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婴泰斗 后学楷模——纪念恩师王伯岳诞辰100周年

【关键词】  王伯岳；学识；治学；积滞医话；杂病医案

         先师王伯岳，1912年生于成都，原籍四川中江县，祖辈迁居成都，三代世医，以儿科著称。自1955年随父王朴诚，由成都调到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工作。历任中国中医研究院学部委员，儿科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首届儿科研究生导师，卫生部药典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首届主任委员，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全国六届政协委员。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中医儿科学》大型儿科临床参考书，代表作有《中医儿科临床浅解》等。1987年6月28日病逝于北京，终年75岁。其生平事迹，学术特长主要搜集在张士卿教授主编的《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王伯岳》一书中。　1978年9月，我作为中国历史上首届中医儿科研究生，拜读于王老门下，亲临教诲，在恩师身边生活学习两年余，颇得其传。回浙江工作后，往来不断，书信频传，情谊益深，历七载。为纪念恩师诞生100周年，继承发扬名家名术，特撰此文，与儿科同仁共磋共勉。1  出口成章，落笔成文  　　王老知识渊博，不但精于医道，而且旁通文史。谈医论药，说古道今，赋诗填词样样精辟，对中国古代优秀文化的鉴赏评价常语惊四座，称得上是当今儿科界难与伦比的长者。先师的成长成材与家庭的熏陶和名师的指点是分不开的。王老6岁时在四川高等师范学校（四川大学前身）刘洙源先生处读私塾，攻习文史，奠定了良好的古文基础。16岁时到成都两益合药店当学徒，三年出师后又拜成都名医廖蓂阶先生为师，尽得廖传。此间其父已是成都名医，诊务繁忙。上午随父侍诊，得承家教，下午听廖先生讲课，答疑解惑。如此家传师授，耳濡目染，先药后医，终于造就一代名医名师。　我伴师左右期间，但听王老语言激昂，谈吐高雅，满腹经论；读其文时，文笔畅达，一泻千里，妙不胜收，交给出版社的书稿，责任编辑连标点符号一字不改，原文照登。近日翻阅王老给我的书信，深感封封抵万金。他以广阔的胸怀，高尚的情操，勉励后学，谆谆教导之心，溢于言表，真可谓“铁肩担道义，辣手写文章”。2  治学有道，带教有方   
　　王老常以“开门问疾苦，闭户阅沧桑”自勉。他勤于实践，敢于探索，是一个做学问的大家。王老读书相当认真，家中藏书颇丰，多为线装书，又多孤本善本，多系祖上所传。书中除断句标点以外还多眉批旁注，常把该书的版本目录评论一番，也有把如何购得此书记述一番。爱不释手的书每每日夜诵读。常教诲我们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以造就“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治学之道。
   
　　中医中药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学医必须懂药。王老在两益合中药店当徒工时，在刘让庭药师的指点下，孜孜不倦的勤求师训。“驽马十驾，功在不舍”，“三更灯火五更鸡”，“一窗明月半床书”是王老这个时期求知的写照。就是到了晚年，王老每到一处，书店必到。买书是为了读书，仍然那样留神中医药，精究方术，并不断地反省自己：常说“行年五十，方知四十九年之非”，“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所以到了晚年仍然宝刀不老，壮志不已。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环境中造就的一代名医面临后继乏人、后继乏术的状况，如何培养后秀，使他们继往开来，为此王老颇费心思。
   
　　在我国中医研究生培养的起始阶段，导师缺乏带教传承经验，又无处借鉴。王老却胸有成竹地带起我们师兄弟四人，率先在中医研究院示范，特别是在临床医疗的带教方法方面别树一帜。凡是请王老看病的患儿让我们几位学生先看，将门诊病历写好，开出处方，然后再由王老重新诊治。王老看过学生的书写病历后进行修改，并做解释。内容包括四诊是否齐全确切，理法方药是否妥贴等。然后亲自为病孩处方，交由学生誊写，经王老签字后交家长。这种带教方法，使我们几位学生领悟到导师的真知灼见与自己的不当或谬误之处，不失为传授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的最佳带教方案。既能使病家满意，又能使学生有学习锻炼的机会，还可从中继承导师的学术专长。
   
　　有一次，北京中医学会儿科分会刘韵远主任请王老前往儿科提高班讲课。王老一方面因为忙，无暇前去授课，另一方面又想给学生以锻炼机会，于是就把上课的任务交给我。我讲完后的教学效果迅速反馈到王老耳中。王老自信地说“强将手下无弱兵嘛！”，勉励我们把王氏儿科发扬光大。

　　3  对钱乙《小儿药证直诀》的研究
   
　　王老十分崇拜儿科宗师钱乙（仲阳），认为《小儿药证直诀》系儿科经典，其方可谓儿科之经方。家中藏有各种版本的《小儿药证直诀》，他用毕生的精力研究钱氏学术，多次想将该书重新校勘注释，并将研究心得一并付梓。由于忙于诊务，未遂心愿。当我随其左右时，便布置我一个课题，即《小儿药证直诀》校注，钱乙学术思想研究等，并对此一一作出指导。当时我的训诂，版本，目录学知识匮乏，几次拾起该书又几次放下，不得要领，不明其理。在王老指导下，先读后校，先注后释，按证类归，渐有所悟，后又参阅各家，豁然开朗，方知钱乙学术之全豹非浅尝可得，其中奥妙有不在书中者，需前后互参，左右相顾，方能洞察。因此按证类编，广注其义，参以己得，补以师授，三易寒暑，撰就《小儿药证直诀类证释义》一书。王老审阅后，作出多次修改，三易其稿而后定。1984年初，由贵州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我从此奠定了中医儿科学的基础，并为日后研究儿科各家学说创造了条件。
   
　　王老对钱乙“肝为相火，有泻无补，肾为真水，有补无泻”的认识尤为精辟。认为这是钱乙对中医学术的重大贡献。此论是后人从钱乙五脏补泻方中悟出的。心，脾，肺三脏有补有泻，肝则单用泻青丸泻肝，未出补肝之方，肾则单用地黄丸补肾，未出泻肾之方。需补肝时，可用地黄丸补肾柔肝，滋水涵木。需泻肾时可用泻青丸泻肝。这就是后世乙癸同源，肝肾同治的先河。
   
　　此外，钱乙以早晨，日中，日晚，夜间发搐，分为肝，心，肺，肾四脏，我注释时久思不得其解。王老认为钱氏把一日分为四时，分主以四脏：寅卯辰是木气之旺时，肝属木，故主肝病；巳午未是心火之旺时，心属火，故主心病；申酉戌是金气之旺时，肺属金，故主肺病；亥子丑是水气之旺时，肾属水，故主肾病。脏气主时不同，疾病所表现的时间也不同。钱氏从发搐的时间以及所主的证候来推断与发搐相关的脏气，这与《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六微旨大论》，《金匮真言论》等把人的一生分为生长壮老已，把一年分为生长化收藏，把一日分为鸡鸣，平旦，日中，合夜，以及“肝主春生，心主夏长，肺主秋收，肾主冬藏，脾旺于四季”的论述是一脉相承的。
   
　　肝气旺的惊风，是肝木之气亢盛。肝木之所以亢盛，往往是由肾水亏损不足以养肝木所致。故钱氏用地黄丸补肾水以养肝，有时用泻青丸以制肝木亢盛之邪。心气旺的惊风，是心火之气上炎，心火之所以上炎，往往是由于肝血之虚损，不足以上济心火所致，故用地黄丸以补肝血以济心，同时用导赤散引心火上炎之邪以下趋，更用凉惊丸以折其风火相煽之势。肺气标旺而本虚的惊风，是燥金之气不及，燥气之所以不及，往往是由于脾气不能散精微以上归于肺，故用益黄散补脾以滋肺之化源，同时用泻青丸以制肝，使勿克脾，更用导赤散使心火下行，不得克肺之阴，以复肺气的清肃。肾气标旺而本虚的惊风，如果是脾虚以致水湿泛滥者，当用益黄散补脾以运水，同时用导赤散下降心火，并使水邪外泻;如水溢于下，而风火炽于上者，还得用凉惊丸以泻心宁风。于此可知，钱氏以四时分析惊搐的思想，是从脏腑间生克制化关系来发挥的，也就是从脏腑之间的整体观来阐述的。王老的这番指导使该书注释最后得以定稿。

　　4  医话积滞
   
　　王老认为小儿积滞，主要是因脾不健运，宿食不消，所以补脾调胃是治疗积滞的一般原则。脾为湿土，喜燥恶湿，其性喜温，故宜以甘润养之，苦辛燥之，尤宜用甘淡养脾之法健运中州，但不能一概而论。因积滞一症，最易虚实互见，既不能因其不思饮食而重用克食下积之药，又不能因其稍见消瘦而重用辛燥温补之剂，任何大攻大补，对于小儿脾胃不但无益，反而有损，故须慎重选择。若过用克伐，则胃中生发之气更易受损。《幼科证治准绳》认为治积滞，如三棱，莪术，牵牛子，大黄，巴豆等药，应当特别审慎，不要轻易用之，免使脾气一伤于食，再伤于药。主张克食之药不可多用，下积之药尤不可不审其证之可下与不可下而遽投。所以历代儿科学家，主张补养脾气以治其本，清热消积以治其标，权衡轻重，标本兼治。若体弱而病重者，则治本之剂多于治标之药。
   
　　由于小儿肝常有余，脾常不足，肝旺则脾弱，抑肝则脾和。心为脾之母，心气不足则脾损，宁心可益脾。所以调治脾胃，还须兼察心肝两脏的虚实。
   
　　对于乳食积滞，可用保和丸，香桔丸。最常用的消导药物如神曲，麦芽，山楂，对于一般之伤乳者效果较好，但应有所区别:哺乳婴儿奶积用焦山楂，草果仁;经常食面食的小儿食积用神曲，麦芽;常食大米的小儿食积用神曲，谷芽(稻);因多食生冷瓜果引起的积滞用焦山楂，鸡内金;因多食牛羊肉引起的积滞也可用草果仁，焦山楂。用于消食导滞的药物，用时均宜炒过。
   
　　对于脾胃不和的积滞，可以用平胃散燥湿健脾;炒三仙(炒山楂，炒麦牙，炒神曲)导滞消积;枳术丸去湿补脾，并加藿香以化浊。对于脾胃虚弱的积滞可用参苓白术散加减(党参，白术，茯苓，山药，莲子肉，扁豆，陈皮，神曲，鸡内金，甘草)。对于积滞引起的潮热可用七味白术散加味(白术，党参，茯苓，藿香，葛根，木香，甘草，青蒿，鳖甲，生谷芽，地骨皮);若兼有外邪，热久不退，汗多而渴，病在膜原者，以达原饮加味(厚朴，槟榔，草果仁，黄芩，知母，生白芍，甘草，青蒿，地骨皮，银柴胡)。小儿积滞潮热，兼见郁闷烦躁，使用菊花，桑叶，梔子，丹皮，夏枯草等疏散肝火之品，或用《幼科证治准绳》柴胡清肝散加减(柴胡，黄芩，当归，生地，丹皮，川芎，山梔，升麻，白术，茯苓，生甘草)。此方对于久病伤阴，虚烦潮热，具有一定的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