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和转型:后金融危机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

　　三是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和回归实业将挤压我国产品的市场空间，也增大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国际金融危机促使西方发达国家对过去那种“去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反思，出现了“再工业化”和重归实体经济的发展趋势。“再工业化”不是回归传统工业部门，而是通过政府扶持，实现传统产业在新技术基础上的复兴，并加快发展绿色能源、生物医药、新材料、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部门。我国既要增强在传统产业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又要在新兴产业领域争取市场空间，就必须改变依靠要素投入的产业发展模式，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提升劳动者素质，推动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提升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四是我国国际地位提升有利于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将面临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和责任的压力。随着我国占全球经济的份额、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升，特别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出手快、出拳重，率先实现经济复苏，积极参与推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主张建立更加平衡和相互制约的国际货币体系，通过加强区域和双边货币互换安排、试行贸易项下人民币结算，有效地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进程，为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增加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带来了历史性机遇。与此同时，国际社会要求我国承担有约束力的减排责任呼声增大。在实现反恐、防核扩散、控制流行性疫病和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援助等领域，也面临承担更多义务和责任的压力。
　　综上所述，未来一个时期，世界经济增速将有所放缓，国际经济环境将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与世界经济的互动关系将明显增强，推进新一轮经济调整和转型，不仅是应对国际环境变化、增强我国发展主动权的需要，也是作为一个快速成长的大国，促进全球经济平衡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要求。
　　
　　三、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其经济调整和转型面临的挑战
　　
　　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过去30年支撑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外部条件和内在因素，有的已经发生变化，有的正在或将要发生变化，对我国经济调整和转型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一)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l、一业化进入转型关键期。本世纪以来，我国第二产业和工业增加值增速持续高于经济增速，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持续提高。2001--2008年，第二产业和工业年均增速分别为11.3％和11.5％，分别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1.1和1.3个百分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分别提高2.7和2.59个百分点(表1)。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总体上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工业增速仍会快于经济增速，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或在“十二五”后期趋于稳定，但工业内部结构会发生新的变化，一方面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尚未完成，仍会拉动钢铁、建材、化工、汽车、机械、有色金属为代表的重化工业部门发展，但随着重化工业产能趋于饱和，规模扩张为主阶段会逐步结束，并将进入产业素质提升为主的阶段；另一方面，国际市场竞争和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制造服务化和服务知识化趋势增强，工业转型升级压力增大，核心是通过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部门，提升产业的附加值和整体素质，提升制造业的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含量，推动工业化向创新型、融合型、生态型的新型工业化模式转型。 
　　2、城乡结构调整进入关键期。2008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45.7％。今后一个时期虽然城镇化增速会趋于下降，但仍将保持每年提高O.8--1个百分点左右的增速，我国城镇化率将可能在2013--2015年超过50％，城市社会将逐步占据主导地位，这将为城乡结构转换创造十分有利的条件。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城镇化的主要任务，要由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转向进城农民工市民化。通过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带动城镇基础设施和住房建设的投资需求，以及城镇人口增加带来的消费需求，将成为扩大国内需求和带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由于大都市圈和城市群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生存空间，经济活动和生产要素向大都市圈和城市群集聚趋势将更加明显。与此同时，城镇化快速发展地区的土地、交通和生态环境矛盾将更加突出，协调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服务的差距难度也将加大。
　　3、体制改革进入战略突破期。在充分肯定改革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的基础上，要看到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形成，支撑这一体制的重要支柱，包括现代产权制度、收人分配制度、市场信用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还比较薄弱，有些深层次问题，如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和职能转变问题还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涉及深层次矛盾和关键领域的改革进展还比较缓慢。今后一个时期，需要由过去渐进的、先易后难的、局部的或增量的改革转向战略性突破阶段，重点突破制约经济战略性转型的关键环节。改革还将从经济领域向政治、文化、社会领域拓展，这不仅需要自上而下地有力推进，还需要社会主体广泛参与。从这个意义上讲，体制改革将进入战略性突破阶段。
　　4、与世界经济互动关系明显增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深度调整，将引发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发达国家是这次金融危机的“震中”，摆脱危机需要较长的时间。我国经济总体态势较好，可以利用这次机会提高我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逐步确立我国的世界大国地位。这次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受到严重打击，在稳定国际金融市场方面，国际社会要求我国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对提高我国在重构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契机，也为推进我国金融改革开放、推进更高水平的开放提供了战略机遇。我国立足扩大内需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未来将继续向内需和外需更加平衡的方向转型，在继续鼓励出口的同时将更加重视扩大进口，在继续“引进来”的同时将更加重视“走出去”，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将明显增大，与世界经济的互动关系将明显增强。
　　(二)经济调整和转型面临的重大挑战
　　在保持过去30年持续较快发展后，我国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难度在增加，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要求更加紧迫，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矛盾和制约因素在积聚，面临的挑战将更加严峻复杂。
　　1、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压力加大。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基本特点，就是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主要依靠低成本生产要素的高强度投入。这种增长模式加剧了我国经济的内外失衡，导致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国际收支盈余过大。未来一个时期，全球经济减速和外部需求萎缩，将使出口增速难以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而国内市场短期内很难形成替代出口的空间；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原先支撑经济较快增长的劳动力、资源和土地等低成本优势开始减弱。我国劳动力供需总量平衡和年龄结构正在和将要发生明显变化，人均占有资源量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如果我们仍然停留于传统比较优势，主要依靠低成本劳动力换取微薄利润，依靠大量消耗不可再生资源来实现经济高增长的局面将难以为继。
　　2、经济结构调整难度明显增大。近年来，在市场需求驱动和政府推动的双重作用下，我国产业规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扩张，供给能力远远超过国内市场需求，新增产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扩大国际市场占有份额进行释放。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深度调整表明，外部需求在短期内难以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需求结构调整的压力明显增大。需求结构调整的背后是国民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直接影响到政府、企业和居民的利益关系调整，还涉及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垄断行业体制和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系统性、综合性要求更高，不仅调整的阻力比以往要明显加大，调整的难度也远远大于供给结构调整。
　　3、资源环境的硬约束更趋强化。随着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大、城市人口持续增加、居民生活方式改变，特别是重化工业部门的加快发展，近年来能源、资源消耗迅猛增长，供需缺口越来越大，对国外资源的依存度不断攀高。作为一个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的发展中大国，我国能源、资源消耗较快增长将是一个长期趋势，即使采取节能措施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今后一个时期能源、资源消耗的增量也可能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由此产生的废弃物排放和可持续发展的压力也可能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今后一个时期，国际社会要求我国承担有约束力的减排责任压力增大，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的能源资源和环境硬约束将更趋强化。
　　4、人口结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我国作为人口大国，不仅现有就业总人数超过7亿人，而且农村还有1.6亿剩余劳动力。过去30年我国得益于“无限供给”的低成本劳动力资源，避免了劳动力价格迅速上升而使高速增长中断。未来一个时期，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将发生明显变化，老龄人口比重将迅速上升。2008年，我国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比重已经超过1.1亿人，占人口的比重达到8-3％，人口抚养比达到37.36％。据联合国关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估算，2015年我国的人口抚养比将比2010年提高1个百分点，其中少儿抚养比下降1个百分点，老年抚养比上升2个百分点。以后，少儿人口比例将保持稳定，老龄人口比例将单边上升，人口抚养比随后者上升。这就意味着，国民收入中用于老龄人口的支出将明显上升。我国学者研究表明，从2013年开始，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就不再提高，今后20-30年期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将逐渐减慢，不仅低于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北美发达国家。“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工资水平上升的压力加大。人口结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意味着消费性支出将持续增加，储蓄率将相应下降，资金供求关系发生变化。

　　综上所述，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经济挑战和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经济增长模式面临巨大的转型压力，经济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攻坚相互交织，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更趋突出。同时，我们又应该看到，经济调整和转型孕育着新的发展机遇，只要我们正确判断和把握矛盾，充分利用经济调整和转型所形成的增长空间，把经济发展的巨大潜能释放出来，最大程度地化解各种矛盾和不利因素，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可能带来的风险，就能保持我国经济较快发展的势头，为更长期、更健康、更可持续的发展创造条件。