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归责理论
为病人制造利益的医疗行为，在评价上也应该与运动领域相同。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医师为了保住病人性命而摘除器官或截肢，病人及其家属都会感激，鞠躬致敬，而不是怒火升起，要求医师给个交代，逼问手术的正当理由（找寻阻却违法事由）。
救护车、消防车、工程救护车、追逐嫌犯的警备车能够提供更高的社会利益，所以我们容许它们制造更大程度的危险。这类执行勤务的车辆，可以闯红灯、超速、逆向行车、危险蛇行、行使路肩等等。假如发生事故，除非有恶意或显然的重大疏忽，否则都不被归咎。
（六）礼俗与经济活动
宴席之上，常常因斗酒伤身或出了乱子，也可能闹出不胜唏嘘的悲剧。台北市的一位新郎，在喜宴上喝了一些酒，几小时后，脸色发黑，死于尚未卸妆的新娘怀抱，繁华瞬息落尽。[11]喜宴上劝酒的人，是否成立过失致死罪？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尽管客人知道新郎的酒量不好，但劝饮的行为合乎礼俗，是在可受容许的范围内，所以，新郎之死不可归责于贺客，只能归责于天命。
台北县平溪乡的元宵节惯例，是放天灯祈福。如果天灯掉地引发火灾，放天灯的人是否成立失火罪？答案还是否定。放天灯固然隐含危险，但既然是政府部门所鼓励的习俗，这个危险就在可受容许的范围内。凡是可受容许的危险，等于没有危险，结果的发生就不能归咎这个可受容许的危险。同理，台南县盐水镇的元宵节放炮，如果炸伤了游客，也都不被归责。这类为了驱邪、为了祈福、为了娱乐、为了观光、为了商业利益、为了驱赶人类不甘寂寞的心等等所进行的种种带有危险性的活动，既然都在礼俗上被容许，就必须接纳因此所可能引发的事故（已经不能说是意外了）。
许多经济活动带有一定程度的危险，例如卖汽油、卖火柴、卖刀械、卖棒棍、卖农药等等。依照经济交易的惯例，或对于消费者的合理信赖，这些危险都是受到容许的。如果有人买刀行凶，买农药下毒杀人，或买汽油纵火，除非有特殊情况发生，[12]否则店家都不可被归咎。这种经济交易的合理信赖，概念上与前述交通领域上的信赖原则几乎相同。
五、危险行为导致结果发生
（一）因果流程的常态
一个行为制造不受容许的危险，这个行为与结果的发生虽然有事实上的关联性，但还要再问，因果流程是否常态？
因果流程如果不是常态，而是反常，那么结果的发生即是偶然，是一种意外。意外而出现的结果，不能归责于行为。例如：车祸伤员住院，死于医院火灾，不可将死亡结果归咎车祸肇事者。肇事者只成立过失伤害罪，而非过失致死罪。再举例说明：道路施工不慎挖断119电话线，患者家属无法拨打求救电话，以致患者延误就医而死亡，死亡结果不能归咎挖断电话线的行为。姑且认为挖断119电话线是制造不被容许的危险，但稍有常识的人应该知道，将患者送医的方法有好几种（出租车是另一种方法），打求救电话只是其中一种。何况除了有线电话之外，手机如此地普及，也可以直接拨打119。总之，挖断电话线对患者不能求救而死亡的结果而言是一种意外。
行为如果明显升高危险，几乎可以肯定地回答，行为与结果的因果流程属于常态，行为人可以被归咎。酒后飚车，是明显的升高危险，车祸的发生几乎可以归责这个危险行为。护士知道患者有药物过敏的病史，既不进一步了解，也不征询医师，就对患者施打显影剂，以致患者过敏性休克而死亡，这是明显升高患者的生命危险，死亡结果应该归责于护士。
危险行为与结果之间，如果关联性很高，结果应归咎于危险行为。例如：意在杀人，推人落桥，此人不死于溺水，而是撞桥墩死亡，死亡结果应归咎于推人的危险行为，因为有桥即有桥墩，从桥上摔落，即使善泳者也很可能撞上桥墩而死。再例如：汽车出租业者，将轮胎沟纹已经磨平的汽车出租，租车人在雨天开车打滑，撞死路人，这死亡结果应该归咎汽车出租业者。理由很简单，轮胎沟纹磨平，意味着汽车的安全出现重大危机，因此而发生车祸的可能性很高，不是偶然。
升高风险的一个真实个案是：货车司机与骑脚踏车的醉汉之间未保持一公尺的安全间隔，以致骑单车的醉汉跌入货车后轮，被辗压而死。鉴定指出，即使保持安全间隔，醉汉也很可能跌入后轮。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BGHSt 11, 1)，货车司机不成立过失致死罪。判决大意是：如可以确定，遵守交通规则的行为不会发生事故，那么才可以判断，不遵守交通规则是发生事故的原因。换言之，在特殊个案上，即使遵守交通规则，也很可能发生事故，那么对于未遵守交通规则的行为，没有理由责备。
依风险升高原则，如果遵守规范有可能避免结果的发生，那么未遵守规范的行为，是升高了被害人的危险，因而可被归咎。在前述货车的案例中，尽管难以肯定保持安全间隔有用，但有可能因为注意安全间隔而让醉汉活命的机率增加。不遵守安全间隔的规定，已经跨越了法律所划定的危险极限，也就是升高了被害人的生命危险，所以死亡结果应归咎于升高风险的行为。
（二）规范的保护目的
危险行为即使与结果的发生有关，但是，假使这个结果不在规范的保护目的之内，依然不可归责危险的行为。德国教科书上常见的例子是脚踏车骑士案：两个脚踏车骑士夜行均未燃灯，前后而行，前行者与迎面而来的脚踏车骑士对撞。如果后行的骑士点灯，应该不会发生。这个后行的骑士，应否被归责？答案是不能被归责。要求脚踏车夜行必须燃灯，规范目的是为了避免骑士自己与他人对撞，而不是要求骑士去照亮别人，保护别人，避免别人发生事故。[13]所以，后行的骑士没有点灯，虽然制造不被容许的危险，但是基于规范目的不相关理由，不能将结果归责于不点灯的行为。
再如，喝酒开车虽有不被容许的危险，但也享有先行权，若有人违反交通规则（如闯红灯），而与酒驾者碰撞，这事故不应该归咎喝酒开车的人。禁止酒驾，是为了防止交通上的公共危险，而不是防止公共危险以外的状况。酒后开车而与闯红灯的人碰撞，并非禁止酒驾的规范目的。同理，无照驾驶是在制造不被容许的危险，但是，无照驾驶者如果与闯红灯的车辆互撞，不能归责于无照驾驶。这个互撞的事故，与无照驾驶的规范目的不相干。禁止无照驾驶，是为了排除交通上的不安。无照驾驶虽有潜在的交通危险，但闯红灯则是制造更明显、更具体的交通危险；碰撞的事故，应该归咎于破坏更具体规范的人。
六、因果流程在构成要件的效力范畴内
有些个案，行为人虽然制造了不被容许的危险，而且也引发了结果，但是，如果危险与结果间的关系，不在构成要件的效力范畴内，那么结果的发生，仍然不可归咎危险行为。这些情况包括：参与别人故意的危险行为、属于专业人员的负责范畴。
（一）参与他人故意的危险行为
参与他人可以自由负责的自我危险行为，如贩毒给人，使用者死亡，毒贩是否另外成立过失致死罪？又如：妓女患有性病，清楚告诉嫖客，嫖客坚决贪欢，感染性病死亡，妓女是否成立过失致死罪？
德国学说与实务大致认为，前述的毒贩与妓女，不成立过失致死罪。不成立的理由还存在学说上的争议。[14]依我看，当事人清楚知道可能的危险性，出于自由意愿，决定自己的危险行为，这种形同自杀的危险行为，不在刑法的规范目的内，已经逾越了过失致死罪的构成要件效力范畴。
如果乘客催促司机开快车，司机肇事致人死亡，事故应否归责于乘客？答曰：不可。乘客虽然唆使司机从事危险行为，而且在因果流程的常态下发生事故，但这个因果流程的实现，属于司机的掌控，而不属于乘客。司机知道超速的危险性，可以自主决定是否超速、要如何超速。危险结果的实现，完全由被催促的司机所掌控。过失致死的构成要件，在效力范畴上不及于这种案例。同理，为车主改装汽车或机车，加大马力，车主飙速死亡，同样不可归咎改装的危险行为。
（二）属于专业人员的负责范畴
危险行为实施后，负责处理危险结果的人若发生不幸，可否归责制造危险的人？例如：消防队员在救火行动中罹难，是否可以归责于纵火者？又例如：追逐嫌犯的警察不幸车祸丧生，嫌犯是否过失致死？纵火者与嫌犯对于不幸的结果都不必负责。理由如下：1．专业人员依其职责，有监督危险源并加以排除的责任；2．专业人员基于自由的意思决定，从事危险行业；3．危险行业被多付了钱（危险津贴）;4．制造危险的人（如不慎引起火灾），若顾及救难者的意外而可能被归咎，则宁愿以己力排除危险，容易形成更大的灾难，这将受非法秩序所期待。
从前述说明，不难回答这个案例：甲夜间驾驶大货车，后灯不亮，被巡逻警车拦下。为防追撞，警员在货车后方摆放闪光灯，开罚单后，要求甲前去修护厂将后灯修好。不料警员收起闪光灯，甲发动货车准备离开，被后方的汽车撞上，汽车司机死亡。死亡结果应归责于何人？
夜间行车，后灯不亮容易引起追撞，所以是一个危险。这个危险也引发了追撞，导致汽车司机死亡，但这起车祸不能归咎货车司机。[15]理由是：后灯不亮的危险被交警发现，并加以处理，交警就有了监控危险源的义务。且车祸发生时，交警尚在监控危险源的现场，对于此一危险所引发的结果，应归咎交警。交警受过训练，知道如何监控危险，才不致于演变成实害。交警理应将巡逻车停在违规车辆后方，并跟随在后，或适当地指挥交通，以避免追撞。案例中的交警没有如此处理，所以应该被归咎。
七、结语
无论过失犯或因果关系的判断，都可以运用客观归责理论或相当因果关系说而得到合理的解决。对于大多数的案例，运用这两种理论，所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样的。但是，也有很少部分的案例，答案会有不同。降低危险的案例最为显然。依照客观归责理论，降低危险是可受容许的危险，等于没有制造危险，结果的发生不能归责于可受容许的危险。以相当因果关系说处理降低危险的案例，对于行为人比较不公道。行为与结果之间，将被认为具有重要的关联性（如奋力推人是造成被害人受伤的关键原因），行为人只能在违法性的判断上找寻不受处罚的理由。
客观归责理论面临的批评之一，是因其“名为客观，其实主观”，似乎名实不符。客观归责理论是在客观的构成要件上解决因果关系，但是，这种客观的判断往往涉及行为人的主观认知或特殊认知。
举一个例子说明。如果有人买药回去自杀，死亡结果不能归责于卖药的人。卖药的人可以主张信赖原则，或主张业务上的中性行为而排除过失。可是，当特殊情况出现，药房老板有了特殊的认知，就必须提高警觉。例如：当一个妇人走进店里，神情哀凄，用绝望而且怪异的语气询问，什么农药最毒，喝下去最快死？老板就应该拒绝交易，否则就有过失。老板不能信赖这个妇人买最毒的药会正常使用，不能主张业务上的中性行为而排除过失。同理，在店门口遭到老公毒打的妇人，杀气腾腾走进五金行，要买一把锐利的钢刀，店员应当出售这一把刀吗？店员还可以信赖这把钢刀是要回家杀鸡用吗？行为人主观的认知，也成了客观归责的要素。显然，客观归责理论并不是纯粹的客观。
依照罗克辛的说法，在犯罪理论体系上，客观归责理论属于目的理性体系的一部分。目的理性体系本来就是新康德学派思想的充分表现，[16]要把价值判断充分运用在客观事物的评价上。所以，客观事物的主观化，无足为奇。
一阴一阳之谓道。概念上，客观属于“阳”，主观属于“阴”。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相济，方得治道。事物的本质即是阴阳相济，是动态的平衡。法律的本质亦复如是，正所谓“大道至简”。
【注释】
[1]并非所有结果犯都有因果判断的难题，如窃盗就没有。
[2]答案应该很清楚。如果被害人平日没有心脏疾病的问题，心肌梗塞是突发的，对于行为人而言，死亡就是一种意外，只能成立伤害罪，而不成立伤害致死罪。
[3]例如：陈兴良与周光权两位教授在《刑法学的现代展开》一书中（2006年），关于客观归责理论的学说史、基本内容、借鉴意义，已有详细的介绍与说明，很多大陆学者对客观归责理论的论述也相当深入，有些可能是以该理论为博士论文主题，这里不一一引注。
[4]这是发生在台北的真实事件，参见《中时电子报》2009年5月13日。
[5]应该如何判断相当因果，德国通说也是采取客观事后的判断。法官立于客观观察者的立场判断，此观察者拥有一般人的知识，而且也拥有行为人的特殊认知。举例说明，甲劝乙到交通混乱的市区散步，乙散步中被车撞死。甲劝乙散步，并非乙死亡的相当条件，因为普遍的、谨慎的观察者，都不会认为市区散步会有飞来横祸。可是，如果甲知道有人准备杀乙，也知道准备杀害的地点，却劝乙去那个地点散步，乙被杀，甲劝乙散步就是乙死亡的相当条件（成立帮助杀人罪）。理由是，甲在这个情况里，拥有行为人的特殊认知，知道此时劝乙去特殊地点散步，对乙的生命非常危险。
[6]这对故意犯而言是指行为并没有完全实现构成要件，所以只成立未遂。
[7]如果升高小孩的危险，造成小孩死亡，死亡结果可以归咎推人之举。不过，还要进人违法性与罪责的检验，因为涉及阻却违法或阻却责任的问题。这可依避难过当的法理，评价为欠缺罪责，不构成犯罪。
[8]依照相当普遍的说法，得病人同意的侵入性医疗，是伤害的构成要件该当，但阻却违法，理由是紧急避难、业务上的正当行为。至于告知后同意，依我看，表示医师已经善尽医疗伦理上的责任，足以支撑业务上正当行为的合理性。告知后同意，不是独立的阻却违法事由，而是业务上正当行为的重要内容。
[9]违反交通规则的人，能否主张信赖原则？德国不少实务判决认为不能主张。不过，这意见并不正确。有不少个案，违反交通规则的人对于车祸的发生无可归咎，例如：酗酒开车的人也有先行权，若有人闯红灯与之互撞，即使清醒之人也无法避免，车祸的发生只能归咎闯红灯者。参见Roxin, Strafrecht AT, Band I, 2006,§24, Rn. 24(S. 1071）
[10]台湾地区彰化大业大学“生物产业科技学系”系学会连续举办了几年的大胃王比赛，2008年10月24日发生意外。一名学生在比赛吃馒头时，噎住食道与气管，送医后不治而亡。医师表示，进食狼吞虎咽，容易造成呼吸道阻塞缺氧致命，也可能引发血压不稳、心脏与血管神经变化，引发脑部病变或突发心脏病猝死的风险。
[11]参见《台湾自由时报》2009年5月25日。
[12]例如：五金行门前发生激烈打斗，鼻青脸肿的某人冲进店里，要买一把利刃，老板不应该卖刀。
[13]前引[9]Roxin书，§ 11, Rn. 85(S. 391).
[14]认为不成立犯罪的理由，包括社会相当性、得被害人承诺。但通说并不认为生命的危险可以经由被害人的承诺予以合法化。参见Schroeder, LK-StGB, 1994,§16, Rn. 179 f.
[15]但是，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认为（BGHSt 4, 360)，货车司机成立过失致死罪。这判决遭到不少批评，参见Maurach＆Zipf,Strafrecht AT 1，7. Aufl.，1987, S. 253；前引[14]Schroeder书，§ 16, Rn. 24.
[16]前引[9]Roxin书，§7, Rn. 27 ff(S. 2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