接引发原因,但是在这些不同的直接引发因素的背后,则是法制观念普遍阙如的传统和传统国民极端性格对参与狂热的终极支配。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我们还不得不为“依法治国”而呼号就是社会法制观念普遍淡薄的一个有力的注脚。而传统国民极端性格则因专制主义阴魂仍然未能根除而得以残存。这种扭曲的极端性格的现实表现就是:或“死”一般的冷忍或“疯”一般的暴泄。通常情况下,前者以人们异常的“政治冷漠”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表现出来。而后者在特定的条件下以极端的“政治狂热”这种行为方式暴露出来。 　　四、异乎寻常的冷漠
　　以对政治的毫无兴趣、漠不关心为表现特征的异乎寻常的政治冷漠,已普遍地渗透在当代人的生活行为方式之中。仅以选举这一最普遍、最基本的参与形式来说,“在许多地方,选举人大代表的选民厌选情绪日渐浓厚,选民对选举表现出的政治冷漠已成弥漫之势。‘选民参选率虽然很高,但冷漠的心态显而易见:或者抱应付的态度,投票时随心所欲;或者怀游戏心理,甚至进行恶作剧;或者随大流,有的还乐于接受他人的包办代替;或者对贿选等违法现象熟视无睹。’”[4]事实上,根本用不着什么数据、资料来证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直接感受到政治冷漠的普遍心理氛围:对商业和金钱的极度追逐,正义和理性声音的黯淡,对贪官酷吏的容忍和钦羡,对社会生活不公的逆来顺受,对“沉默是金”的信守与奉行……
　　应该承认,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冷漠在当代民主国家中都有程度不同的存在。然而,这种冷漠与当代中国存在的政治冷漠不同,前者所表达的往往是人们对现存政治体制、政治精英的认可,是对政策决定表示基本满意和放心而无须过多的关注和投入的一种“沉默的大多数”式的支持。而后者则更多的是人们对政治的一种深入骨髓的无动于衷和麻木不仁,它暗含着人们对政府及其统治的一种潜在的离心倾向和不信任感。当代中国呈现的这种异常的政治冷漠现象,既有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中国历经了两千多年赓续不绝的专制统治,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专制主义”制度—文化传统。时至今日,中国人变的东西虽然不少,甚至数不胜数,但是,作为最基本的精神的专制主义却变得微乎其微,甚至可说原封不动[5]。在这种制度—文化的支配影响下,一方面形成了长期以来的中国社会始终为政治精英所左右、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权力始终为政治精英所独霸的历史局面,另一方面则把广大的普通社会大众始终排斥在政治之外。因此,无论是作为统治者的政治精英还是作为被治者的普通大众都毫不怀疑:管理国家、治理社会乃“肉食者谋之”。今天,“参政议政那是当官的事,与我们小民何干”,“政治是国家的事,咱老百姓参不参与没有多大关系”等普见的心态,无非就是上述传统心理认识在当代的延续表现而已。在这种心态的支配影响下,与政治是当官的“专利”一样,普通社会大众无需过问政治、置身政治之外都是天经地义而无可置疑的。此外,正如前面已经分析到的,当今人们对政治的冷漠很大程度上是传统国民极端性格“死一般冷忍”的一面在现实的延续。
　　政治冷漠的异常与普见,也是现实各种因素影响的结果。首先,缺乏利益的直接驱动,使参与政治的热情无从发生。与活动相比,到目前为止,当代中国还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参与的主体能从政治的变化中获得直接明显的好处。而“当人们认为同可以期望从其他活动中得到的报酬相比,从政治介入中得到的报酬价值较低时,他们就不大可能介入政治。”[6]其次,政治改革除“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这个过大、过模糊的提法外,迟迟未能设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明确目标,也使政治改革、政治情绪失去了方向感。而当人们不知道改革将意欲何往时,就很难对一个无法确定的东西产生热情和忠诚。加之受探索创新可能付出不菲代价的威胁,因而认同现存的政治体制也就成了最安全的选择。再次,对公民政治权利的漠视甚至侵害以及参政渠道的堵塞也极大地挫伤了人民参政的热情。政治选举的自主投票、思想言论的自由表达、遭遇不公的合法抗争等,既是公民参与政治的基本权利,也是公民参与政治的重要方式和渠道。然而,这些基本的权利和参与渠道在现实中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限制、堵塞甚至侵害,致使政治参与事实上长期流于形式而充当“作秀”,从而极大地挫伤人们的参与热情。最后,建国后长期的政治运动使许多人至今对“政治”心有余悸,畏惧政治、远离政治、躲避政治,已经成为这些人的心理“惯习”和“本能”反映。
　　政治冷漠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沉疴痼疾,它与民主政治的要求显然是格格不入的。政治冷漠使民主政治的主体形同一个懦弱的行路人。他在许多障碍面前不是去思谋排除和跨越,却在沮丧和绝望中打断自家的腿。政治冷漠已成为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极大障碍。而且,这一障碍比客观的、外在的障碍更加难以克服。因其生于自身,就难以被人们自察自觉。即使发现“病灶”也由于惧怕“切肤之痛”而使“疗效”大打折扣。政治冷漠不仅窒息“自己人”,也在客观上帮助民主政治的敌人。它无形中为专制主义残余和官僚主义的横行霸道,起了助纣为虐的作用。它在事实上庇护和怂恿专制主义残余和官僚主义行为,在精神上为其提供适宜的心理环境。某些时期、某些范围内的反民主倾向之所以有增无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官僚主义者和专制主义残余势力看透了老百姓的心理短处,利用他们可欺侮的心理弱点而为所欲为。所以,“最应当反对的是漠不关心,而不是无政府状态或专制,因为漠不关心可以几乎分毫不差地创造无政府状态和专制。”[7]
　　还政治参与以其作为参与主体的一种心态——行为这一本来面目来考察,毫无疑问,上述普存的非理性参与已经反映出了当代中国政治参与生活真实面貌的很大部分。就其与政治参与发展整体状况的关系而言,非理性参与有力地解释当代中国政治参与发展状况为何整体落后的重要原因所在。换言之,正是这些非理性参与的存在,直接规限了当代中国政治参与水平的整体落后。诚然,制约政治参与发展的因素远不止非理性参与这一项。然而,倘若未能克服这些非理性参与,那么,无论其他制约因素得以如何地消除和克服,也无论其他有利条件得以如何地创建和完善,都不可能根本改变政治参与发展在低水平上踯躅不前的徘徊现状。而这对民主政治的发展将是极为不利甚至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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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邵道生.化的精神陷阱——嬗变中的国民心态[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1.
　　[2]张永强.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参与[J].河北师院学报(社科版),1996,(3):23-25.
　　[3]方江山.非制度政治参与——以转型时期中国农民为对象分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91-103.
　　[4]唐　昊.诊断“政治冷漠症”[J].中国改革,2004,(7):11-12.
　　[5]李　慎.观念与体制——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M].北京:学林出版社,2002.344.
　　[6]罗伯特·A·达尔.现代政治分析[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32.
　　[7]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8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