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动乱时期中医学的发展状况
【摘要】 通过分析古代上战乱时期中医学的状态，发现战争不仅没有阻碍中医学的发展，反而促进了中医学的变革和创新。首先，战争造成的伤亡为解剖学和外伤提供了实践的场所和发展的机会；其次，战争造成温疫的流行，促进了外感热病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以及温病学派的产生；再次，战争使各种医学知识广泛交流融合，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可以说，战争催生了中医学的变革，促成了中医学理论和实践的突破。
【关键词】 战争；中医学；发展；社会动乱时期
安定繁荣的社会环境直接为包括中医学在内的许多学科的发生、发展、成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却是灾难、疾疫与死亡，许多有价值的书籍毁于战火。然而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不仅没有延缓中医学发展的进程，相反，中医学理论的几次创新都与历史上的战乱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这样说，战乱催生了中医学的变革，促成了中医学理论和实践的突破。
1 历史上战乱时期的中医学状况
中国古代历史上，曾有过六次绵延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社会动乱时期。
在这六次大动乱时期，除了唐末五代一次外，另外五次竟恰巧是中医学理论上有重大创新、突破的时期。中医学数千年来发展的历史经验，每一次较大的学术进步都是以当时社会的迫切需求为契机的。第一次社会动乱时期是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医的核心理论逐渐形成，中医理论的奠基之作《黄帝内经》问世。第二次是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此时期，中医的临床辨证体系逐步建立，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当数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第三次是宋金元时期，中医出现理论突破，形成四大学派。第四次是明末清初温病学派的崛起。第五次是清末中西汇通学派的崛起［1］。当社会处于急剧变化和动荡时期，中医学发展的特点表现为新理论产生，医学与其他学科交叉，医学争鸣局面出现。而太平盛世的中医学发展特点表现为以集大成为主，创造、创新的成果相对较少。
战争对中医学发展的影响大致有三个方面，其一，战争需要军队的参与，因此主观上和客观上都急需发展中医外科学、骨伤科学和公共卫生学。其二，战争改变了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导致疾病谱发生改变，因此医学必须发展而与之相适应。其三，战争带来了文化交流，思想领域的变化必然影响到医学的发展。
2 战争促进了中医外科学、骨伤学、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战争造成的伤亡为解剖学和外伤科学提供了实践场所和发展机会。
早在远古时代，先民们为了求得生存，必然要与毒蛇猛兽搏斗，再加上部落之间频繁的战争，中医外科学、骨伤学自然而然地发生了。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关于刀箭金疮处理的记载说明了战争直接促使了中医外科学、骨伤学的发展。中医解剖知识的获得来源之一就是对俘虏的宰杀［2］。秦汉三国时期，社会动荡，战争频繁，客观上为人体解剖及外科手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我国最早的以医学为目的的人体解剖，是在公元11年（西汉王莽新朝始建国三年）10月，朝廷捕获了翟义党徒王孙度，“莽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脏，以竹筵导其脉，知所终始，云以治病”［3］。
同时军队卫生组织的产生和建设则直接影响着中医外科学、骨伤学、公共卫生学的发生发展，战争使军医组织、战地救护技术等得到发展。
《后汉书·马援传》说“援在交趾（越南），常饵薏苡实，用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居延汉简》中有军医、医方、诊案、疾病的记载，有军用药函以及驻军疾病负伤统计簿、医护人员记勤簿。《汉书·李陵传》记载了当时救护的专门车辆。《后汉书·皇甫规传》记载了最早的野战。东汉时，设立了军队传染病院——庵庐。“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规亲入庵庐，巡视将士，三军咸悦。”（《后汉书·皇甫规传》）。
在明清的医学专著中，与战争有关的著作颇多。明代以刘基为名的专著有：如《刘伯温先生跌打损伤秘方》、《秘传刘伯温家藏接骨金疮禁方》、《金疮秘传禁方》、《跌打损伤方》和《（秘传）刘青田先生家藏禁方》，这些专著实属战伤外科，即兵家伤科范畴。从日本复印回来佚失已久的《急救军门秘方》，为明代吴文炳撰写的军阵伤科专著，是一本疗治战伤的备急手册，对金疮、箭镰、跌仆坠马、损骨伤筋、战伤感染等均有较大篇幅的介绍。明代著名医学家张景岳，曾以军功世授绍兴卫指挥，在其著作中，曾多处反映出兵家伤科的治法和经验。明代另一位医家陈文治，为塞外著名将军，他所撰写的《疡科选粹》和总督陕西三边军务的武之望编著的《济阳纲目》，以及明嘉靖年间仕至兵部尚书的张时彻所撰著的《急救良方》，再加上清代曾任总兵的郑芝龙所撰写的《金疮跌打接骨药性秘方》等也均属于兵家伤科的范畴。
3 战争改变了人类社会生态环境，改变了疾病谱，促进了外感热病理论及实践的发展
战争加速了地区之间人口的流动，为疾病的传播提供了途径。一些本来散在发生的疾病出现了爆发流行，还有一些传染病从国外流入国内，最为典型的是天花。天花大概是在公元一世纪我国汉代时，由战争俘虏传入我国的，所以也叫“虏疮”。我国最早记录天花症状的是晋朝葛洪的《肘后方》：“以建武中于南阳击虏所得，乃呼为虏疮。” ［4］
残酷的战乱加剧了温疫的发生与流行，所谓大兵之后必有大荒，大荒之后必有大疫。战争频繁，灾荒不断，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的冲击，饥饿和温疫接踵而至。从秦始皇统一中国至鸦片战争爆发的两千多年中，有记载的流行病至少发生过316次，曾出现过魏晋南北朝前期、宋金元时期、明末清初等三个流行高峰［5］。
汉末及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势，群雄割据，战争四起，民不聊生，加之当时自然灾害（诸如水涝、干旱等）的连续发生，造成了“千里无鸡鸣，白骨蔽原野”的凄惨局面。张仲景的家族也难免于这种灾难，他所经历的时代（150～219年）较大的流行病至少发生过12次。医学必须在新的现实面前，去寻找预防和治疗的新方法，原有的经验和理论接受着考验，新的经验、新的理论不断总结与形成，临床医学得到了发展。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张机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在伤寒杂病的临床及理论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伤寒杂病论》的问世为这一时期临床医学迈上新台阶的重要标志。
金元时期，战乱较多，人口密度又高，预防措施不力，导致当时汴京发生了两次大疫。李杲脾胃内伤学说形成动因即与“汴京大疫”密切相关。宋金元时期政治上长期动荡不安，流行病接连发生，导致医学创新，促成了中国医学的一次跃进，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医之门户分于金元”。
明末清初温病学派之诞生等无不与当时社会的医药需求有关。明末清初，连年战争，全国大疫流行，尤其江浙一带更甚，吴有性正处在这一重疫区，因而著成了《温疫论》。自十五世纪初至明亡的两百多年内，就发生过39次较大的温疫。崇祯十四年，开封一役，死亡数十万。四年后，京城鼠疫流行，死者逾二十万，以至“街坊闲人为之绝”。疫疡的流行，加速了病因学的研究，推动了温病学的，温病学派逐渐形成［6］。
4 战争打破了旧的思想格局，改变了文化隔绝的状态，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
宽松的环境是医药学术争鸣发展的根本保证。由于战争等原因，政府对学术方面的管束减少，客观上为学术争鸣提供了自由环境。长期处于严格的封建统治下，而战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打破了旧的思想格局，加之战争引发的文化侵略将外来文化和医学强行加入中医学领域，致使不同医学的融合成为可能。
从两晋、南北朝到唐宋，尤其《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简称局方）著成后由朝廷颁发，相当于国家药典，行医者非此方书不能用，使得拘泥保守成方看病的局面达到了顶峰，造成了“医不求理，病不求医”的弊病［7］。《局方》禁锢思想，限制创新，扼杀了创新的萌芽，成为医学发展的障碍。战争倾复了北宋王朝，也摧毁了和剂药局，改变了《局方》独霸医坛的局面，酝酿了有利于新理论、新思想生长的土壤。
战争导致各种医学知识的广泛交流融合，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在近代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医学处于重要的领先地位。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西方文化包括医学大规模传入中国并很快由沿海传播到内地。西医通过办、建学校、译医书等手段传播，改变了数千年单一的中医学独立存在的局面，出现了中医与西医并存的新格局［8］。
另外，战争造成一些人才流向医学领域。少数民族的入侵，打破了儒士们“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仕途被阻，只得退而为良医。本来可以入仕途的，被迫转向医学，或自愿隐居从医，以掩盖其政治上的反抗活动，客观上促进了医学人才的优化，提高了医疗队伍的整体水平，改善了医学人员的思维和知识结构，推动了医学事业发展。宋金元时期，少数民族的统治在政治上排斥汉族，许多儒士被迫或者主动由仕途转向医学，其中张元素、李杲、纪天锡、李庆嗣等都由于各种原因由仕转医［9］。明末清初的方以志、吕晚村、傅青主等也是由于各种原因自愿由仕途转向医学的人才［1］。医学人才的优化则促成了医学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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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伯英. 中国医学文化［M］. 第1版.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526-527.
［2］李牧. 新石器时代的外科手术［J］. 中华医史杂志，1986，16（1）：12.
［3］黄仑，王旭东. 医史与文明［M］. 第1版.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3：28.
［4］孟庆云. 玉浆换骨天花散——天花的流行及人类免疫的成功［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3，9（7）：78-81.
［5］梁俊. 中国古代医政特点及其对当今医政之启示［J］. 中华医史杂志，1994，24（1）：9-14.
［6］谭国俊. 明代医学发展的社会因素［J］. 湖南中医学院学报， 1994，14（3）：8-10.
［7］宜同飞. 中国医学学术流派［J］. 中医函授通讯，1998，17（4）：4-6.
［8］甄志亚，傅维康. 中国医学史［M］. 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84：114.
［9］周俊兵. 金代政治因素对中医药发展之影响［J］.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版），2004，5（3）：163-1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