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上的转变—从劳动价值论的反对者向赞成者的转变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虽然没有系统地论证劳动价值论，也没有说明自己在劳动价值论的立场上有重大转变，但是，唯物史观的创立，以及运用唯物史观对价值问题所作的阐述，已经反映了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的反对者转向劳动价值论的赞成者。
    三、向劳动价值论的赞成者转变
    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的反对者转变为劳动价值论的赞成者，是建立在两个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上的:第一，唯物史观的创立是实现这一转变的哲学基础;第二，对当时主流经济学得失成败的科学认识，特别是对斯密和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劳动价值论中蕴藏的科学价值的深刻理解，是马克思实现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

    在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第一次公开阐述了自己对劳动价值论的基本立场。他完全站到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立场上，用李嘉图的理论来反对蒲鲁东的价值理论;他承认了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历史功绩，充分地利用并批判地吸收了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合理成分。唯物史观的创立，使马克思在世界观、方法论上赋予了李嘉图劳动价值论新的内涵，并在许多观点实现了对李嘉图的超越。但与李嘉图、蒲鲁东等不同的是，马克思研究劳动价值论是要证实价值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是要说明价值只有在竞争的作用中并通过竞争的作用才能实现，是要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所作的这些分析，在完成劳动价值论的科学革命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充分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劳动价值论，在批判蒲鲁东认为经济范畴是历来存在、永恒观念的基础上，阐明了经济范畴的客观性、历史性;在批判蒲鲁东形而上学臆造经济范畴体系的基础上，阐明了经济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矛盾，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即必须从生产关系的整体上研究生产关系，必须从生产关系整体的内部联系上研究经济范畴。唯物史观的运用和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确立，使马克思找到了与蒲鲁东的价值理论进行论战的科学方法，从而发展了劳动价值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关于“构成价值只不过是体现在产品中劳动时间所构成的价值”的论点，坚持了劳动决定价值的观点。蒲鲁东认为，交换价值起源于分工和交换，而分工和交换则是一个生产者向另一个生产者建议的产物。马克思对蒲鲁东这一不顾历史发展和交换价值起源的事实所作的纯粹主观唯心主义的解释作了尖锐的批判。马克思认为:“蒲鲁东先生并没有细究这些关系的始末，他只是给交换这一事实盖了历史的印记，把交换看作急欲确立这种交换的第三者可能提出的建议。但马克思没有进一步论述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蒲鲁东在论述价值的矛盾时，虽然正确地认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是相互排斥的，但他却不能理解二者矛盾的根源和性质，从而把使用价值等同于丰裕、交换价值等同于稀少。马克思也承认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是存在着矛盾的，但是他在肯定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对蒲鲁东的构成价值论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作了比较分析。马克思指出:“李嘉图给我们指出资产阶级生产的实际运动，即构成价值的运动。蒲鲁东先生却撇开这个实际运动不谈，而‘煞费苦心地’去发明按照所谓的新公式来建立世界的新方法。李嘉图把社会当做出发点，给我们指出这个社会怎样构成价值;蒲鲁东先生却把价值构成当做出发点，用它来构成一个新的世界。……在李嘉图看来，劳动时间确定价值这是交换价值的规律，而蒲鲁东先生却认为这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综合。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是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科学解释;而蒲鲁东先生的价值论是对李嘉图理论的乌托邦式的解释。李嘉图从一切经济关系中得出他的公式，并用来解释一切现象，……证明他公式的真实性;蒲鲁东先生只是完全凭任意的假设再度发现了李嘉图的这个公式，后来就不得不找出一些孤立的经济事实，加以歪曲和捏造，以便作为例证，作为实际应用的现成例子，作为实现他那新生观念的开端。
    第二，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关于“劳动时间先天决定交换价值”的论点，阐明了价值决定的社会性。在蒲鲁东看来，在商品价值的决定上，只要采用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衡量产品的相对价值，供求就必然会达到平衡。而马克思强调，只有在供求相互均衡的时候，任何产品的相对价值才恰好是由包含在产品中的劳动量来确定的。蒲鲁东为了使商品的价值按照劳动时间“构成的价值”来进行交换，建立供求之间的“比例性关系”，实际上是把关系弄颠倒了。在马克思看来，在经济现实中不存在像蒲鲁东说的“劳动时间先天决定交换价值”，因为商品的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总是社会的，是和供求相联系的。他指出:“供求的‘比例性关系’，也就是一种产品在生产总和中所占的比例，根本不决定于这种产品按照相等于生产费用的价格的出售。只有供求的变动告诉生产者，某种商品应当生产多少才可以在交换中至少收回生产费用。这种变动是经常的。所以资本也就不断出人于各个不同的工业部门。
    第三，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关于“商品应精确地按其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进行交换”的论点，阐释了决定商品价值的劳动的特性。马克思认为，如果商品的相对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需的劳动量来决定，结论就自然是:劳动的相对价值或工资也是由生产工资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来衡量，而生产劳动价值需要为了生产维持不断的劳动即供给工人活动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物品的劳动时间;劳动的自然价格无非就是工资的最低额。因此，马克思特别强调:“由劳动时间来衡量的相对价值注定是工人遭受现代奴役的公式，而不是蒲鲁东先生所希望的无产阶级求得解放的革命理论。
    第四，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对“劳动价值”和“劳动的价值产品”的混淆，阐明了二者的区别。蒲鲁东错误地用“劳动价值”来衡量商品的价值，认为任何人的劳动都可以购买这种劳动所包含的价值，并由此作出了按商品所包含的价值进行交换就可以消除资本主义弊端、实现永恒公平的结论。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的这一谬论，并指出:“用劳动价值来确定商品的相对价值是和经济事实相抵触的。这是在循环论证中打转，这是用本身还需要确定的相对价值来确定相对价值。”“蒲鲁东先生是把以下两种衡量的方法混为一谈了:一个是用生产某种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来衡量，另一种是用劳动价值来衡量。”马克思认为，“劳动价值”是无法来确定或衡量商品价值的，因为“劳动价值”说明的是生产劳动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用“劳动价值”来衡量商品的价值，也就是用价值来衡量商品的价值，这是循环论证，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所以马克思反复强调:“像任何其它的商品一样，劳动价值不能作为价值尺度”，“只要承认某种产品的效用，劳动就是它的价值源泉。劳动的价值尺度是时间，产品的相对价值由生产这种产品所需的劳动时间来确定。”可见，马克思已经认识到，劳动就是价值的源泉，任何产品的相对价值恰好由包含在产品中的劳动量来决定。
    以上的分析表明，在劳动价值论的基本主张上，马克思还是一个李嘉图主义者。但与此同时，在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论述中，实际已经包含了对李嘉图理论进行科学革命的根本因素。因此，在《哲学的贫困》中，可以说马克思已经实现了在劳动价值论上的转变即从劳动价值论的反对者向赞成者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