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有中国特色的”到“中国特色”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8-10
论文摘要：文章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为线索，联系改革开放和化建设的成功实践，通过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比较分析，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丰富发展了的、被实践检验正确的、形成体系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反映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成熟和理论自觉，内在地体现出中圆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信念和共同实践价值取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单具有名称、概念的性质、属性，而且更加彰显了中国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主体地位。
你伟大的实践产生伟大的理论，也验证和发展着伟大的理论；伟大的理论又指导和推动着伟大的实践。一贯重视理论指导和富于理论创造精神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我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崭新实践中，找到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反映存在并能动地指导着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光辉历程，经历了由“有中国特色的”到“中国特色”的过程。由“有中国特色的”到“中国特色”，不单单是文字增减的问题，通过比较分析，我们由此还可以见微知著，比较准确地把握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为探索适合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轨迹和实践路线，既能地、现实地，又能中国地、世界地体味和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富意蕴，进而更加坚定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正式提出，始于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邓小平同志在开幕词中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从此，指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理论有了正式的称谓。这里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在社会主义之前所加限制定语“有中国特色的”六字所包含的丰富意蕴。联系这个命题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当时的现实状况，“有中国特色的”至少包含如下两层意思：
1．具有特别强调的意味。这里的“特别强调”是指：一是不同于建国初期照搬的“苏联模式”。毛泽东同志在谈到在中国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时曾说过：“建国之初，没有办法，搬苏联的”，“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虽然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我们党在总结苏联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始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党的八大也确立了正确的路线，但是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重提阶级斗争，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致使探索中断。可以这样说，从建国初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基本是沿袭“苏联模式”，基本没有中国特色可言。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命题对“有中国特色的”特别强调，也正隐含着我们此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多少中国特色的意味。二是针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曲折坎坷而言，我们要在总结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的失误主要来自‘左’的方面，而‘左’的事情从一九五七年就开始了。”“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实际上违背了八大的路线，这一‘左’，直到一九七六年，时间之长，差不多整整二十年。‘左’的极端是‘文化大革命’。”可以这样说，“有中国特色的”具有鉴古辞旧创新的时代意蕴。所谓“鉴古”，就是总结建国以来建设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所谓“辞旧”，就是不能再走过去完全照搬“苏联模式”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老路尤其是要和过去的左倾错误彻底划清界限；所谓创新，就是要在“鉴古辞旧”的基础上，开创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命题本身，正寄寓着赋予社会主义在中国以真正的鲜明的“中国特色”的迫切期望和执着追求。
2．具有理论构想的性质和勇于探索的实践品格。我们应当承认，以建国后我们党领导人民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为基础，以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先导，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部署为标志，通过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本总结和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初步理论概括；1982年党的十二大水到渠成地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我国从此进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时期。
当我们以今天的视角回顾这段历史进程时，我们还应看到并应充分肯定：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为处于困境中的我国指出了发展方向，选择了正确的道路。这是因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十二大这一时期，我们党开始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大框架，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和主要矛盾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保证论开始提出，以改革为突破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已拉开序幕，通过建立沿海四个经济特区的对外开放格局已初见端倪，社会主义在中国正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饱尝“折腾”之苦的中国普通百姓正逐渐清晰地看到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希望。但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主要属性仍是理论构想。这是因为这一命题是在总结建国以来建设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经验、反思“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提出的，是面对当下困境作出的选择，至于前面的路该怎么走，不单靠我们的理论思考，更主要的是通过实践去检验构想并发现和解决问题，使源于历史和现实的构想能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实际并能动地指导着实践，使构想与不断发展着的现实实现有机统一，进而丰富和发展构想的内容。事实也正是如此，在这一时期，关乎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如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姓“社”姓“资”问题，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关系问题等，有的是没有发现，有的是发现了但还悬着。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马克思去世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同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还具有积极探索的实践品格。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摸着石头过河”，正是这一时期富有鲜明时代特色的语汇，也是贯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的关键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拔乱反正历史任务的完成，如果没有亿万农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伟大创举，如果没有建立经济特区的敢闯敢干的精神，也就没有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句话，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获得生生不息的不竭动力。
综上所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不单为我国所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指明了发展方向，同时也给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重大的时代课题，那就是通过不断的积极的探索和实践，通过不断的理论思考，既不丢“老祖宗”，又能与时俱进，坚持理论创新，根据新的实践经验和新的时代要求，说出一些“老祖宗”没有说过的符合客观实际的新话，赋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真正的、鲜明的“中国特色”。
自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到党的十六大第一次直接正式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经历了整整20年的时间，其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连续三次凸现于我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标题之中，那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何联系、区别呢?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邓小平20年前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内涵上是一脉相承的，所不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丰富发展了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自成体系，这个体系的成果就是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被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检验正确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标志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由当初的构想一步步发展为现实，是富有生机活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分述如下：
(一)前文已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是我们党在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反思“苏联模式”、面对当下困境而提出的。我们所选择的社会主义，是否有“中国特色”，命题本身需要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新的实践经验和新的时代要求，通过不断理论思考，赋予其“中国特色”。我们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的过程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历了由总体构想(命题)到“部件生产”(破题)、再到“总体装配”(基本结题)的过程。党的十二大虽然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但是以今天的眼光看，尚不具备完整的理论形态，只是一个总体构想。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最主要的最基本的理论问题，结合中国实际，初步解决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即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九大基本问题，形成了系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坚持和发展邓小平创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进一步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邓小平的创立，江泽民的继承和发展，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没有丢老祖宗”，同时又紧密结合中国实际，说出一些“老祖宗”没有说过的符合客观实际的既得体又合体的新话，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就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对“有中国特色的”思考、探索、实践到获得“中国特色”并将继续发展“中国特色”的过程：从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构想到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确认我们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过程中发挥和发展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轮廓”，到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认为这一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而确立这一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再到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的新论断，确认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直至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根据新的实践发展，从经验层面上升到理论形态，获得不断丰富发展、逐步凸现“中国特色”到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
顺着这一脉络，我们不难发现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为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轨迹和实践路线：从发现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正式正面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作出明确理论界定；从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确立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展开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奋斗目标到党的十六大提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三大奋斗目标；从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发展目标定位到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经党的十三大修订为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的奋斗目标；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到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从探索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生产力标准”到“三个有利于”标准；从注重经济发展的“发展是硬道理”到从党长期执政的角度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再到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从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到既始终不渝地坚持又根据新的时代特点丰富发展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表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路更加清晰、思维更加缜密、思考更加成熟、理论更加完整、信心更加坚定、实践价值取向更加明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丰富发展了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而由探索、构想性质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到已自成体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便是合乎思想逻辑和实践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被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检验正确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回想二十多年前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构想，面对我国近二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挫折和失误，或许有不少国人对社会主义能在中国坚持多久心存疑虑，对什么是“有中国特色”也感到茫然；而今，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和发展，我们党对这一理论理解更加深刻，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回答得更加清楚。今天的“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二十多年前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比，不是有无“中国特色”的问题，而是以其自成体系的理论和成功的实践向世人昭示：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人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更加坚定、自信，对什么是“中国特色”也不再感到困惑、迷茫。更进一步说，历尽百年沧桑的中华民族，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选择了社会主义，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波澜壮阔、雄浑豪迈的实践，终于得到了成功的尝试!中国人民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地体现出进入21世纪的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信念和共同实践价值取向。这是因为：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受了三个重大历史关头的考验
第一个重大历史关头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当时摆在我们面前有三条路：一条是“两个凡是”的老路；一条是否定社会主义的邪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拒绝了老路，否定了邪路，开辟了一条新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在中国不单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而且正日益显示出蓬勃的生机与旺盛的活力。 第二个重大关头是20世纪80年代未90年代初国内外的风波。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也是三条路：一条是回头走老路，认为政治风波是改革开放的结果，出路是回到改革开放以前的老路上去；一条是跟着走邪路，就是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垮台的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拒绝了垮台的路，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极清醒的头脑，领导我们党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辟的新路不动摇。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确定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在国内国际大风大浪中，社会主义中国不但岿然不动，而且沿着既定目标乘风破浪前进。
第三个重大历史关头是党的十五大前后。邓小平逝世后，国际国内都在观察和猜测中国走向，有的担心中国转向，有的希望中国转向。在这个重大历史关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不动摇，坚定不移地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2．“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由理论构想到一步步变为现实，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概念代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是题中应有之义，是历史的必然，是20多年改革开放和化建设实践和发展的必然结果。党的十二大、十三大规划的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前两步已提前实现，我国综合国力已跃居世界前六位；“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已在香港、澳门成为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已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信念。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从党的十三届四
中全会到2002年的这十三年，“是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是我国社会长期保持安定团结、政通人和的时期。是我国国际影响显著扩大，民族凝聚力极大增强的时期”。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比较，也有着不同的意蕴和属性。
从语言与存在、实践、意识、思维的关系看，马克思主义认为：语言是思维本身的要素，是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是感性的界；存在决定意识，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存在、意识、思维、语言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且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的诠释学认为：世界在我们的语言当中。人类运用语言来理解世界和表达人类对世界的理解，反过来，语言又是对人的理解方式和理解程度的表达；人类的语言是历史文化的“水库”，语言的历史变化，规定着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因而也就体现着人的历史性变化和规范着人的历史性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提出时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处境，促使思维主体产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意识，这就决定了处在那一特定时空背景下的人们只能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的语言而不可能是别的语言来描述人们的现实世界和可能有的理想世界，反映和记录人们的思维成果，它反映的是思维主体对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新的选择、愿望、要求和期待，至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是否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否与“中国特色”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活生生的存在，只能通过社会主义实践去回答。因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反映了二十多年前人们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理解方式以及所达到的理解程度，也是语言和思维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命题最富于历史感和现实感的可能性结合。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较“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简洁、规范，寓意也更明确、更集中、更完整，且符合汉语言表达名称的习惯，但是二十多年前决不可能出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的语词，因为“思想过程总是以语词的形式出现；更严格点说，思想过程总是语言的。真实的情形不是：我们独立地经验到一个命题作为关于某事物的思想，此外又独立地经验到某种语言过程，即了解到那些有关的语词及其组合。真实的情形也不是思想的语言表达(即具有相应的意义的那种语句)是后来才附加到思想上的。语句不是关于任何思想或命题的任何表达，因为，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形：先出现一个(甚至在心中)不具有语词的思想或命题，然后才把表示它的那些语词附加到它的身上。”二十年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由构想一步步成为现实，再次促使人们思考我们所选择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究竟有无“中国特色”以及“中国特色”是否鲜明突出的问题。二十年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以不可置疑的充分事实昭示世人：我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而思维主体产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言，就不单单是一个纯语言层面的问题，而是包含存在、实践、意识、思维等诸多语义的一个语词，是现实的存在、实践的发展、思想的呼应在语言上的一个必然选择。
从汉语语法角度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偏正短语，“有中国特色的”修饰、限制中心词“社会主义”，起特别强调、特别提示的作用，其名称、概念的性质、属性不十分明显；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去掉“有”和“的”，不单使概念表述更为简洁、规范，而且使“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结合得更加紧密，其名称、概念的性质、属性已充分凸现。比之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不再有特别强调、特别提示的意味，而正恰好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内涵：既不完全是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也不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更不是市场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20世纪上半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在与世界形形色色的主义的普遍交往中，历经“听话”到“对话”所选择的社会主义，是20世纪下半叶社会主义在中国由理想变为现实的大前提下，由50年代的“听话”到六七十年代的“自言自语”，再到70年代末与世界“对话”。又遇八九十年代社会主义在世界普遍处于低潮，而且也在中国面临严峻考验的形势下，中国人民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再次与世界的普遍交往中，与时俱进，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质言之，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成功结合的社会主义，因而是为世界存在并且仅仅因此也为中国存在的社会主义!因而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名称代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便是题中应有之义。这不单充分凸现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感和空间性，而且更加彰显中国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主体地位。
从汉语使用习惯看，用于表达某种思想体系或学科名称的语词，往往具有这样两个特征：一是语言简洁，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哲学、心、政治学、学、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二是一般不在语词之间加“的”之类的虚字，如“毛泽东思想”不会称为“毛泽东的思想”，“邓小平理论”不会称为“邓小平的理论”(当然，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的思想、邓小平的理论是两组内涵不完全相同的概念。)计划经济不会叫做“计划的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会叫做“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等。我们认为：只有具备这两个特征的语词，才能适合用来作为某种思想体系或学科的名称，才能符合汉语的使用习惯。当然，要使表达某种思想体系或学科名称的语词符合汉语的使用习惯，还必须要求其名称具有相对稳定的内涵，以使之名实相符。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在中国获得相对稳定的内涵。而这个内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本质属性和特殊属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就是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经典论述，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属性就是“中国特色”，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位一体的奋斗目标等，而且“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社会主义因有“中国特色”而焕发蓬勃生机与旺盛活力；“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的有机结合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历经百年沧桑的中国人民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在中国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获得相对稳定的内涵而使之名正言顺地获得符合汉语使用习惯的名实相符的名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丰富发展了的、被实践检验正确的、形成体系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反映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成熟和理论自觉，内在地体现出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信念和共同的实践价值取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单具有名称、概念的性质、属性，而且较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加彰显了中国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主体地位。这就是本文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为线索。联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通过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比较分析得出的初步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