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归责理论
关键词: 客观归责理论；相当因果关系说；累加的因果关系；条件说；反常的因果历程
内容提要: 因果关系的判断，是刑法学上的难题之一。大陆法系多以“相当因果关系说”作为因果关系的判断基础。德国自1970年代开始，出现“客观归责理论”，在学说与实务上渐渐受到重视。运用客观归责理论来处理因果关系，得到的结论与运用相当因果关系说相差无几，但是对于少部分的案例，处理结果可能不同。客观归责理论有三个思考层次：第一，以“是否制造法所不许的危险”为判断的起点，如果行为的危险性是受到容许的，即使有死伤的结果，这个结果一概与行为无关；第二，继续追问，危险行为是否与结果的发生有常态上的关联性；第三，针对很少部分的案例，还要再追问，危险行为所引致的结果，是否在“构成要件的效力范畴内”。
一、前言
因果关系的评价，是在思索行为与结果间的归咎关系。只有结果犯，才有因果关系的评价问题。[1]非结果犯包括：抽象危险犯、举动犯、纯正不作为犯、预备犯，它们本质上没有结果，所以无须评价因果关系。
某些结果犯，可能容易发生因果关系评价上的困难，尤其是杀人与过失致死。主要原因是：行为着手后，被害人死亡前，可能有种种条件介入，使得死亡结果究竟要归咎何种条件，在判断上变得棘手。例如：被害人遭追杀，亡命奔逃，跌落河里溺死；又例如：被害人遭杀伤，顽固拒医，感染病菌死亡。这两种死亡结果，能否归咎杀人者？如果可以，为杀人既遂；不可以，则为杀人未遂。
因果关系的评价，不仅涉及犯罪的既遂或未遂，也可能涉及是否成立过失犯或加重结果犯。例如：甲追打乙，乙因为急性心肌梗塞而死亡，甲成立伤害致死罪还是伤害罪？[2]
针对因果关系的评价，相当因果关系说以及客观归责理论都足供运用。本文将简要介绍客观归责理论的内容，对于相当因果关系说也略加说明，同时比较两者在处理因果关系上的差异。关于客观归责理论的形成背景以及学说上的反对意见，本文从略。大陆学者对于客观归责理论的研究，已有丰富的成果，[3]碍于篇幅，本文不作介绍与评述。
二、经验上的因果与评价上的因果
因果关系的判断应该分成两个层次。首先要弄清楚经验上的因果，也就是事实上的因果关联。其次是对于经验上的关联作归责上的评价。举例说，投手丢出一个触身球，使得打者受伤，经验上的关联很清楚，但是，这个受伤的结果能否归咎投手？这是归责的评价。再举例说，年轻的妈妈因为小婴儿整夜啼哭，无计可施，只好在奶瓶中加入烈酒喂食，婴儿急性酒精中毒死亡。[4]这个事件的经验关系很清楚，问题是，婴儿的死亡能否归责于妈妈？
对于因果关系作判断，以事实证明确为基础。如果事实状况不清楚，因果关系的判断即成为困难。以滚石案为例：两年轻人出于嬉戏，自山坡上各推下一巨石，有人被击中，惨死。鉴识发现，死者身上只有一巨石撞痕，但无法证实遭何人所推落的巨石击中。这是1988年瑞士联邦最高法院的一项判决事实。
对于事实状况有疑问的案例，应该依照“有疑问，应利于嫌犯in dubio pro reo”的原则来处理。前述滚石案，应该往两人有利的方向推敲，认定两个年轻人所推的巨石都没有击中被害人。不过，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并没有这么认定，而认为两个年轻人都成立过失致死罪。
学说所称的因果关系中断或超越的因果关系，事实关系很清楚，评价上也很容易。这是指，一条件在造成结果发生前，被后一条件中断，由后一条件独立地引发结果。例如：甲下毒杀乙，毒性尚未发作，丙枪杀乙。经验上，乙的死亡只与丙的枪击有关，与甲的下毒没有任何关联，所以甲成立杀人未遂罪；乙的死亡只能归责丙，丙成立杀人既遂罪。
有一种因果关系，学说称为累加的因果关系，例如：甲乙各以杀人之意，不约而同，先后在丙的饮食里下毒，两人所下的毒，本都剂量不足，但因缘凑巧却发生致命作用，丙因此死亡。这种因果关系，归责上略有困难。如果鉴识上可以确认，两人所下的毒剂量不足，那么被害人的死亡即是意外，丙的死亡不能归责甲乙两人，所以两人都是杀人未遂。一般人的评价也许相反，既然现实上发生死亡的结果，而且确实是下毒所引起的死亡，下毒的人怎能对于死亡结果不必负责？
救难因果历程的阻断，在经验的认识上并无疑问，归责上略有困难。例如：刺破救护车的轮胎，伤员因为延误送医而死亡；又例如：有人溺水，救生员将要下水，被打昏，溺水者死亡；再例如：心脏病患者的唯一药方被藏匿，无药可用，所以死亡。如果救护车未被破坏，伤员及时送医，很可能不死；如果救生员不被打昏，溺水者极可能获救；如果救命药方不被藏匿，患者极可能不死。阻碍救难，对于因果流程有自然法则上的支配作用。这种救难因果历程的阻断，阻扰行为是被害人死亡的关键性条件，所以阻扰者必须被归责（如果以杀人之意而阻扰，为杀人既遂；如果无意杀人，则为过失致死）。
反常的因果历程，或偏离常轨的因果历程，是因果历程的发展超乎行为人的认识，也违反因果流程的常态。这种因果流程，在经验的认识上并无疑问，比较困难的是归责问题。例如：甲杀乙，乙在送医途中，因为救护车发生事故而死亡。又例如：甲持刀追杀乙，乙受伤奔逃，跌落深沟死亡。这种因果历程，环环相扣，与因果关系中断不同。反常的因果历程，以偏离常态的程度，粗略分为重大偏离或非重大的偏离。救护车发生事故属于重大的偏离，等于意外，死亡结果不能归咎杀人行为。被追杀而跌落深沟死亡，不是重大偏离，并非意外，所以追杀行动应该被归咎，成立杀人既遂罪。
对于反常因果历程的评价，相当因果关系说提供了足资参照的思考原则。1889年，德国逻辑家兼医学家冯·克里斯（von Kries）在《可能性的概念及其对于刑法的意义》一文中首创相当因果关系的概念。大要是：一行为有普遍的倾向，会导致结果的发生，此行为才是刑法意义上的原因；由于偶然而引发结果的条件，不是刑法意义上的原因。简单说，如果行为与结果的关系，是一种意外，这种意外所出现的结果就不能归责于行为。以客观归责理论的用语，结果发生的相当条件，是指一个条件（行为）显著升高发生结果的可能性。
相当因果关系说是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学说与实务的通说。按照台湾地区“最高法院”的意见（76台上字192号判例），所谓的相当因果关系，“是指依经验法则，综合行为当时的一切情形，为客观的事后审查，认为在一般情形，有此环境、有此行为的同一条件，均可发生同一结果者，则该条件即为发生结果的相当条件。反之，若在一般情形，有此同一条件，而依客观审查，未必皆发生此结果者，则该条件与结果不相当，其行为与结果间即无相当因果关系”。[5]这个意见也用来限制加重结果犯的责任。
相当因果关系说与客观归责理论都属于归责理论。以下先简略说明客观归责理论，接着再比较详细地说明其理论内涵。
三、客观归责理论的主要内容
客观归责理论分成三个层次：行为是否制造不被容许的危险；危险行为是否在因果流程的常态上导致结果发生；因果流程是否在构成要件的效力范畴内。
第一层检验，行为是否制造不被容许的危险，主要说明，降低风险的行为，等于没有制造危险，因此不能将结果归咎于此行为。[6]此外也说明，容许危险的行为，并没有制造危险，所以不能将结果归咎于容许危险范围内的行为。对过失犯的意义是，只有逾越容许的危险范围，才有过失。
第二层检验，危险行为是否导致结果发生，过问三个重点：一是危险行为与结果的发生，是否为常态关系？二是行为如果升高了风险，是否应将结果归咎于这个行为？三是危险行为所引发的结果，是否在规范的保护目的内？
第三层检验，因果历程是否在构成要件的效力范畴内，大略说，处理两个问题：一是参与他人故意的危险行为是否应被归咎？二是属于专业人员的负责范畴，应该归咎何人的行为？
下文分别说明这三个判断层次。
四、行为制造不被容许的危险
行为是否制造不被容许的危险，是要过问何种行为所隐含的危险逾越法秩序的界线。如果行为的危险性是被容许的，那么，所引发的后果就不能归咎于这类行为。举例来说：电扶梯无论速度快慢，都有一定程度的危险，捷运站要运送大量的乘客，势必要使用电扶梯，如果因为乘客相互推挤，或乘客自己不小心而跌落电扶梯，以致于被夹住头发，造成撕裂伤，这个伤害结果不能归咎捷运公司。同理，警察依法追逐嫌犯或重大交通违规者，并没有制造不被容许的危险，被追逐的人如果不幸坠楼死亡，这个死亡结果不能归责警察。再举例说，如果有人餐餐吃麦当劳，以致于发生严重的心血管疾病，或其他健康的重大伤害，这种结局也不能归责于业者。
（一）降低危险等于没有制造危险
依照客观归责理论，降低危险的行为等于没有制造危险。所谓降低危险，主要是指对于既存的危险，在程度上修正为更轻微，或在方式上导致结果由另一种形态出现。
将既存的危险，修正为更轻微，等于没有制造不受容许的危险，例如：见义勇为的路人，发现小孩将要被公交车撞上，奋力一推，小孩因而头部跌伤。路人将小孩重大伤亡的危险化减为程度更轻的伤害，因此头部受伤的结果，不可归责于路人的奋力一推。[7]
对于既存的危险，在方式上让结果由另一种形态出现，例如：山区暴雨，因为山崩危险，交通警察指示车辆往回行驶，结果汽车在另一路上被落石击中，驾驶人死亡。交通警察对于既存的危险，以另一种形态而发生结果，这结果不可归责交通警察。
前述见义勇为的路人，把小孩的生命危险或重大伤害的危险降低为身体的轻微伤害，这行为是值得奖励的。所以，小孩受伤，不可归咎路人奋力一推。这个案例，依相当因果关系说，用力推人，有普遍的倾向会导致被推的人受伤，所以推人是伤害的行为（构成要件该当）。依相当因果关系说，这行为只能依紧急避难而正当化。但是，用降低危险的观念，则根本不认为那是伤害的行为。
否定行为的构成要件该当性，是认定行为人并未忽视构成要件的警示作用（Appellfunktion)。构成要件是犯罪的类型化描述，降低危险的行为，并不符合这种描述。认定一行为构成要件该当，再于违法性的检验上给予正面评价，等于承认这行为更近于法益的破坏，或至少认定这行为是社会所不乐见的。
见义勇为的路人，见到小孩即将被大车撞上，奋力一推，小孩只受了伤，但幸免不死，旁观者或家长会如何反应？应该是鼓掌致敬或满心感激，不会认为路人伤害了小孩，更不会怒目相向，要求路人给个交代（给个合法的理由）。这才是真实的人情世故，刑法的判断不能背离人情世故。
基于上述说明，针对降低危险的个案，相当因果关系说的说服力比较小。
（二）被害人同意或承诺
得被害人同意或承诺，也等于没有制造不被容许的危险。兹以患者同意手术为例。医师对于手术有关的一切重要信息向患者解说，尽到告知义务，患者签下手术同意书，这项同意的法律意义应该是，病人同意接受医疗后的结果。何以愿意接受医疗后的结果？因为病人知道，医疗的目的，是在防止病情恶化，把高度的生命危险，降低为身体上的危险。例如：糖尿病严重，必须截肢，否则有生命危险；医师的手术，是把生命的危险，降低为身体的危险。[8]
（三）各个生活领域的规范
各个生活领域，诸如交通、医疗、运动、食品制造、工业管理等等，都有各自的规范。尽管各生活领域中的许多行为都带有不同程度的危险，但是，只要危险范围不逾越规范，都受到允许。
任何交通行为都有相当程度的危险，但是，只要依照交通法规上所划定的危险界线，基本上都受到容许。信赖原则就是依此而形成。交通行为超越立法者所划下的界线，才可能被认定制造了不受容许的危险。超速、忽视先行权，都意味着制造他人的生命或身体的危险。
商品的制造也有一定程度的危险，例如蜜饯或方便面都含有色素、劣质油品、防腐剂，这类添加物对人体健康有害，但是，只要这类添加物不过量，符合商品制造规则，尽管有人长期使用而使身体健康受损，甚至罹患肝癌，生产商也不可被归咎。至于制作面条添加甲醛，使面条显得更洁白，则逾越规范，因为甲醛致癌的机率远远超出蜜饯所使用的色素。如果有人食用添加甲醛的面条而致癌，生产者应该被归咎（过失致死或过失重伤害）。
（四）信赖原则
信赖原则主要适用于交通领域上。简单地说，信赖原则是指依规定行车者，除有其他显然例外，得以信赖他人亦当如此而为。因此，有优先权的司机可得信赖，他人会尊重其先行权，所以无须在巷口刻意减缓速率。如果互撞，肇事结果完全归咎于忽视先行权的人。
20世纪30年代，德国帝国法院创造信赖原则，旨在呼应科技的发达，使顺畅的交通成为可能。以先行权为例，如果有干道先行权的人必须左右顾盼，在巷口犹豫，顺畅的交通即不可得。高速公路的情形更是如此，如果要保持随时可以紧急煞车的状态，高速公路就没有意义。信赖原则是容许风险概念的应用，合乎信赖原则的行为，并未制造不被容许的风险。[9]
我国台湾地区早期的司法实务并不接受信赖原则，随着车辆使用的频繁，实务见解逐步转变。大约20世纪70年代，实务接纳了信赖原则。台湾地区“最高法院”的判决中最先出现“信赖”的字语，应是1981年（70台上字6963)，这个判决如是说：“汽车驾驶人应可信赖参与交通行为之对方，亦将同时为必要之注意，相互为遵守交通秩序之适当行为，而无考虑对方将有偶发的违反交通规则之不正当行为之义务。”判例也明确地采用信赖原则，例如1984年（1995）台上字第5360号：“驾驶人遵守交通规则，并尽相当的注意义务，若因此而发生交通事故，方得主张信赖原则，免除过失责任。”又例如1993年（2004)台非上字第94号判例：“针对高压电线的设置，一般人应予以容认，而作适切的相应行为，不致高举导电物品行经电线下方，设置机关对此自有正当的信赖。被害人垂直持鱼竿行经高压电线下方，是自身的危险行为，不能令被告负过失责任。”
交通上的信赖原则，有其例外：发现有儿童、残障者、明显六神无主的人车、失去方向感的人车（如醉酒开车），不能主张信赖原则而与之冲撞。
信赖原则可以运用的生活领域，究竟有多广，意见还不一致。德国学说多认为，信赖原则可适用于分工合作的领域，尤其是医事行为（如手术小组）。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也是持肯定态度。因此，如果患者死亡是由于手术器具没有详细消毒，这死亡不能归咎执刀的医师，而应归咎负责消毒的护士。
（五）利益衡量
行为是否制造不受容许的危险，有一个抽象的判断原则，那就是，这个行为所提供社会利益的大小。凡是带给社会较大利益的行为，人们所容许的危险范围也就越大。运动员带给我们的，除了娱乐之外，还有社会凝聚力、纾解压力、振奋人心等等。所以，尽管许多运动比赛带有危险性，但社会都加以容许，没有人责怪运动比赛所发生的伤亡。
拳击手击倒对手，足球比赛铲球动作使对手的脚骨断裂，Fl方程式赛车发生擦撞有人因此丧命，我们不会说：这是不确定故意的伤害或杀人，但由于业务上正当行为而不违法。我们应该说：拳击手或赛车手并未制造不被容许的危险，竞赛场上的伤亡结果，不可归咎选手。拉拉队是运动比赛的前奏或间奏（有如歌剧的序曲或间奏曲），也有危险性，但因拉拉队表演而发生意外，拉拉队不因此成立伤害罪。例如：叠罗汉失误而摔人，或抛接动作失败，以致队友跌地而颈椎折断。
有些娱乐活动带有危险性，但基于娱乐大众的考虑，这类危险也受到容许。既然受社会容许，发生不幸的事故就不能责怪主办单位。例如：大胃王比赛，参赛者拼命地狼吞虎咽，结果不慎被噎住，呼吸道阻塞而缺氧丧命。[10]同理，吃西瓜比赛、喝啤酒比赛、吃粽子比赛，如果发生死亡或伤害的结局，都不可归咎主办单位。西班牙的斗牛节庆，如果游客被激怒的斗牛刺杀，同样不可归责主办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