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小额保险法律制度的完善

    2．小额保险合同法律制度
    与传统的商业保险合同相比，小额保险合同具有如下一些明显的特点：
    (1)合同主体的特殊性。小额保险合同主体的特殊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其投保人一方主要为赤贫阶层之外的城乡低收入群体，并且收入多不稳定；另一方面，其保险人一方具有多样性，不仅包括商业保险公司，也包括相互保险组织、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等。[9]从各国实践来看，商业保险公司和相互保险组织是小额保险的主要供给主体之一，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也不可忽视，而社区组织基于其本身成员规模的局限性，在小额保险提供上作用较为有限。
    (2)合同条款、投保与理赔手续的简单性。相对于传统商业保险合同复杂冗长的条款设计，小额保险合同的目标客户主要是低收入群体，该群体的受教育程度、风险意识、法律意识均普遍不高，故合同条款的设计必须浅显易懂。同时，小额保险在订立与履行上还具备投保手续简单、缴费形式灵活、理赔手续简便等特点。
    (3)保障范围与补偿的有限性。小额保险是一种保费少、保额低，针对低收入群体最迫切的疾病、死亡或残疾等特定风险的保险产品，其给付水平远低于传统商业保险，是一种纯粹的保障性保险产品，以保障被保险人的基本生活为准，不具有投资功能，具有保障范围和补偿程度的有限性。
    (4)公益性、政策性色彩浓厚。许多国家将小额保险视为一种扶贫手段和缓解、消除贫困的金融措施而大力推行，在小额保险合同订立中，政府多向投保人提供保费补贴或者给予小额保险的保险人以税收减免等优惠措施，小额保险合同的订立与履行因此而具有浓厚的公益性和政策性色彩。
    （三）小额保险监管法律制度
    作为一种新兴的商业保险，各国对小额保险的监管与对传统商业保险的监管存在较大差异，主要有三：第一，监管依据不同。在小额保险监管中，国家政策、保险监管部门的规章制度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尤其是对于刚开始推广小额保险的国家，普遍存在着国家立法的滞后或缺位现象，国家的政策或政府主管部门的规定往往成为小额保险监管的主要依据。第二，在监管对象、监管目的等方面存在不同。国家对传统商业保险进行监管的主要目的在于规范市场竞争行为，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保险产品和服务等，这从现代各国商业保险立法侧重于保护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利益、强化保险人义务和责任的共同发展趋势上可明显看出。小额保险因其目标客户主要是社会低收入群体，后者的抗风险能力更弱，更需要风险保障，也更容易受到保险人的不法侵害，故其利益较之一般商业保险的投保人更需要受到关注和保护。小额保险提供者也具有与一般商业保险不同的特点，这些都决定了小额保险在监管对象和目的上的特殊性。第三，具体监管手段与措施存在不同。小额保险主要是为解决社会低收入阶层的保障问题，因此具有一定的公益性和政策性，其监管具有更多的行政管制色彩，而传统保险监管中更多地寻求发挥市场的自律作用是一个全球趋势。
    三、中国小额保险法律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一）中国小额保险的立法现状与缺陷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约70％的人口在农村，解决农村低收入群体的保障问题一直是历届政府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小额保险面向低收入群体、保费低廉的特征使得其与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目标高度契合，一被引入，就得到了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2007年4月，中国保监会积极申请加入了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和国际贫困扶助协商组织（CGAP）共同设立的小额保险联合工作组。同年5月，中国保监会人身保险监管部启动了小额保险课题研究；2008年6月17日，保监会在前期调研和论证的基础上，推出了《农村小额人身保险试点方案》（保监发[2008]47号），在山西、河南等9省区进行试点。2009年4月27日，根据保监会《关于进一步扩大农村小额人身保险试点的通知》（保监发[2009159号），农村小额人身保险的试点范围扩大到19个省区，小额保险市场呈现出规模持续扩大、覆盖地域日益广泛、保险品种不断丰富的特点，上千万农民享受到农村小额人身保险的保障。但是，与社会经济发展及低收入人群的风险保障需求相比，我国小额保险的发展仍存在较大的差距。如小额保险的产品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明显错位，产品设计存在诸多缺陷，产品品种单一、无法满足低收入群体多样化的保险需求；保险公司在经营小额保险时营销渠道过于传统和单一；保险公司对于小额保险市场缺乏必要重视等。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除了小额保险在我国的发展时间较短、缺乏经验积累之外，立法的滞后与缺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具体而言，我国目前有关小额保险的法律规范，主要体现为上述中国保监会于2008、2009年相继发布的两个部门性文件，尤其是2008年的《农村小额人身保险试点方案》。该《方案》对发展农村小额人身保险的基本思路和原则、保险人资格申请与审核、试点产品及业务模式、鼓励支持政策、保险监管、试点步骤和时间、领导机构等内容均有初步规定。另外，中国《保险法》中有关投保人、保险人等的权利与义务的规定对于小额保险也基本适用。这些规定构成了中国目前有关小额保险的基本法律框架，并在推动小额保险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却存在立法层级过低、内容规定过于原则和笼统的明显不足。具体言之，中国《保险法》中对于小额保险并无直接的明确性规定，中国保监会发布的上述《方案》等仅仅是部门性文件，法律位阶较低，所规定内容的可操作性较差，小额保险发展中的许多内容仍缺乏直接的法律规范，如关于小额保险的定义、性质、适用范围、发展定位，小额保险提供者的组织形态与法律地位，小额保险的代理规则，小额保险的监管等，均缺少明确的法律界定。此一现状已对中国小额保险的健康发展构成了严重制约。因为具体法律规范的缺失，将会出现小额保险提供者的一些不规范行为以及保险监管的缺位，后者将直接导致低收入群体利益的受损，甚至可能危及中国小额保险市场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
    （二）中国小额保险法律制度的完善
    在中国，由于小额保险的发展尚处于起步和摸索阶段，“有关小额保险的服务对象、发展模式、发展定位等基础性问题还没有深入研究。缺乏对小额保险发展的系统性规划，另外对小额保险发展中的风险防范也缺乏足够的监管经验。因此，建立一个完善的小额保险监管框架成为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在推进小额保险发展中的首要工作”。[10]笔者认为，借鉴国际经验，中国小额保险法律制度的完善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应尽快出台有关小额保险的专门性法律规范。国际经验表明，及时的专门性立法对于小额保险市场的规范化发展是不可或缺的。如印度保险与发展管理委员会（IRDA）在2000年和2005年11月相继颁布了有关小额保险的监管条例，对小额保险进行积极的法律规范，使得该国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小额保险市场发展的典范。[11]相比之下，中国目前实施的《农村小额人身保险试点方案》作为一个部门性文件，其权威性远远不够，其所涵盖的低收入群体的范围也存在明显局限，如未能覆盖城市低收入群体等，故有必要借鉴印度等国的立法经验，尽快制定一部专门的规范中国城乡小额保险活动的法律或行政法规，以确保小额保险能在一个相对完整的法律框架下有效运行。其中，应对小额保险的定义、性质、产品类型、经营主体资格与法律地位、经营模式、代理制度、发展定位、监管原则等进行统一规范。在服务对象上，鉴于中国城市低收入群体数目庞大及其抗风险能力薄弱，将之纳入到小额保险的目标客户中非常必要；在产品类型上，应在继续推广小额人身保险产品的同时，适当增加小额财产保险产品的供给，以满足低收入群体的多样化需求。
    第二，应针对小额保险建立专门的风险预防与监管制度。如学者所述，“小额保险运行环境的复杂性、经营组织的分散性、农村低收入群体行为规范的差异性和抗风险能力低下、小额保险市场的不成熟性等，对小额保险的监管及风险控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2]小额保险具有不同于传统商业保险的诸多特征，其在监管上应满足双重要求：一方面，应遵循商业保险的一般性监管规则，以避免小额保险可能带来的系统风险、确保金融系统的稳定。另一方面，要针对小额保险的特点，制定一些相应的特殊规制措施。如在保险人组织形态上，可借鉴国际经验，适度允许保险公司之外的非政府组织、互助组织、社区组织等作为小额保险的提供者，实现小额保险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在小额保险产品管理上，应建立分类监管制度，如针对不同类产品建立独立的售后服务体系、风险跟踪与监控体系以及独立的再保险机制等。
    第三，应不断健全小额保险的配套性法律规定。国际经验表明，为小额保险的参与者提供各类优惠措施，如降低对小额保险提供者、代理人的市场准入门槛或资质要求，在税费方面给予倾斜，为保险人或投保人提供适当的政府补贴等，是促进小额保险市场快速发展的有效措施。中国现行《农村小额人身保险试点方案》中已有关于减免小额保险提供者的监管费、给予小额保险提供者较宽松预定利率等鼓励性措施，但这些措施有待于法律上的进一步确定和落实；同时，考虑到小额保险是一种微利型商业保险，有必要及时出台相关的税收优惠等措施，以有效确保商业保险公司提供小额保险产品行为的可持续性以及小额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
    第四，应逐步建立小额保险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利益的特别保护机制。现代各国保险法的一大发展趋势是不断强化对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利益的保护。小额保险目标客户的特殊性决定了法律上进一步强化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利益保护的必要性。保险监管部门应不断完善对小额保险目标客户利益的保护机制，如保险人的偿付能力机制、小额保险产品的信息公开机制、小额保险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保险教育机制、低成本的投诉与纠纷处理机制、小额保险行业的自律机制等。
 
 
 
注释:
  [1]ISSUES PAPER, Issues in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of Microinsurance, 2007， 6,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Supervisors andCGAP Working Group on Microinsurance, p. 10.
  [2]参见孙健、申曙光：《国外小额保险的理论及实践分析》，载《南方金融》2007年第7期。
  [3]参见陈华：《农户购买小额保险意愿影响因素研究》，载《保险研究》2009年第5期；渠涛主编：《农村小额人身保险》，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
  [4]2002年，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劳工组织在内的33个发展援助组织和机构，共同设立了为贫困人口服务的国际贫困扶助协商组织(CGAP) ；2006年2月，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与CGAP设立小额保险联合工作组，共同将发展小额保险作为推动低收入人群风险保障的一项重要工作。参见张宗军：《小额保险业务的国际比较与我国的发展》，载《金融发展研究》2009年第3期。
  [5]前引[4]，第28-29页。
  [6]参见前引[3]渠涛主编书，第25-26页。
  [7]参见陈文辉：《让小额保险泽披所有低收入群体》，载《上海保险报》2009年8月4日，资料来源: http://www. cs. com. cn/pl/02/200908/t20090804_2170753.html，访问时间：2009年11月1日。
  [8]如中国在启动农村小额人身保险试点工作之前，国内已有部分保险公司为解决农民购买力不足问题，主动将保单进行拆分销售，农民花费20 ～ 200元，即可拥有“半份保险”甚至“1/3、1/4、1/5份保险”。参见慕福明、侯广庆、张万艳：《山西农村小额保险调查报告》，载《保险研究》2008年第10期。
  [9]参见郭丽军：《论低收入人群的风险需求与小额保险供给模式选择》，载《财政研究》2009年第6期。
  [10]杜庆鑫：《小额保险及其监管创新》，载《中国金融》2009年第4期。
  [11]印度2000年的条例规定，农村保险公司须达到如下条件：财险公司，在其展业的第一年，农村业务保费必须达到其总保费的2%，第二年必须达到3%，第三年及以后年份达到5%；对寿险公司，第一年其农村业务新保单数量必须达到总保单数量的7%，第二年达到9%，第三年达到12%，第四年达到14%，第五年达到16%，在1～5年内，必须完成5000～25000份的保单数量。这种强制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农村小额保险市场的开拓与发展。其2005年的条例共18条，分别对参与小额保险经营的各方当事人、关系人及小额保险产品、小额保险代理机构给予明确界定，严格控制未注册机构经营小额保险业务，并对各类小额保险的最高保额作出规定等。参见林熙、林义：《印度农村小额保险发
  [12]前引[11]林熙、林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