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训练与行政管理
摘要：在北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夺取金牌总数第一；田径、三大球等高含金量项目的表现，尽量好一些；这样具有重大意义的目标，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为此，需要切实改善体育行政管理。
关键词：北京奥运会;体育行政管理;二元训练理论;一元训练理论
1
在北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夺取金牌总数第一；田径、三大球等高含金量项目的表现，尽量好一些；这个目标，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金牌不是评价奥运会的唯一因素，却无疑是主要因素之一；高含金量项目水平对评价体育强国更有重大意义。）历史上曾经百多年饱受屈辱（包括 “东亚病夫”的蔑称）而当前正在崛起中的中华民族，能够在奥运大平台上展示出这样的软实力，对于人民增厚平等和自尊感，以进一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增强与各国人民的友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这是百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体育为国立功，此其时矣！能不能做到，就在于能否理顺关系，团结和协调全国的有关力量。作为体育战士，就像研制两弹一星的科学家一样，这是当仁不让的历史责任，即使需要克服再大一点困难，花尽最后一点精力，也是心甘情愿的。在这样的形势下，能否做到、做好，关键就在于体育行政领导了。
2
现代体育运动发展百来年，运动成绩水平有了大幅度进步。促使成绩水平进步的主要原因有二：人力和物力的投入；训练方法的改进。
运动竞赛的胜负，基本上由投入和训练方法这两大因素决定之。“投入”的对立面，就是“投入不足”；如果不存在“投入不足”，就看谁的训练方法更先进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训练方法决定了运动成绩水平。刘翔的辉煌和中国田径大多数项目的沉闷，首先就在于，各自所采取的训练方法大不相同。在这里可以看到：训练方法的能动性和重要性。
几十年来，中国的体育运动水平有了巨大的提高。在体制上，中国主要靠国家行政，西方主要靠社会。在大量的低含金量项目上，中国夺得了国际优势；这主要靠“充分投入”，超越于西方的“投入不足”。在高含金量项目上，西方基本不存在“投入不足”的问题，中国在训练方法上的落后，就暴露出来了。高含金量项目成绩水平的差距，从根本上看，主要是训练方法的差距。新中国建立已近六十年，训练方法的差距，不能继续简单地归结于历史原因，而应该主要地归因于行政管理。
3
国际体坛与中国体坛，在行政管理上存在明显区别：国际体坛的训练工作，理论对于实践，虽然具有影响力，却并无行政约束力。中国体育行政所认定的训练理论，对于训练实践，却具有很大的行政约束力。
国际体坛与中国体坛训练理论的核心内涵：“运动成绩由体能＋（加）技术构成”，这是全面化的“二元理论”。“体能与技术是同一本质的不同侧面，两者不能彼此分离”，这是专项化的“一元理论”。不同理论决定了不同的训练方法、特别是训练大方法。
半个世纪以来，国际体坛与中国体坛领导层所认定的训练理论，基本上是一致的，这就是“二元训练理论”。同时，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开始，在中国民间，还逐渐孕育出系统形态的“一元训练理论”；而国际体坛则尚无。
由于行政管理方式上的不同：国际体坛的训练实践中，存在着进化运动（主要由于教练员对训练工作具有充分的自主权）。中国体坛的训练实践，则基本上不存在进化运动。
无数事实表明：国际体坛训练实践进化运动的发展走势，是从“二元训练理论”潜在地趋向于“一元训练理论”。而中国体育行政却仍然持“二元训练理论”。这就在相同理论认识的掩盖下，运行着相反的实践动向。不但如此，中国体育行政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对民间的“一元训练理论”萌芽，还进行了有规模、有声势的“大批判”；这就更加加大了对于训练进化运动的阻断力度，加深了与国际训练实践相反的发展动向。
上述差异，就使中国体坛的训练方法，对国际体坛处于“被迫尾随”的局面。这在高含金量项目上，尤其明显。时间的流逝导致积重难返，以至于不得不采取引进洋教练的办法。由于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认识，而引进的选择和实行也难免认识的影响（如期望被引进者“态度谦虚、便于领导”等等）；所以，这种引进，只能缓解、并不能扭转“被迫尾随”的局面。
4
来者不弱，弱者不来。对于奥运赛场来说，胜败可能就在毫厘之间。对于赛场上的中国选手，增强一点就可能获胜，坑害一点就可能落败。（对于小胜、大胜、惜败、惨败……等等结果差别，也存在着类似问题。）
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外体坛无数实践事例证明，“二元训练理论”可以坑害选手，“一元训练理论”可以增强选手。（刘翔的扬威全球，中国足球的屡战屡败，就是最鲜明的例证。）对于业外人士，不能苛求辨别这一点；对于体育岗位上的领导，若始终不能辨别这一点，将无以对历史交代。能不能辨别，对备战北京奥运会是现实的重大问题。
5
作为“一元训练理论”的原创者之一，几十年来，我从未停止过一次次向中国体育行政领导进行申述。因为，作为已被打入另类的“一元训练理论”，在体育行政未解除批判态度——在实践者存在害怕沾边的条件下，是不可能获得与“二元训练理论”平起平坐的学术竞争地位的。而人为制造着的这种学术壁垒，对中国体育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这些申述，绝大部分杳无回音。少数几次，有好心的领导答复我：交给“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去了。于是我们看到，在创新训练理论与训练实践者之间，横亘着不止一道闸门：体育行政、以及为行政决策服务的“有关部门”。
6
这个有关部门我以为是体育的学术庙堂。它能够促使训练方法进步吗？能够欢迎或至少是容忍新生的“一元训练理论”吗？让我们来看看历史和现实：
第一，在新中国体育史上，从朱建华、崔文华到刘翔……有哪一桩重大成功，是在中国体育学术庙堂的经典精神（“二元训练理论”）的指导下取得的？有哪一桩不是反映专项化征途上的里程碑——突破“框框”取得的？突破谁的“框框”？不就是“体育学术庙堂”自己的“框框”吗？
第二，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一元训练理论”在中国民间刚刚萌芽的时候，不就是由体育学术庙堂打头，才搞出来这次“大批判”，欲一举浇灭这个“星星之火”的吗？四十多年来，不断地打击压制“一元训练理论”的多少次申述努力的，不仍然是这个学术庙堂吗？
第三，由“二元”走向“一元”，虽然是国际体坛训练实践进化运动半世纪来的发展大趋势。但是，在国际体坛理论界，迄今尚无成形的“一元训练理论”呈现（主流理论仍然是“二元训练理论”）。在这样的学术形势下，中国体育学术庙堂，谁敢为了国家利益而不顾眼前得失，主持正义，揭竿而起，欢迎创新理论呢？更何况其背后，还存在着深刻的学术“范式”问题。
7
科学创新，必然激起是是非非。这是否能由原来的学术权威进行公正的判断呢？
库恩引用大科学家普朗克“悲伤的”话语说：“一个新的科学真理的胜利并不是靠使它的反对者信服和领悟，还不如说是因为它的反对者终于都死了，而熟悉这个新科学真理的新一代成长起来了。”（托马斯．库恩的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136页。）库恩在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艰巨研究中得出：具体的认识，是与认知思维的“范式”密切联系着的。沉陷在旧“范式”中的、过时的“科学家”，即使已经接触到了新鲜的事实，也不可能认同创新的科学真理。科学创新，首先要突破认知思维的旧有“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