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利斌之死:民间融资的出路在哪里?

　　长期以来，政府顾忌民间借贷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害怕它破话正常的金融秩序，而故意“雪藏”它，而一味的打压并没有收到好效果，相反的，缺乏阳光的操作方式更容易滋生不健康的扰乱金融秩序的因素，与其镇压，还不如积极引导它向有利于金融体系完善的方向发展，对于民间借贷，最好的方式是用法律手段为它验明正身，让“地下”交易转到地上，这样才能改变民间资本尴尬的现状。
　　非法金融活动猖獗让本来善意的民间借贷显得不那么干净，而民间借贷动辄几百上千的投资者，并且民间资本确实是民营企业发展必不可少的资金来源，就以江浙一带来说，民间借贷是很普遍的想象，法不责众，监管起来难度很大，有些借贷不合法，但是也是无害的，如果将这些借贷合法化了那么不仅可以提高筹资者的热情，让他们更加心无旁骛的去搞实业，而且还可以把那些恶意的非法集资孤立出来，实施重点打击，这样区别对待就容易治理多了。
　　在中国，民间借贷长期游离于正规金融之外,存在着交易隐蔽、监管缺位、法律地位不确定、风险不易监控,以及容易滋生非法融资、洗钱犯罪等问题。如果从商业银行贷款进入民间借贷，一旦抵押物价格出现大幅下滑，贷款者违约，必将引发商业银行信贷危机。金利斌吴英等人的悲剧结局就是民间借贷自身的缺点造成的，市场的缺陷是无法弥补的，没有规则的约束，或者规则不完善，那结果只会是让市场主体越陷越深，无法自拔。由金吴二人的悲剧可知，如果只靠市场行为，是不可能达到最佳效益的，必须要用法律来弥补道德风险。
　　四、如何让“非法”合法化
　　事实上，“非法集资”这个说法本身是不成立的，“非法集资”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合法集资”的道路行不通才造成的，而正常的融资渠道融不到钱是供需缺口太大造成的，以江浙为例，民间资本被认为是民营企业崛起的关键因素，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江浙发展初期的时候遍地开花的“个人信贷”“互助会”等筹资模式在今天看来都是“非法集资”，但是真是这样的“非法集资”，才造就了后来的“温州模式”，“浙江模式”，所以，如何让“非法”变合法？首先我们要在观念上转变。
　　用法律来漂白民间借贷的污点是一条可行的道路，例如《新36条》这样的法律条文的出台就对规范民间借贷市场起到了很好的效果，“非法”和“合法”在法律上一字之差，但意思天壤之别，把“非”转“合”，然后再加以改造优化，增加细节上的规定，明确罪与罚，划出红线，这样就有了保障，市场行为也不会再毫无理性了。
　　还应允许设立新的金融组织，特别是应允许设立新的真正的自愿性、互助合作性金融组织。譬如，抓住农信社改革的时机，撤并那些位处偏远、费用过高、存款达不到一定规模的农村信用社分支机构，并严格按照“谁出资、谁管理、谁受益、谁承担风险”的标准，推进制度创新，将其改组或者重新发育为采取登记备案、自律管理的新的民间金融组织如小额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社、信用协作会等。这样，就从体制上为民间资本“合法”进入金融业开辟出一条道路，给那些想合法经营的人一个正当的出口。
　　资本的本质是逐利性，民间闲置资本只有用来投资才能达到最大的效益，并且市场配置的效果永远是最好的，所以，民间资本理应进入流通，而资本流入最需要它的实体企业，绝对是最佳的配置，我们金融监管的重点不是限制民间资本的流通，而应该是鼓励资本流通。这些闲置资本完全可以拿去建一个小银行或者小金库，为需要融资的企业提供专项资金。
　　结束语：对于逐利性很强的民间资本，必须要正确的加以引导，既不能一棍子打死，也不能放任自流，只有加强监管，开拓创新，合理的利用好这笔财富，才能造福于民，才能使金融秩序更加规范，才能化解社会矛盾，才能减少金利斌事件这样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