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医院中医科住院患者焦虑抑郁状况调查
作者:童建明 杨正春 龙赟 彭志聪 何政全
【摘要】 目的 探讨三级甲等综合中医科住院患者的焦虑抑郁症状。 方法 采用综合医院焦虑抑郁筛查量表、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为调查工具,对56例中医科住院患者(研究组)和60例呼吸、心内、消化科同期住院的患者进行调查分析。 结果 研究组焦虑抑郁阳性率75.0%,对照组48.3%(χ2=8.67,P<0.01);研究组焦虑分量表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但抑郁分量表、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评分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两组各系统躯体疾病焦虑抑郁阳性率比较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但研究组非躯体疾病诊断的焦虑抑郁阳性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病期≥5 a者焦虑抑郁阳性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6 mo者显著低于对照组(P<0.01)。对照组高龄段焦虑抑郁阳性率较高。 结论 综合医院中医科住院患者中病程迁延,病种繁杂,多伴有焦虑抑郁障碍,多为心身疾病。
【关键词】 综合医院;中医科;心身疾病;焦虑;抑郁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inpatients’ anxiety?depression states of dep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grade A of level 3 general hospital. Methods investigations were made with the the 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HAD),the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 and the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 in 56 inpatients of dep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research group) and 60 synchronization ones of respiratory,cardiac and digestive dept.(control group). Results The positive rates of anxiety?depression were respectively 75.0% in the research group and 48.3%in the control group(P<0.01);scores of Anxiety Subscal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research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P<0.01),but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Depression Subsacle,SAS,SDS(P>0.05);the anxiety?depression positive rates of non?somatopathy diagnoses (P<0.01) and those of ones whose stadia ≥ 5 years(P<0.05)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and those of < 6 months lowere(P<0.01). Anxiety?depression positive rate was higher of elderly class i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The inpatients of the dep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ve course protraction and trivial and complicated entity,and most of them are accompanied with anxiety?depression and suffer from psychosomatic diseases.
【Keywords】 General hospital;dept.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psychosomatic diseases;anxiety;depression
据调查表明[1],抑郁及其相关障碍患者主动寻求精神科者仅为该类患病群体的10%左右,而绝大多数患者则往返于非精神科。同时,因长期罹患躯体疾病不仅会引起生活质量(QOL)下降,也常因时光虚度和压力等产生心理问题,继发焦虑抑郁症状。目前已有较多研究证实[2]在综合医院的临床各科均存在大量精神医学问题者,其中心内科和神经内科住院患者中伴有焦虑抑郁障碍者[3,4]高达40%~60%。但是,有关中医科此方面的调查资料较为少见。为此,作者对我市2所三级甲等综合医院中医科的住院患者进行了焦虑抑郁状况调查,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2006年10月1日~31日在自贡市第一、四人民医院中医科病房住院的患者为调查对象。入组标准:(1)意识清楚;(2)年龄≥18 a;(3)病种不限。共入组56例为研究组,其中男31例,女25例;平均年龄(49.41±17.44) a;平均病程(7.24±8.27) a。随机抽取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心内、消化科病房同期住院的60例患者为对照组,其中男37例,女23例;平均年龄(57.75±15.2) a;平均病程(5.50±7.65) a。两组性别,平均病程均无显著性差异(χ2=0.48,t=1.17,P>0.05),对照组平均年龄高于研究组(t=10.48,P<0.01)。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采用综合医院焦虑抑郁筛查量表(HAD)、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为调查工具[5]。其中HAD共14条项目,包含焦虑(HADA)、抑郁(HADD)2个分量表,分别有7条项目。本次调查按Barczak研究(1988)[5]标准(即≥8分)作为临界值。SAS和SDS分别含有20条项目,均以评分≥41分视为有焦虑或抑郁症状。因考虑各量表评定间可能存在不一致性,故调查统计时采用凡任意一个量表≥临界值时即作为焦虑或抑郁阳性筛选率。在患者填写问卷前均由当科医师或进修医师加以指导、解释,然后由患者仔细阅读,理解后逐一按最近1 w或此刻最想表达的心情或不适感填写,对文化程度较低或不能填写者可由调查者依据患者陈述帮助填写。回收问卷时由调查者认真核对,避免漏项。
1.2.2 统计方法 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校正检验。P<0.05为有显著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焦虑抑郁阳性率比较 研究组焦虑抑郁阳性率75.0%(42/56),对照组48.3%(29/60),研究组显著高于对照组(χ2=8.67,P<0.01)。
2.2 两组各量表焦虑抑郁阳性筛选结果比较,见表1;两组焦虑抑郁阳性各量表评分,见表2。
表1 两组焦虑抑郁阳性率比较(略)
表1显示,不同量表阳性筛选率表明,研究组HADA,HADD和SDS测评的焦虑抑郁阳性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或0.01)。
表2 两组焦虑抑郁阳性各量表评分(略)
表2显示,研究组HADA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极显著性(P<0.01),SAS、HADD、SDS评分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
2.3 两组不同系统疾病焦虑抑郁阳性率比较,见表3。
表3 两组不同系统疾病焦虑抑郁阳性率比较(略)
注:各系统疾病中包含≥2种疾病诊断。
表3显示,两组躯体疾病伴有焦虑抑郁阳性率差异均无显著性(P均>0.05),研究组非躯体疾病诊断的焦虑抑郁阳性率(如失眠,眩晕,心悸,神经衰弱,抑郁症等)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极显著性(P<0.01)。
2.4 两组罹病时间及耗资情况比较,见表4。
表4 两组罹病时间及耗资情况比较(略)
表4显示,研究组病期≥5 a者焦虑抑郁阳性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6 mo者显著低于对照组(P<0.01)。两组疾病耗资情况无显著性差异(P>0.05)。
2.5 两组不同年龄段焦虑抑郁阳性率比较,见表5。
表5 两组不同年龄段焦虑抑郁阳性率比较(略)
表5显示,对照组高龄段焦虑抑郁发生率较高,而研究组各年龄段发生率较为均衡。
2.6 两组不同文化、职业及婚姻状况焦虑抑郁阳性率比较,见表6。
表6 两组文化、职业及婚姻状况比较(略)
表6显示,人文背景资料比较,对照组焦虑抑郁发生率较高者多显示在中小学文化及退休人员,而研究组未呈现出低文化,低阶层,婚姻问题增高倾向。
3 讨论
本调查显示,研究组焦虑抑郁阳性高达75%,显著高于对照组(48.3%);但从各量表测评的总分评价焦虑抑郁症状严重度来看,研究组仅HADA总分极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而SAS、HADD、SDS评分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提示仅凭HADA总分尚不能说明研究组焦虑症状就更为严重。研究组焦虑抑郁阳性筛选率较高的原因中,未能反映出躯体疾病间的特异性,而更多的是体现在罹病时间较长或一些与精神医学有关的非躯体性疾病之中。即使被诊断为运动系统障碍的2例患者,作者也认为更符合精神医学诊断中的“持续性疼痛障碍”。在各年龄段与焦虑抑郁阳性率的比较中,也仅是反映出对照组的高龄患者较为明显,这可能与对照组被调查对象普遍年龄较高而产生的偏倚因素有关。研究组多是一些病程迁延,病种繁杂的病例,多伴有焦虑抑郁障碍,是心身疾病的高度集中环境。有学者指出[5]受程度,社会阶层,家庭氛围及婚姻问题较多等不良因素是易于促发焦虑抑郁发生的高危因素。但从本次调查获得的相关背景资料分析中,除中小学文化者在对照组显示较突出外,其它均未显示出有意义差异。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与本次调查范围较窄,样本偏小有关。
目前已知,各种躯体疾病都可引起情绪异常,特别是在慢性疾病状态下通常伴有机体功能下降,难以产生快速效果。由此不仅给患者带来长期的心身痛苦,也会因时间耗损,寂寞难耐,负担等各种因素产生心理苦恼。因此从精神医学角度认为[6],当慢性疾病存在显著的心理痛苦,社会功能丧失时就应该充分考虑到继发性抑郁的可能。相反,抑郁情绪[6]也可引起免疫功能下降,使白细胞升高,中性和淋巴细胞比例增大,血清蛋白、前列腺素E2、IL?6值上升,NK细胞活性减弱,因此出现各种“躯体疾病”现象。在目前著名的Positiv数据荟萃分析研究中,认为[6]抑郁症可提高2型糖尿病发生率2倍,冠心病1.17~3.9倍,因各种心血管事件(如心肌梗塞复发、冠状动脉血管搭桥术、瓣膜闭锁不全等)首发后1 a间再入院率增加1.4倍,癌症死亡率提升3.59倍。也就是说,抑郁症状不仅提高了躯体疾病发生率,而且也左右着躯体疾病的预后。
在我国,中医学具有数千年的文化传承,对繁衍中华民族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是许多难治的慢性疾病或非躯体性疾病就诊最活跃的场所,也是心身疾病的高度集中环境,研究心身疾病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况且,情志(七情因素)致病也是中医学中主要的病因学说,情绪与疾病的相互影响在历代医家中都有较深刻的认识。而且在悠久的中医学形成过程中所提出的“奔豚病”、“惊悸症”、“百合病”等无不是急性焦虑或抑郁心境的典型描述。然而因的局限,古人不可能通过群体研究来证实经典方剂或经验方的普遍有效性,也不可能从神经分子水平来解释焦虑抑郁症的病理过程,因此也谈不上对焦虑抑郁症在生物学上的更有效治疗。但中医学在历史长河中所形成的医学心思想,迄今仍被现代心理学所认同[7]。当然,随着现代精神医学的快速,单纯的焦虑抑郁症只要通过恰当的诊断,有效的抗抑郁剂治疗可以说已能达到恢复社会功能,甚至病前状态水平。即使继发于躯体疾病的焦虑抑郁,如果通过合理的抗焦虑抑郁治疗也能有效地改善疾病预后。然而因抗抑郁剂所存在的“延迟起效效应”和用药早期所产生的或多或少不良反应,加之多数患者对精神医学所存在的“认知偏差”而加以抵触,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患者的药物有效治疗。因此,现代精神药理学研究中也仍在努力寻求某些既能有效治疗焦虑抑郁,但不良反应更小的植物提取剂[8,9]。因此中医科病房作为心身疾病的最佳治疗环境,应该如何融合这种既传统(中医学辨证思维),又全新(现代心身医学理论)的医学模式,改变现有的中医发展窘况,开拓广泛的心身医学市场,不能不说是我们中医师,特别是从事中西医结合临床的医师值得深思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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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宫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