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赫的社会哲学和社会实践
摘 要： 恩斯特•马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伟大的哲人家，他的思想直接导致了20世纪初的科学革命和革命(逻辑实证论)。文章立足于对马赫原著的研究和对现实背景的考察，比较全面地论述了马赫社会哲学的各个方面：他的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科学主义、无神论和思想。像马赫这样的哲人科学家，在科学上有重大建树，又对社会和人的自我完善充满关爱，从而成为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承载者和缔造者。
关键词： 马赫；哲人科学家；社会哲学
Abstract：Mach was a great philosopher-scientist in the time between the end of l9th century and the beginning of 20th century．His ideas led directly to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and philosophical revolution(10gical positivism)．On the ground of studies of Mach's original works and investigation of present backgrounds，this paper expounds comprehensively all aspects of Mach's social philosophy: humanism，pacifism，scientism ，atheism，and his educational thinking. As a philosopher-scientist，Mach had mad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of science；meanwhile he showed great concern to social development and human self-perfection．Therefore he was regarded as the carrier and founder of scientific culture and human culture．
Key words：Mach；philosopher-scientist；social philosophy
马赫是一位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科学家和具有科学理性精神的思想家，是一位身体力行、勇于进行社会探索和实践的伟大战士。马赫从小就对一些古怪而颠倒的社会现象迷惑不解：人们怎么能让他们自己受一个国王的统治?世间富有的人为何只是拥有财富?这种与人类休戚与共、与社会息息相关的品格和志向贯穿于马赫的整个生涯，尤其是在他功成名就、具有社会感召力和世界影响之时。他坚信科学技术对文明的促进作用，他对社会的进步和人的自我完善充满信心，他关心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他热爱真理主持正义，他拥护和平并反对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和战争。一言以蔽之，他对真善美满腔热忱，对假恶丑疾首蹙额。路德维希公正地写道：马赫一生都受到一种根本冲动的支配，这就是光明磊落。他是大众教育和进步的斗士，当他看到真理时，他总是毫不畏惧地献身于真理。
本文将集中论述一下马赫对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描述一下他的切实的行动。读者将不难从中看到马赫真实的、完整的形象，而且也会明白：列宁给马赫无端罗织“反动”罪名，给马赫脸上恣意抹黑，是多么粗暴，多么没有道理。
一、马赫社会哲学的基础
马赫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人道主义、和平主义和科学主义者。他的社会哲学思想深深根植于他关于社会进步、关于道德世界秩序理想的始终不渝的信念和深挚的社会理性论。马赫改良了黑格尔的乐观主义，认为即使合理的并非总是现实的，至少它通常会变成现实的：“从理论了解到实际举动的距离无论怎么远，后者终究不能够抵抗前者。” 马赫看到，在他所处的时代，物质福利“不幸地仅为某些人所拥有”，但他相信“可以期望未来的事情会变得更好—些” 。
马赫相信伦理和在建立社会新秩序中可以发挥重大作用。他指出：“把伦理建立在其正确性不能被检验的基础上肯定不是理性的。”例如，把一个阶层的人宣判为奴隶，而另一个阶层的人则以保护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既得利益为目的。在这样的地方，死后报应的道德对第一种人具有不可估量的安慰作用，对第二种人则是十分合乎一时需要的。然而，如果道德以事实为基础，那么它就是健康的，就像高度发达的人的学说那样。马赫的下述言论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伦理和法律是社会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其水准越高，粗俗思想的成分被科学思想取代的也就越多。”（[3]，p. 75）
在这里，马赫不仅指明了伦理和法律对于社会的意义，而且也隐含着社会的进步，包括精神文明的进步。他的下述言论更是把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相提并论，甚至尤为强调精神的东西的价值以及它在公众中的传播与普及：
“文化的进步只有存在某些冒险性时才是可以想象的，从而只有通过部分地从劳累中解放出来的人才能普遍被推进。这对于物质文化和精神的东西二者都成立，精神的东西具有壮丽的性质，人们不能阻止它们传播到人类负担沉重的阶层：这些人将或迟或早地认识到真实的事态，并面对统治阶层而要求更廉价、更恰当地使用普通股权。（[3]，p.56）
二、马赫的人道主义
马赫的人道主义的最高宗旨在于，他把全人类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倡导社会公正、平等，呼吁社会成员互助、博爱，并在坚持个人自由的原则下反对利己主义。在谈到生命进化是对不断拓展的活动领域的适应时，马赫提到人的活动范围大大扩展，以致在非洲或亚洲发生的任何事情几乎都会在他的生活中留下痕迹。他接着以诗一般的语言充满深情地写道：
“让我们看看其他人的生活，他们的欢乐，他们的痛苦，他们的幸福，他们的悲伤，有多么大的部分在我们自己身上有所反映!……其他人的生活，他们的品质，他们的意图，有多大的份额我们不是通过诗歌和汲取的!虽然它们只是轻微地触动了我们情感的琴弦，但是像青少年时期的记忆在成年人的心灵上柔和地注入生机一样，我们无论如何再次部分地体验到他们的境况。”
马赫在为这段话所加的注释中进一步强调：“我们务必不要受人欺骗而设想，其他人的幸福不是我们自己的幸福的十分显著和十分基本的部分。正是公共资本，不能由个人创造，也不会随其消亡。自我的形式的和实质的限度仅对最原始的实际目标是必要的和充分的，而在广泛的概念上则是无法理解的。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犹如珊瑚虫。把个体联合起来的物质的和有机的粘结剂确实有用；这些粘结剂只是妨碍运动和进化的自由。但是，终极目的即整体的精神关联通过比较丰富多彩的发展可以在更高的程度上达到，从而使自由成为可能。”（[4]，p.235）看来，马赫是决不让利己主义在人类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的，他想通过教育达到这一目标，从而使人既有个人自由，又有整体的协调。
马赫看到，科学和都是社会分工和社会协作的产物。只有部分人从事物的牵挂中解脱出来，有了足够的自由和闲暇，有兴趣对与应用无关的东西进行观察和研究时，科学本身才能真正诞生并获得独立。像科学一样，艺术也是必需品满足的副产品。马赫写道：
“艺术和科学，任何正义和伦理观念，事实上任何较高级的智力文化，只有在社会共同体中，只有当一部分人使其他人减缓了物质牵累时才能兴盛。让‘上流社会’明确认识到他们向做工的人付出了什么!让艺术家和科学家想到，他们支配和提供的正是一笔庞大的公共的和共同获得的人类财产!”（[3]，p.61）
作为上流社会一员的马赫，对默默无闻、辛勤劳作的工农大众给以发自内心深处的尊敬和赞颂，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多么难能可贵! 事实上，这种人道主义的平等于博爱情操，可以追溯到马赫的青少年时代。马赫从小干过农活，学过木工，他从中懂得了“对体力劳动者应有的尊重”。马赫后来回忆说：“这种尊重体力劳动者的特点，在我和同事们的谈话中就时常表露出来。”
马赫谙熟并热爱东方文化，在他身上没有丝毫的欧洲中心主义偏见和西方人的优越感。马赫对印度文学和科学的兴趣是从了解古典印度戏剧开始，经过熟悉印度人的众神，最后被吸引到印度的数学和逻辑。他在格拉茨的一次讲演中提到“科学曾经和诗处于完全不同的关系。古代印度数学家用诗句写下他们的定理，荷花、蔷薇和丁香，美丽的风景、湖泊和山岳都在他们的问题中出现。”（[4]，p.30）马赫还把埃及文字和中国文字看作是两条有代表性的发展路线：
“书写的进一步发展能够沿着两条不同的路线进行：或者对事物的描写通过迅速简化的手写缩减为概念的约定记号，像在中文中那样；或者以描述难题的方式想起词的发音之一，图画转为语音记号，像在埃及的象形文字中那样。抽象地思维的倾向和为此目的谋求书写的需要导致前一种方法，而写出人的名字和一般地写出恰当名词的需要导致第二种方法，这便产生了文字手写。每一种方法都有其特殊的优点。第二种方法与十分微弱的工具有关，容易听清楚语言中的每一个语音的和概念的变化。第一种方法是完全独立于语音的，以致日本读者能阅读中文，而他们在语音上讲的是完全不同的语言。中文书写几乎是万国语，尽管它需要随每一个概念的变化而变化。”（[3]，pp.59~60）
马赫似乎对中国文化更为熟知，对中国文明更为钦慕，对中国的事情更为兴味盎然，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提及中国的语言、文字、绘画、伦理、科技、典籍等”。他喜爱中国绘画，部分原因在于这些绘画不画阴影，这与他童年时的倾向一致。他认为中国人的伦说是“以事实为基础的”，是“健康的”、“高度发达的”([3], p.75)他对中国古代的计数筹板便利的作用评价颇高。他在1882年的著名讲演《物理研究的本性》的开头和结尾处分别提到了中国哲学家列子寓意深刻的名言：“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和“唯予与彼知而未尝生，未尝死也。”（[4]，pp. 186,213）
东方文化深刻地影响了马赫的思维方式，以致布莱克默认为：马赫的现象论和科学的“内部的”目的是“东方的”，而他的达尔文主义和科学的“外部的”目的则是“西方的”。([1], p. 293)
马赫的人道主义在他同情、支持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和实践中得到最为革命性的体现，他是一位坚定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者。马赫之所以倾向和赞同社会主义，是因为他看到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严重弊端和工人阶级的非人状况。他期望社会公正，期望社会成员在和经济上的平等。在这方面，他的观点接近社会整体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尽管马赫与马克思主义者都对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现存的经济和状况表示义愤，但马赫拒绝把有利于个人的“利己主义的”经济原因作为首要的恶棍，他似乎也不主张通过暴力的阶级斗争来达到社会公正，而主张用非暴力的联合行动达到目的。不管怎样，马赫对社会的未来充满信心和憧憬：
“人们不会失望，有一天人类的这一部分在正确地认识到这种状况时将联合起来，反对那些巨头和雇主，并要求对我们的公共财富进行比较有目的地、相互比较满意地使用和分配。”（[1]，p.233）
马赫的观点不光是讲在嘴上、写在纸上，他把它们切实地落实在自己的具体行动中。马赫是一位真正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者。马赫长期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负责人阿德勒父子保持着密切的关系。1896年，他与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一起，反对执政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党对成人教育的否定，他担任抗议集合的主席。1899年，他公开宣布，自愿把一大笔钱馈赠给成人教育联合会和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工人报》。1901年，半身不遂的马赫乘坐救护车以个人身份出席奥地利上议院会议，投下关键性的一票，支持把煤矿工人工时限制到9小时的法案。1902年，他作了一次坦率而成功的发言，反对执政党在萨尔茨堡建立排他性的天主教大学。1906年，马赫被工人出身的社会主义理论家狄慈根的思想所吸引，他敦促他的哲学信徒学习狄慈根的著作。1907年，马赫的政治活动达到高峰，他又一次坚持出席奥地利上议院会议，为的是投票赞成选举改革法案。他给报纸写了几篇文章：一篇反对种族歧视，一篇反对罗马天主教教皇关于天主教教义的新大纲，为维也纳大学学生反对市政府的不公正行为的运动辩护。在讲德语的国家中，马赫是支持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为数极少的大学教授之一。马赫这样一个光明正大的，为正义和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战士，竟被列宁指鹿为马地斥之为“反动的哲学教授”“‘最新的’反动教授” ，这岂不是天方夜谭！
对于社会主义，马赫保持着相当清醒的头脑。他担心在未来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即社会主义国家中，集权和独裁会造成对个人和社会的侵害，“奴役也完全可能变得比在君主政体或寡头独裁政治的国家更加泛滥和暴戾”。为此，他赞同有关具体的预防性措施：“多数原则的第二位的需要，受保护的独立的个人是根本的需要。”（[3]，p. 63）。这是马赫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最为人道的、最有启发意义和最富实践意义的部分。
马赫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十多年发出的告诫，至今仍没有失去其现实意义和魅力。无独有偶，自称社会主义者的爱因斯坦，也在1949年发出同样的告诫：社会主义“还可能伴随着对个人的完全奴役!”他指出社会主义需要解决的一些极端困难的社会政治问题：“鉴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怎样才有可能防止行政人员变成权力无限和傲慢自负呢?怎样才能使个人权利得到保障，同时对于行政权力能够确保有一种民主的平衡力量呢？”
马赫人道主义的深层底蕴也许蕴涵在他的自由而开明的人道主义的人生观中。马赫通过对“自我”的分析得出结论：
“自我是保存不了的。部分地由于这个认识，部分地由于害怕这个认识引起了许多极其奇怪的悲观主义的、乐观主义的、宗教的、苦行主义的和哲学的荒诞表现。人终究不能够对于心理学分析所得出的这个简单真理熟视无睹。这样，人就不再会以为有那么高的价值了。——自我就是在个人生存时也有很多变化，并且自我在睡眠时，在沉醉于一个直观，沉醉于一个思想时，正在最幸福时，可以部分地或完全地不复存在。于是，人们就愿意放弃个人不朽的想法，而不认为次要的东西比主要的东西有更高的价值了。这样，我们就达到一个更自由、更开明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会排除对于其他自我的蔑视和对自己的过高估价。以这种人生观为依据的道德理想，离苦行主义者的理想同离骄横的尼采式‘超人’的理想一样远；前一种理想从生物学上看来不能为苦行主义者所坚持，随着他的死亡也就同时消失了；后一种理想是其他人所不能容忍的，而且也不希望人们容忍。”（[2]，pp.19~20）
马赫的人道主义不仅仅面对整个人类，而且也面对整个有机界乃至无机界。马赫反对滥用和浪费能源和资源，他告诫人们，地球的资源并不是无穷无尽的。马赫的下述言论也许是发出了当代的生态伦理学的先声：
“我们无法为未来科学划出一道严格而可靠的界线，但是我们能够预见．现今把人和世界分开的坚硬的墙壁将逐渐消失；人将不仅以较少的自私心和较强的同情心彼此相处，而且也将如此这般地对待整个有机体世界和所谓的无生命世界。大约两千年前，中国哲学家列子，也许就具有像这样的预感。他当时指着一堆腐朽的枯骨，对他的门徒以严谨的、精确的口吻说：‘唯予与彼知而未尝生，未尝死也。’”（[4]，p. 213）
三、马赫的和平主义
马赫终生坚持不懈地反对强权和暴力，拥护公理与和平，是一位虔诚的和平主义者。在马赫看来，物理学中的force(力)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是不存在的，社会上的force(暴力)在实践的意义上也是可以被消除的，和平能够成为的、充满人性的状态。在1897年发表的关于射弹的讲演中，马赫涉及到战争与和平问题。他说，在当今这个世界，为数众多的参与战争的人和沉默不语的人都断言，持久和平是一个梦，而且是一个不甚美丽的梦。我们可以把对此的判断留给深刻的人类研究者，我们也能意识到士兵极端厌恶过于漫长的和平引起的沉滞。确实，在国际关系还没有希望大大改善的情况下，中世纪的野蛮状态是不可克服的。当时暴力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蛮横的攻击和同样蛮横的自卫是接连不断的。但是，事态的暴虐反过来又迫使人们结束它，只是最终不得不靠大炮来发言。暴力统治并未迅速被废除，只不过转化为其他暴力而已。我们不必使自己沉湎于卢梭型之梦。法律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将永远是强权问题。即使在每一个人作为一个原则问题都给予同样权利的美国，选举权也只是对暴力的温和代替。在这里，马赫对严峻实的洞察可谓入木三分。尽管如此，他还是满怀信心地认为：
“然而，随着文明的进步，人们的交往将逐渐地采取比较文雅的方式，没有一个真正了解往昔的人会真诚地希望再次倒退，不管往昔在绘画和诗歌中可能被描绘得多么美妙。”（[4], p.336）
马赫接着分析说，虽然旧的暴力统治还处于支配地位，但是由于它的统治正在极度地对国家智力的、道德的和物质的资源横征暴敛，在和平时期比在战争时期几乎没有减少负担，胜利者比被征服者几乎没有减少压力。因此，它必然变得越来越让人无法容忍。马赫坚信，理性、理智、道德和理想最终是不可战胜的：
“所幸的是，理性不再为那些庄重地称他们自己是上流社会的人所全部拥有。在这里，正像在每一个地方一样，罪恶本身将唤起理智的和道德的力量，这些力量注定要平息暴力。纵使种族和民族的仇恨尽其可能地放纵，国家的交往还将扩大并变得更加密切。与把国家分开的问题相比较，要求未来人全部能力的伟大而共同的理想将会更加显著、更加有力地陆续涌现出来。”（[4], pp. 336~337）
马赫还在讲演中对战争进行了强烈的谴责。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统治阶层为了自己的私利，竟以高价悬赏第一个枪杀法国人的德国士兵和第一个枪杀德国人的法国士兵。这是对陷入极端困境的广大民众、广大贫苦青年工人和农民的极度蔑视，这种蔑视在德法战争中表现得异常阴森恐怖。
马赫始终对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反犹主义、阶级偏见持否定和反对态度，他在布拉格大学任职期间忠实地实践了这一切。他从未讲过挑动民族仇恨的话，一直希望各民族能相互了解，和睦相处，他的许多好朋友都是犹太人。在马赫看来：
“阶级意识、阶级偏见、民族感情和狭隘的地方主义，对于某些目的是很重要的。可是，这种见识不是眼光广阔的科学家的特点，至少在研究的时刻不是这样。所有这些以我为中心的见识只适合于实用目的。”（[2], p. 18）
马赫的上述清醒意识，加上他善良的、慈爱的、满怀希望的心灵，使他未像当时大多数德、奥知识分子那样，染上时代病——民族狂热病。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知识界在军国主义分子操纵下，于同年10月发表了《告文明世界宣言》，为德国的侵略行为辩护。93位享有某种国际声望的艺术家、科学家、牧师、诗人、律师、医生、学家、哲学家和音乐家在宣言上签了名。 著名科学家哈伯、海克尔、能斯特、普朗克、伦琴、维恩、奥斯特瓦尔德等出于种种缘由也卷入其中。这种状况在爱因斯坦后来有些言过其实的描述中可见一斑：“德国人的罪恶，真是记载在所谓文明国家的历史中的最令人深恶痛绝的罪恶。德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集体来看——他们的行为并不见得比暴徒好多少。”（[7], p. 265）但是，马赫在当时并未被这种甚嚣尘上的民族狂热和战争煽动所裹挟。虽然马赫只是很迟才得知战争爆发，未及对此直接加以公开评论，但是他在自己最后一部著作《文化与力学》(1915)中，谴责了“现代的战争”，认为它“对于后代来说，是历史上最可耻的一章。”
马赫的和平主义多少带有乌托邦的色彩，而且也具有绝对和平主义的弱点。但是，他的闪耀着理性光华的和平思想，他的爱憎分明的情感，尤其是他的积善有余的心肠和卓尔不群的行动，实在难能可贵，即使在今天也会令人肃然起敬、赞佩不已!
四、马赫的科学主义
关于“科学主义”(scientism)有一部词典 这样释义的：(1)对自然科学家来说是典型的方法和态度，或认为是自然科学家所具有的方法和态度；(2)过分信赖自然科学方法应用于所有研究领域(如在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的功效。第二个释义与所谓的“科学万能论”相通。其实，不论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共同体，还是稍有头脑的科学家，都不认为科学无所不能。马赫就对带有弱肉强食色彩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没有好感。这种万能论的科学主义含义，实际是外人强加给科学和科学家的。这里所指的科学主义，是指科学家对自身、对科学共同体和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的目的、限度、思想、方法、价值、精神气质、社会功能、文化意义等等的看法，它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越了具体的科学知识和理论体系本身。这种意义上的科学主义可称为“科学论”。
马赫科学主义的核心思想在于，相信科学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相信科学具有神奇的威力，能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给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带来幸福，而自身却不要求什么回报。他还以优美而畅晓的笔调写道：
“自然界具有神秘魔力的信念逐渐消逝了，起而代之的是新的信念，即相信科学不可思议的威力。科学并不像反复无常的小女妖，只把财宝投入所偏爱的少数几个人的怀抱，而是把她的财宝投入全人类的怀抱，且其慷慨与大方是任何传奇从未梦想到的!因此，她的外行赞美者把揭示感官无法看穿的自然界的无底深渊的能力归功于她，这显然是十分公正的。是的，把光明带给世界的科学能够彻底驱除神秘的黑暗和浮华的外表，她既不需要以这样的外表证明她的目的正当，也不需要以此粉饰她的明显成就。”（[4], p. 189）
然而，马赫并没有陶醉于科学的胜利进军之中，也没有沉溺于科学的慷慨赐福中，他在当时就清醒地意识到硬币的另一面：科学运用不周和不当也会带来负面影响，比如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等。
“当我们考虑硬币的另—面并观察—下那些维持这些的疾速行进的人的辛苦时，事情看来就不同了。鉴于紧张的文化生活，其他想法产生了：有轨电车的嘈杂声，工厂机器轮子的飞转声，电灯的灼热；如果我们再考虑到每小时需要燃烧的煤的数量，我们对这一切就不完全高兴了。我们正迅速地趋近这一时刻：地球在年轻时建立起来的贮藏将在老年时逐渐耗尽，那么怎么办?我们将遁入野蛮状态吗?或者那时人类将获得时代的智慧并学会当家吗?”（[3], p. 58）
马赫对此没有作出直接的回答，但是，从马赫的一贯思想来看，他是坚决抵制反科学主义者叫嚷的回到“田园诗般的”农业社会或原始社会的。与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相反，马赫坚信“人类将获得时代的智慧”，以日趋完善的“社会文化技术”和更加发达的科学来减小和防止有关弊端。
作为—位关心社会问题和科学后果的哲人科学家，马赫有着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感。他在关于射弹的讲演中说：
“射击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相互在对方身上穿尽可能多的弹孔——并非总是出于可原谅的目的和鹄的，这似乎导致了人的庄严责任；现代人尽管歧见纷纭，目的截然不同，但是同样受到下述神圣义务的约束：要使这些弹孔尽可能地小，如果造成了弹孔，则要尽可能快地止住伤口并使之治愈。”（[4], pp. 309~310）
就是在这篇充满和平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的讲演中，马赫再次提醒科学家在进行科学研究和实验时，时刻不要忘记他们的成果所可能导致的可怕应用，不要忘记他们肩负的神圣而重大的社会责任：“凡是有机会仔细察看枪炮和射弹的惊人的完善、威力和精确性的人，都不得不承认，高水平的技术成就和科学成就在这些对象中找到了它们的体现。我们可能完全沉溺于这种印象，以致片刻忘却它们服务的可怖目的.”([4], p. 335)
关于科学与社会的关系，马赫认为二者的作用是交互的。虽说科学的“实用性”在某种程度上仅仅是产生科学的智力斗争的伴随物，但是没有一个人低估科学的实用性。不过，科学并非仅仅对实际的人有用，“科学的影响渗透在我们的所有事务、我们的整个生活中；科学的观念处处都是决定性的”。另—方面，科学是劳动分工和社会组织的产物。同时，已成立的科学业不是个人的事情，它只有作为社会的事业才能生存。因此，与社会脱离的、完全沉浸在他的思维中的探索者也许在生物学意义上是无法生存的病态现象的人；即使最伟大的人物与其说是为科学而出生，还不如说是为生存而出生。然而，按照其内在冲动行动的人却乐于为观念而做出牺牲，而不是力求提高他们的物质福利。这些人往往被视为傻瓜。马赫断然不同，他认为这只不过是实利主义的市侩的浅薄之见。
关于科学和宗教神学的关系问题，马赫认为这是一个需要认真考察的错综复杂的问题，不是简单地想当然就能说明的。他说：
“如果我们进入德国客厅，听到人们讲某人十分虔诚地信奉宗教，却没有道出名字，我们可能想象，被议论的是枢密顾问官X或Y绅士；我们几乎不会想到是我们相识的科学家。”（[1], p. 541）
马赫依据科学史的考察指出，我们的确有教会反对科学和进步的长篇罪行录。在科学与神学的冲突中，教会如此自私、如此无耻、如此残酷地使用了世俗社会从未有过的卑鄙手段。但是，另一方面，在教会的“高尚的殉道者的队伍”中，也有不少不亚于伽利略和布鲁诺这样的杰出人物。最大的错误也许是假定：“科学的战争”一语是对宗教一般态度的正确描述；对智力的唯一压制来自教士，如果他们不插手的话，那么成长的科学便会以惊人的速度发展。
马赫揭示出，在宗教几乎是唯一的和唯一的世界理论的文明阶段，为数众多的宗教物家的出现本是极其的事情。每一个无偏见的人都必须承认，力学科学发生和发展的时代，是神学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神学问题由每件事情引起，并更改每一事物，力学也因此而染上神学色彩。欧拉在最小作用原理中坚持神学观点，认为显示最大和最小的东西是造物主的手工作品。物质量不变、运动量不变、功和能不灭等支配近代物理学的概念，都是在神学观念的影响下产生的，它们只不过是与造物主的永恒性相协调的过程。在整个16和17世纪，乃至到18世纪，探索者占支配地位的倾向是在所有物理学定律中发现造物主的某种特定显示和杰作。直到拉格朗日，才彻底与神学的和形而上学的思辨决裂。他指出，神学具有靠不住的、与科学不相关的本性。就这样，神学和科学是知识的两个不同分支的思想，从它最初在哥白尼思想中萌芽到拉格朗日最终把二者截然分开，几乎花了两百多年时间才得以明晰。马赫关于科学和宗教的历史的观点是客观的、公正的，它比那些把宗教简单地视为科学死敌的片面观点要有见地得多。但是，马赫并不笃信宗教，就在同一处谈到光沿最小光程传播时这样写道：“如果我们在造物主的智慧中去寻找理由，那么我们就抛弃了这个现象的一切未来的知识。”（[1], p. 554）
关于科学探索的动机，马赫不仅给出了生物学意义的解释(物质生存和解除理智烦恼的需要)，而且也指出，有意识地探寻真理是科学探索者的强大动力和重要动机。在马赫的心目中，“比诗更崇高、更宏伟、更浪漫的是真理和实在”，“真正的探索者无论在乡间小道上漫步，还是在大城市街道上徜徉，都处处寻求真理。”([4], pp.281, 63)
马赫对真理的热爱和向往跃然纸上!马赫明白，真理并非是一蹴而就、唾手可得的；“为了达到真理，需要许多著名思想家整整一个世纪的工作.”([4], p. 281)这除了要与所研究的自然界和问题本身斗争外，还要与探索者自己头脑中残存的根深蒂固的旧观念作斗争。马赫向探索者敲响警钟：“在他的观念的转变中，最艰难的战斗是与他自己作斗争。”([4], p. 63)
作为一位启蒙家和自由思想家，马赫敢于革故鼎新、标新立异，但是他也深知其中的甘苦。他以审慎的科学态度写出了值得每一个真理探求者深思的劝戒：
“亚里士多德说过：‘所有事物中最美妙的是知识。’他是对的。但是，如果你去设想，新观点的发表都产生无限的美妙，那么你就会铸成大错。没有一个人因用新观点扰乱他的同胞而不受惩罚。擅自变革关于任何问题的流行的思维方式，不是一项令人愉快的任务，尤其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提出新观点的人们完全知道，严重的困难耸立在他们的道路上。人们应以诚实的、值得赞扬的热忱去着手探索不适合于他们的一切。”（[4], pp. 296~297）
五、马赫的无神论和教育思想
马赫从小就对宗教没有好感，后来他成为一位坚定的无神论者和战斗的反教权主义者。马赫哲学坚持以观察和经验为证的原则，它必然是反形而上学和反神学的。尤其是，马赫认为，如果根本不存在“我”或个体的灵魂，那么显然就不会有个人死后灵魂的拯救或幸存；也就是说，死亡本身只不过是关系的变更或要素的分解和重新组合。没有上帝，也没有与上帝有关的“现象”。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马赫出于实际的理由通常对此保持缄默，只是在与朋友的通信中才直抒己见，或者偶尔从侧面提及他的反宗教神学的观点。马赫的反宗教观点在他的《力学》的字里行间得以显现：
“对于唯灵论者和对于地狱的安放位置左右为难的神学家来说，第四维空间是非常合乎时宜的发现。唯灵论者就是这样利用第四维的。……要从一个有限的封闭空间出来而不通过其界面，则只有通过四维空间才是可能的。甚至变戏法的人从前在三维空间里无害地表演的戏法，现在也被第四维罩上了一道新的光环。……我自己甚至在黎曼的发表之前，就把多维空间视为数学物理学的帮助。但是，我希望没有人会利用我在这个问题上所想、所说和所写的东西作为捏造鬼神故事的基础。”（[1], pp. 390~391）
不过，马赫在反对宗教和神学的同时，叶尊重、宽容他人的信仰。
马赫不仅在言论上，而且在行动上是教权主义的敌人。1912年，他挺身而出反对教会反动派企图在奥地利建立“自由天主教大学”。1907年，他撰文反对罗马教皇颁布的教义大纲。1910年他为《一元论者》杂志写了作为讣告用的小传，为的是在“涅槃”之前，对奥地利的宗教反动时代不能无言。1912年，他参与了奥斯特瓦尔德领导的“退出教会者委员会”发起的脱离教会运动，他是在脱离教会宣言上签名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维也纳大学教授，他对被教会视为眼中钉的无神论者海克尔和奥斯特瓦尔德深表钦佩和敬意。就是这样一位被柏林某教授称之为“比十足的无神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反宗教神学的斗士，其思想竟被列宁斥之为“不仅栖身于信仰主义的羽翼下而且还达到了信仰主义的思潮”，“是隐蔽起来的、修饰过的鬼神之说”，“把自然科学出卖给信仰主义”（[6]， pp. 223,184,356）。这种指皂为白的做法实在令瞠目结舌。
马赫反对宗教，但却有着相当明显的佛教意识。马赫早年就表现出佛教对动物的生命和情感的尊重。他的佛教意识首次在1875年出版的《动觉理论大纲》中透露出来，他在书中反对活体解剖的科学必要性。马赫的佛教意识的强烈表述是在他1913年为奥斯特瓦尔德所写的未发表的自传片断中：
“我既已认识到康德的“物自体”是无意义之物，也就必须把“不变的自我”看作一种幻象。当摆脱了那使人烦恼的种种人格不朽的荒唐思想并且看到自己被引导着领悟了佛教观念时，我所感到的幸福几乎是难以言说的，这种幸福是欧洲人很少享受过的。自我不是不变的，而是在生命的过程中极其缓慢地变化着，在经过缓慢发展之后，遂在死亡中全然消失。有了自我的连续性，才可能有名人和小市民；它可能带着或大或小的改变而在每一后裔中得到重生。这并不否弃佛教思想的真谛。”（[5], pp. 79~80）
在马赫晚年的通信和论著中，多次涉及到对“涅槃”(Nirvana)的探讨，而很少提及基督教的术语“天国”(Heaven)。马赫倾向于佛教思想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
马赫倾向佛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客观上讲，他受到他的朋友卡鲁斯这位佛教徒和佛教学者的影响；在二儿子海因里希博士年仅20岁自杀给他以极其沉重的打击后，他也许从佛教中找到了某种精神解脱；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猖蹶的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愤懑，使他对佛教的和平思想和普济众生的情怀不免崇尚。从主观上讲，他早年的自发的生命伦理意识，他对东方文明的景仰和对东方文化的挚爱，也为他倾向佛教提供了契机。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要素一元论和现象论，他的“力”和“自我”非存在哲学，他的因果概念，他的反形而上学，尤其是他的和平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情怀，与佛教哲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诸如心物不二、万有因果、无我学说、非暴力观念、四无量心——慈无量心(思如何予众生以快乐)、悲无量心(思如何拯救众生脱离苦难)、喜无量心(见众生离苦得乐而喜)和舍无量心(对众生一视同仁)等等都是共鸣的或相通的。
但是，马赫并不是佛教的虔诚信仰者，更不是佛教徒。作为哲学家的马赫部分接受了佛教的认识论、本体论和伦理学学说，但是对于佛教中的神秘主义、厌世主义、苦行主义、禁欲主义、无所作为等因素，马赫是断然否弃的。他不能接受佛教关于生活中的“不幸”比“幸福”占压倒优势的主张，他不认为生活中的不幸不可避免，他不赞同佛教用消灭意欲的办法解决问题，他相信用积极的或科学的手段可以解决人的问题，并提倡一种自由、开明的人生观。马赫摒弃了佛教学说的糟粕，汲取了佛教学说的精华——佛的智慧和佛的良心——戈姆佩尔茨也许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称马赫是“科学之佛” 的。
19世纪中叶，随着革命和民主思想的兴起，在整个欧洲和美国激起了教育改革的要求。然而，职业教育家和旧教育制度的捍卫者立足于传统的道德和文明的价值基础，极力维护文科中学的现状。德国教育改革的领导者保尔森(F．Paulsen)向教育体制挑战，揭示了希腊语和拉丁语训练的“人文论据”的起源，他的《学习训练史》(1885)成为教育改革的理论基础。但是，改革进展步履艰难。直到1900年，新的实科中学毕业生人数仍不到20％。在这个时期，马赫独立地提出了与保尔森类似的思想，并与奥斯特瓦尔德结伴，为推动德、奥教育改革而呼号。1886年，在德国多特蒙德的讲演中，马赫并不是不分清红皂白地要求为科学而牺牲古典语言的训练。他说，拉丁语教育是由罗马教会与基督教一起引入的，它长期以来也是学者的语言。拉丁语后来不再作为交流的媒介，并不是它无力容纳科学发展过程中的新观念和新概念——它表达起来也很方便，而是由于贵族的影响。因为贵族需要通过比拉丁语较少使人厌烦的媒介享用文学和科学成果。古典语言的教育曾经是自由的、高级的、理想的教育，因为它在当时是唯一的教育。在今天，它对于直接与古代文明有关的专业人员来说也还是必要的，如法学家、神学家、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并且一般而言对于少数不得不在古典著作和中查找资料的人也是必要的。但是对一般并非与之有关的人而言，花8年或10年时间学习古典语言是得不偿失的，是毫无必要的，是把非本质的和偶然的外表看得比实质内容还要高，以从古典著作中获取文字财富，获取经验和判断，获取再创造、启发和理智愉悦的丰富源泉为理由，要求他们苦读古代语言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他们同样可以从良好的译文中获得这一切。
马赫的教育思想虽说未成体系，但还是比较丰富且相当有见地的。在马赫看来，教育的主要目的像科学和人类活动的目的一样，是以尽可能的方式有助于满足人的生物学需要。所谓人的生物学需要，马赫的意思是指在集体意义上最有利人类种族在道德和文明水平上的幸福与进步。教育的特殊目的只不过是保全经验，即教育提供了一种迅速而有效的学习和交流方式，以学会许多人现在知道的东西和前世人们过去知道的东西。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必仅仅借助自己有限的、耗时的个人经验、试验和错误来学习。
马赫通过他童年时代的经历和他的“无意识记忆”信念得出结论，对儿童进行早期教育是不妥当的，甚至是有害的。儿童缺少成功的可能会转而使他抗拒某种类型的学习，就像他小时讨厌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一样，或者他学习的东西可能消灭、弄混他通过本能知道的东西。马赫反对儿童玩具，尤其是精心制作的商品化玩具。玩具使儿童在构造事物时变得笨拙、踌躇，延误儿童向成人发展。美丽的童话也是如此，它们导致白日梦，使儿童把幻想与现实混同起来，干扰通向因果进路的发展。马赫的这些观点与当今流行的观点和作法截然不同，到底哪个有理，恐怕一时难以说清。
关于传授教育的方法，马赫认为最经济的方式是间接的方式。直接教科学的最终结果即概念、公式、数学方程和函数不是最经济的，不应该把它们教条式地引入。概念应从事实中提出，抽象应从材料中抽取，要从形象的例子和富于想像力的演示开始训练，逐渐进入该科目的历史描述。只有当学生在具体的和历史的发展中把握了问题，他才能理解该问题的普遍的和抽象的解答。换句话说，最经济的教育和学习方式应该从不经济的理解（即“图像”和“历史”）开始，在渐进的过程中达到顶点，即用数学函数描述感觉经验。
马赫积极倡导以历史方式教科学，尤其是对初学者。要向他们讲清早期科学家思想的形成和推进，为的是阐明近代理论的逻辑发展。他不是要求教特定科学家的特定行为或思想，他也不是过分对理论的实际历史发展感兴趣。马赫把历史注入教学的主要目的是使当代科学更容易理解，而不是使过去的科学更可以理解——这与历史研究的目的截然不同。马赫充分肯定了“历史方法在教学中的价值”。他这样说：“即使人们从历史中学到的是观点的可变性，那么这也是非常珍贵的”。“对于自然研究者来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标准的教育，这就是了解他的科学的历史发展。”
马赫坚决反对通过加大学习任务，延长学习时间的作法搞教学。他指出，思想不能通过堆积材料和增加教育时间，也不能通过任何种类的戒律来困扰，思想必须自然地、自愿地成长。而且，思想在一个人的头脑的聚集不能超过某一限度，就像一块田地的产量不能超过某一限度一样。对有用的教育来说，必需的内容的数量是很少的。马赫主张大大削减低年级古典课程和科学课程的内容，显著缩短课时和压缩课外作业。他不赞同许多教师的看法：儿童一天学习10小时并不太多。他提请人们注意：教和学不是在长时期内能够机械地继续下去的例行公事。即使是例行公事，最终也会感到劳累。撇开过度学习对身体有害不谈，它对精神来说肯定糟糕透顶。
马赫之所以持有这样的看法，在于他深知，教育主要不是积累实证知识，而是训练智力。这一思想也许是马赫教育思想中最富有启发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部分。请听马赫是怎么讲的：
“如果我们的年轻人不是以迟钝的和枯竭的精神进入大学，如果他们在预备学校没有丢掉他们应该在那里集聚的生气勃勃的精力，那么情况就会大不一样。……我不知道有比学得大多的可怜人更烦恼的事了。他们的思想沿着同一路线周而复始地在名词、原理和公式后面小心翼翼地蹒跚而行，却没有健全的、强有力的判断能力；假如他们一无所学，各种判断能力也许还会成长呢。他们获得的是柔弱得无法提供真正支撑的思想蜘蛛网，但却错综复杂得足以产生混乱。……在这里，问题更多的不是实证知识的积累问题，而是智力的训练问题。所有分支都应在学校处理，严格相同的学习应在所有学校追求，这似乎也是不必要的。”（[4], pp. 367~369）
为了达到训练智力的目的，马赫认为要给学生和教师以显著的自由。他说，一致对于土兵来说是极好的，但一致并不适用于头脑。因此，强制性的教学内容不应超过某一限度，尤其是对于高年级应该设想不同的形式，要注意为未来的职业提供真正有用的准备，而不应把模式仅仅限定在律师、部长和语文学家的需要上。学校的功能往往最适合于按部就班训练的人，因而要防止把那些不善于循规蹈矩的有特殊才能的人从竞争中排挤出去。马赫强调：“必须引入一定量的学习选择的自由”([4], p. 369)，“谨防过于僵化的程式！”([3], p. 62)当然，他也意识到，真正的自由教育无疑是十分罕见的。要在任何时候给“自由”教育下一个人人满意的定义也是十分困难的；而要下一个一百年内都成立的定义，就更为困难了。事实上，教育的理想变化多端。在这方面，爱因斯坦的看法与马赫不谋而合：“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该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7], p. 147)“自由行动和自我负责的教育，比起那种依赖训练、外界权威和追求名利的教育来是多么优越呀。” 这是心灵的神交，这是思想的共鸣，这是智慧的汇流。
在马赫的社会哲学和社会实践中，处处闪耀着理性的光华，时时洋溢着实践的激情，“纯真的爱”和“天赋的善” 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但是，列宁则莫名其妙地指责说：“……马赫在社会学中的漫游，可以归结为市侩的无限愚蠢，他们在‘新的’‘经验批判主义的’体系和术语的掩饰下沾沾自喜地散布陈词滥调。浮夸的言辞、牵强的三段论、精巧的经院哲学，一句话，无论在认识论上和社会学上，都是一路货色，都是在同样诱人的幌子掩盖着同样反动的内容。”（[6], p. 328）只要读者把这些责骂与马赫的言论和思想稍加对照，就不难看出，列宁在“沾沾自喜”之时写下的这样的“浮夸的言辞”，显得多么苍白，多么乏力！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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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里克认为，“纯真的爱”和“天赋的善”是“人类发纯粹感情中所共有的”。参见洪谦：《维也纳学派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版，第1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