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稳定与持续繁荣的宏观分析
摘要：</strong>“十二五”开局的2011年，我国经济发展依然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形势，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国家主权债务危机隐患未除，全球流动性泛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主要货币汇率波动加剧，新兴市场资产泡沫和通胀压力不断加大。我国经济运行中长期问题和短期问题交织，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叠加，宏观调控难度加大。 十二五"开局的2011年，我国经济发展依然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形势，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国家主权债务危机隐患未除，全球流动性泛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主要货币汇率波动加剧，新兴市场资产泡沫和通胀压力不断加大。我国经济运行中长期问题和短期问题交织，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叠加，宏观调控难度加大。
在此背景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以及香港经济导报社共同举办的"第五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1）国际高峰论坛年会于2011年6月10日至12日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80余名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围绕着"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可持续繁荣暨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发布"这一主题展开讨论，许多宏观经济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出席了本次论坛，大会发言的学者（按发言顺序）包括：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论坛主席刘树成研究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主任助理阿罗拉·维韦克先生，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胡永泰教授，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卓元研究员，原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林兆木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胡乃武教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连城教授，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杨圣明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张曙光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袁富华副研究员，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资源管理学院李晓西教授，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李文溥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主任李建伟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分党委书记沈越教授，北京大学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副主任蔡志洲教授，宁波大学商学院陈昆亭教授。 与会专家围绕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可持续繁荣这一主题，对我国当前的内外经济环境、短期经济波动，以及实现经济可持续繁荣等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专家们既注重短期分析，又着眼长期可持续繁荣，对未来经济发展趋势既达成了广泛共识，也存在一定分歧。现综述与会专家的观点如下。
一、经济进入适度增长区间同时须警惕
经济从偏快走向过热
中国经济在危机之后，依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2009年第二季度率先复苏，2010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达到11.9％，全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0.3％，2011年第一季度回调到9.7％，中国经济运行已经由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时候的大幅下滑和其后大幅回升的"V"字型非常状态向适度增长的区间转换。针对一些媒体和业内人士所担忧的中国经济已经处于滞胀状态或者是面临滞胀的风险、经济增长率将降到8％以下、经济会硬着陆的看法，与会学者并不认同，认为这些解读违背中国国情，不符合中国经济基本态势变化。
1.经济走势前高后低，还是偏快？
有专家认为，2011年将延续2010年经济增速前高后低的走势。2010年四个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1.9％、10.3％、9.6％和9.8％，基本上呈前高后低的走势，基数的原因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今年的季度经济走势；某些经济政策的调整和政策效应的递减，如汽车购置税优惠、汽车下乡等政策的取消，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等政策效应的递减，将在一定程度影响今年消费增长；收入分配改革力度加大，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加快，购买力增强，一定程度上对消费起到支撑作用。2011年前4月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呈下降走势，固定资产投资到位资金增速呈回落走势，2011年出口和进口增速将比2010年放缓，净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减弱。
有专家进一步指出，未来经济增长压力会进一步增大，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看，消费、投资、净出口的增速都在回落。尽管出口回调，但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很大。中国经济增长一定程度上依赖美国、欧盟和日本的经济走势，尤其是美国经济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更大。2011年美国虽然保持着比较宽松的经济政策，其经济回落也是必然的，弱势美元的态势会一直保持到2012年第四季度。美元贬值对国际市场大宗产品价格所产生的影响，必然抬升我国产品净出口价格，从而会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测中国的未来经济增长的基本前提是美国经济保持适度增长，国内的宏观调控政策保持相对稳定，2011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会回调到9.7％，2013年还会有一个微小的回调，经济增长率大约在9％，随后经济恢复到较快的增长状态。整体来看，2012年到2015年，我国的GDP增速大概还能保持在9.9％左右。
有专家从经济周期的角度分析中国的经济走势，认为2011年和"十二五"时期，虽然进入了一个新的周期适度增长区间，但宏观调控的侧重点依旧是使经济走稳，防止经济从偏快转向过热。在"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各地发展经济热情较高，前期出台的振兴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大保障住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加快城镇化建设，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等政策措施和各项区域发展战略正在发挥作用，再加上地方政府换届，这是一个快速上升的趋势，因此，要防止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
2.投资消费失衡带来产能过剩
有专家指出，投资和消费严重的失衡，实际上意味着这一轮的增长主要是依靠投资和重化工业带动，前几年出口也是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当出口因为国际金融危机受阻，又通过提高投资率来弥补这个缺口，这就使得投资和消费进一步失衡。严重的产能过剩不仅会导致市场恶性竞争、企业效益下滑，发展到一定程度，会造成许多企业巨额亏损甚至倒闭，导致上下游产业链瘫痪，银行信贷风险加大等一系列问题。
有专家进一步指出，根据各地公布的"十二五"规划的预期目标，全国经济增长率是7％，而各省、市、自治区"十二五"时期的预期增长目标统计，24个省市经济增长率在10％以上，其中有13个省市要求五年翻一番或者是力争五年翻一番。有学者对各省市的加权平均，经济增长率大概是在10.5％，超过"十二五"规划7％的50％，这个高增长又主要是投资带动，这一轮的投资势头还在继续。这种情况就意味着"十二五"后期，产能过剩导致经济下滑，并使贷款问题暴露。
不良贷款在经济繁荣时期不会暴露，一旦经济下滑、水落石出就看出来了。由于我国居民贷款比例非常小，不太可能发生美国的次贷危机。但我们
要看到另外的问题，贷给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有深刻的体制原因。重化工项目、基础设施项目，投资规模大，对GDP和税收规模贡献大，成为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投资项目的首选。由于这种贷款项目长，短时间不良贷款只要能够付息，从银行的五级不良贷款中反映不出来，但从中长期来看这个问题很严重。国家有关部门对1958年以后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投资项目做了分析，其中1/3从建成之日起一直亏损。所以对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主导这么多的投资项目，效益如何，目前很难评估，这就隐藏了很大的风险。
3.合理把握适度的增长期间，适时进行宏观调控
有专家提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课题组用HP滤波法所作的测算，1979—2009年的实际GDP的增长率在8％—12％这一区间，中线是9.8％。"十二五"时期在以科学发展为主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背景下，新的一轮周期适度增长的上线，最好下调两个百分点，适度区间就是8％—10％，潜在中线可以把握在9％。这就意味着，当实际经济增长率高出10％时，就要实行适度紧缩的宏观调控政策。当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8％时，就要实行适度扩张的宏观调控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相搭配，是这次宏观调控政策组合的特点。
二、物价水平整体可控但通货膨胀会持续一段时间
但与会专家普遍认为，稳定物价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抓住了问题的核心，稳物价和稳增长是相辅相成的。
1.输入型通胀，还是流动性过剩
有专家把本轮通货膨胀与前几轮通货膨胀进行了比较进行分析，提出以下几点看法：一是2004年、2008年的通货膨胀是由食品价格拉动的，结构性上涨。这一轮食品价格还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非食品类价格也在上涨，逐渐走向全面通货膨胀；二是蔬菜、水果季节性比较强的农副产品价格，过去进入旺季之后有回调，但这次季节性回调的幅度弱化；三是过去食品价格涨幅比较高，但整个物价涨幅不高，非食品价格，或者是工业品出售价格涨幅回调幅度比较大予以抵消。从2008年8月份以后出现一个新的特点，上游产品价格涨幅不大的时候，中下游产品价格在上调，这说明中下游消化吸收上游产品的作用在弱化。
对于突然到来的通货膨胀，很多专家学者把脉导致这轮通货膨胀的主因是输入性通货膨胀，还是流动性过剩？有专家认为，我国这轮通货膨胀的成因主要是输入性通货膨胀。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主要经济体通过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导致国际市场上粮食、原油、铁矿石、有色金属等资源性产品价格大幅上涨。由于我国资源性产品的对外依存度日益提高，受其影响，国内包括石油、有色金属等主要生产资料价格几乎全部上涨。按照国家统计局的预测，全球油价、粮价、资源价格的上升对中国消费物价的影响预计在30％—40％之间。
有专家把物价上涨归结为五个方面因素：交易性货币供给、实际需求、工资上涨、劳动生产率提高、输入型成本推动。通过测算分析这些因素对这一轮物价上涨所起的作用，认为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主要是输入型因素，交易性货币供给提高，以及工资上涨，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这些年物价没有出现大幅度上涨的一个重要因素。总的来看，输入型因素对上游产品像原材料、燃料、动力核心价格指数、采掘业指数、原材料价格指数，然后加工工业、生活资料，最后到CPI，影响逐步递减，在递减的过程中，输入型的因素被大幅度消化了。工资是推动物价上涨的很重要的因素，但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比，整个劳动力成本还是下降的。
有专家持相反的观点，认为我国的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主要不是输入型的，而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过快、信贷投放过度造成的，集中表现为货币太多、流动性过分充裕。
热钱的流入和贸易顺差的持续高位运行使外汇占款比重增大，部分抵消掉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效应，也是造成目前通胀的一个原因。我国现行的外汇结售汇体制，使得央行外汇储备的继续增加，被动投放基础货币。尽管央行通过发行央票等很多措施回收流动性，但实际上很难完全吸收。另外，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也将倒逼中央银行增大货币发行。
2.翘尾因素的影响较大，增加了调控难度
初步测算，2011年翘尾因素的影响为2.5个百分点，比2010年高1.2个百分点。其中，一季度翘尾因素为3.2个百分点，二季度为3.3个百分点。这就意味着从5月份开始，即使不再有新涨价的因素加入，全年CPI还会达到近5％。从现在的情况看，5月份的CPI仍然将在5％以上，6月份翘尾因素最高，会达到4个百分点，通货膨胀率有可能达到高峰值。根据国际上的许多预测，今年油价下半年会继续回升，在110—220美元/桶之间振荡。从中长期来看，2015年以前国际油价可能会继续走高，这主要是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部分石油开发项目延误，2011—2013年期间，石油产能的增量可能出现下降。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特别是包括我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增长势头强劲，全球石油需求将会继续增加，由于美元贬值趋势长期存在，也会继续推高国际石油价格。粮食价格高企，国内气候异常，大家对粮食涨价的预期较强。食品、能源等需求弹性较少，刚性很强，所以"十二五"时期抑制通胀尤其要防止工资与物价、农产品价格与工业品价格、上游产品价格与下游产品价格互相推动、轮番上涨的状况。2011年物价总水平上涨率控制在4％左右难度很大。
3.治理通货膨胀的应对之策 要稳定物价总水平，解决较高的通货膨胀问题，政府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2011年全年尤其是上半年应实施稳健偏紧的货币政策，着力回收过剩的流动性，积极应对当前的通货膨胀；采取有效措施防止M2全年增速超过16％的预期目标；动态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力争全年新增信贷规模控制在7万亿元之内。
二是适度加快人民币升值进程，2011年升值幅度可达到3.5％。人民币升值用以对冲国际价格上涨；强化对国际游资的管理，特别是针对特殊行业国际游资存在的新方式进行有效的管理。通过人民币升值的办法，对抑制输入型的物价上涨也是有效的，但不同的方式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效应以及对物价上涨的抑制作用是不一样的，一次性升值只是短期有效，只有渐进式的升值才会对抑制长期物价上涨有作用。
三是调整负利率的政策。2010年2月起一直是负利率，负利率不利于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这是经济学的常识。负利率同样等于向普通老百姓征税，中低收入者是负利率的最大受害者。负利率使资金的成本降低，有利于经济的粗放扩张，有利于短期GDP的快速增长。通货膨胀往往造成负利率，而负利率又带来对资金的需求过旺，不利于通胀的治理。因此，如果要把治理通胀和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就要改变负利率的政策，尽快使实际利率转为正值。
四是加大供给管理的力度。稳定物价水平最直接、最重要的是要保农业、保粮食，加大支农力度，增强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确保粮食安全；二是健全关键物资的储备制度；三是控制部分价格敏感性产品的出口。
三、城市生活质量指数显示高速发展背
后"两大反差" 在论坛上，首次发布"中国30省会城市生活质量指数"，目的是评判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后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状况。这一指数是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研究中心依据国际惯例和中国国情，组织数十名专家、学者历经近6个月时间，首次设计完成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标体系（CCLQI）。编制城市生活质量指数是世界发达国家的通行作法，已被广泛应用于国际、国内对比，而且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相结合，已成为普遍趋势。
由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加权的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反映出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满意度并不像中国的经济增长一样乐观，总平均指数为54.49，处于一般和满意之间，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提高空间较大；反映出经济高速增长背后存在"两大反差"：一是高速的经济增长与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之间存在反差，二是居民实际生活质量与居民主观感受之间存在反差。
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由客观指数和主观指数两部分构成，分别给主观指数和客观指数赋予40％和60％的权重，加权得出每个城市在每个指标的得分情况。其中主观指数包括收入现状满意度、收入预期、生活成本、医疗保障满意度、生活环境满意度、生活节奏以及生活便利程度七项分指数；客观指数在设计上基本与主观指标一致，总体上由25个二级指标构成，包含人均财富、人均消费、恩格尔系数、通货膨胀率、绿地面积等。指标体系的设计既考虑到居民的主观感受，又有客观经济社会数据作支撑，保证了指标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在30个省会城市中，生活质量指数55分以上的城市有15个，超过了总平均指数54.49。排名前10位的是广州、上海、南京、银川、呼和浩特、合肥、石家庄、北京、长春、福州。按主观指标排序，前5位的是海口（55.08）、兰州（54.51）、杭州（54.50）、济南（52.67）、银川（52.04），后5位的是武汉（44.52）、呼和浩特（45.88）、南昌（46.48）、太原（46.78）、昆明（47.40）；按客观指标排序，排名前5位的是：广州（75.07）、上海（67.74）、南京（66.37）、呼和浩特（65.43）、银川（62.36）；排名后5位的是：哈尔滨（52.63）、海口（50.68）、兰州（50.11）、西宁49.41）、乌鲁木齐（49.40）。
分区域看，东部城市生活质量客观指数高于西部，但主观满意度低于西部。通过调查我们发现，舒缓的生活节奏能够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以银川
和南京为例，两个城市的生活节奏指数排名分别为第1和第3，其生活质量总指数也排名相对靠前。而一些生活节奏快的大城市，生活质量总指数排名则相对靠后，例如北京，生活节奏最快（排名第30），其生活质量总指数仅排名第8。另外，西部大开发后，居民生活质量改善指数较高，提高了居民的满意度。
之所以生活质量指数偏低，通胀率和住房价格高，社会保障水平低，生活节奏快，是居民主观满意度低的关键因素。受访者对生活便利（56.24）、生活环境（55.12）满意程度较高。而受访者普遍认为所居住的城市生活成本高（32.70），生活节奏快（42.66），城市生活成本高也可以从分项的客观指标中得到反映，用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和通货膨胀率来度量的全国各城市生活成本，同样呈现出较高的水平（61.62）。
城市居民实际生活质量与期望值存在反差，居民生活质量有待提高。客观的经济社会数据所反映出的居民生活质量（客观指数平均值57.67）高于居民主观感受（主观指数平均值49.71）。这说明居民对生活质量改善的愿望非常强烈，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应该最终体现在生活质量的提高上。
有专家据此认为，我国30多年经济快速增长，经济实力大为增强，但居民对生活质量的满意度并不很高，这说明高速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生活质量满意度的提高，反差的存在表明中国经济应在继续保持快速稳定增长的同时，努力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经济运行质量与经济增长质量。政府应着力降低生活成本，提高居民收入，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重视生态环境建设，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着力改善民生，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升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