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视角下的抚州经济发展研究

摘 要：本文以制度变迁理论为依据，分析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改革开放前由于产权模糊、"搭便车"行为和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导致了抚州经济增长缓慢。而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按劳分配制度和相对自由的就业制度推动了抚州经济的快速发展。最后文章对近年来抚州经济制度变迁中由于路径依赖所导致的障碍因素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方面进行了分析，并相应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抚州制度变迁制度落差制度供给
　　一、改革开放前经济发展的制度约束
　　首先，产权模糊丧失激励机制。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照搬苏联模式，片面强调公有制的作用，全民所有导致现实中的无人所有，最终制度供给的错位致使人们丧失劳动积极性；其次，平均主义导致“搭便车”行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后“大社”思想出现了不切实际的急躁行为，尤其是在大跃进中片面追求“一大二公”， 规模的盲目扩大使监督成本上升，从而给“搭便车”行为创造了利润空间，降低了生产效率；最后，资源配置制度的低效率导致了交易费用的增加。计划经济虽然避免了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和不确定性，并使人均收入分配趋于均等，但由于统得过宽、管得过死，不仅使人们丧失了积极主动精神，而且由于计划过程的滞后性和计划效用的边际递减造成交易费用显著增加。
　　二、改革开放后的制度激励
　　（一）产权制度的变迁使价格杠杆得以发挥资源配置作用
　　产权变革使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和作用不断上升。1981年《进一步做好城镇劳动就业工作》中指出，“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不可缺少的补充”，到1984年“坚持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的共同发展，是我们长期的方针，是社会主义前进的需要”。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释放了市场经济主体活力，为我国价格制度从双轨制到市场定价提供了可能，市场定价范围的不断扩大，使市场配置资源作用不断增强。总之，产权制度的变迁最终促成了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在提高市场效率的同时也使商品经济拥有了源动力。
　　（二）农业组织方式的改变释放了农业原有经济活力
　　上世纪80年代初，抚州地区在全国土地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原有的人民公社组织被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任务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所取代，这不仅保留了必要的统一经营，又将生产资料和生产权限下放给了农户。同时，在“缴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分配方式下，将责、权、利清晰化。这实质上打破了人民公社体制下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旧的农业耕作模式，实现了土地集体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确立了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以农户为单位的家庭承包经营的新型农业耕作模式。农户有了最大限度追求农产品剩余的动力机制，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三）按劳分配制度为经济发展提供激励机制
　　改革开放后，市场机制取代原有的分配方式，首先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突破肯定了按劳分配原则。十四大强调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多种分配方式为补充，其中包括合法的非劳动收入，此后为了配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十七大前后从允许和鼓励生产要素参与分配转变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并明确了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分配制度的变迁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它体现了我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打破了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中平均主义、忽视个体的分配格局，更好地调动了各方要素参与分配，且监督成本的降低较大程度上摆脱了机会主义行为，可以说，体制的变化使得生产中更大程度上发挥人的潜力，极大地促进了生产。
　　三、抚州当前经济发展的制度障碍
　　（一）制度供给落差导致竞争力下降
　　制度供给也就是制度的产生，它可以是逐步演化、也可以有意识的设计而成。如果制度供给是有意识地设计而成，那么，制度变化的前提是预期收益超过预期成本。改革开放是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当然江西省的制度变化也属于供给主导型。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是在一定的宪法秩序和行为的伦理道德范围下进行的，制度供给主体和非制度供给主体由于所处集团不同，其成本收益的预期值往往也不同，此时，作为制度供给主体在社会博弈中往往又处于优势地位，因此，制度变迁的过程是取决于制度供给主体的。所以，即使是进步性的制度变迁，局部性的收益也未必是均等的。
　　江西是一个农业大省，地理位置优越，整体上为欠发达地区。在中部崛起的背景下，江西做出重点建设昌九工业走廊的战略部署。从国家层面来看，东部经济发展使环境恶化、耕地减少，中部地区成为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因此，选取昌九工业走廊作为区域经济的增长极来推动中部地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是国家利益所在。同时，江西经济基础薄弱，经济发展的竞争压力较大，集中财力和物力发展基础较好的昌九可以提高我省竞争力。
　　抚州的中心区域与北侧的南昌的空间距离非常接近，同时南侧的赣州也是江西经济发展政策的倾斜区域，因此抚州经济发展中很难得到较为优惠政策和重大项目，再此基础上由于“回波效应”的存在使抚州在与外界的联系处于不利地位，相对其他区域抚州的人力、物力、财力都已较大速度流向昌九地区，从而使抚州经济发展相对较慢。
　　（二）非正式制度吸引生产要素能力低
　　诺思将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大类，前者包括政治法律制度、产权、各种合同制度等，后者是指那些对人的行为不成文的各种限制，主要包括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伦理道德规范、价值观念、习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变化缓慢，具有长期性；正式制度只有与非正式制度相结合才能对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因此，非正式制度是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如果说，制度落差这种正式制度是抚州经济发展的外在因素，非正式制度的相对缺失则是抚州经济滞后的重要内因。
　　首先，市场化程度较低，缺乏人才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由于地方政府的保守和财力限制，使抚州很难引进高素质的人才。其次，抚州素有“才子之乡”的美称，从古自今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名人，然而，自身可用人才相对较少。这一方面和发达地区的“回波效应”有关，另一方面，从自身文化来讲，临川文化是一种典型农耕文化，这培养了抚州人自强不息、奋发向上、依靠个人能力成就功名的优秀品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农耕文化所造就的个人主义又不适合整体区域经济的发展。最后，农耕文化培养了抚州人勤俭持家的优良美德，在劳动力流动频繁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抚州人的这一恋家本性显然阻碍了抚州的劳动力优势，使抚州部分劳动力放弃外出打工的高额利润而安于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