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医生职业行为的激励与约束——基于北京市医生与患者的调查数据

来源:岁月联盟 作者:张琪 王秀峰 时间:2017-03-19
    论文关键词:信息不对称 医生职业行为 激励与约束
    论文摘要:医生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患者的医疗消费状况。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使医生处于信息优势地位,极易引发道德风险。医生行为扭曲的主要原因是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医生存在诱导需求、患者自身对医生行为的约束作用不够以及医疗费用支付方式时医生行为约束不足。控制医生的诊疗行为,是从根本上建立医生声誉机制、建立医患长期的合作制度和建立有效的第三方激励与约束机制。
    医患关系是基于医生诊疗行为和患者就医行为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医患关系受到经济、社会、制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由于医疗卫生事业自身的特殊性,医生和患者之间拥有不对等的信息,双方掌握的医疗技术或服务的价格、质量等信息不一致,存在天然的信息不对称。本文基于北京市医生与患者对医生职业行为特征的认识差异,探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医生行为的激励与约束问题。
    一、医生职业行为与信息不对称
    (一)医患双方时医生职业行为的认识
    医疗活动本质上是一种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服务的职业性行为。医生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而存在,它首先是一种职业。那么,与其他职业相比较,医生职业究竟具有哪些特点?2007年“医患关系的经济学研究”课题组在北京市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分别向医生和患者做了调查。调查数据显示,医患双方都认为医生职业具有高技术的特点,但是他们在医生职业的风险、压力、收人等方面的认识差距比较大(如图1所示)。
    与其他行业不同,医疗行业具有进人壁垒高、专业知识要求高、人才培养周期长等特点。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不仅需要具备专业的医疗技术,而且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经验积累。从图1可以看出,患者对医生职业具有“高技术”性也是非常认同的,甚至比医生的认同度还要高,患者医疗需求只能通过医生的诊疗来得到满足,所以,患者也非常期待通过提高医疗技术水平来提高医疗服务质量。

    然而,患者对医生职业高风险、高压力的认识明显不足,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医疗行业存在高风险以及由此给医生带来的压力。调查数据显示,医患比例平均相差大约40个百分点。由于疾病千变万化,不同患者身体素质存在差异,即便是对已经有丰富临床经验的疾病,在治疗手段上也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产生不同的结果。此外,医生职业是否具有高收人也是医患双方之间认识差距最大的一个特征。在社会现实中,患者就医成本高、医院药品收费高以及红包、回扣等问题都会使患者认为医生属于高收人群体。
    (二)医疗体系中的信息不对称
    医疗职业的特殊性、疾病的复杂性、不可预见性、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以及医学技术的局限性,必然造成医疗职业具有其他职业所没有的高风险性,也造成医患双方对于病情和诊疗方案的信息不对称,医生处于信息优势地位而患者处于信息劣势地位。医患双方对医生职业行为的认识差距以及信息不对称,在中国目前的社会环境下,尤其是社会浮躁、利益导向严重、缺乏信任的状况下,医生职业行为可能发生扭曲,患者也会怀疑医生玩忽职守,激化医患矛盾。
    在医疗体系中的三方主体中,除了医患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外,医疗保险机构作为医疗费用的筹集和支付主体,它与医生和患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信息不对称。当医疗保险机构介入医疗服务市场后,相对保险机构而言,患者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更加了解,患者相对处于信息优势地位,而保险机构处于信息劣势地位;患者参加医疗保险之后,保险机构就会充当代理人的角色代表患者向医生购买医疗服务。在这两者之间医生同样处于相对信息优势地位,而医疗保险机构相对处于信息劣势地位。
    二、医生职业行为发生扭曲的原因分析
    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使医生处于信息优势地位,极易引发道德风险。在医患关系中,医生具有双重身份,他既是患者的代理人,又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者。患病治疗时,首先由患者选择医生,然后由医生代替患者选择治疗方法。然而,代理人的利益与委托人的利益往往不一致。当两者利益不一致时,在一定的激励和约束条件下,代理人可能利用信息优势,采用对自己有利的行为进行诊疗活动,如重复检查、乱开大处方、延长住院时间和防御性医疗等。

    (一)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医生诱导需求
    诱导需求理论认为,医疗服务市场有需方被动而供方垄断的特殊性,供方医生对卫生服务的利用具有决定作用,能左右消费者的选择。在医患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医生可以创造需求,于是就出现这样一种现象:随着医疗供给的增加,医疗需求也呈上升的趋势。一项研究表明,平均每人受诊数与一定人口拥有的医生成正相关的关系。国内外的很多研究也都证明医生具有诱导需求的动机。
    这些研究主要是从客观的人口因素、医生供给量(人口比例)、医疗供给价格等方面来证明引致需求的,即医疗服务量的增加会引起医疗需求的增加,在医疗这一特殊的市场上,供给决定需求。从理论上讲,这些现象在我国的医疗卫生行业也可能存在,但在我国现实中,供给诱导需求更多地是由激励与约束机制扭曲和医疗道德滑坡的因素导致的。
    医生的诊疗方式和诊疗行为是医疗费用产生的根源。由于医生具有专业技术,掌握着患者没有掌握的健康信息,具有信息优势,而患者对于医疗服务的内容、质量、效果、价格等信息不是很了解,这给医生选择什么样的治疗方案留有很大的余地,医生就有可能产生道德风险,从而做出对自己有利的行为。
    我国现行医疗保障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医疗供方扮演着提供医疗服务和完成医疗消费的双重角色,而医疗卫生事业的产业化、市场化使得医疗机构为了自身的利益,利用其在信息资源上的优势改变病人的偏好,诱导病人需求,创造消费和提供过度医疗服务。在现有的“以药养医”医生激励体制下,医生提供高质量、高价格的治疗方法或提高患者的医疗消费量会增加医生的收人,而且采用先进设备进行检查有利于降低医疗诉讼风险。在我国某些医院,医生诱导需求的程度还取决于医院承包经营情况,因为医院与科室、科室与个人都签订了承包合同。在承包合同中经济指标多为硬指标,并且科室和个人的收人往往又同这些“硬指标”直接挂钩,谁创造的“经济效益”越高,谁的奖金就越多,谁的“收益”也就越大。在这种经营机制下,医疗过程中医生在众多诊断和治疗方案中常会选择较复杂、档次较高的办法,甚至产生乱收费、扩大住院标准等清况。
    (二)患者自身对医生行为的约束不够
    在当前的医疗卫生管理体制下,患者虽然是医疗服务的接受者或者消费者,但是对医生行为的监督和控制作用并不明显。在医疗保险制度的作用下,患者对医生行为的激励与约束主要是通过医疗保险机构和医院来实现,而这个过程包含患者对医疗保险机构、保险机构对医院、医院对医生等多重委托代理关系,而委托代理问题本身存在一定的效率损失,这样就极易减弱患者对医生的正向激励和反向约束作用,合理的医生激励机制很难形成。另外,我国医疗资源普遍分布不均,社区医疗卫生水平低,真正意义上的“守门人”制度还未建立,医患之间基本上是一次性的随机配对的短期关系,这给医生道德风险的发生提供了契机,医生不能很好地代表病人的利益,许多医生想做的仅仅是,在避免医疗事故的前提下,为病人消除或控制病情,而不是根据患者的实际患病情况努力寻找在医学和经济意义上的最佳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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